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迎接商品经济的洗礼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困惑、思考与选择
本报记者 罗荣兴 周庆 毕全忠 萧关根
１８９５年，清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１８９８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由此肇始。
这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事。以“废科举、兴学校”为内容的教育改革，加速了两千年传统社会的解体，引导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
在面向２１世纪的时候，在新的世纪之交，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教育改革。它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
危机，发生在历史上最好时期
８０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１９８７年秋，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两年多之后，几起学潮的小麻烦平息之后，上海交通大学等充满乐观情调的先期改革尝试渐渐销声匿迹，几乎全国高校都出现了毕业分配退生现象，有５０００多人不得不进行第二、第三次分配。这虽然是个不大的数字，但在一个人才匮乏的国度，在“包分配”的体制下，这也可说是一叶惊秋，传递的是不同寻常的信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９８８年春，正当“两会”（七届全国人大、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在会上大声疾呼教育经费不足时，几乎全国高校都卷进了“社会有偿服务”的酸甜苦辣之中。大学校长们的日子的确不好过：按国家拨款，１９８８年清华大学亏空８００万元，北京大学亏空１０００万元，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亏空７００万元，广州大学亏空６０万元……被财政赤字困扰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去抓“经济收入”。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经商热在大学校园兴起。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咖啡厅、北京师范大学的商业一层楼，名播京华；教师卖小吃、博士摆商摊、大学生当起校园个体户，已非新闻。
一股厌学风在悄悄蔓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讲课时，学生从最后一排坐起，问原因，答曰：“溜起来方便。”有的班级学生轮流来听课，来的人指定一人记笔记，其余人搞“副业”，问为何还有一人记笔记，答曰：“应付考试。”
有人对上海市３万名大学生作调查，认真学习的只有１／４。
杭州大学去年开除几名学生，被开除者竟然为此设宴感谢老师。
１９８７年研究生退学者７００多人，１９８８年达９００多人。去年秋，东北工学院的一个研究所计划招收１０名研究生，只录取到４人，而最后来报到的，只有一人。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录取一名硕士生，没来报到，却到旅游局报到当导游去了。
“新的读书无用论”突然抬头。
比少数学生厌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教师厌教。据首都教育界人士估算，高校约有１／３的教师没有集中精力上课。青年教师的流失也正在成为问题。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坚决不愿留校，到一个饭店当了经理。
在首都高校流传着一句新的调侃语：“看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
来自高等教育界这些突如其来的消息，搅起一片“神州忧思”，也使许多人陷入迷惘。人们在问：中国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事？
有人认定：我们出现了“教育危机”。而也有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也摆出了自己的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从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普通高校数从４０４所增至１０７５所；招生数从２７．３万人增至６６．９７万人；在校生突破２００万。这样的发展速度非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为仅见，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展开的，从招生、培养到分配的整个过程已经或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
两种观点，各执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记者就此拜访了一大批教育界的专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并且从北到南考察和采访了一些著名大学。在考察过程中，一个新的视角逐渐清晰起来。
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教授认为：“目前高校改革中遇到的一切困惑，本质上都是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轨时两种机制的冲突，是一种前进中的困难。”
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重教育的传统，但封建时代的教育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官吏。尤其是从隋唐到清末的科举制，把做官作为读书的唯一出路。由于教育与经济、科技相剥离，虽有两千年的重教传统，依然导致了近代的衰败。所以上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然而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与欧美有很大不同。如英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是经济发展与市场的内在动力呼唤出来的。而中国的近代教育，是洋务运动后像机器和炮舰一样从外部移植过来的。它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大批人才，但由于始终缺少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又常处于民族危亡的风雨之中，所以在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它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十几年时间里，教育为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输送了几百万专门人才，成为构筑共和国大厦的重要智力基石。新中国培养的这批知识分子，至今是我们民族大业的支柱之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抹杀的成绩。
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选择了产品经济模式，高等教育在经过院系调整后，被迅速纳入高度集中计划的轨道。这种教育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的大包大统，从建校、专业设置、投资拨款到学生的招收与分配，都靠国家的一本计划。“千校一面，万人一书”，把培养人才等同于生产机器零件。这种“产品”模式妨碍了人的个性发展，旧的教育体制影响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活力，导致教学的僵化和教育生产力的萎缩。再加上从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大学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发展到“文革”的浩劫，几次折腾，弄得高等教育奄奄一息。旧的教育体制同产品经济一起，在历史面前碰了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全面展开，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抛弃产品经济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尤其是近几年来，城乡市场正在加速发育，商品生产搅动了整个社会。
教育本来是较早“拨乱反正”的一个领域，重视教育的呼声从“文革”劫后的校园里传遍全社会。但当时的重教，基本上是重建“文革”前１７年的教育模式。沿着这一思路的“教育复兴”，同时也重复了产品经济下旧教育体制的弊病。
有一个有趣的对比。１９５８年，是“文革”前１７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峰，有人称之为“教育爆炸”：这一年新办高校８６０多所，在校生比前一年增加２／３。由于大大超过了国力的承受力，后来不得不调整下马。这次“爆炸”固然与“大跃进”的错误指导思想有关，更内在的原因却在于办学的机制，只需上级领导点头，不受社会和市场的检验。而国家又只根据学校规格和招生数量拨款，这就刺激高校单纯追求规格与规模。
没有想到，８０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次“爆炸”。仅１９８５年，全国新办（包括升格）高等学校１１４所，平均３至４天一所。本来国家的人才结构就不合理，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奇缺，一些中专和大专却拚命抢着升格。因为升成大学后，校领导可随之升官，教师们晋升职称的比例增加，经费和学生出路反正有国家大包大揽，何乐而不为呢？１９８５年的高校发展失控，原因是多方面的，与１９５８年的头脑发热有完全不同的动因，但它们的病根都是产品经济的旧体制。
教育体制改革由于内外环境的限制，迟迟未能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就产生了一个落差：商品经济的大潮突然冲到大学的院墙下，校园里的一切还来不及适应外界的变化。一切矛盾与困扰由此而起。
如果说，这就是“教育危机”的话，那么这“危机”恰恰提供了改革的动力与机会，只要引导得法，“危机”就有可能变成“生机”。
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进行一次新的改造。这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的第二次大转轨。它酝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新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教育事业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千真万确！
体制，在围墙内外撞击
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３０多年来建立了庞大的教育体系，可为什么难出教育家？
一位大学校长告诉记者，校园门朝哪个方向开，厕所坑位多大尺寸，他管不了，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基建计划审批。至于学校办什么系、设什么专业、开什么课、要多少老师、招多少学生……更有一本统一的计划管着。
在旧体制下，大学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实体。它没有自主权，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
高校的改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从放权开始。国家教委政研室负责同志告诉记者，现在教委除新办大学的审批权和制定大学专业目录外，权已经都放下去了，再没有可放的了。有些权，如计划、财政、人事权，并不掌握在教委手里，而是由计划、财政、人事部门掌握着，我们也无能为力。可是，大学校长们还是嚷嚷没有自主权，这是怎么回事？
广东省高教局教学处负责人说，国家教委把部分高校的管理权下放给省或部委。省里怎么管？还不是像教委以前那样管。
大学校长们则说，把管理权下放给省或部委，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更不高明的婆婆。
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大学的一切都由上级包揽着，睡在国家温暖的摇篮里，虽然没有自主权，不出教育家，倒也舒舒服服。问题是产品经济正在急速解体，市场把竞争与风险突然推到校长们面前，无论是教育经费还是毕业生分配，国家很难再大包大揽下去了。校长们呼唤自主权，几乎是在呼唤生存权。
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说，大学要成为独立的办学实体，要有法人地位，才能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
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认为，高校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套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可以设想让社会和市场成为高校的真正“上级”。当然，在现代社会，高校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宏观管理。
不过，目前还没有条件一步走到这个目标。外部的市场不发育，内部的运行机制未建立。陈敏恒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权力放下来校长也不敢要。”
商品经济正在改变着大学院墙内外的关系。大学的“产品”主要是人才，而人才要逐步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人才是否适用，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而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的挑选与检验，将反过来指挥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从这个角度看，１９８７年秋高校毕业分配的退生现象，并不完全是坏事。
然而，实际生活要复杂得多。１９８８年初，国家教委打算出台一项改革方案：从１９８９年起，高校将招收不包分配的学生。消息一经新闻媒介披露，教育界内外舆论哗然，不少人认为条件不成熟，学生尤其担心竞争缺乏平等的机会，对改革持怀疑态度。
确实，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才市场，或者说面临的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它反馈的信息不能反映社会的实际需求。比如许多用人单位拒收大学生，并非不需要这些专业人才，而是因为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占据了岗位而又没有淘汰机制。广州大学校长张士勋说，只有社会大环境实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真正形成人才劳务市场，高校的改革才能顺利完成。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等大环境治理好了才从容起步改革，院墙内外的改革只能同步或交叉进行，只能是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高校改革会遇到一系列特殊困难。
陈敏恒敏锐地察觉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会首先在学生就业上反映出来，学生最早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在一般情况下，学校和老师不直接承受这种压力。他们的工作好坏，与社会不发生直接关系，每年经费照拨，旧讲义照发，任凭风浪起，稳吃“大锅饭”。财政赤字归财政赤字，国家总不会制定一个大学破产法。这也是高校改革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敏恒认准了这一点，在华东化工学院大胆推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把学生的压力传递给教师和学校的全体职工。学校实行了教师挂牌上课制度，学生可以选择老师，选择课程；以学生听课人数多寡与教学质量高低来衡量教师的工作实绩，并与待遇、职称等挂钩。１９８７年暑假，学校对全院处级及其以下干部一律就地免职重新聘任，任期２年，完全以对教学服务的实绩进行考核。
引入平等竞争的机制，是商品经济下新教育体制的基本特征。学校生产的是人才，人才要到人才市场上去竞争。人才竞争的背后，是学校在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预言：高校发展失控，有不少名不副实，它们挤占了有限的教育经费，却培养不出相应数量的合格人才，平等竞争一旦展开，学校的淘汰或合并将不可避免。
我国教育投资比例过低，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以下，乃不争之事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心逐年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但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严重，即教育投资效益过低，恐怕也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以下。
统计表明，“七五”期间我国教育事业费比“六五”增加７２％，但其中７７．７％是人头费，用于改善教学的经费不足１／３。
学校机构臃肿，冗员充斥。１９８６年，世界银行对我国１３６所大学调查，发现平均师生比为１∶３．７（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调查，普通高校师生比如将研究生、函授生、夜大生计算在内，１９８８年达１∶７）。而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它国家，这一比例是１∶１２，我国１９４９年的比例也曾达到过１∶７．３。调查者说：“毫无疑问，应给中国的教授提高工资，但他们教的学生也应该更多。”
消肿的根本出路在于敲碎“铁饭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但这决不是一校一院可以单独实行的。在现有环境下有效推进改革，当数华东化工学院的教师“扬长分流”制度。学校依据每个教师的长处和短处，分而用之：擅长讲课的，让他一门心思教学；擅长技术开发和经营的，拉出来让他大显身手；而开发经营的收益，国家、学校和全体教师都得好处。“扬长分流”的结果，是开辟了为社会服务的新领域，部分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而又避免了单纯“抓钱”冲击教学之祸。
商品经济的性格是把一切都搞活，活水才有生机。教育经费不足，国家当然有责任逐年增加，但学校躺在国家身上，等着政府来喂养也是不足取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教育经费的来源应当多元化，包括国家投资、社会投资和校产增殖。曾经领导上海交通大学改革探索的该校前党委书记邓旭初几年前就提出了建立校产的主张。如今在深圳大学和其它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创办自己的产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科学工业园，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但是我们对商品经济毕竟是陌生的，目前社会上就有些人对商品经济产生庸俗、片面的理解，以为搞商品经济就是单纯捞钱。其实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说高校改革要适应商品经济正是指要适应新的机制和秩序。一些教育界人士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当教育来到商品经济的大海游泳的时候，要防止误入歧途。我们呼唤市场，但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的温度计所反映的人才需求，往往是经济上的近期需要，而教育周期比较长，对于国家远期的人才需求，还是要有计划指导，例如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关国计民生的应用人才培养和师资的培养等。
走出一潭死水，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学会游泳，而又不迷失方向，“危机”才能变成“生机”。
人才，跨世纪的急切召唤
一种危机感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教育界蔓延。这种危机感，主要不是来自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来自经济科技方面的挑战。为迎接这种挑战，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日本、苏联、英国、法国的高等教育，相继开始了重大改革。
在人类走向２１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生活的主旋律。决定未来国家荣辱、民族兴衰的，将不再主要是军事对抗，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所谓综合国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而托起这综合国力的基石，主要是教育。
布什在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时宣称：他将努力兑现他在竞选时所作的要当一位“教育总统”的许诺。布什说：“教育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国民精神的关键。”
其实，早在５０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国学者舒尔茨就提出教育经济学的新理论。此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过长达２０年的教育经费的空前增长，并由此收获了经济的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不同：小学４３％，中学１０８％，大学３００％。西方有些学者应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出：智力因素（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本世纪初只有５％到２０％，而现在已达６０％到８０％。
显然，教育已不能再被看作社会福利事业，而应被认作是一本万利的生产力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
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正当“亚洲四小龙”为准备产业转移而对教育大量投资时，我们正好处在产品经济的困境和阶级斗争的动乱中，错过了教育投资的“黄金时期”，至今在饱尝着它的苦果。
如今在迎接２１世纪的新纪元时，许多国家又把战略重点放到教育上。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党的十三大指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我们的发展战略是很明确的，党和国家发展教育的决心是很大的。
但值得忧虑的是，正当我们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奢侈风；可以花几十亿美元进口小轿车，却无钱办教育；有的地方竞相盖楼堂馆所，却不去修校舍危房……
更值得忧虑的，就是突然弥漫的“厌学风”，厌学的学生比例虽不大，但此“风”扰乱人心。记者从北到南采访了许多大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读书无用”，得到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学得再好也不如一个个体户！”
有人说，这是搞商品经济带来的。
确实，我们自古以来就有重教好学的传统，但并非中国人天生爱读书，而是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进入仕途的阶梯这一利益导向促成的。建国后，产品经济虽然开了“大锅饭”，但大学毕业生在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方面还是略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所以虽有“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浩劫一过，一旦恢复高考，“读书无用论”立即烟消云散。
眼下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不同，它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这一非常时期发生的混乱。
“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显然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社会分配不公有关，有人把它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商品经济。其实，这恰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造成的。由于我们的市场不发育，也可以说只有半个市场，卖茶叶蛋的、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自己的劳动而获得收益，搞导弹的、教书的却仍靠国家的工薪收入。前者是用商品经济的方法结算，后者仍用产品经济的方法分配，两种体制并存的冲突，使得人才与知识的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毫无疑问，要冲出这一混乱的雾区，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是加速发育市场，加快改革。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先走一步的深圳特区，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去年１２月，记者来到深圳大学，反而不见内地一些大学校园的商业气息，读书的气氛很浓。图书馆每天午夜才关门；教室里入夜灯火通明。从校外来读夜大学的学生，自行车列成方阵，蔚为壮观。本科生报名人数逐年增加，去年报第一志愿者平均１６人录取１人。
在这所不包分配的大学里，记者问一位同学：“你们读书的动力是什么？”回答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在深圳，有大学学历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两个人，在职业竞争中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同样有大学学历的两个人，学得好的与学得不好的在竞争中的态势也不同。人才市场的充分发育，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一旦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必将有利于唤回重教好学的传统。
商品经济的社会存在必将改变学生的观念。而目前在内地一些大学，这种观念变革还需要一个过程。陈敏恒对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作了仔细的分析。他发现，许多大学生好像思想很新，其实不少人头脑里仍有产品经济造成的旧观念。他们等待政府给他们安排好一切，习惯于不冒风险而能受益，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他们不明白，学校办不好，教师教不好，自己学不好，他们就可能销不出去。现在的大学生走上社会，主要不是业务能力差，而是心理素质不行，承受能力差，适应不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这当然不能怪学生，而是我们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提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大学要培养自由的劳动者。一方面，要教给学生谋生手段、择业能力和培养其风险意识；另一方面，要教给他们基本知识、做人的道理和自我修养的方法，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走上社会后能适应环境，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国家。
最近一个时期，国内教育界发生了关于教育功能问题的争论，一种意见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种意见强调教育就是育人，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当然，也还有第三种意见，那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提高人的素质着手来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教育的功能应当是多方面的。高教改革不光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要适应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的学校，不光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教会怎样做人的地方。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当人们不满于社会道德水准跌落的时候，几乎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学校。
高等学校从来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殿堂。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净化整个社会的空气，都需要呼唤一种高尚的文化精神，一种为民族为未来的高瞻远瞩的目光。人们首先寄希望于高等学校，希望从那里走出一届又一届具有现代品格的新人。
教育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告诉记者，我们的大学要想不在世界上落后，一定要从现在起就树立新的人才意识，即培养学生自立、竞争、创新和国际意识。这正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正是２１世纪所需要的新型建设者。
在产品经济条件下，高校培养的是整齐划一的同类型人才，教育强调共性。这样的人才有许多优点，但在商品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高技术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下，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出既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有鲜明活泼的个性和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每个学校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专业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学生都应因材施教，充分发展他的潜能。
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拍击大学院墙。７０年代以来，在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中，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的知识教育让位于创新教育。而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显然也与“读无用书”有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呼吁：改变教育思想，培养２１世纪的人才，应当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摆在我们面前。
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民族素质低下是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振兴教育的希望在于改革。
２１世纪的建设者现在已进入我们的学校了。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都来关心教育，关心教育改革！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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