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代”的疑惑
——互相注视的四代人与第四代人
本报记者 李泓冰
长辈们该略停一下匆匆的脚步，听听身后那些拚命叫喊的孩子们究竟在喊什么？
而孩子们似乎也该略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即将喊什么，更重要的是做什么。
——题记
他们怎么了？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准”大人，他们在向社会要求些什么？
古老的长江和黄河孕育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无数个２０岁在这片广袤的空间里绽放，继而一层层沉重地飘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走来的这批跨越２０岁门坎的年轻人，却似乎在执拗而又不恭地要把他们２０岁的印记深深地戳进我们古国的血脉中去，要让历史永久地记住他们。
他们有的在大学校园内外，搅起过不免添乱的学潮，继而又缄默无语地当起了“托派”（考托福出国）和“麻派”（打麻将牌）；有的在街头摆摊叫卖，似乎一转眼的功夫便可捧回一大堆令爹妈与邻里目瞪口呆的钞票；有的彻夜等候在外国使馆门口的长龙中，希望得到那一纸梦寐以求的签证；有的不安于几辈子生长耕作于斯的土地，闯入都市打零工当保姆……
长辈们瞠目望着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准大人，看着他们案头上的书一日三变：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金庸、古龙、琼瑶、李敖……看着他们果断地把迪斯科淘汰给老年人，又玩起了更让人心跳的霹雳舞……
北京一位行将退休的行政干部气愤地评价道：“他们一天到晚唱什么妹妹你大胆地走，什么冬天穿棉袄、夏天戴草帽，那也叫歌儿？！真不明白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唯一的抗议方式是在每晚的新闻联播之后关闭电视、关闭他的小儿子欣赏的有关“一无所有”的呼号。
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的奶奶和孙子发生了争执。她坚持要吃掉已经有馊味儿的泡饭，浪费是罪过的。而读高中的孙子则指出，损害肠胃是对健康的浪费。奶奶赢了，她一边吃一边慨叹：年轻人越来越不知节俭！
许多父母抱怨，新闻媒介不知轻重地对孩子们自主精神的肯定，已经起了某种挑拨两代人关系的副作用。中学生则愈来愈习惯于用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他们的爸爸妈妈。
这是怎么了？！
斯大林曾经自豪地宣称：“我们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者之间没有隔阂……”那么，代沟，或曰代差，已使我们这个社会疲软无力了吗？
一个“第四代人”写了一本《第四代人》，引发了四代人呶呶不休的争论
几年前“代沟”话题热闹时，还在中学校园里溜溜跶跶的一个叫张永杰的小伙子，如今以十足的认真和十足的淘气为他的同龄人以及他的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分别勾勒了形象。于是新华书店的柜台和许多书摊上有了那本深黄色封面上涌出半轮黑太阳以及一个小小的太极图的《第四代人》。
他参照中国革命史上的三个阶段将国人作了“代”的划分：
第一代人：经历了本世纪初、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一系列革命风暴的老前辈们；
第二代人：建国后１７年成长起来的中年人；
第三代人：“文革”中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然后是众说纷纭的第四代人：１９８０年之后从中学直接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及散布于城乡的同龄人。
正在含饴弄孙的爷爷们在老花镜下读到这本书应该不至于太生气。他们被描绘成“一代英豪”，奠造了时代和社会的基石，一只手铸成错误，一只手把国家从错误中拖将出来，具有“伟大的性格”与“坚定的信仰”。而今天社会的砥柱中流、大孩子的爸爸们则肯定会为了“灰色的第二代人”的判语而恼火。他们被认为有强烈的禁忌意识、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谨慎小心，疲惫不堪。“第三代人”则哭笑不得地发现自己在这本书里成了一脚插进历史、一脚迈向未来的“边缘人”，“会老练到让人在察觉不到时上当的”。随后是“自我崇拜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超前的一代”、“着急的一代”——第四代人。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搅动了一度沉寂的关于代际关系的话题。
隔着纵横交错的沟壑，“四代人”在互相打量着、比较着，腹中都有一团迷雾
如果借用一下张永杰关于“代”的划分来看看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更容易与“第四代人”沟通的反而是一些“第一代人”。是历史给这两代人的青春投下相似的背影，还是一种爷爷对小孙孙的宽容？反正白发苍苍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朱维之教授这样说：“说现在的学生不读书了，不一定对。我们年轻时也有人骂我们不读书，其实我们是把古书扔进粪坑里，要读新书。现在的学生还是要读好书的。”
车铭洲，一位政治学学者则郑重地为“第二代人”辩护：“我们决不灰色。慎重并不是坏事，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有些人对时代的变迁暂时不理解也可以原谅。我们一向把祖国、人民和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愧于时代和社会。这种进取心和责任感恰恰是现在的青年所缺乏的。在这个过渡时期，有些年轻人实际上不理解也不适应时代要求，有点像６０年代的西方青年。应该懂得，自我设计、自我创造时也应时时想到祖国和人民。”另一位中年学者谈及“灰色”的评价时则激愤得多：“既然灰色到这地步，我们也不该再活着了。”然而北京某出版社的一位中年编辑却意外地抨击起自己的同代人来：“‘第二代人’比张永杰那本书上讲的还要糟。”
“第二代人”与“第四代人”的冲突在今天中国的代际关系中是最激烈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环。焦点往往集中于爸爸们痛心地感到儿女们丧失了最可宝贵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居然喊得出“６０分万岁”之类愚蠢的口号。而儿女们却不依不饶地非要换个活法。
南开大学中文系８５级一位本科生认为：“我们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种历程，而不是目标：我曾经生活过，这就足够了。或许这便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使命感的丧失。我们吃了、玩了，疯狂地冲着窗外吼一嗓子‘我是一匹孤独的狼’，这都是一种经历。我们不去想它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经历本身便具有价值。”
他的一位同学也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所谓商品流通还不就是权力流通？让我们向长辈学什么？”
耐人寻味的是已经逐步完成社会化过程的“第三代人”。一位老先生满意地这样评论他的忘年交：“早先一肚子的愤世疾俗，写了厚厚一大本朦胧诗，还小有名气呢。这会儿孩子都五六岁了，人变得深沉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毛糙了。”所以老先生对“第四代人”也抱有不必大惊小怪的宽容：长大了就好了！
而这位壮实的汉子可以说是“第三代人”的一个典型。他下过乡、当过兵，也出过国，如今他一面关注被霍梅尼判了死刑的拉什迪的命运，一面为３５岁才迎接到的姗姗来迟的儿子换尿布。他说：“我同父亲水火不相容的顶牛阶段已经过去，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彼此都收回一点锋芒，是两个男人在平等对话。我也不同他较真儿。”
的确，曾经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和知青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抚平了与长辈们的深深裂痕。他们之间的冲突转入深层，长辈们早已开始重视他们的力量。于是，面对面的争吵已被彬彬有礼的“对话”所取代。至于对更年轻、更冒失、几乎没有任何苦难经历的弟弟和妹妹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则有理由流露出轻视来。“他们且得候候呢，还轮不到他们！”这位戴眼镜的、正在某机关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三代人”作如是说。
麻烦的是弟妹们不肯“候候”，他们已迫不及待。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了“代沟”，这个社会不是嫌太寂寞了吗？或者进步正在剧烈的冲突中酝酿着
很多人，甚至张永杰的同龄人都不同意他对“代”的划分。前面那位不再跟老父亲顶牛的新父亲便认为人以群分，非以代分，不同年龄的人往往因思想上的契合而找到共同语言，而同代人之间无话可说的遭遇也多到令人齿冷。
更有人认为，清醒的代意识要到先进的现代社会才会涌现，中国尚未进化到那一步。“传统社会没有青年”！这是一篇关于“朦胧诗”的报告文学的开首第一句话。作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有那么明晰的代际划分，更不该切断历史、横空冒出个第一代人来。新一代的崛起仅仅是十年来的事情。
不管怎样，比之七八年前“代沟”讨论时得出用理解和关怀来弥合裂痕的结论，目前对代际关系的关注总算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马克思的传记作者艾赛亚·伯林的话是不是能够消除一些对所谓“代沟”的忧虑：“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
所以，一味急于填平代沟的奢望或许并不十分明智。正像朱维之教授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然而，新的一代能否超越老一代人也并不仅仅由年龄和激烈的情绪所决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克立教授呼吁全社会关心跨世纪的当代青年，关注其“精神状态和文化心理”，应该说是颇有识见的。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江苏几位市教育局局长各抒己见
制止弃学现象要克服短期行为
本报记者 龚永泉
在江苏省教委普教局的帮助下，记者同几位市教育局长进行了座谈，请他们谈了对“新的读书无用论”的看法。
两次“读书无用论”有区别又有联系
周汝林（徐州市教育局局长）：我觉得“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提法不那么妥贴，十几年前的“读书无用论”是极左路线的产物，“知识越多越反动”；而这一次是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受教育者本人或家长认为读书无用，有用或无用的尺度，又是以赚钱多少来度量的，因为读书人赚钱少，学生便厌学、弃学。
造成中小学学生厌学弃学，除了价值观念失衡外，作为教育部门也有一定责任，一是学生负担过重，小学生的书包有４公斤重，各种各样的参考书，五花八门，使小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二是教师质量有所下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出现了扭曲，淡化了为人师表的神圣使命感，教育方法简单化，歧视差生，致使差生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一蹶不振，最后干脆弃学了事。
李炎（南通市教育局局长）：这１０年我们造就了许多作家、艺术家，也开始造就企业家，但谁能说得出造就了多少教育家？
过去是穷得读不起书，而现在一些地方是富了不愿读书。我市有个产值亿元乡，偏偏他那里中小学生弃学现象严重。当地主要从事刺绣加工，小小年纪眼尖手快，正好派上用场。一位流失生的家长直率地对前来动员学生上学的教师说：“先生，你就别动员了，你一个月的工资，我孩子一个星期就赚回来了”。细究起来，“新的读书无用论”同前一次还有渊源关系：现在中小学生的家长差不多都是那时的受害者，溺爱孩子也影响了他们对子女的正确教育。一个小学生的家长从事个体经营，这个小学生大把大把从家里偷钞票，还向小伙伴介绍经验。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口，时有各种小汽车送学生上学，有时还有救护车和警车，撇开损公肥私不说，仅从教育角度看，如此娇惯孩子对孩子成才也是不利的。
国家要调整政策，个人要提高认识
郑万锺（扬州市教育局局长）：农村学生弃学往往不是在暑假而是在寒假，为什么？起初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才知道是这些学生一些外出挣钱的亲戚、邻居回来过年了，带回来的又是钞票又是新鲜玩意，再加上眉飞色舞一渲染，不少人就跟着闯荡去了。弃学情形存在“四少四多”：小学少，中学多；城市少，农村多；男生少，女生多；家长文化程度高的少，文化程度低的多。古人尚知“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经”，今人有的反而不如古人。现在都说企业承包诱发了短期化行为，其实，目前相当多家庭和个人也或多或少有些短期化行为，对九年义务教育可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新的读书无用论”就是一个集中反映。
王伯杏（盐城市教育局局长）：读书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不读书就是一个无知的人，生活在世界上，腰缠万贯而胸无点墨，精神必然是空虚的。看了一部好电影，读了一部好小说，也不能理解其真谛，岂不悲哀！但为什么会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这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的“脑体倒挂”引起的。
如何扭转目前的态势，我想了两句话：国家要调整政策，优劳多得；个人要提高认识，放眼未来。
教育方针亟待明确
陈天中（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现在都是笼统地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如果顶真地问一下，现行党的教育方针如何表述？恐怕会有好几个“版本”，而且都有来头，这怎么能不使中小学教育出现混乱？！
郑万锺：别看有的教师感叹“大学生赚小钱，小学生赚大钱”，其实发牢骚归发牢骚，实际工作还是不含糊的。我当过多年教师，依我看，当教师起码有三点好处：一是生活安定有规律，二是有个寒暑假，三是当班主任，不要说把心掏给学生，只要尽了责任，日后总会有一批学生不时去看望你，问候你。现在逢年过节，到我家看我的，还是当年教过的学生，这种感情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振兴经济依靠教育，振兴教育依靠教师。五、六十年代报考师范的，有不少是智力较高、仅仅因出身原因被限制，难以报考其它专业。从这层意义上说，应感激极“左”路线。眼下的情况却有点令人担忧，据南京师范大学介绍，刚入学时新生愿当教师的只有１／３，学了４年，毕业前愿当教师的则成了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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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调查
空前活跃的农民研究会
本报记者 王友恭
勃然兴发
在我国的“玉米带”黑龙江松嫩平原上，种玉米是农家的拿手戏。然而，囿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在具有种植玉米的天然优势和悠久历史的肇东市，直到７０年代玉米亩产仍然徘徊在２００公斤左右。青年农民秦玉海在县、乡科协和科技人员的帮助下，率先采用新技术、新品种，在自家承包的１６亩地上破天荒地使玉米亩产达到９００公斤。１９８４年，秦玉海联合一批种植大户成立了玉米研究会。通过不懈的努力，秦玉海的玉米在全省高产竞赛中创造３连冠的好成绩，成了全国百名致富能手之一，会员们的玉米也平均达到亩产５５０公斤。在他们的带动下，该市先后建立起３０多个玉米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帮助全市７万多玉米种植户年增收千元以上。当地政府也据此调整了种植布局，保证优先发展玉米。１９８７年全市交售玉米达４亿多公斤，比１９８５年翻了一番。
据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的调查，自从１９８０年我国第一个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在四川温江地区诞生以来，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现。如今，除西藏和台湾未作统计外，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已有９万多个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囊括了种植、养殖、畜牧、水产、加工、特产等１４０多个专业。
活力所在
我国广大农村新崛起的这支农民技术新军有许多不同于一般科技队伍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多是研究会的创立者、发起者。他们多是致富能手、能工巧匠、专业大户或科技示范户。
这类研究会不向国家要一个编制、一分钱，却能办成城里的大科研机构要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能办得好的事情。它是全凭农民自愿组合起来的，具有灵活的机制和很强的活力。能给会员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是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之所在。
这些研究所下通千家万户，上联大专院校、科技部门，是现代科学技术输往农村的“二传手”。河北省河间县农民在１９８４年我国棉花生产处于低潮时成立了国欣棉花研究会，与北京农业大学、河北省农科院、中国棉花研究所等２０多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专家们培育出来的新品种首先在这儿试种，一些大学把这儿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最新的技术和信息给农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个研究会目前已有会员１３００多户，植棉上万亩，技术辐射到周围好几个县。
今后走向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协委员会会议上，热门话题之一是各地农民研究会服务规模和自身发展呈现的新趋势。
多数农民研究会都已从最初的技术信息传播服务发展为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这就为集约化生产、发展规模经济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江苏海安县隆政乡的蛋鸡研究会不但向会员提供种苗、防疫服务，还管饲料加工和蛋、鸡的收购、销售，为农民开展大规模养鸡解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个县的养鸡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百万肉鸡过大江”（运往上海）的生动局面。“鸡经济”在这个县举足轻重。
各地农民研究会在实践中体会到形成经济实体才能更好地推动集约化生产的发展。广州郊区的江高镇，最早号召农民发展家禽饲养业，自产自销，因技术跟不上，“老太婆养鸡法”效益很低。形不成规模经济，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继而办起官办鸡场，因吃“大锅饭”，鸡场管理混乱，结果严重亏损。１９８５年由镇科协和兽医站牵头办起养鸡专业技术研究会，形成了商品生产联合体。现在他们既开展禽、蛋的生产、出口业务，又经营水产、蔬菜、养猪，成了广州一个很重要的“菜篮子”基地。许多农民也因此致富，有的成为几十万元的富翁。
对于农民研究会的今后走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广大农村出现“科技饥渴症”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随着农村科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它将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欣然“告退”。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应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有一部分同志经过比较深入的考察之后认为，现有的多数农民研究会要加强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结合，把专业科技部门作为自己的后盾，与有关物资和销售部门联合起来，以增强其活力和后劲。这样，随着集体经济含量的增加，将有可能在农民志愿联合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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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夺得粮食丰收
期望气象广播
近年来，各地一些气象台、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念淡薄了，气象节目服务质量逐渐下降。
拿东阳市来说，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县广播站的气象节目既有近期的天气预报，也有长期的天气预测。除每天早晚二次播送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外，还有天气旬报。特别是春耕生产期间，专门有春播育秧的天气预报。那时的气象节目服务可谓周到。
可是，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天气旬报和春播育秧期间的天气预报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天气预报的时间也缩短了，本来预报两天的，变成只预报当天的了。
要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没有气象部门的努力，谈何容易？笔者身居农村，深切地了解农民的苦衷。
为了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农民们盼望气象台站能恢复气象旬报，提高平时的气象预报的准确性。这点要求，应该说不是难为气象部门的同志们吧。
浙江东阳市 任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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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中年科学家庄松林建议
到国外办高技术公司
中年科学家庄松林最近提出，他希望到国外去办研究所，并建议组织我国高技术方面的优势项目到国外去办公司，把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竞争。
庄松林自１９８３年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回国后，一身兼任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和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所长，是目前上海唯一的实际兼管两个所的科学家。他在工作上受到信任，科研上取得了成果，但仍感到还可利用当前的开放条件，做更多的工作。
庄松林认为，目前阶段到国外去办研究所，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在当前国际上激烈的科技竞争中，高技术科学往往从一个产品起家，较快地发展到一个高技术公司，美国硅谷就有许多这样的公司。它们一般只要二三年时间就可以发展成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业务规模。庄松林当初留学时的一些日本、英国、台湾同学，前几年同美国人合资开了公司，经济收益都十分可观。庄松林认为，我国专家如能到国外去办研究所或高技术公司，至少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
一、可以借用西方已经十分成熟的高效率的运行机制，做国内现行科技体制下一时无法办到的事。
二、在国外办研究所，可以针对当地活跃的市场，根据他们对产品的需求，完善和改进产品的质量和外型（这一点不把公司办到国外去是难以办到的），这就能使我们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在国外创办高技术公司，可以吸收我国留学当地者的力量。有些博士生从事高技术研究，一时不回国，在这种公司里他们可以发挥作用。
庄松林认为，去国外创办公司的初始投资并不高，关键在于手中有高技术产品，在国外还可以用发行股票来争取到大量投资。
这两年，我们到国外开办实业公司的已有一批，但高技术公司还没有，庄松林吁请领导部门深谋远虑，大胆鼓励中国科技人员到国外去闯一闯。
许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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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山区群众心声——
教育也要有扶贫政策
目前，一些经济落后山区的教育现状极差，以肇庆市为例，十二个县区有九个山区县，凡是山区的教育面临的困难都很突出，首先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仅是教师们的人头费用，德庆县和郁南县就占去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和百分之九十一点五五，真正用于办教育的只有百分之十。其次，山区学校设施较差，而且多不配套。郁南县都城镇今年秋季将有七百多适龄儿童，由于缺教室导致入学困难。再次，教师队伍不稳定。全市去年有二百八十五名教师调离教育战线，有一百六十八名教师不辞而别。
一些落后地区，通过实行扶贫政策后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改变山区教育的落后状况，也应该实行教育扶贫。一是在教育经费上扶贫，同时，设专款扶持山区学校的勤工俭学，增强其自救能力。二是在分配物资材料时扶贫。三是在分配教师时扶贫，每年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应多分给山区，并给这些毕业生以优惠的待遇，让其乐意去山区、安心在山区。四是在定向培养上扶贫，定向培养指标和经费直接拨给山区县，专款专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变山区教育的落后面貌。
广东省肇庆市 黄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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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一组认为“读书有用”者的剪影。
3月中旬，春寒料峭。北京市成人高校、中专招生咨询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吸引了众多的求学者，有人孩子牵襟而来；有人驻足引颈而望。
本报记者蒋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