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略论演化中的中国近代文化
陈旭麓遗作
西方把中国文化概称为中国学、支那学、汉学，也有称东方学的。东方学以中国为主，包括印度、日本，范围比中国学广。西方人讲的中国学一般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他们对中国的概念是三条：一、疆域辽阔，二、人口众多，三、文化悠久。文化悠久就是指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没有什么近代文化的。直至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在致欢迎词时还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五千多年最古老文化的国家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确实，中国的古代文化丰富多彩，出土文物层出不穷；近代文化却落后了，始终处于演化、追逐、徘徊的状态。
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和
发展，而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
代文化领域的。
文化与社会生产、社会构造、社会生活而俱来，它是社会的表象和凝聚力，怎样的社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体。中国古代文化是从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凝聚起来的。到了十七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有从古代文化孕育出新文化的迹象，但没有破土就被顽梗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政治窒息了。而西方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他们相率东来，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施加暴力，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所以近代的中国已不是唐宋元明清那时的中国，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而成为一种过渡的特殊形态社会。因此，中国的近代文化也有很大的过渡性，始终处于新旧交织之中，表现为复杂和多样。
这个过渡形态社会起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迄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即久已熟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年来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连称颇有异议，以其标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沉落，而看不出近代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其实，伴随半殖民地半封建而来的就有资本主义生产，就有新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长，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多维的。任何一个社会概念，在于表明它的性态，不可能把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堆积到字面上来。我以为，如果找不到更确切的名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比较能够表明近代中国１１０年的社会性态的（我在《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较详细地说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中国的近代文化正是从这样一个特殊社会形态展示其特殊风貌和职能的。
中国的近代文化与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线的延续和发展，而是绕着弯子走的。因为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过的高峰，并没有进入近代文化的领域，也没有推向近代。中国由古代到近代的转折，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发挥其固有的融合力，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在近代的急流中，原封不动的固有文化也是罕见的，它们只是作为古代文化而存在。
从西方搬来的东西，借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对传统的东西研究改造 ，以及自己的创获和发明，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内容。
从对世界开始科学的认识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文化类型怎样，它包括了哪些内容？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论述，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作的概括，曾经是最富权威性的。
《新民主主义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作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论证：横的方面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纵的方面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他的两对论证，一对是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着眼的，一对是从旧民主与新民主立论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以严格的政治立场为归依。
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除了标示时代的进程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它有哪些近代化的内容，这里是指近代文化而言。数得上中国的近代文化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从外国搬过来的东西，科学技术搬来的最多，很长时期中国人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所以在这方面的阻力比较小，既为中国所用也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拿儒家的话来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二、借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固有的东西进行改造和研究，使其与近代生活相适应，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这在观念形态方面的东西居多，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社会的论著。
三、在吸收和改造（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渐有自己的创获和发明，这在科学技术上、社会政治上都有一些，但进展的步子很小、很慢。
以上三者是建立近代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曾经以“因袭”、“规抚”、“创获”三者总结了他自己的经历，应该说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除了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外，还有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许多古代文化。这里说的不是保存于博物馆图书馆的古代文物，也不是指该继承发扬的古代文化，而是表现为民族惰性、保守性的古代文化，那些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东西。毛泽东说的半封建文化，确切地说是半封建社会中的封建文化。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仍全然是封建的，另一种夹杂在经过改造或新生的事物中（有的更是依附于某些大旗下），包括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前一种情况愈到后来愈少，后一种情况则大量存在。
拿进来和冲出去是造成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然而是一条崎岖
艰辛的路。近代中国文化的多样、复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必然现象，它是古今、中西、新旧文化的汇合点，百川竞流，其中又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成为百年相继的层见叠出的浪潮。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长沙讨论中国近代文化的会上，李侃同志说到近代广东和湖南出了那么多人才的问题。我说湖南和广东不太一样，广东是拿进来，湖南是冲出去。你看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从日本拿）、孙中山都从西方拿进来一些东西；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都是从传统文化中冲出去，这是地缘关系里的历史现象。因为广东近海，与海外联系早；湖南地处内陆，不冲出去不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二者是互相依托的。不拿进来就冲不出去，不冲出去就拿不进来。
这一历史现象只是通过广东与湖南较典型地呈现出来。其实在整个近代的中西文化关系上，各个省区都不同程度表现为拿进来和冲出去，而地处东海之滨的江苏、浙江特别是上海，可以说是拿进来和冲出去的汇合地。这不只是地理交通和经济贸易上的联结点，更是中西文化汇合的联结点，无论拿进来或冲出去的人们，都要到上海来演奏，走在历史前列的近代中国人谁不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雪泥鸿爪？“海派”尽管流为嘲弄之词，而海派文化的开新正是拿进来和冲出去的副产品。
中西文化结合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形式，拿进来和冲出去则是造成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然而是一条崎岖的艰辛的路，任重而道远。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悠久的中国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凝固性和排他性，对异端很敏感，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毅力，没有百折不挠的韧劲是很难冲出去的。中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也有很大的容量，儒家思想的发展就容纳了各种思想学派及域外文化，大都是一端一节的。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的冲突，就不是一端一节的问题，拿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要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到处都是阻力，全方位只能割碎来拿。所以拿进来不易，冲出去也很难，常常处于两难之中，挨过了许多岁月。
中国在追求近代文化的过程中，长期没有找到一个总准则，直到“
五四”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总准则，才得出了中国近代文化
要以科学和民主为归依的结论。
中国追求的近代文化经纬万端，新旧交叉错综，如果一件件、一桩桩陈述，它既有纷至沓来的西方景物，又有民族文化的沃壤，各有自己的形态和性态。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总概念是什么？中国虽然在追求和建设近代文化，但是长期搅扰于古今、新旧、中西和一端一节的纷争中，没有找到一个衡鉴近代文化的共同准则。经过八十年的摸索和论争，直到“五四”时才得出了科学和民主总准则，那是说近代文化要以科学和民主为归依。
民主与科学是在人们有了若干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以后，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许多事，仍是愚昧的专制主义的，是反科学的，所以才把民主与科学悬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凡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均在排斥之列，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枢纽。
民主与科学诚然仍是资产阶级要求，主要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它已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就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的有用的内容，批判继承。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民主和科学是相辅而行的，科学是民主的基石，民主是科学的导体。近代中国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上大体是同步的，又分为两翼运行，它们都遭到封建主义的顽抗，但民主比科学受到的打击更大。近代中国没有因倡导科学而杀头的，为呼唤民主而被杀头的就多了。戊戌政变中杀了６个，辛亥革命时杀了许多，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杀得更多。可以这样说：民主总为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所不容，科学则常被愚昧的民间惯性所阻塞。而这两股势力在中国都很顽梗，所以民主和科学的文化举步艰难。
民主与科学在西方是以理性揭露宗教的黑暗统治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为揭露明朝的极端皇权政治曾经活跃起来，但不像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一直发展下来，而在清朝以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而停滞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强敌压境的资本主义刺激下才开展起来。
（陈旭麓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不幸于去年１２月１日病逝。该文是作者未写完的遗作。）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建立统一管理社会商业的新体制
纪宝成
改革开放带来了流通领域“百家经商”的局面，不仅经济形式多元化了，商品经营分散化了，经济利益关系也多元化、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与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相适应的商业管理体制显然已经过时。建立起统一管理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的新体制，加强流通领域内的宏观调控，以与“百家经商”的流通新格局相适应，既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整顿流通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
建立统一管理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的新体制，对各种经济形式、各种组织形式的商品经营者（企业或个人）及其市场活动实施统一的国家管理，当然不是要从微观上管死每一个商品经营者的购销活动。如果这样，那就成了旧体制的复归。统一管理社会商业的根本任务，应是从宏观上对全社会各种经济形式、各种组织形式的商品经营者的购销活动、利益分配进行统筹、协调、服务和监督，富有建设性地创造有利于商品流通顺畅运行的条件，创造有利生产、有利消费、有利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市场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说，建立统一管理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的新体制，不仅是当前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把握“统一管理”的原则和目标，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国家对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实施管理应当体现“管理统一，法人平等”的原则。就是说，国家对商品经营者及其市场行为实施的统一管理，无论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抑或行政手段，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种经济形式的商品经营者都应具有同等的效力，使他们处于同等的法人地位，能够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开展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管理的权限上当然应当有所划分，但无论哪一级政府的管理都必须在政企分开的前提下贯彻“统一、平等”的原则。除对“老、少、边、贫、特”等地区可以制定某些灵活政策外，一般不应允许在商品流通、市场行为问题上随便“给政策”、搞特殊，在法令法规问题上不允许搞什么“变通”。在这方面，协调、规范各级政府、各个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解决好“部门林立，政出多门”问题，至关重要。
对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实施统一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规范市场行为。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一整套有关商品流通、市场行为的法令法规。“越是开放搞活，越要加强管理”，不能只停留在会议桌上，而应具体化为各种规章、条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当前，除已颁布实施的《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广告管理暂行条例》等法令法规外，迫切需要制订《商业法》、《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利益法》、《价格法》、《金融法》、《票据法》等法令法规。一时难以成熟的，不妨先行颁布暂行条例。鉴于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的经济利益又经常受到市场活动的侵犯，还可考虑专门制订《农民市场利益法》之类的法规。凡已颁布实施的法令法规，应当切实提供独立于行政之外的司法保证，及时惩处各种违法行为。
稳定市场局势也是对社会商业和市场活动实施统一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组织好关乎稳定市场大局的重要商品的流通。所谓“关乎稳定市场大局的重要商品”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定是较长时期内供不应求或极易出现供不应求的紧缺型商品；它们同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这类商品品种并不多，但它们或者是人们基本的生存资料如粮食，或者是农业生产基本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膜，或者是加工工业的基本原材料如钢材、棉花，或者是关系资源永续利用的资源约束型产品如木材，或者是对国家财政收入有重要影响的特殊商品如黄金、卷烟等。根据供求情况，因时制宜地将这些“重要的少数”从“一般的多数”中分离出来，对其流通在价格、信贷、税收、购销方式、购销渠道等方面实施配套的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既很必要，也不困难。这样做了，保证重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防止出现杀鸡取蛋式的资源破坏型经营，防止某些民间集团或个人获取巨额超额利润，防止出现市场物价的大幅度波动，市场就会基本稳定的。这既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正常运转的主要条件之一，也直接关系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
要对社会商业和市场行为实行统一的国家管理，或者说，要建立起适应商品流通新格局的商业管理体制，就必须建立权威性的管理社会商业、市场活动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方面，应当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出科学的设计，作出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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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反映“整体改革论”学派观点的代表作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
李成瑞
最近看到吴敬琏、胡季同志主编的《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本书汇集了作者１９８４年以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撰写的十几篇研究报告，可说是我国改革论坛上有影响的“整体改革论”学派推出的又一本代表作。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著作中，像这样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用实证方法对每段时间经济动态进行分析，提出具体的对策，据我所知还是不多见的。正因为这本书具有上述特色，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事实回头来检验一下：作者过去的分析和建议是否正确？对发展的预测是否得到了验证？这是总结经验的一个实证性的好办法，也是检验这些研究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从而加深改革理论研究的一个实证性的好办法。
经济动态的分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作者不是停留在产值速度和一时表面现象上，而是紧紧抓住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上是否大体平衡，资源配置是否向优化发展，整体效益（包括常规效益与全要素生产率）是否逐步提高这样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并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的根本问题，根据大量的事实与数据，力求作出正确的分析。比如，我国国民经济在经过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比较稳定的发展之后，１９８４年下半年货币发行猛增，全年货币发行比上年增长４９．５％。对这一现象应当如何看待？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下的正常现象，本书作者当时就指出其中除了正常因素之外，含有大量的不正常因素，它是工资增长过快、行政经费控制不严、基建规模过大的结果，并且预言，如不适当地紧缩货币，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改革的进行。又如，当１９８５年一季度工业速度在上年四季度增长１７．３％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２３％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经济“起飞”的表现，本书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成绩的一面，一方面着重分析了这种高速度是靠投资和消费膨胀的刺激，以及信贷、外汇过量支持的结果，并再次提出：这种超高速增长不仅妨碍改革的推进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加重了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助长了不正之风。再如，由于中央采取了若干调整措施，使１９８６年第一季度工业速度下降到４．４％，部分产品出现了积压，有人认为这是银根过紧、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萎缩，主张放松货币管理，增加社会需求。本书作者指出，这正是１９８５年四季度超高速后自觉刹车的结果，情况基本正常；同时指出部分产品的积压是前一时期长线过长和虚假购买力由膨胀到消失的结果，制约经济发展的是资源短线（能源、原材料等）而不是需求不足；着重阐述了根本出路是在保持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意见。再比如，在１９８７年底，实行稳定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社会总需求的膨胀相对减缓，总供给有较多的增加。这时，有人认为国民经济已经稳定好转，为了取得高速度的发展，需要有意识地利用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来积累建设资金。本书作者则认为，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遭受破坏、基建投资规模过大等不稳定因素并未根本消除，应当继续执行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同时防止“一刀切”），并预言，由于近几年来需求膨胀的积累，可能酿成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作者强调应当把紧缩当作一次机会，为长期稳定发展、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为推出较大的配套改革造成相对宽松的环境。我认为，所有这些分析，今天看来总的说是具有科学的预见性的，是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的。
正确的形势分析是提出正确对策的基础，但要真正提出完整可行的对策决非易事。本书作者一向认为在改革中不宜采取单项突进、不作通盘规划而凭“撞击反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贯坚持“整体改革论”，也就是主张宏观调控、市场、企业三方面配套改革，并在这一前提下实行各项措施的配套和“联动”。作者根据这一思想，针对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和突出的问题，力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作者认为，企业制度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１９８６年提出的“价税财金联动方案”中这方面比较薄弱，后来很快予以加强），但决不能绕开价格体系改革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而单项突进。作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讲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但这一改革必须在供求大体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在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价格体系的改革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价格的轮番上涨和“双重扭曲”，因此，必须首先治理环境。１９８７年１月，作者曾提出大力推行“三保三压”，用一二年的时间造成宽松的经济环境，随后推出初步配套改革的意见。我认为，这里对治理环境所需的时间设想得太短，风险很大，难以实现。后来，作者于１９８７年９月提出“充分治理环境，大步配套改革”和“中度治理环境，中步配套改革”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我认为是比较现实的。这两个方案的内容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后一种方案时间要长一些。不论哪种方案，都需要先行紧缩，然后建立新机制，逐步解除治理环境阶段所实行的一些临时性行政措施。这些对策的基本思路，是与１９８８年９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相吻合的。
现在，十年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成绩和严重问题都鲜明地呈现在面前。目前的问题是过去矛盾发展的结果。读者在研究我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验时，不妨看看这本书，对它的正确性和不足之处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汲取自己认为有益的东西。我热切地希望我国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能把过去十年撰写的论文研究报告汇编出版。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总结经验，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探求真理，这对推进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