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一项千人答卷令人震惊: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提出应抓农业。看来有必要——
开展农业基础地位再教育
杜宏智
最近,山西阳高县委宣传部配合形势教育搞了一次答卷测验。参加的1000人中,干部、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各占1/4。问卷中有一道题是“您认为我县当前应抓好哪几项工作?”100%的答卷人都把解决物价上涨问题填入了4个空格中的第一个,而只有0.5%的人,在第3或第4个格子里填了应抓抓农业的内容。对农业的这种冷漠,出人意料,令人担忧。
阳高是典型的农业县,近几年,虽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还远谈不上富裕。去年,全县定购、议购粮食合计2100多万公斤,完成任务后,农民手中余粮并不多,有些乡镇甚至出现了农民自己掏钱买议价粮顶任务的现象。农业方面的问题是明摆着的。
既然有问题,为什么还受冷落呢?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一是搞农业来钱慢、效益低。随着人们商品观念的强化,效益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而种粮食,从种到收,起码得6个月,其间还要经受旱、涝、风、雹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遇上风调雨顺,能丰收;遇上“万一”,就鸡飞蛋打。就说丰收,每亩收入300元到顶了,平均每月只有50元,而做小买卖,几天就能拿这么多。二是国家、集体不像以前那样热心扶持农业了。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设备等大部分实行有偿投资,而不属贫困地区的连有偿投资也极少。集体更是无能为力。倒好像农业只是农民的事,好啊孬啊全由农民自己担。三是很少讲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了,都讲究实惠,打各自的小算盘,真正实心搞服务的少,打农民主意的倒挺多。
冷落农业,并不是改革带来的毛病,而是一些领导没能及时研究、解决新形势下的新矛盾、新问题造成的。因而,我以为,要想尽快扭转农业的被动局面,首先要解决方方面面的思想认识问题。有必要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农业基础地位的再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农业不单是农业部门和农民的事,而是关系全局、涉及各行各业的大事。
对不同对象,教育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农民,既要进行爱国家、顾大局的教育,又要如实地讲清国家的难处,请他们谅解;对工、商企业的职工,要多讲农民的贡献和所做的牺牲,进行加强工农联盟、促进工农业互助的教育;对干部主要进行农业发展战略的教育;对知识分子,则要多鼓励他们“关心农业、服务农业”……
总之,只要针对性强,坚持讲实话,这项工作是会有实效的。认识提高了,措施才会落到实处。
(作者为山西阳高县委干部)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该不该这样立志?
皮子
我看到一个材料,内容是表扬一位偏远省份厂长的志气。这位厂长说:“我就不相信几千万人的省总看外省生产的电视机。”后来,他的雄心壮志果然实现了,本省的人果然看上了本省的彩色电视机,而且质量也不错。没有疑问,这位厂长的事迹是应该表扬的。不甘落后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来加以宣扬,却需要加以分析。
不错,有一个时期我们宣传过这样的志气: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别人有的我也要有。从“争气”的角度看十分可贵,但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加分析地都这样做,并不见得可取。
就以彩电为例,据说,目前全国已有彩电生产线100多条。去年,全国彩色电视机质量评比,获得一等奖的47厘米(18英寸)彩电就有58个牌号。全国彩电产量去年已达到1027万台,虽然还够不上世界第一,但论彩电的牌号之多,中国可谓世界之最。
这个“之最”中,就包含着严重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遍地挂彩”,“到处带电”,结果是分散布点,耗资巨大,形不成专业化大生产的规模效益,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南朝鲜一个三星公司就年产电视机250万台,等于我国十几个、二十几个工厂的产量,更不要说荷兰的“菲利浦”、日本的“松下”、“索尼”等大公司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厂家,彩电生产还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要?厂家多,形不成整体优势,就是原因之一。
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要说一个省,就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应有尽有,总要互通有无。任何国家也不能脱离世界市场而自给自足。我们国家幅员广阔,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各有各的优势,大可不必你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你上什么,我也上什么。商品经济就是交换经济。没有互通有无,还有什么商品经济!
长期的自然经济,使人们形成了万事不求人的小生产观念。当前,财政分灶的体制,互相分割的市场,混乱的流通秩序,紧缺的商品供应,又助长了这种观念。因此,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扭转这种观念,亦是相当重要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笼”外现金寻踪
不久前,四川省对7市3县的140户个体户、90家生产企业、23家公司及20个机关团体手存现金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以现金交易为主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手存现金数额奇大,成为拥有现金的大户之一。
被调查的140户个体户平均每户手持现金6433元,其中手持现金在1万元以上的19户,占被调查户的13.6%,最多的达9万多元,最少的也在千元左右。如果按每户平均3000元计算,全省165万个体户手持现金总额约50亿元,相当于1987年四川省财政总收入的2/3。私营企业同样不愿拿低利率把现金存入银行,他们手中生产经营收入占90%的现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管理系统之外,其中多数继续用于生产经营,剩下的投向消费市场。
企业、机关星罗棋布的“小金库”形成了众多的蓄积现金的“地下湖”。据调查,90家生产企业、23家公司和20个机关团体平均库存现金4000元左右,最多的企业达4.5万元,大大高出银行核定的现金留存额。而且一部分现金变成了职工包里的奖金、补贴等,膨胀了消费基金,如重庆市某供销部门发放年终奖金24.9万元,人均1189元。
现金在社会上大量沉淀,造成银行回笼困难。去年11月份四川省银行收支相抵净投放5.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1%。
(任蕴)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都在想 张忠信    原载《甘肃日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十年树木”征文

雄鹰播绿
甘肃 樊庆强
俗言道:靠山吃山。而西北高原的荒山秃岭、戈壁沙漠却因缺少绿色,可供当地居民“吃”的一年年减少。这,也深深刺痛了驻守在青藏高原的兰州空军某团干部战士的心!
1982年,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出号召,要求空军支援地方农业、林业建设,为绿化祖国做贡献的。团党委立刻决定:克服一切困难,飞播造林。
成就一项事业是艰难的。如何将军用机改为飞播机,是第一个难题。团里组织了攻关小组。在一定飞行条件下,落种量是由定量盘开度大小决定的,也是能否按设计要求播种的关键。攻关小组将8种种子分别称量,假定各种地理、气候条件,拿着游标卡尺、秒表等工具,进行试验。调整——试验——再调整——再试验……如此循环往复上百次,8种种子的静流量终于测了出来,继而摸索出调整规律。空军支援林业建设飞播成功!消息传来,许多地方、单位来人求援,一下子就签订了140万亩飞播合同。
飞播的季节性很强,为了赶在时间的前面,许多人默默地作出了个人牺牲。1986年5月,大队长聂志麟即将带领飞播队赴内蒙古,临行前,接二连三收到告急家书:儿子住院!家里多么需要他回去啊!可工作也需要他。他毅然带领飞播队出征了。
几年来,该团组织飞播小分队转战陕、甘、宁、内蒙古、黔五省区,飞播飞防总面积662万余亩,出苗面积率达46%—73.7%。绿色,覆盖在漫漫的黄土地上。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市场随笔

“不买手表,不装表带”
张桂辉
日前,笔者在江西九江一家商店购买一条表带,付款时要求代装起来。年轻的营业员答道:“不在我们这里买的手表,不装表带。”我再次恳求亦无济于事。
装一条表带,不过毛把钱、几十秒钟的事,却使顾客感到麻烦。一面是“顾客至上”、“热情服务”之类娓娓动听的标语口号,一面却给购买小商品的顾客以冷遇,这种经营作风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而且容易伤害顾客的感情。到头来还影响商店的生意和经济效益。这里的利弊得失值得商业经营者深思。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尚难解除的困扰
——发生在浙江厂长经理中的一场心理骚动
本报记者 高海浩
浙江省近来连续传出几桩有关企业厂长、经理“出事”的消息,有的已被司法机关立案拘捕,有的正在接受10多个部门的轮番调查,也有的被中止承包合同后免去职务。社会舆论沸沸扬扬。与此同时,包括一些著名企业家在内的厂长、经理们频频聚会,纷纷抱怨,集中的话题是:“谁来保护企业家”。
当地几位报界同行谈及厂长经理中普遍流露的不安心理时说:“1年前的今天,浙江爆出‘步鑫生事件’,也在厂长经理中引起强烈不安,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杭州某厂厂长涉嫌受贿案是厂长经理中议论最多的话题。这是当地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大案之一,这位曾获省、市优秀企业家荣誉的厂长,被指控受贿1万多元,已被拘捕。
最近,浙江省企业家协会连续两次召集一批厂长经理专题讨论,对此案提出诸多疑虑,并要求检察机关公开案情。一位著名厂长会后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厂长违法查处,这很正常。为什么又是登报,又上电视,大做文章。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好像通货膨胀、混乱现象都是厂长们造成的,这不公平!”
“这显然是过激情绪和过敏反应。”浙江省的几位理论工作者就此分析说:“这暴露了目前企业家们心理状态的脆弱。而问题还在于,环境制约,人为因素,是否正在强化他们的这种心理障碍和不安全感?”
遗憾的是,这种假设正在得到某种印证。谈及海宁市某厂厂长的遭遇,一些厂长、经理们普遍流露出悲凉和伤感。由于几位职工对厂长的一项检举指控,来自省市党委、政府、司法、审计、工会、监察和新闻单位的50多批、200多人次调查队伍,轮番前往海宁这家工厂。历时19个月,至今仍未了结,厂长还在接受不断审查。
令一些厂长经理们沮丧的是,问题已不是厂长是否有错。而是因为各路人马结论分歧,是非不一,尽管调查者都有来头,竟然没有一个能够拍板定案。据说,这家工厂厂长已无法忍受旷日持久的轮番调查,发誓再不定论,他将辞职。而当地的另一位厂长悲之所及,已辞去厂长职务。有位厂长对记者说“谁都可以插手审查企业和厂长,谁都说了不算,最后企业搞垮了,谁来负责?!”
人们注意到:感到不安的厂长们开始寻求法律保护。绍兴市某厂厂长的免职风波,已经波及浙江法律界。前不久,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绍兴市某厂厂长接到上级调动通知:中止承包合同,免去厂长职务。但厂长表示不服,拒绝执行。此事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浙江省企业家俱乐部专门邀请一批法律专家,对此事进行法律论证。一致的结论是:厂长并非无力经营,也没有违法乱纪,在承包合同没有期满的情况下,上级部门无权随意调动承包经营者。调动厂长的决定已构成“侵权违法行为”。
但法院目前毕竟难以受理这位厂长的起诉。在一次会议上,浙江省司法界一位领导谈及此事遗憾地说:“用法律保护企业改革,还有诸多难题尚未解决”。经济调整已使企业处于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一位经济部门的领导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如何评价企业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依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命题。”
看来,发生在厂长、经理中的这场心理困扰和不安仍将继续下去。“当厂长的一要善于忍耐,二要随时作出牺牲。”一位著名企业家谈到他几经挫折后如是说。难道这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失衡的结构
本报记者 刘桂莲
国务院的9个部和24个省市,在去年曾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蚕茧大战。记者就此到四川省采访,观察“蚕茧大战”对丝绸生产带来的冲击和困扰。 一
南充地区是四川省蚕茧主要产地,这里也集中了一些大丝绸厂。被国际同行赞为“世界缫丝业大厂之最”的南充第二丝绸厂,是一个有4000名职工、近80年历史、一流设备的生产出口丝及丝织品的专业厂。厂长梁文炳告诉记者,蚕茧大战后,原料供应失去了保证,该厂一直处于“等米下锅”以至“无米下锅”的状况。1988年全厂缺150多吨干茧,意味着一个半月时间无茧停产。1989年上半年能调进多少茧,心中无底。
茧缫丝,丝织绸。再说南充织绸厂。这个四川省创汇第一大户,则因丝供应不上,去年在局部停产之后,出现全面停产。厂里天天派车到丝厂“周游”,常常只能得到百十斤的丝,而该厂日耗丝为2.5吨。每停产一天,减少织绸3.5万米,少创汇5万美元。
在成都,市丝绸公司经理告诉记者,蚕茧大战在四川最大的受害者要算成都。成都丝绸业原料95%靠各地县,“蚕茧大战”的冲击,使这里的原料供应失去了依托。成都蜀锦厂是拥有完备的生产手段和雄厚技术力量的骨干企业,产品畅销西欧、北美、港澳和东南亚。如今,计划下达的原料指标该厂只能购到10%。无奈该厂的名牌产品软缎被面砍了,闪光被面也搁置一旁。列入必保的少数民族用品和传统蜀锦也只能时停时织。
为保出口创汇大户,一些地区不得不采取行政命令:丝厂要保证供丝计划,否则,将停止供茧,限量供电;对不交茧的市的有关人员,除执行党纪、政纪处分,还将扣减该县吃财政补贴的指标。 二
据四川省有关同志介绍,四川1988年产丝1万多吨,出口丝3000吨,织绸用丝4000吨。按说这1万多吨丝不但能满足本省需要,还可以销给其它省一部分。为什么丝一下子变得这么紧张呢?
价格失衡,导致了丝绸业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
由茧而丝,由丝而绸,一个比一个价高,才属正常。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茧、丝、绸之间形成价格的扭曲,使丝价不但大大高于茧,也高于绸(坯绸)。出口1吨丝可卖20多万元,而出口用1吨丝织成的坯绸,还卖不到这个价。于是,大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丝上,丝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后纤维”。
自己办丝厂缫丝,比卖茧划算得多。谁也不愿肥水流走,各地便纷纷办丝厂。全国年产茧700万担,可现在的缫丝能力已超过1000万担。3年来,四川的蚕茧仅增加10%,加工能力则翻了一番,省里要求关掉27个厂子,可一个也不见关。
市场价格对商品走向具有一种“魔力”。丝的价格决定了丝的身价。
丝的第一去处再也不是进入工厂织绸,而是进入流通竞相出口。特区和沿海地区的抢购者,可以出比规定价高出将近1倍的钱买丝出口,这就使四川的丝大批流走。在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丝绸行业的还是非丝绸行业的,本地的外地的,有后台的没后台的,明的暗的,生产部门的贸易部门的,都投身到抢丝的旋涡,有的甚至动用了军车、飞机。尽管有国务院的通知,经贸委的规定,物价局、工商局的“指令”,省里的文件,执法部门的检查,也难有效地控制丝的倒卖。
蚕茧大战,实际是抢丝大战,人们争购又竞销的是丝。
丝走俏,丝价在竞争中一涨再涨,夺走了织绸业能够消化的合理价格,使绸趋于衰退,需要投入资金、技术才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高档绸更趋萎缩。 三
蚕茧大战给丝绸业带来了困难,也留下了思考。
茧、丝、绸三者为什么比例失调,丝为什么特别走俏?丝如此走俏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喜、是忧,还是喜忧参半?如何调整这三者的关系?
一方面技术先进、设备优良、管理经验丰富的大厂处于无米下锅或等米下锅的境地,而一批20年代作坊式手摇火烤的土法缫丝厂和设备落后的织绸厂却在兴起,显示方兴未艾架势。一方面生产条件好的工厂为消化不了原料涨价因素而犯愁,一方面生产条件十分差的工厂则有充分的优质低价原料享用。如何纠正这种倒置现象?
从四川情况看,一方面厂长为原料呼天唤地,叫苦不迭,一方面原料却在流通领域“击鼓传花”,倒来倒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茧、丝、绸,是个系统工程。消除蚕茧大战,使茧、丝、绸协调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制订切实的政策,把茧丝绸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利益真正协调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