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探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良策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各代表团今天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问题，探讨了压缩社会需求、增加有效供给的途径和措施。
包括许多部长在内的国务院各部、委的几十名负责干部，今天到各代表团听取意见，介绍情况并回答代表们的询问。从今天开始，部长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都将列席会议。
许多代表认为，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９２０亿元的任务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但是，这项任务也是艰巨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使它落到实处。浙江代表团的叶如棠代表说，经济过热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指导思想上失误造成的。要真正控制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措施。现在有宏观调控目标，但往往缺乏相应的手段。四川代表团的刘诗白代表说，治理整顿已过半年，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市场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还在２０％以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还很强烈，尤其是上下还没有一个过紧日子的精神准备。他建议强化国家的行政职能和权威，注意运用经济手段，把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坚决压下去。
一些代表认为，搞改革，前两年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但也要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解放军代表团的王宏济代表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案。特别要多听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充分论证，权衡利弊，减少失误。不少代表认为，应该把消除“过热”现象作为长期任务来抓，不要过几年再热一次。
一些代表认为，对经济过热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来自黑龙江的刘恢先代表说，对现在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怪高速度，关键是速度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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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穆塞韦尼时谈十年改革
最大失误教育发展不够
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这个问题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一切政策从实际出发就不会犯大错误，发现了错误不掩饰，不回避，一旦纠正过来，就会为继续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
本报北京３月２３日讯 记者孙毅报道：“我们在１０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个问题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只有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才会有较好的发展、持续的发展。只要人们思想统一了，治理也不难”。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讲这番话的。
邓小平对穆塞韦尼总统说，这次人大我没有参加，我请假了，主要是保养身体。更重要的，自己完全从舞台上退下来，让别人工作，这是我多年来的目标。
邓主席说，因为我们新的领导班子在党的十三大选出来了，我们一些老人退出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我算一个。因为有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了，就不要使新的领导人感觉到头上总有那么一层盖住他们的力量，这个不好。在这一方面我们这些老人要自觉。
邓小平主席说，在过去的１０年中，我们有可喜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因为在１０年中翻了一番是不容易的，这是坚持四化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大错误没犯、小错误没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今后这也难以避免。邓小平说，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失误，外国议论说是作了自我批评，对这些失误，我们老同志也有份。他说，一条经验就是在发展顺利的时候，要看到新的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我们花两、三年，最多四年就可以度过困难。
邓主席接着说，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就不会犯大错误，发现了错误不掩饰、不回避，一旦纠正过来，就会为继续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我们是有信心克服困难的。
在谈到世界局势时，穆塞韦尼总统说，目前世界局势出现的缓和，主要归功于世界人民的斗争和相互支持。
邓小平说，反对霸权主义不容易，尽管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是人家还要欺负我们，现在有些国家还要通过议会干涉我们的内政。
（附图片）
２３日上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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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八位委员登台发表政见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邹爱国、池茂花）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今天下午开始大会发言。在今天的大会上，８位委员先后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就国家大事发表意见。
李先念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常委出席大会，认真听取发言。
据介绍，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将举行四次大会发言，每个委员的发言不得超过１５分钟，以便有更多的委员能登台发表意见。
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委员第一个发言。他代表民建中央提出，坚持、完善、丰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前提是坚持。他说，那种有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就是多余的和中国应当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反对党、搞轮流执政的论调，都不符合中国国情。
“振兴教育，刻不容缓”，是钱伟长副主席代表民盟中央在发言中发出的呼吁。他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理顺教育机制；大力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动员全民兴办教育。
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以《历史不容倒转，骚乱不得人心》为题发言。他说，西藏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永远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任何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行径，都必然是徒劳的，是决不会得逞的。
在今天的大会上，罗元铮、顾大椿（代表康永和、陈宇）、毕克官、吴富恒、陆景云委员先后就深化企业改革，振奋精神、整顿腐败现象，实施义务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阎明复、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屈武、孙晓村、苏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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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实行综合治理
全国社会治安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曹绍平）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芳今天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基本稳定，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某些方面和某些地方的问题还相当突出，但只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社会治安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并得到逐步改善的。
今天上午，王芳到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驻地听取代表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并就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向代表们作了汇报。
王芳介绍，去年全国公安机关主要抓了几项工作：
一是针对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多种形式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去年全国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６２万多起，比１９８７年多破１６万起。二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整顿公共场所秩序，加强治安管理，特别是交通和消防管理取得较好效果。三是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一些影响社会秩序的事件，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基层基础工作和社会安全防范能力也有所增强。
在谈到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问题时，王芳说，当前突出的是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包括杀人、伤害案件明显增多，而这些案件中由于家庭纠纷、婚姻不和、恋爱破裂和其他民事纠纷激化而引起的占多数。此外，赌博、卖淫嫖娼、传播淫秽物品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也有增多趋势。解决社会治安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进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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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共联盟主席团发表公报
要求全党同分裂倾向斗争
本报贝尔格莱德３月２２日电 记者严正报道：昨天南共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２１中全会后南共联盟组织中存在的无原则立场和冲突。主席团在会议公报中强烈要求共盟领导和机关成员停止这种冲突和有害的分裂，号召共盟成员、组织和领导，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各种消极倾向，反对把南斯拉夫人民分成民主和非民主的、有功的和功劳少的、进步的和保守的等等以及伤害整个民族和人民或某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分裂南斯拉夫国家的企图。主席团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础、对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和业已确定的改革方向的打击，要对所有容忍上述现象或直接参与其间的共盟成员采取一定的措施。
主席团还强调，去年５月举行的共盟代表会议的原则立场以及共盟中央的决议，是对社会进程、对社会经济关系中、整个政治生活中以及共盟内部关系、作风和活动中出现的倾向进行斗争的基础。共盟成员、组织及其领导在日常斗争中都应从这个基础出发，以争取经济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反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争取社盟成员群众性的民主活动，反对国家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压力和讹诈，使所有的国家机构、自治的代表机构能够民主地负责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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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
第一个国际公约获通过
据新华社巴塞尔３月２２日电 来自１１８个国家的代表经过３天紧张讨论，今天在这里通过了《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
这是关于危险废料问题的第１个国际公约，也是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第３个国际公约。
公约规定，危险废料出口国必须事先向进口国和有关国家通报废料的数量及性质。建立这种事先通报制度的目的是控制危险废料非法越境转移，使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免受工业化国家大量向外转移危险废料所带来的危害。
公约还要求各国把危险废料的产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用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管理危险废料，尽可能就地贮存和处理危险废料。
公约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在危险废料处理领域里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交流情报、培训技术人员、转让技术等。
公约将在有２０个国家签约后的第９０天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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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纪珂向国务院建议
从速完善农资专营政策
掌握灵活性 扩大专营面 注入竞争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曹绍平）人大代表杨纪珂２２日在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发挥了作用，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建议国务院从速充实完善这项政策，否则专营目的难以实现。
杨纪珂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化肥缺口难补，农药缺口更大；二是如此繁重的供销任务使农资和供销部门超负荷运行，难以为继；三是由于交通困难，季节性很强的农资不能及时送到农民手中；四是供销部门和生产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供销部门怕资金沉淀，不积极增加库存，生产部门出现压库现象，迫使生产企业自找出路；五是“批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没有因为专营而消失。
杨纪珂认为，如果不及时充实完善原定的专营政策，专营的最终效果将是：工商之间协调艰难，专营难以持久，供需失调无术可解，不正之风仍有温床，很可能走入“专而死”的死胡同。
谈到如何充实完善专营政策，杨纪珂说，我赞成安徽省农调队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必须掌握专营基础上的灵活性，扩大专营单位，注入竞争机制。农村科技网络应加入专营队伍，尤其是农药的经营，离开科技人员，很难不出现失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乡村已形成较好的产前产后服务体系，也应加入专营队伍；专营部门可以聘请系统外合格的特约采购员，以增强其运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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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等参加人大分组讨论
李鹏：管好物价需上下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吴士深、李志勇）坦率、畅所欲言、上下交流，这是今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和李鹏总理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出现的生动气氛。
上海代表在总理面前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同时也坦率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李鹏总理最后发言时说，治理整顿半年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能估计过高。治理整顿需要付出代价，是一项非常复杂与艰苦的任务，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李鹏说，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措施，兢兢业业做好工作，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注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谈到物价问题时，李鹏指出，确保今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是今年政府工作重要的奋斗目标。他说，管好物价是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和商业部门的共同责任，要靠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并实行有效的群众监督。
在谈到如何缓解当前资金困难的状况时，李鹏说，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倡储蓄，这样既利国又利民。
李鹏总理强调，治理整顿中尽管采用了一些应急的行政手段，但这是为了经济健康发展，决不会回到过去过度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老路上去。
胡启立：民主决策范围要扩大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 （记者欧洋、吴士深）曾任天津市市长的胡启立今天作为人大代表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他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不能孤军深入，也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扩大民主决策的范围，广泛听取各阶层人民的意见。
胡启立说，改革是全国人民的事，必须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胡启立说，现实生活中矛盾很多，也很复杂，更应群策群力，发挥群体智力优势。他打了个比方，中医讲气血平衡，现在经济发展有点失衡，这就需要大家来把脉、分析。也许有些“诊断”意见很难听、很尖刻，但是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就应该认真听取。
王震：民族团结需要加强
本报北京３月２３日讯 记者袁建达报道：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团结，这是新疆代表团今天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旋律”。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以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了讨论。
王震在发言中说，通过治理、整顿，新疆要出现一个新气象，登上一个新台阶，这就需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赛福鼎·艾则孜在发言中认为，要保持新疆的发展势头，就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言行要坚决进行斗争。
田纪云：农业转折已到时候
本报北京３月２３日讯 本报记者莫新元、新华社记者曹绍平报道：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昨天下午到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听取讨论三个报告的意见，并同代表们着重座谈了农业问题。
贵州省王朝文代表谈到，目前贵州省粮食问题比较严峻。贵州省制定了五年发展粮食生产计划，除本省增加投入外，希望国务院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田纪云副总理说，农业问题，不仅是贵州经济工作的难点，也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难点，现在到了农业转折的时候了，如果再不下决心狠抓这个问题，将会贻误大事。
田纪云还认为，发展贵州省农业要围绕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做文章。要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切不可毁林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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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六版发表文章
“五四”精神继承与超越
分析中国为何至今未能现代化
本报讯 “五四”以来７０年，中国已经突破，甚至粉碎了它的旧传统，并早已走出了所谓“封建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现代化？今天本报第六版发表的何新的文章认为，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它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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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急于求成？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现在我们都在问”，江苏代表吴熔一开口便说，“为什么急于求成的毛病３０年改不了？”我有些惊讶，这两天，有四个省市的８位代表对我说了几乎同样的话，而且得出几乎同样的结论：当前不仅要调整经济，而且要调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唱了一首‘四季歌’”，福建代表张明俊说，“一季度求稳定，二季度大出口，三季度想攻关，四季度忙紧缩”。张明俊也认为，我们在经济指导上有急于求成的思想。
“上面要翻两番，下面要翻三番、四番”。
“到处是‘投资饥渴症’，好像永远吃不饱”。
“决策者的期望值太高，老百姓的胃口也不小”。
代表们无疑正在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诚然，中国再也耽误不起了。从上到下，都想快点赶上去，每个地区、单位，每个人都想快快富起来，但却很少想到改革的艰难、复杂，很少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１９８８年回想到１９７８年，再回想到１９５８年。山东代表郭松年说：“３０年换了几茬人，仍然是急于求成。今天的局面也不是‘没有想到’，至少两年前中央就提出：如果不能遏制经济过热的势头，将会被迫来一次大的调整，可是温度照样上升，极力想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来急于求成确实是经济建设中的一大顽症”。
“急于求成的背后是急功近利”，广东代表曾昭科说，“现在是干部选举制，不是终身制，新官上任，任期几年，自然是大干一番，上项目，盖工厂，为官一场，致富一方，至于付利息、还贷款，全局的大膨胀，那是后人的事……”
在山东代表团，我见到烟台市市长俞正声。谈到“过热”的原因，他说：“有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有急于求成的机制。我是市长，最清楚为政一方的苦处。手里没钱没法当市长，谁上项目多，谁日子就好过；谁给的钱多，谁就受欢迎，所以，工厂与政府作对，地方和中央作对。不解决机制问题，单纯靠压缩，结果还是进入压而复胀的循环圈。”
“过去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现在治理整顿有没有急于求成的问题？”一位黑龙江代表问。
我们已饱尝“经济急性病”之苦。代表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估价改革的困难。
“改革宁可打持久战，不能希望什么灵丹妙药立见奇效”，江苏代表吴熔说，“这就是１９８８年给我们的最大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