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企业也要优生
皮子
真是奇闻：某个城市竟有六十多家组装冰箱的工厂！莫非冰箱是洋铁壶，几把榔头，就能敲打出来？莫非冰箱厂是铁匠铺，支一架烘炉就能开张？不，冰箱就是冰箱！这玩艺一点含糊不得。
六十多家工厂一轰而起，少不了滥竽充数的，一时这些厂家组装的劣质冰箱到处泛滥，消费者叫苦不迭。
值得深思的是，两年前，当这个城市冒出三十多家生产冰箱的工厂时，一位经济专家曾警告说太多了，应该采取措施，有人不以为然，说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何必多操心！结果，两年后竟发展到六十多家。
按理说，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某种热门产品，一时群雄并起，竞相生产，也没什么可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批量小、质量差、效益低的企业会被淘汰，批量大、质量好、效益高的企业则会发展，甚至优势企业吃掉劣势企业。可是，为什么产品有优势、有前途的企业往往优而不胜，而产品处于劣势的企业劣而不汰呢？
问题在于，目前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许多非市场因素严重影响着市场的发育。比如说，在财政分灶的体制下，地方为实现经济利益，必然要争上热门产品，即使经营不善，效益不好，也在那里输血打气，使其免于破产。在这样的地方，企业间的兼并困难重重，生产要素难于流动。再说，我们的经济也是短缺的经济，许多产品是卖方市场，有些热门产品虽然质次价高，也能卖得出去，其生产企业也能混得下去。
热门产品企业的上马应当讲究“优生”，即国家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统一规划，据此实行招标竞争，综合平衡，择优定点，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手段，限制一轰而起，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使有限的资金、资源用于最能发挥效益的企业，使这些企业在竞争中从优生走向优胜。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人口不能没有优生，为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企业也不能没有“优生”。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假名酒何以充斥市场
·造假名酒有暴利可图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见利忘义卷入“黑潮”
·地方政府当成“财路”，睁只眼，闭只眼
本报记者 潘岗
元旦前夕，宜宾五粮液酒厂厂长向记者发表谈话：市场上出售的“五粮液”，起码有７０％是假货。
西安市标准计量局春节前抽查了四个百货商场销售的西凤酒，无一真货。
四川省去年以来已发现、封存各类假酒达８３万多瓶；沈阳市一年间就查获假冒白酒近百万瓶。
假酒泛滥，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人们弄不明白：经过持续数年的打击、制止，为何这种非法活动反而愈演愈烈？
巨额利润引发铤而走险
沈阳市工商局上月破获了一起贩卖假茅台、假五粮液４．２万瓶的团伙。工商管理人员前去这些假名酒的产地——河南省台前县一看，目瞪口呆：一家一户的农民，从市场上买来三四元一瓶的劣等酒，换贴上自制的假商标，转手就卖五六十元一瓶。而一个家庭作坊，一夜间就产假酒８０００瓶。
优质名酒供应不足，给不法分子制售假名酒以可乘之机。去年下半年名酒销价大幅度提高后产生的巨大利润，更诱发了这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见利忘义，也卷入这一“黑潮”而不能自拔。贵州省铜仁地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彭某，倒卖假茅台酒８０００余瓶。其中仅倒卖给江西省宜春市２４００瓶一笔，彭就获利１８万元。而贵州省破获的另一起制售假茅台酒大案，作案人员囊括了党员干部、现役军人、大学教师、离休干部、待业人员、劳改释放者各色人等。
谋取政绩使案件难查难办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国家工商局在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假冒商品展览会，一时间，假冒商品成为过街老鼠。善良的人们又一次以为，这下假冒行为不说彻底绝迹，也该大大收敛了！然而，现实又开了个玩笑。此后一年多，“老鼠”仍大摇大摆地过街穿道……
人们愤怒了，开始把目光投向执法机关：“干什么吃的？怎么连小小假冒名酒也制止不了？”
面对群众的质询，许多经济执法人员有苦难言。难在何处？制售假名酒虽然坑害消费者，但它却能为当地政府开辟税源，增加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的增加，正是考察一届政府“政绩”的重要依据。
陕西有个县１９８７年上半年制售假名酒几十万瓶，而该县政府一味考虑“财路”，长期听任假酒泛滥。致使“名牌”劣酒一路销向北京。去年，仅北京市两个区工商局３个月查获的产自这个县的假西凤酒，就比商业部门一年调拨给北京的真西凤酒还多。
不止一地的政府要员，大会上口口声声表示要严加查封假酒厂。可当执法机关动了真格的时候，又千方百计说情，甚至亲自批示恢复生产。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地方执法机关查处的制售假名酒案件，差不多都是只查外地，不查本地。对外地产的假名酒声而讨之，而对当地制售假名酒活动，则睁只眼，闭只眼。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被人们讽刺为“灯下黑”。
现时的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既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功利主义意识，又使得各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仰视当地政府首长脸色行事。由此产生的经济执法“灯下黑”现象，很值得深思。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赚取不义之财，并非不法分子在中国的首创。问题是，商品经济秩序比较健全的国家，有一套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在我国，尽管高级领导人多次强调对于不法分子“要罚得他们破产”，然而这一指示在一些地方至今被束之高阁，未能落到实处。
“救救名酒！”“清除假冒的名牌货！”群众的呼声言犹在耳。如何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恐怕再不能等闲视之了。
（附图片）
▲“阵风”过后 陈赞良 原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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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都”的跨越
本报记者 王谨
２月２５日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走下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的专机，面对着前来欢迎的中国人员，掀开自己的铁灰色西服上装，用手指着上面的商标说：“红都！红都！”
原来，布什是穿着由北京红都服装公司制作的西服来华访问的。
“红都”的产品是怎样跨越太平洋，受到美国总统的青睐呢？
２月２６日，当北京一些新闻媒介的记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就此事采访红都服装公司时，经理们并没有感到意外。
总经理辛宝才说，布什穿“红都”制作的衣服来华是他预料之中的。就在布什总统来华访问的前两天，辛宝才带着国家主席杨尚昆所定做衣服的衣样来到杨主席住地时，对杨尚昆主席念叨说：“听说布什即将访华，过去他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到‘红都’做过不少衣服，也许这次会穿我们做的衣服来。”杨主席笑着点头说：“那好哇。你们的衣服确实做的不错，我看紫阳同志穿的衣服就很合身。”
曾经为布什量过体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永福说：“布什在北京那些年，经常和夫人骑着车子到这里做衣服。他们到这里来很随和，有时还说几句华语。我们接待他们也从不拘束。”
布什夫妇的衣服大都是高级服装师田阿桐经手制作的。田师傅说：“在布什驻北京之前，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也先后在这里做了６０多套衣服。布鲁斯离任前，还特地赶到“红都”，定作了一套晚礼服，由我们做好后寄往美国。”
“红都”服装公司以做工精细而著称。这是一家３０年前由上海迁京的雷蒙、波伟、蓝天、鸿霞、金泰等６家服装店发展起来的企业，拥有一批像田阿桐、凌奚生、丁奎英这样技艺高超的服装制作大师。早在五六十年代，“红都”就经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承做衣服。
在“红都”公司的会客室里，记者注意到墙上挂着中共十二大产生的新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在记者招待会上集体亮相的巨幅照片。徐祥福副总经理说，五位中央常委这天身着的衣服都是在“红都”制作的。赵紫阳任总理访问日本时，日本人还以为他的衣服是法国做的，一看竟是“红都”的商标，感到吃惊。
“红都”不仅声震京都，而且实现了从国内向海外的跨越。由于中国领导人和出国人员大都穿着“红都”制作的衣服接待外宾和出访，因而他们的衣着时时受到国外人士的注目和评论，“红都”的名声在国外也越来越大了。许多国家驻华外交官捷足先登成了“红都”的主顾；来访的许多国家元首也纷纷慕名前来“红都”定作衣服。６０年代，一位外国总统一次就让“红都”制作了二十多套衣服，“红都”公司连夜赶制，终于使这位总统离京前如愿以偿。酷爱法国服装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对“红都”为他制作的西服赞声不迭。为感谢“红都”大师们付出的劳动，他和夫人特地赠送给“红都”一幅绣有当年毛泽东主席和他在天安门城楼图案的丝织品和一枚胸章。
“红都”的名字被海外众多的友人所知晓。随着外国朋友在这儿做衣服越来越多，“红都”公司除指定专人为外宾服务外，还为来此做过衣服的外宾设立了量体及各种衣服尺寸的档案。这样，外国朋友即使不到北京，只要来一封信，“红都”也可以参照档案，为对方作出合身的衣服寄到客户所在国家。
“红都”已不仅仅是中国的“红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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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镇企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排头兵的喜与忧
——整治中看苏南的乡镇工业（上）
本报记者 吴长生
３年两次到苏南都遇上国家加强宏观控制，银行压缩信贷规模，但每次感受不同，前次报喜实、报忧虚，这次则是二者俱实，而且危机感似乎更强烈一些。
一组本不该拼到一起的镜头
镜头一：吴江县北厍乡，一家新建的皮革厂。新设备大多停着，原皮车间，只在西头摊着几小堆牛皮。厂长请我看刚刚整烫出来的彩色皮革，说：“俏货，抢手得很，原料也不难弄，就缺资金。只好半开半停。”
镜头二：无锡县东?镇，外观颇有气派的金城电缆厂。４８００平方米的大车间里，大约只有２０来人在干活，去年，翻着跟头涨价的铜和铝把他们压“趴”下了。１公里电缆才卖１１万多元，而生产这段电缆的６吨多铜却要１４万元。他们只好停下大机器，转产利高些的小型民用线，牛刀宰鸡。
镜头三：３年前，我访问过的一家玻璃厂，那时刚刚试产，如今却已一分为四，各寻生路了。一些工人正在安装乳胶手套生产线，而就在同一车间里的另一条早已装好的生产线却静静地“睡”着。“既然一条线都保不住，还安装第二条干什么呢？”记者纳闷儿，可无人作答。
镜头四：她领导的创新塑料厂，为上海几家日化厂生产包装瓶，产品销路好，声誉很不错。可去年下半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销单位拖欠货款，使他们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窘境。
也许，这是一组不该拼到一起的镜头，但它们却展示苏南乡镇工业现状的一个方面。
几位顺风顺水者的“高论”
苏南并非愁云密布，也有不少乐天派。
铜价暴涨，逼得许多厂家走投无路。无锡县南桥村天线厂副厂长张良魁却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单从我们厂角度讲，我倒希望它再涨一段时间。别人受不了，我正好多做。”其实，铜材涨价，开始对他们这个全要“吃”铜的厂冲击也蛮大。没别的法子，他们就下狠心压非生产人员，用责任制狠卡原材料消耗。结果，产品成本竟下降了近５０％！
在回京的火车上，巧遇进京开会的赵毛妹，她是江阴市华西村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副总经理。“加强宏观控制以后，日子怎样？”没想到她竟硬硬气气地回答：“随他怎么控，我不怕！”说话“气粗”，是因她的确“财大”。去年，这个小小的华西村实现了“三个一”：一亿元产值、１０００万元利税、１０００万元外贸收购额。眼下全村有４０００多万元固定资产，还有４０００多万元流动资金，不光没贷款，还向外投资了几百万。
主管部门的估计依旧：成绩不小，困难不少
不可否认，１９８８年，苏州、无锡两市乡镇工业的新发展的确依然引人瞩目。除产值继续保持３０％以上的增长而外，销售收入的增长也大步赶了上来，并超过产值的增长速度。实现利润则扭转了１９８６、１９８７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有了明显回升。上缴税金同步增加，幅度均在２５％以上。提供建农基金都在１亿元左右，大大超过同期国家的农业投资。
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催动下，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乡镇工业外贸收购额，无锡比上年增长４０％多，苏州增长了７０％。“三资”企业，年初苏州只有１１家，年末已变为７７家。
两市的主管部门对面临的困难也毫不隐讳：
一是资金紧，紧得一批企业临近“断炊”。去年，苏州乡镇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中的自有部分只占５％；稍好些的无锡也只占１０％多一点。此次银行压缩信贷，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是原材料价格暴涨，乡镇工业受害非浅。实行整顿、治理以后，又出了新矛盾。原来价高，还有处可买；如今众多物资实行专营，一向依靠市场找米的乡镇企业，竟不知该到哪个门去“化缘”了！
三是能源缺口加大。近３年，为了缓和电力不足的矛盾，苏南不少乡镇自筹资金办起了小电厂。去年以来，煤价暴涨和煤源不足，致使这批“新生儿”奄奄待毙，电力缺口重新拉开。
从市长角度看：已占到全市工业产值２／３左右的乡镇工业出问题，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滑坡。
从城里企业看：多数已与数以千计的乡间企业建立了联营配套关系，下面“伤风”，上面就“咳嗽”。
对农村，乡镇工业更是命根子。近几年兴办的一切事业，基本都是建立在乡镇工业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的。别的不说，每年失去乡镇工业提供的上亿元建农基金，农业根本就稳不住。
仅是一点分析
张家港市振业橡胶厂厂长奚也频，是江苏省乡镇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他对记者介绍了最近协会对形势作的一点分析：“在整顿、治理中，至少有３０％要被淘汰，３０％要实行较大调整，另外３０％能克服困难顺利发展。”
从实际看，好过、比较好过的企业，一般都占有产品优势，不光在市场上好销，而且能耗低、物耗少，属于“小、轻、薄”类型；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基本靠自有资金运转，银行紧抽银根对它影响不大，与一些城市大企业结成较牢固的联营对子，在风浪面前可以借助群体的优势进行抵抗。
而那些高能耗、高物耗，生产“傻、大、粗”产品或长线产品的企业，那些完全靠银行“输血”度日的企业，那些单打独闯的企业，在紧缩后，大多陷入了困境。
在整顿、治理的大环境中，乡镇企业该向什么方向调整，该向哪类企业靠拢，讲道理是很明了的。但具体实行，并不那么简单。分散在农村的成千上万家厂子，一个厂，往往连着一村人的饭碗，向银行借的那部分也是要还本付息的。重新回到那人均不足一亩的狭小耕地上去？从感情到实践都行不通。
乡镇企业的调整，采取国营企业的办法是不行的。在苏南，我接触的所有厂长，不管日子好过的还是日子难过的，都讲过这类意思的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凭着我们灵活的机制和吃苦耐劳的劲头，凭着我们已经积累的实力，难关总会过去的。
（附图片）
广东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生产传统扇子，每年为国家创收大量外汇。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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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总是讨论
一位火车司机的诉说……
石富，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机务段２５５５号机车司机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本报开展交通运输问题讨论《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他有很多话要说，请看——
一位火车司机的诉说……
我从１８岁开始与火车头“结伴”，至今已３１个春秋了。那时是带着大红花上的机车，自己高兴，就是别人也羡慕极了。几十年过去了，从大跃进发展到“大乱”，大乱终又得到大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腾飞、百业俱兴、一派生机。然而，在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作为“先行官”的铁路运输却相形见绌，事故迭出，严重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先行不先行！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运输一线的火车司机，除了感到脸上无光外，也着实有许多话想说……
机车陈旧，超负荷运转，火车头开始力不从心了。
仅以佳木斯分局为例：管内三个机务段，共配属机车１７３台，全部是蒸汽机车。其中服役２０年以上的有７２台，占４１％；１０年以上的７９台，占４５．９％；１０年以下的２２台，占１２．９％。而承担的运输任务很重，年货物发送量为３２９０万吨，旅客发送为１８４０万人。机车台运输量高达２７．４１万吨。
为了保证列车正点不丢线，他们不得不在加速周转，压缩库停时间，组织紧交路上打主意，最短的库停时间仅２７分钟。哪里谈得上检修，就是上煤满水换乘也是“紧交路”。
由于机车长期带病出征，超负荷运转，事故增多，严重威胁运输安全。１９８８年，机车质量事故就占３５％，难怪大车们说，这５０年代的火车头，对付８０年代的运量，真有点儿力不从心了。
作为火车“两条腿”的铁路线，质量严重下降，老化严重，隐患骤增，时时刻刻危及着行车和人身安全，已不再为我们作主了。
佳分局管内大部分线桥设备地处山区，日伪时期修建的占９０％，设计标准低，轻、老、杂型钢轨与劣质路基并存。在每五座桥梁中就有１座失格桥梁！管内正线再用轨比例大，长期超期服役，伤损情况十分严重。１９８７年伤损钢轨就达２８７８根。几年来，虽然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量的大修项目，但由于费用有限，仅仅能抵消每年失格设备的增加数。尽管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和铁道部两级安全工作会议之后，增加了一些投资，改善了一部分设备，但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线桥设备现状，管内正线仍有２５２公里轻、老、杂型轨，日日夜夜承受着车轮的重压。
过惯了穷日子的铁路工人是有那么一股子拚命精神的。为了保证大动脉的畅通无阻，他们采取延长工作时间，上工作量，增加巡检班次，重点区段人盯人，昼夜死看死守的作法，向来自自然的、人为的种种灾害作斗争。一个拥有３万名员工的分局，近三年参加抢险、救灾、抗洪、除雪等突击活动达７８万人次。１９８８年防止因钢轨折损造成的事故１９８件。
尽管一次次的钢轨折损、路基冲空、线路滑坡等事故被防止，没有酿成大祸。但险情指数上升，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谁知哪天车翻人亡呢？
一方面承受来自精神和经济的压力，一方面是超负荷运转的惩罚，火车越开越“沉”了。
近几年，为了扩大社会效益，铁路部门眼睛向内，挖掘自身潜力，牵引定数一增再增，由１７００吨增至２３００、２７００、３０００吨，佳富线、绥佳两线均拉３３００吨。仅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两年超轴一项就多运货物３６９万吨。
然而，贡献后的喜悦并没有洗去他们精神上的征尘，更不能使他们摆脱现实中的困境。包袱越背越沉。被人们尊称为“大车”的火车司机，昔日的自豪不见了。
“辛辛苦苦跑一班，不如在家卖盒烟。”一个司炉一班所得，去掉吃饭，相当于卖一盒外烟所得。
一位“大车”的贡献无人问津，可个人收入却无人不晓，姑娘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他们了，一听说是铁路开火车的，干脆连见都不想见上一面就“拜拜”了。
过去是挖空心思上铁路、开火车，眼下是托人说情办调转。一个包车队２１０人中，就有１８９人申请调转，占９０％。
一方面承受着来自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重压；另一方面是超负荷运转的惩罚。一位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形象地说，铁路好比是一位背着包袱跋涉的老人，越走越沉。面对现代工业的大发展和与之不相称的“大动脉”，是到了下决心解决铁路运输严重滞后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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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总是讨论
认识铁路的“双重性”
武汉铁路分局分局长 刘志军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铁路的担子很重。客运，武昌火车站每天计划票额２．７万张，而要走的旅客达６万多人，武汉始发的２７列几乎天天超员，有的常年超员７０％以上；货运更为紧张，去年满足货主要车程度仅为５６．１％。结合武汉铁路分局的实际，刘志军谈了如下看法。
怎样摆脱铁路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呢？作为铁路运输基层单位的指挥员，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首先，要认识铁路的“双重性”。铁路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其主要功能是产生社会效益，同时创造一定的企业自身效益。两种效益可以在适当的程度上结合，但不能把两种效益关系摆得不适当。长期以来，一方面把铁路看作服务性行业，强调优质服务低运价，在社会效益上视铁路为“卒”，另一方面又把铁路看作经营性企业，强调低折旧高税率，在经济效益上将铁路视为“车”。这种认识和由此确定的相应政策，使铁路注定受到两面夹击。
其次，要抓好铁路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不断挖掘既有铁路的潜力，是我们的一贯方针。武汉铁路分局通过挖潜扩能，列车追踪时间已压到７至８分，列车牵引重量平均提高５００吨左右。
第三，要适当调整铁路运价。从武昌坐“的士”去汉口１０公里左右车费３０元，从武昌坐特快列车去北京１２００公里却只要２３．８元。铁路运价太低，由此可见一斑。铁路运价低，不仅造成铁路自身积累困难，同时削弱其它运输方式的竞争力，不利于客货合理分流。为缓解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状况，尽快形成以铁路为骨干的综合运输体系，调整过低的铁路运价，理顺铁路运价与其他运输方式价格的比价关系，已经势在必行。
第四，要让全社会理解和支持铁路。航空运输，多一名旅客飞机可以不起飞；公路运输，多一吨货物汽车可以不启动；唯独铁路运输，即使列车超员百分之百，绿灯照亮，汽笛照响，大动脉一时也不能梗塞。铁路以满足社会需要和社会安定为第一要旨，因此，长期坚持超负荷运转。铁路的处境和苦衷需要国人了解和理解。有了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铁路的许多事情会好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