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
——忆黎澍同志学术生涯二三事
丁守和
黎澍同志去世了。但是他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没有离开我们。在史学界，他是以勤于思考，正直敢言著称的，而他的直言和创新又是基于对马列著作的精湛研究，因而总显得深刻有力。有些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仍然时常回旋于脑际，不能忘怀。
我认识黎澍同志是在１９５５年，那时主要是在研究工作中向他请教，求得帮助。１９６０年底，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主编《历史研究》。我也随之调来，在他领导下负责编辑部工作，接触自然多起来。在这些接触和交谈中，我不仅体会到他的科学态度，而且了解到他观察问题的方法。记得他在谈到当时史学研究的状况时曾说过：解放以来，我们强调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少，只讲阶级斗争，忽视历史态度，还有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倾向等。这是不利于史学发展的，也是有背于历史唯物论的。
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统帅一切的时代，在史学界出现这些偏向并不奇怪，大家都习以为常。黎澍同志却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是联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思考，同时还设想并着手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也可以说还在６０年代初，他就在考虑“拨乱反正”了。这就是那时《历史研究》发表的几篇颇为引人注目，并引起很大争论的文章。
首先是请邓拓同志写《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强调“实事求是”，无论任何工作，包括历史研究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他自己亲自为范文澜同志起草在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放空炮》。在发表时又作了多次修改。记得我在看校样时曾向黎澍同志提出，范老“反对放空炮”，我很赞成，不过他的文章本身也是“空炮”。他说现在只能是这样，如果放“实炮”那不打着人了吗！现在放空炮说空话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倾向。可见“反对放空炮”，正是反对那种空炮空话乃至大话假话废话等不良倾向，其意义是很清楚的。
其次是请蔡美彪同志写《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从正面阐明了古代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特点，农民战争的起因、要求和前途等问题，着重批评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倾向。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论。除已发表的批判文章外，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孙祚民同志因发表批评农民战争史的文章而受到批判，并下放劳动。蔡文发表后，孙才被从农村调回来，不久他寄来一文赞成蔡文的意见。此事又引起争论。一是刘桂五同志出差南京回来后告诉我，那里某负责人看了蔡文很生气，认为我们就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否定农民和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我很不同意这种意见，并向黎澍同志作了汇报。他认为，对农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古代农民战争史又是一回事，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如果将古代农民战争和我们的农民战争说得差不多，那么古代农民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或被镇压，或受招安，或转化为封建专制，如刘邦、朱元璋，我们是这样吗？那种说法不是唯物论。然而蔡美彪同志的文章却一直受到非议，“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
第三是请宁可同志写《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主要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其中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看法，是黎澍同志提出的。是否确切当然可以讨论，但强调研究问题要用辩证的方法，无疑是对的。宁文尽管还是强调阶级观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很大的冲击，就是大不敬。因而很快收到关锋、林聿时的批判文章，但也有表示赞同的。宁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罗瑞卿同志就曾指示军队领导同志阅读。经与黎澍同志商量，宁可同志又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进一步阐明了历史主义原则，同时更强调了阶级观点。我在看二校清样时，觉得讲阶级观点太多，便在“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后面加上了“之一”。因为马克思讲唯物史观，首先是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然后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等，所以加上了“之一”。然而这个“之一”却给黎澍和宁可同志在“文革”中带来更大的“罪责”，更多的批斗。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偏向，黎澍同志曾向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同志谈过。周扬同志当时还兼管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他要黎澍同志编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书，以便让大家了解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具体工作是由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做的，编辑体例则是黎澍同志的意见。在章节安排上，除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等章外，占篇幅最多的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包括阶级分析法、从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用历史态度观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还特列了“坚持科学性”和“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两节。在我排列出目录后，黎澍同志又作了修改，如“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语和标签”，“义愤不能推进科学，客观主义要迷失方向”，“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到惩罚，玩弄辩证法必然通向诡辩主义”等小题，都是经过多次推敲才定下来的。在集录马列的言论时，黎澍同志要求尽量客观全面，但也有选择。
黎澍同志为编辑这本书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他的基本想法是要大家多读些马列的著作，并在“编辑说明”中强调，读者应该“注意原作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着什么事情而讲这些话的，正确地加以理解”。还提出最好查对原文，细绎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充分显示了他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又被横加指责。罪名之一是，“坚持科学性”即是“反对革命性”；罪名之二是，只讲“阶级分析方法”，未讲“阶级斗争观点”，是把观点“贬低”为方法。实际上，革命性和科学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科学性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性。恩格斯就说过：“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它就愈符合于工人们的利益和向往。”列宁也说过：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说明历史的方法”。难道这也是贬低与否认革命性吗？只有那些只会说空话、套话，而没有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荒唐的指责。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中央文革小组”炮制的《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以社论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并在第二版一篇点名批判吴晗的材料的前言中说：自从１９６１年来了一个新主编，《历史研究》便成了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大毒草。于是，对黎澍同志的长期的迫害、批判斗争就开始了。
然而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上面提到的那几篇论文和那本论历史科学，决不是什么“大毒草”，而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反对“左”倾空谈，是最早的“拨乱反正”。“文革”结束后，黎澍同志主编的《历史研究》又首先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批判封建主义遗毒，为遭迫害致死的史学家呼吁平反，为史学的开拓前进而努力，这都是与黎澍同志始终坚持科学态度的大无畏精神分不开的。黎澍同志这种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科学性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胡绩伟谈：
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威
胡绩伟在中国民主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说，民主的权威，即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威与专制权威有根本性的不同：一、在决策上要求民主化和科学化。二、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的民主程序产生和更换领导人员。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既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又认真尊重和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四、要求领导人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比较高超的领导水平，而且要求他们严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成为人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领袖和值得信赖的公仆。五、决策者在执行中发挥模范作用，以保证重大决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六、坚持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民主制度，任人唯贤，招贤纳智。七、决策、施政公开化，保证人民的知情权、议政权和参政权，把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工作完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八、加强法制建设，使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依法治理，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厉以宁谈：
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人人是平等的参加者、研究者。讨论中出现的新观点可能一开始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用不着奇怪，关键在于它们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以经济学来说，许多新论点在刚出现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假设。没有假设，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而假设如果不经过验证，那么它始终是一种假设。经济学总是在不断假设和不断验证之中前进的。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它们显然与以往流行的观点不同。能不能认为这些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不能。这需要经过讨论，并要由实践来检验。经济学的验证往往是滞后的。不了解这种“验证的滞后性”，由政府主管部门匆匆下结论，不仅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学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会破坏来之不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在经济学的争鸣中，无论什么人，都应当实事求是。要防止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些人已经习惯于从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当他们看到讨论中出现新观点时，就引经据典，似乎自己是最有资格批评提出新观点的权威。而提出新观点的人，因为害怕别人给他扣上一顶“违背马列”的帽子，又生拉硬扯地、牵强附会地到经典著作中去找出处，似乎只要有出处，或者经典作家讲过类似的话，他的观点就“保险”了。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在经济学的争鸣中，我们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
（《学习》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朱厚泽谈：
主体性研究热的反思和横向比较
《现代化》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朱厚泽的文章说：现在，人们都在对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在这一百年中，前五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着危机、震荡、战争和各种各样的不安。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有了改变，特别是那些新取得独立的国家，由于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建立了不同的体制，彼此间的社会状况、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差距十分显著地拉大了。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主体性问题成了我国学术界和国际思想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微观上讲，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是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从客观上看，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领导集团，在社会发展的那些历史性转折的关头，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对于他的国家、他们地区的长远发展，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我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无论就一个小的企业来讲，还是就更大范围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讲，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世纪就要过去的时候，是应该认真来思索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加以比较，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同时，很好地放眼展望一下新的世纪，它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与姿态迎接它的到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怎样增强国情的透明度？
●怎样做到对国情进行准确及时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怎样保证准确灵敏地向党、国家、人民反馈信息？
办法：深化统计体制改革
黄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统计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国情透明度较以前有了提高。但当前还有许多因素制约和妨碍着国情透明度的增强，这主要是现行统计体制还存在着许多弊端，诸如监督软弱无力，协调权力过弱，整体效益不高，系统建设缓慢，信息技术落后等。这些情况都说明，加快和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十分迫切。
统计体制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统计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根本上改革全国统计系统的组织领导。着重强化国家统计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垂直独立的国家统计系统，确立国家统计与部门统计的科学分工，加快统计现代化、法制化建设，使新的统计体制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统计信息的要求，符合为党、国家、人民实行独立的、客观的统计监督和统计咨询的要求，符合国家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近期要着重研究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强化国家统计领导机构。现行统计体制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全国统计工作没有坚强的组织，特别是国家统计局这个“总的领导”机构软弱无力，难以统帅全国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鉴于全国统计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需要在国家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进行；鉴于统计信息的导向作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有广泛影响，触及社会各界的利益关系，其综合性很强，影响很大，因此，建立一个有权威的、能够统帅全国统计事业的统计领导机构，极为必要。根据我国和世界统计的实践经验，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统计委员会，由它统一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全国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把社会主义核算（包括统计、会计、业务三种核算）和国家统计制度、方法、标准统一管起来；直接组织领导重大的国情普查或调查；把各部门、地区、单位的社会、经济、科技统计信息集中起来，互通情报，实行信息共享；实行公开性的、独立的统计监督和统计咨询。国家统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可有两种模式：一是直属国务院，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有利于国家行政管理；二是直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这样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
（二）建立健全垂直独立的国家统计系统，加强城市和农村统计信息网络建设。１９６２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制订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规定：各级国家统计机构在业务工作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在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受当地党和政府领导。各级国家统计机构的编制、干部、经费实行统一管理（简称“一垂三统”）。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国统计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是针对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党和国家要求做到“数字准、情况明”的需要作出的。“一垂三统”的实质，就是从组织体制上保障统计信息的准确性、统计监督的独立性。这个《决定》的原则精神，我认为有必要继续贯彻。
实践证明，统计监督必须独立，这是统计监督的灵魂。管理科学有一条基本原理：监督机构不宜作为被监督机构隶属的下级机构。否则，监督就会失灵。长期以来，我国统计监督之所以软弱无力，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统计监督的干部屡遭打击迫害，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上的原因：统计机构隶属于各级行政机构，容易依附和受制于当地党政领导的“长官意志”，难以独立行使统计职权。二是法制上的原因：统计法规规定各级国家统计机关是国家贯彻并监督执行统计法规的机关，但尚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执法权、制裁权。由于统计人员的工作和安全没有确实保障，实行统计监督难上加难，从而导致大量真实的国情、民意难以上达。讲成绩时虚报、水分不少，讲缺点时瞒报、掩盖真象，或者看领导眼色行事，数字随“风”飘荡。
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按照“一垂三统”的基本方向，进一步探索分阶段逐步实施的途径。眼下，可首先巩固和完善由国家统计领导机关统一管理国家统计系统的编制和事业费的工作，地方政府多渠道、多层次解决地方统计调查所需人力、财力、物力。在巩固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国家统计系统应当逐步延伸到乡一级，探索在编制、干部、经费（包括事业费、行政费、基建费）上由省统计机构统一管理地（市）统计机构，由地（市）统计机构统一管理县统计机构，由县统计机构统一管理乡镇专职统计员或机构的分层次统一管理的途径。这里的关键是科学地解决国家经费和干部管理问题。
（三）国家统计与部门统计科学分工、密切协作。从全国统计体制的总格局来讲，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统计领导机构和强化国家统计系统，另一方面由于国情的复杂性和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统计工作不可能也不必要高度集中到国家统计系统来做。国家统计机关作为国家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任务很重。对于为各个管理部门所必需的专业性、技术性、临时性的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统计预测、统计监督任务，则应由各主管部门负责。这样做更有利于发挥各部门统计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全国统计事业的发展、繁荣。我国统计体制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符合国家对企业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可以预言，国家统计系统的各级统计机构必将比部门统计机构发展更快。在机构改革时，合并裁减的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统计职能中，属于国家统计和地方统计调查范围内最基本的、公用的、综合性、经常性的统计职能，应当分解、转移到国家统计机关承担；属于部门统计范围内专业性、特殊性、临时性的统计职能，应当由各专业管理部门承担。这样做有利于各级国家统计机构调查、提供、分析、预测全社会范围，包括各种类型、各个部门的统计信息，保证党、国家、人民掌握最基本的、经常性的国情信息的需要，防止重复调查、数出多门，又可发挥各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各管理部门专业管理需要。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实行国家统计与部门统计科学分工与互相衔接。
（四）加快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建设。现在，整个社会对统计信息的需要急剧增加，为了改变统计落后状况，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解决国家统计信息系统自动化问题。实现这个任务，一要把这个系统建设任务正式纳入国家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确保实施；二要根据机构改革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将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这两个宏观经济信息系统予以合并，由国家和地方各级统计委员会统一管理。据了解，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信息系统大都由国家统计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这样做有利于体现现代信息技术管用结合的要求，可以节约两个宏观经济信息系统重复建设的花费，加强社会经济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使国家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更快地转变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轨道上来。
（五）完善统计法制建设。世界上统计工作搞得好的国家都是实行法治，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只对数字、事实和法律负责。我国统计工作一个重要积弊是人治，统计建设的好坏以领导人重视与否为转移，统计信息的反馈受“长官意志”左右。为了从根本上确保统计事业的现代化、法制化，必须从人治走上法治，依法办统计。我们要不断使统计法制臻于完善。眼下，应当加强地方和部门的统计立法，应当明确授予国家统计机构对统计违法行为以必要的、具体的执法权、制裁权。应该设置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加强统计法律监督；建立统计违法、护法通告、通报制度，让国家统计机构成为国家统计监督的举报中心，逐步实行统计、法律监督公开化。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田方 林发棠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１９８７年出版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的继续。目前，三峡工程在宏观决策方针和各个专题的论证上仍存在重大分歧。遵循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原则，本书收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不同意见，以供广大读者和决策参与者研究与采择。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精神文明纵横观》
沙英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三个部分：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问题，党员、干部、青年如何加强自身的文明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袁木、李庄作序。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农业经济地理》一书已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