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京剧艺术的新突破
——京剧《曹操与杨修》座谈会纪要
不久前,中国戏曲学会、上海市文化局和本报文艺部在沪联合召开了京剧《曹操与杨修》座谈会。京、沪两地的文化名流和戏剧专家和上海市有关人士出席了座谈会。现将部分发言(包括书面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编者
    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共鸣
英若诚(戏剧家):在去年12月文化部举办的京剧新剧目汇演中,《曹操与杨修》荣获优秀奖第一名,还得了各种单项奖,可见大家都比较肯定。这出戏的出现,可以说是戏曲改革工作一次意义重大的新突破。这个戏出在上海,有人说是“海派的胜利”。我认为,过去海派京剧的某些优点在这个戏里确实得到了发扬,但它已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海派京剧。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应当看作是长期探索的一个综合成果,值得我们多方面去研讨。
范荣康(评论家):我们等待京剧舞台出好戏,已等了许多年,现在终于出来了。这出戏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各方面的很高评价,表明今天的政治气候已不同于过去,也表明我们的戏剧功能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戏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厚重的“城墙”和象征皇权的龙壁;龙壁吊起,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今天,这个“城墙”已不存在了,封闭的沉重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戏曲有了它的自由。新编历史剧的潜力很大,它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历史是非,重塑、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会与现实有若干联系,会引起观众种种联想并从中得到启迪,但这不同于有意的影射、比附,不是“以古讽今”,也不是“以古喻今”。观众也不必“对号入座”。这是一种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共鸣。我想,这出戏的成功,首先就在于找到了这种共鸣点。
郭汉城(评论家):能够正确地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是近年来历史剧创作的一大进步。所谓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我是指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历史而又能引起今天观众美感和共鸣的东西。这是作家深刻地认识历史、热烈地感受现实的结果。《曹操与杨修》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这类优秀作品已经摆脱了为某种观念而牺牲历史的作法,也不同于拜倒在历史的法规下匍匐爬行的谨小慎微。
余秋雨(教授):我觉得此剧成功的一个深层基因,在于从剧作者陈亚先开始,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代广大中国观众一种共同的心理潜藏。这种潜藏是数千年的历史交付给他们,又经过这几年的沉痛反思而获得了凝聚的。我把它称之为正在被体验着唤醒着的人文—历史哲理。戏中曹操和杨修间的互相周旋、觊觎、对耗,本是横贯中国历史的封建权势人格和文人智能人格之间难以调和的对峙结构,这个结构的悲剧性后果早已被日趋疲惫的民族机体苦涩品尝,并越来越引起全民性的内心警觉。这出戏能与这种结构相勾连,既能取信于历史(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历史精神),又能切中于现代,引起广泛共鸣,免除了过去历史剧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单向趋古或简单喻今的弊病。 
龚和德(研究员):中国知识分子有个优良传统,就是怀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感。在古代,他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么转化为权势(如曹操),要么依傍于权势(如杨修),否则,只能隐迹山林,穷愁一生。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个如何对待智能人物问题;在智能人物面前有个如何处理他们所信奉的“道”和他们所依附的“势”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处理得好的很少,处理得不好,往往造成悲剧,杨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叶长海(副教授):这出戏触及了一些较深层的社会心理领域。曹操与杨修这两个悲剧人物的性格缺陷,也许正深积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心中,也许依然出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否则,在观看此剧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唏嘘不已。
吴宗锡(评论家):《曹操与杨修》的成功表明,古老剧种要生存、要发展,不论其表现什么题材,都必须联系当前观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纵使人物、情节是历史的,而提出的思想、哲理却能直诉当代观众的心灵,使他们有所憬悟,有所思索,有所联想,有所感动,便会受到观众的喜爱。
    以现代心理分析塑造历史人物
郭汉城:这出戏的深层意蕴是通过深刻的人物性格冲突体现出来的。曹操与杨修的关系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曹操爱杨修的才能是真诚的,希望杨修帮助他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杨修钦慕曹操雄才大略也是虔诚的,希望依靠曹操的政治实力来了结天下战乱不休的局面。另一方面,当曹操感觉到杨修威胁着他的声望、地位时,便产生疑忌、引动杀机;相应地,杨修对他也产生离心倾向。剧情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反复地、螺旋形地发展着。曹操并不愿意杀杨修而终于杀了杨修;杨修并不愿意反曹操而终成了曹操的对立面。权力与才智相左,政治家与知识者相隔。这种人物描写,远远超出了史籍上关于这桩公案的记载,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封建社会的痼疾性的悲剧!它使我们感到一股历史的巨大潜流,激荡着、运行着,越过人们某些细琐的意志、利害而径自向前流去。它向人们昭示:历史是无情的,应该记住这些教训。
徐晓钟(导演):我很发怵看那些用古代故事来反思当今的作品,因为这类作品常常穿凿附会地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图解某种现代意念。它不会使人激动,也引不起观众深思。《曹操与杨修》不是这样的。它不给观众图解意念,而着力于对人物心灵的深入细腻的剖露,从而证实了这幕历史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它的主要魅力所在。有些念白,唇枪舌剑,表现了人物之间火药味十足的弦外之音,是两种性格爆发出火花来的撞击,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陈恭敏(评论家):今天的剧作家必须深切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才能在历史剧创作中克服历史素材的限制,不停留于为历史而写历史,创造出真正能打动当代观众心灵的人物形象来。不重视对角色深层心理的分析和真实的体验,就不可能有艺术上的伟大创造,就等于承认戏曲只具有形式美,而与巨大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心理真实无涉,这显然是不对的。《曹操与杨修》就是比较成功地运用现代心理分析技巧塑造历史人物的难得的好戏。
余秋雨:十分有趣的是,曹操与杨修这两个性格并不是简单地象征着两个人格系统,而是互羼互融。曹操以封建权势人格为主,但也有足够的文人智能;而杨修,他的文人智能也与政治权谋相偎依。这样,他们间的争逐就在互相洞悉底里的情况下开掘得更加深入,使一个复杂的历史悖论凭借着现代心理分析技术呈现得让人浩叹。他们都是各有缺陷的悲剧性人物,谈不到多少道德差异,只是各自以悲凉的人生际遇指向着直至今天还使人怦然心动的历史负载。
廖奔(评论家):剧中所揭示的人性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人物评价的不确定性,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蕴涵,每个观众都可以因自己人生经验与审美悟性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感发。这样的人物描写,摆脱了传统戏曲常用的忠奸模式,也不是只以历史功过的座标作为品评尺度,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类性格的审美对象,将观众带向一种深邃的境界,让观众品味人生的苦涩,倾听心灵的叹息,感发心底深蕴的历史回声,进入最佳的审美状态。
    新颖、完整的舞台艺术创造
刘厚生(评论家):舞台艺术的完整是《曹操与杨修》又一重大成就。我觉得这个戏真正达到了剧本是基础,导演是统帅,演员是主体,舞美、音乐是双翼这样一种通力合作的境地。
张庚(理论家):这些年戏曲界创作了不少好剧本,由于舞台艺术二度创造的不理想,把好剧本“窝”回去了。新一代的剧作家已经开始出现,新一代的导演还没有赶上来。这回看了《曹操与杨修》,我高兴极了。马科的导演是很成功的。导演是一门大学问。本质上是一个对观众的认识问题。有些人以为一般观众不能接受深刻的思想,尽搞一些迎合低层次需要的东西。这样下去,戏曲无法提高,无法争取新的观众。马科导演的这个戏可以证明,观众是能够接受深刻思想的,关键要有鲜明生动的舞台艺术语言去表达它。文学语言和舞台语言不是一码事,要靠导演去转换、去创造。例如曹操杀孔文岱,这个行动剧本上已经写了,但光有剧本上写的那些,观众未见得都能通得过,经过导演这样一番舞台处理,曹操的心理线索清晰了,也形象化了,观众自然就接受了。无论是曹操与杨修,都是京剧舞台上的新形象,很有思想意义的新形象。这是演员的成功,也是导演的成功。戏曲到了今天,如果还不强调导演的重要性,是出不了新的。
马少波(剧作家):剧本通过导演二度创造,更紧凑凝练,人物也更加突出了。导演熟悉京剧舞台艺术,手法新颖,既大胆吸收姊妹艺术成分,又保持和发扬了京剧的演唱特色。开场单刀直入地展现曹操早在郭嘉墓前等候杨修那种求贤若渴的紧迫性的艺术处理,与最后一场在杨修刑前两人对话升华为两人灵魂深处的短兵相接,构成鲜明对照,有力地开掘出思想的深度,是导演的神来之笔。
黄佐临(导演):我是做导演工作的,特别欣赏马科对整个戏的速度、节奏的准确掌握。
阿甲(导演):导演掌握了全剧的整体性,构思新颖,不落旧套。二道幕处理成浮雕式龙壁,景内景外既隔又连,并有一种历史沉重感和象征意义,比之专为搬动道具而设的二道幕不知道要高明多少。曹操斜谷巡营一场,舞台上只有隐隐的山脉,没有那些固定地点的具体标志,使舞台空间自由广阔,曹操与众将踏雪驰骋,不管是纵队迎面而来还是横队大兜圈子,都无妨碍,真有数十里茫茫大漠的感觉。导演用一场大武戏来表现曹操对孔文岱行为的错误判断和内心恐惧,是特别精彩的。总之,这个戏对我们同行颇有启发。继承传统决不能排斥借鉴。但借鉴又不是靠五光十色的热闹玩艺儿来淹没掉我们民族数百年来创造的、以肉体继承的高度“人体文化”,而是应该赋予精湛的表演技巧以新的灵魂,新的色彩,新的艺术表现力。
刘厚生:尚长荣饰演的曹操和言兴朋饰演的杨修,堪称双璧。他们的精彩表演能让观众感到艺术上的满足。特别是尚长荣,在曹操这一艺术形象创造上倾注了巨大的创作激情,灵活地运用了深厚的基本功夫,大大丰富了文学形象。我想这个舞台形象再经过几番磨砺,将会堂堂正正地进入中国京剧史。
赵寻(评论家):演出的成功充分说明,像京剧这样的老剧种并没有僵化,它在艺术上仍有旺盛的青春活力。关键不在京剧形式本身,而在艺术家如何对待这种艺术形式。过去讨论京剧革新曾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京剧已经成熟、完整,不可轻易改动,否则就是对传统艺术的破坏;另一种认为京剧程式固定,不能吸收新东西,必须彻底改造。这两种意见各走极端。《曹操与杨修》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大胆创新精神,把从其他艺术中吸收进来的手法加以消化,成为整体艺术中的有机部分,既发挥了京剧的优势,又让人感到格调清新。
    再上两层台阶,要搞成精品
黄佐临:我提个问题:杨修作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缺陷是什么?我觉得写得还不够清楚。
英若诚:我同意黄老的意见。杨修的悲剧,并不是因为他太聪明,而在于他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聪明、对待自己的聪明。他的人际关系怎样?他为什么碰到问题总是忍不住?这些地方我们又像懂了这个人,又像不那么懂这个人。我看导演是有意识地安排他的笑,但他的笑给人的印象还不够深刻。能否再想点办法,使杨修的笑成为刻画他性格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只要他一笑,观众就知道:他又明白了,又在笑话人了。恃才傲物,是他不可克服的缺点。直到死,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毛病,就是克服不了。我希望这出戏继续加工,再上两层台阶,成为精品。
马少波:杨修派人去敌国活动,而不使主帅得知,其必要性缺乏交待。杨修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所谓“渝我淳则,怪其敏捷”,不过是个借口。如果点明杨修与曹植的文字瓜葛、政治株连和当时“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包括他与袁术的甥舅关系)的历史环境,则其悲剧性可能会更深刻,爱才与忌才尖锐矛盾的思想意义会更深广。
郭汉城:杨修识破诸葛亮古怪战表和曹操“鸡肋”隐语而遭忌的行为,显得有些轻率,不像出于已经经历过巨大生活波折的人,因而给人有自讨苦吃之感。
黄佐临:演员的手势有不够准确之处,如用拍手来叫人,就有点外国味。曹操守灵时坐的那把椅子,有点像单人沙发。舞台设计总的构思很好,但有败笔。第二场用了一个很大的作战地图,与别的景风格不协调。
徐晓钟:从我个人的喜好来看,在音乐语汇、演员形体语汇、人物造型语汇等创造方面,似嫌过于拘谨了,这恐怕是目前戏曲界朋友比较普遍的心态吧。
俞琳(评论家):上海京剧院组织领导这出戏的演出,其胆识、气魄值得称赞。一出好戏,需要不断磨练。当年《十五贯》成功,救活了昆剧。所谓“救活”,主要是振奋了这个剧种的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现在,京剧舞台老戏老演的陈腐之风甚盛,创作萎缩。相信《曹操与杨修》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加工成为精品,成为新的保留剧目,对于振奋京剧界以至整个戏曲界的创造精神,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宫瞭 整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华自有风骨在
刘再复
1984年,当日本建立范曾美术馆的消息传来时,我尚未与范曾谋过面,但我深深地为之而振奋。在日本的土地上,仅为两个外国画家建立过美术馆。一个是屹立在箱根的毕加索美术馆;一个就是屹立于冈山的范曾美术馆。而那时,范曾仅45岁。我为我的同龄人而自豪。这一代知识分子,历经无数的颠蹶艰难,但仍然顽强地在大地上崛起,并且顽强地展示自己的非凡的才华与智慧。这种才华与智慧经过痛苦的心灵炼狱,一旦喷射,又显得那样辉煌,那样富有思想的征服力与艺术的征服力。
当时,有位朋友告诉我,异邦的艺术眼睛已看清范曾的价值,而我们似乎还没有。我回答说,是的,审美确实需要距离,异域有了空间距离,它净化了世俗的偏见和审美眼睛中的杂质,看到画中的美与真诚。而我们,虽然没有空间距离,但还需要有段时间距离才能认识它的价值。我相信,距离愈远,我们将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这位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喜欢呐喊着“再造民魂”的中华之子,创造的是真正的中国画,在舒展柔润的宣纸上,凝聚的是千古难灭的中国风骨与中国艺术精神。这位拥抱祖国历史和祖国大地的画家,倾诉的是天长地久的对于故土的恋情,描绘的是任何痛苦命运难以击倒的中华之魂。正是这种不曾跪下的灵魂,肩托着我们民族的天空。
我听过不少关于范曾的争议,但是,一切议论都无法从我的心灵中抹掉范曾艺术的魅力。这正是美的力量,令人难以拒绝的人类智慧对象化的力量。我在苦闷中多次地在范曾画前徘徊,我的精神从画中得到解脱与提升。蔑视鬼蜮的钟馗,行吟泽畔的屈子,临危慷慨的嵇康,面壁悟道的达摩,纵马江边的曹操,闭目凝思的一行和尚,全都心连广宇,满怀情思,而且全都肝胆照人并有一股超拔的清脱之气和凛然之气。
我在这些历史人物画中,发现一种与我心灵产生共振的东西,这就是作为人的骄傲。不为平庸埋葬的轻狂,不为浊流所吞没的高洁,不为权势所屈服的人格,不为尘埃所染污的胸襟,还有造化赐予的英姿与禀赋,伟大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个性与天才,哪一点不是无价的资产呢?为什么要自我菲薄?为什么要扼杀人的内在的骄傲。范曾不能容忍这种扼杀,不能容忍人的自我贬抑与自我奴役。于是,他在自己的画笔中,灌注了对人的深情与信念,卓绝地展示人的风采与证明人的骄傲。范曾的画,所以力透纸背,情透纸背,说到底,就是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穿透纸背。
一个大艺术家,他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不应当是国民的平均数。他理所当然应该高于这一平均数,并以自己的作品作为照明国民精神的灯火。因此,当许多心灵还在被奴隶思想、市侩思想所浸淫的时候,当许多惶惑的灵魂无所附丽的时候,艺术家就需要支撑起自己强大的脊梁,以天马行空的大超越力量磅礴于艺术,“诗思当如天岸马”,他当纵身大化而后又驰骋于艺术,此时,他的艺术才显示出强大的个性,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杰出性。范曾绘画艺术的成功,就在于他突破国民思想的平均数,绝不媚俗,而以独立的精神,开掘人类内心的骄傲,硬是步入前人未至的境界。我相信,在人类世界中,一切寻找丢掉了骄傲而陷入绝望的人们,将会从范曾的画中得到启迪。
我所景仰的钱钟书先生曾对范曾的画作过很高的评价,他称赞范曾的画是“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当我知道这一评价的时候,我为之一震,并为范曾庆贺。这是多么难得的评价!钱钟书先生作为当代伟大的学者,从不轻许于人,他的赞誉,真是宝贵之极,中肯之极。
范曾的人物画,确实堪称上上品。他在一首抒情诗中自述:“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也堪怜”。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常年伏案读书作画,20多岁时,就因为过于辛苦而致使胸骨和脊椎骨变形,之后又数十年不倦地跋山涉水,既师古人,又师造化,在艰辛求索的路途中搏击沧浪,不断前行。他的画居“上之上”品,乃是他的多重磨难的果汁。他画每一个人物,都是借古人之英姿,以抒浩茫之心事,于是,他对笔下的人物倾诉了自己对土地、对人类的全部挚爱。每一个人物的特殊的神态——孤傲,轻狂,寂寞,依恋,鄙夷,恐惧,豪放,淡泊,旷达,都被他精确而气魄雄大地表现出来,使人们透过这些历史人物的表面,看到他们内在无边无际的心理世界和风激云涌的精神生活。当我们见到朱元璋与徐达对弈的画面时,我们的内心甚至跟着颤栗,严峻的宫廷气氛,残酷的君臣关系,微妙的心理搏斗,炙手可热的帝王神情与艰难挣扎的臣子心态,都表现得如此微妙。透过这幅画,我们看到画身之外的整个等级森严的、被死神逼近的封建专制社会,和那永远令人困惑的封建宗法制度阴影覆盖下的中国的特殊心理世界。以有限之形传递无限之神,以有限之身展示无限之意,这正是大艺术。唯大艺术,有长青不败的生命。
      (本文是作者为《范曾画集》作的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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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黑魂》〔长篇小说〕
作者 倪景翔 花城出版社出版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入侵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开矿修路权拱手让于外人,唯一的民族矿业枣庄中兴矿局也宣告停业。
小说以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为背景,描写了公司总经理朱莲芬创办民族工业的斗争历程。这位从封建官僚的胚胎里脱生出来的民族资本家,尽管他多智谋、有心计,击败了洋人和地方顽固势力,但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最终仍挽救不了中兴公司覆灭的命运,他自己也被革职。
这是一部凝结着爱国志士心血与千万矿工泪水的黑色历史。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株民族资本主义的嫩芽与腐朽却很顽强的封建幽灵之间的搏斗。同时,缠绵的爱情纠葛又给严酷的政治斗争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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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
作者王先霈周伟民花城出版社出版
明清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发展时期,作品的繁富灌溉了小说理论的花朵。虽然单篇的论文时有在报刊上出现,但失诸零碎。《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本书对明清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主要的理论批评成就和专著,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论及的小说流派有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派、现实主义等,论及的理论家有庸愚子、李伯元、吴趼人、刘鹗、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国维等数十人。         
     (湛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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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剧《曹操与杨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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