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忧思·焦虑·信心
——访“两会”教育界代表、委员印象记
本报记者 孟晓云
在访问和旁听中，记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教育界的代表和委员对目前教育落后的现状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们陈词、上书、向舆论界呼吁，都离不开四大问题：办学经费、教师待遇、教师地位、师资问题。
商品经济冲击带来的暂时的混乱无序状态，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教师厌教、学生弃学、文盲增加、德育弱化、全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的下降使他们深感不安和困惑。
政协教育组百余人与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对话，几十个委员争先恐后地发言，甚至到了“抢话筒”的地步。他们激动、焦急、忧虑，都是出于一种心情——为了使教育从窘迫的困境中解脱。从这种焦虑的情绪中让人感受到了忧国忧民之心的跃动。
政协开幕那天晚上，我到国谊宾馆采访，楼道内静悄悄的，人们都去看电影了，唯有三楼会议室灯光通明，６０多位民盟小组的委员端坐在那里“加班加点”，逐字逐句地修改着他们的以《振兴教育刻不容缓》为题的大会发言，据说已十易其稿。老人们的神情那么认真、专注、严肃，让人感动。讨论进行到深夜１１时。
振兴教育刻不容缓。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吴富恒大声疾呼：“当前各级领导比较起来普遍注重抓经济，习惯于按旧的模式先经济、后教育，只注重短期内实现的物质生产，而忽略需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到效益的教育事业投资，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倾向，与中央提出的教育的战略地位相距甚远。殊不知，没有教育、科技和文化为后盾，经济发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教育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萎缩、民族的危机。”
来自河南的人大代表、郑州工学院院长厉良辅告诉记者，目前高校面临着三个冲击：物价上涨的冲击；商品经济的冲击；思想和理论混乱的冲击。作为校长，压力很大。他希望国家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给教育以保护政策。
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大家议论的热点。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带的９个博士研究生，有３个退学了，３个正在动摇。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外伤，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内伤。徐光宪寻求着医治内伤的药方，他说，我建议开展全民讨论，对４０年的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认真贯彻九年义务教育法，违法者应受法律制裁；个体商贩领取营业执照时须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复员军人先培训后就业，他们可以优先转学；深化改革人事制度，要形成平等竞争的机制等等。
忧思和焦虑中孕育着希望和信心。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与教育界委员座谈时，一方面说明了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提出了今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设想。他说，当前要增加投入，既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拨款，又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他还提出要建立一套教师工资、医疗、住房、退休制度和奖励制度，加强教育立法，逐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法规体系，并在全国实行教育督导员制度，加强地方对教育的统筹权和决策权，扩大学校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部门附属单位的格局。
人们从教育界人士对共同事业的虔诚信念中看到了信心；从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并积极给以关注和尽力解决的努力中看到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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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策不等于法律
钱伟长就民主监督制度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毕全忠
记者：本届政协常委会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这对政协的活动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并不是法律，可又不仅仅是政协内部的一个规章，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件？有多大约束力？
钱伟长：这个问题，有的政协委员在这次会上也提出来了。我的看法是：这个暂行规定是党的政策。这个规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中共中央已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参照执行。既然是党的政策，当然有约束力。但是，它毕竟不是法律，而是政策。政策是会变的，成为法律之后就不容易变了。我们要努力使它成为法律。
记者：政协的其他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钱伟长：政协的地位、作用、性质等目前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还都是由党的政策规定的。例如，政协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党的政策规定的，并没有法律规定。再如政协委员的提案工作，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委员提案９９％得到办复，还有１％没有办复。他不办、不答复，有没有法律责任？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当然，从政策到成为法律要有个过程，政策成熟了，才能立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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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界面临三个冲击
——姚锦钟谈忧虑与希望
本报记者 王行增
从６０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大代表姚锦钟，现任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所长。在同记者的交谈中，他对当前科技队伍的现状表示了忧虑。
他说，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实现我国经济振兴的真正希望所在，要求抓紧“七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组织实施。目前，“七五”科技攻关计划的绝大多数项目是靠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但由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配套，科技界正面临着三个冲击。
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冲击。现在向钱看的倾向很严重，高科技没有人愿搞。一些科技人员纷纷从事第二职业，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试想哪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经分心去搞第二职业呢？
第二个是脑体倒挂的冲击。这个冲击造成科技队伍的不稳定。例如，我们研究所有４名大学生，工作了４年，如今辞职到特区搞外贸，每月收入３００多元，比我们多。可是国家培养了他们这么多年，而现在干的跟学的根本无关。
第三个是多种所有制竞争不平等的冲击，就是说全民所有制的科研所同集体、个体企业之间没有平等的竞争。许多在科技岗位有成就的人，被集体、个体企业高薪聘走，工资、房子都能解决。而我们全民所有制单位就没有这个能力和权力。这种流动很难说是合理的流动。
姚锦钟希望国家下决心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为科技人员提供一个一心一意搞科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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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醒才能再奋起
——江苏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实录
本报记者 段存章
一连几天，江苏省代表团分组热烈讨论，认真审议李鹏总理在七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大家发言踊跃，说改革，提建议。下面是几位代表的发言：
陆文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名誉主席）：我认为，急于求成与好大喜功分不开。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总是先开快车，然后刹车。一时清醒，一时糊涂。这样的传统工作方法就有毛病，用搞运动的办法搞经济，“短期”行为多，长期宏观行动少。我建议在宣传上既要讲振奋精神，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把困难如实告诉人民，让人民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能盲目乐观。
陆埮（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教授）：我对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心一意进行治理整顿”非常满意。只有在治理整顿中才能确保科技教育的发展。报告中说“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研究和开发高技术”，“同时，要重视与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这个问题只一句话提出来了，但没有结合实际论述清楚。我希望为我们办教育的多说几句解渴话。
龚维新（苏州香雪海电器公司总经理）：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原讲到失误，修改时去掉了。今年有了认识，但思想上认识不深，为什么？我想，是不是上边的领导对下情不十分了解，调查研究不够，对群众呼声尊重吸收不够。
杨志明（无锡县前洲镇镇长、镇工业总公司经理）：十年改革给我们全镇带来的变化大得很。我们看成绩不能喜过头，看困难不要愁破头，发牢骚，说怪话，无济于事，只有清醒才能再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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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心与求实
——湖北代表分组讨论记实
本报记者 王谨
３月２２日、２３日，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就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记者笔录了几位代表的发言。
赵宝江（武汉市市长）：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三个显著特点：集中、求实、明确。武汉作为中心城市之一，要按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认真抓好治理整顿。报告不足的是，对全国中心城市的任务和作用没有明确提出。
林金铭（华中理工大学教授）：我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改革成绩时，用的一些修饰字眼不太切合实际，而且与后面谈到的问题有些矛盾。成绩讲的不切合实际，反而会造成老百姓的逆反心理。
陈水文（宜昌地区专员）：前些年，农业形势好一些，有的人就作出“粮食吃不完，棉花用不完”的错误估计，结果吃亏了。由于政策跟不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出现了滑坡。不久前，我们曾在宜昌县鸦雀岭镇看到一家农民挂的对联。上联是“农药涨薄膜涨化肥涨就是粮价不涨”，下联是“税务要集资要提留要就是工钱难要”，横幅是“怎么办”。这副对联反映了农民对现行某些政策的不满。我很赞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治理整顿中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切实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郭振乾（湖北省省长）：对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经济过热等等，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做工作，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决不能走回头路，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赵梓森（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正像一个人一样，要少生病，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身体素质。整顿治理，也需要从提高全民特别是干部的素质入手。
胡昌民（民革武汉市委副主任委员）：加强廉政建设要理顺和完善制约机制。现在是监察和审计部门隶属于同级政府，对同级政府的委办局进行监督，实际很难有效实施监督，因为同样都是政府的机构。正像有人抵制审计、监督部门的工作时说的，“你也是局，我也是局，凭什么你监督我。”我建议审计、监督机构划归人大，独立行使监督权，这样可能更有效地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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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升温 喜忧交织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几位湖南代表谈农业问题时，普遍的感觉是喜忧交织。一位代表的话颇具代表性：“农业要升温，但现在是只是升在纸面和嘴巴上，还没有升在田里。”人大代表、湖南省农经委主任王连福说：“去年全省收购农副产品开出白条子金额９０００万元，到２月底还有４０００万未兑现。农民拿什么储？省里又拿什么投？有些生产资料投入也可能下降，如本省小化肥今年将减产３６万吨。”
临湘县上源村党支部书记元东吾则从基层角度说明问题。他说：“国家给农民下任务，层层都要加一点；而国家对农业投入，层层都要截一点。我们是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既然合同定购粮是指令性计划，能不能也立个‘投入法’，把农业投入也搞成硬性任务。”
今年湖南１４种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全部涨价。长沙市市长王克英以望城县为例说：“这个县粮食提价实际增收４６６．９万元，但是今年仅碳铵一项涨价就要多支出６６９．５万元，将农民获益全部抵消还不够。”
有的代表说，国家要粮是通过县、乡、村向下要的，但是信贷、能源、生产资料等是通过“条条”下来的，“块块”做不了主。办农业事事得烧香拜佛，农民形容：“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有利益就上收，有包袱就下放”。元东吾说：“农业要升温，权力就得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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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岂能“宁用武大郎、不要穆桂英”
——人大部分妇女代表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 冯媛
出席七届人大工作会议的，有６００多位妇女代表。３月２１日晚，部分妇女代表应邀到全国妇联座谈。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欢迎她们回“娘家”议国政。
朝鲜族代表严载顺认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妇女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四川代表何玉兴呼吁，要制止一些单位“宁用武大郎，不要穆桂英”的做法，真正实现在就业、入学、提干诸方面的“男女平等”。
羌族代表杨松英说：“我们那里农业劳动力８０％是妇女，妇女劳动需要科学，需要文化知识。但是在偏僻地区，家长愿让男娃娃上学，不愿让女娃娃上学，这不仅影响下一代妇女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妇女的政治地位。”
湖南代表司马琼从社会上一些青年妇女言行不文明谈起，呼吁加强女性教育，建议在中学设专门的女生训导主任。
四川省人大代表黄启璪，又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她建议，加强管理，禁止不法个体工商户侵犯女雇工合法权益；司法部门依法惩处一些地区较为突出的重婚现象；制订乡镇企业劳动法，严禁雇佣童工；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制止学生流失、儿童辍学；制订查禁和取缔嫖娼卖淫活动的法规；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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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绿灯前
往年开两会，代表的车队一路绿灯，畅行无阻。这回开会不一样了，车队赶上什么灯，就是什么灯。住在德胜门外辽宁饭店的一位来自辽宁省的人大代表说：“早就该这样。离会场远，道路拥挤，我们可以早点儿动身，晚点儿回来。不要给北京市民的工作、生活添太多的麻烦。”
（莫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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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造民族精神
——和冯骥才一席谈
本报记者 向兵
就像他一米九○的个子引人注目一样，冯骥才一番建设民族精神的发言，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记者会后拜访了这位思维敏捷、富于激情的作家。
记者：你为何在经济改革节骨眼上提出精神建设问题？
冯：中国正处在痛苦的历史嬗变时期，它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来支撑人们走过这一历程。长期以来，一种外加的简单的思想，封闭、代替了人的心灵。在国门打开的同时，人们的心灵也打开了，然而没有坚实的东西去填充它们，于是便出现了心灵紊乱的现象。所以中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明智的。人要有信念，民族要有凝聚力。我们赢得八年抗战，闯过三年“自然灾害”，靠的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国家应像抓经济建设那样，对民族精神建设也有切实的构想，制定出规划，一步一步抓。
记者：看来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第一次大战后，西方也出现过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时期，他们搞过这种工程吗？
冯：没有。因为西方在宗教和崇尚个性的历史基础上，人们有自己的内心精神。而中国大众几千年来只有统治者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心灵。我们现在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得研究人的心态，建设人的心灵。这不是常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所能解决的。光有一些阶段性的口号、短期行为，想塑造一种精神、真正振奋人心，是不行的。前些日子，我向阎明复同志提议，应建立包括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哲学、文化学在内的班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方案，供有关部门选择、实施。阎明复赞成我的意见，希望我们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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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日本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结束
中国棋手金艳九战九胜夺冠
本报东京３月２２日电 中国上海业余棋手金艳在第３１届全日本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中夺得冠军。这是中国棋手在此类比赛中首次名居榜首。
１２８名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女棋手从３月１８日开始角逐，金艳以九战全胜的战绩荣获冠军，并获得日本棋院颁发的“日本棋院杯”和“每日杯”奖杯，还被授予“女流业余围棋锦标赛优胜者”称号。从而取得了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每日业余本因坊战”和朝日新闻社主办的“朝日业余十强战”的直接参赛权。据安排，著名棋手武宫正树将于４月在ＮＨＫ电视台与金艳进行授四子的纪念对局比赛。
（徐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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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青年摔跤锦标赛鸣金
本报北京３月２３日讯 全国青年古典式、自由式摔跤锦标赛历时９天，于今天在月坛体育馆鸣金。来自全国３２个单位的３４０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在古典式比赛中，甘肃、河北、北京获团体总分前三名，北京、安徽、甘肃内蒙古队和１８名运动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获自由式团体总分前三名的是内蒙古、武汉体院、北京队。北京、内蒙古、青岛、西藏四队和２９名运动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马望真）
（附图片）
图为全国青年摔跤锦标赛自由式比赛的激烈场面。
马望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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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西德举行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布鲁塞尔消息，联邦德国的杜伊斯堡将于今年８月承办１９８９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这一消息是国际大学生体联２２日宣布的。它结束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两个月来对选择这一仅次于奥运会的综合性运动会会址的探索。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这届运动会原订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后因财政问题，圣保罗宣布放弃主办。
在此之前，苏联基辅是承办这届运动会的另一个候选城市。
杜伊斯堡虽然能够按原定时间于８月２０日至３０日举行运动会，但却无法承办全部１０个项目的比赛，届时将只进行田径、赛艇、男子篮球和击剑４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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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万个体户向亚运会捐赠一座体育馆
中新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张亮）中国２０００余万个体户决定向国家表示爱国之心——向亚运会捐资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用以建造一座体育馆，并命名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体育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个体协会副会长胡大鹏２２日下午在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会中，宣布了这一决定。据悉，目前尚未竣工的北京月坛体育馆将作为他们捐赠的体育馆。这也是全国第一座靠团体集资捐赠的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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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出国选手会“反戈一击”吗？
前不久，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透露了一个真实的数字，近几年我国乒乓球选手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的已达１８０多人。
现在第４０届世乒赛临近，人们自然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队会不会遇到自己的“出国大军”的挑战？
记者近日与中国乒协官员交谈，得到的印象是：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大多数出国的我乒乓选手不会参加世乒赛。他们出国大致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公派，以援外教练为主，作为执行国家间文化交流协定的使者；还有一部分公派的是经由中国乒协与国外乒协达成协议，派出打球，根据协议中国乒协能有一些收益。
第二类人数最多，就叫“自派”吧，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自己联系出去的。他们大部分人边打球边上学，靠打球本领挣些钱供自己及爱人上学、生活；还有一些人主要以打球谋生，与国外职业球员相似，收入较高，生活条件较好。像郭跃华、曹燕华等基本可算这一类。他们在欧洲经常参加比赛，比赛类型多为邀请赛、奖金赛，运动员只代表个人或所属俱乐部。
第三类是个别已加入外国国籍的选手。他们通过结婚、投靠亲属在当地定居，并转变了国籍。如果他们要代表现在所属国参加世界比赛，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是加入新国籍两年以后才能参赛，其次是要申报国际乒联批准后方许登场。在世乒赛上这类出国的人有可能对中国队构成威胁。据了解，当前属于这一类的仅有丁毅、王晓明等少数几人。加入奥地利籍的丁毅，原是上海人，后被选到八一队，在国内成绩平平。王晓明原是四川队女将，现加入了法国国籍。
通过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自己人打自己人”在第４０届世乒赛不会构成主要问题，中国队夺冠的最大障碍仍是以瑞典和南朝鲜选手为首的几支欧亚劲旅。
本报记者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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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冰球队负于荷兰队
新华社悉尼三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许钺乃）中国队今天在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上，以五比八不敌荷兰队。这是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的第一次失利。
到目前为止，荷兰队和南斯拉夫队四战四胜，积八分，并列Ｃ组第一；中国队目前四战二胜一平一负，积五分，排在第三位。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一场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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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月23日，参加人大会议的西安美院画家刘文西（右二）同来自武警某部的代表朱世保相遇，刘即兴作画相赠。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