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走入误区的家教
——今天我们怎样做父母
新华社记者 朱玉
在世界上的一切爱中，父母对子女之爱的酒杯是盛得最满的。这杯酒的苦辣酸甜，也只有当父母的能品尝。
望子成龙，天下父母，人同此心。然而，成龙谈何容易。诗人海涅的话意味深长：“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教子以德”，古人之言简洁、深刻，可这决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爱，在童心中荒芜
星期六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审视着孩子脸上的伤痕：“是不是幼儿园小朋友抓的？”孩子点了点头。妈妈发火了：“你不会也抓他？这个星期天妈不给你剪指甲了，星期一你狠狠抓他！”
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的同志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因做错了事，遭到了高年级同学的哄笑。这个学生的家长气冲冲地赶来：“打他！打坏了我出医药费。”５０元人民币被暴怒的父亲摔在桌子上。
对于抱着“变形金刚”的孩子来说，“亲不亲，阶级分”等鼓励人们互相敌视的口号已经是遥远的事了，可幼年时曾受到心灵伤害的父母仍有意无意地把敌对意识传给孩子。爱的教育在这些家庭中悄然隐去。
一位有个５岁孩子的工人家长声称：“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不想培养懦弱的孩子。”可是，竞争与礼貌、爱心是否矛盾？这个问题他没弄明白。
在孩子的乱石下，一只小猫奄奄一息。站在一边的孩子家长却不以为这是教育的好机会，“这算得了什么？”而一位情感丰富的家长却能从帮助一只带伤的小鸟或一群受困的蚂蚁中引发儿童真挚温良的同情心。
“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十年浩劫中喊出过这样的话。至今提起来，还使他的母亲钱德慈——一位５０岁的教育工作者痛心疾首。“恨的教育，伤害了一代人，再不要把互相仇视的种子播向下一代了！”
遗失的美德——谦让
孔融让梨的故事流传已久，许多人在初省人事时接受的第一课往往是这寓于故事中的谦让教育。
随着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十年浩劫中从小学课本里的消失，一些不应出现的情景出现了：
车门一开，一个１０岁左右的男孩与他的母亲一起挤上车来。“累死我了！”男孩一屁股坐在唯一的空座位上。站在一边的母亲，手中拎着一个装满了青菜的提包，大口喘着气，望着儿子的眼中满是慈爱。
当记者把这类事情告诉北京麻线胡同小学的老师时，张焕华校长说：“一个不懂得谦让母亲的人，以后指望他为老弱病残孕让座是不可能的。”
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去春游，在车上站着的是两位老师，坐着的中学生们没有一人想到，应为鬓发斑白的师长让座。
谦让，这一永不落后于时代的美德，什么时候被孩子们遗忘了？
家长们提供了答案。当一位小学校长询问孩子上车为什么不给颤颤巍巍的奶奶让座时，奶奶急忙为孙子辩解：“老师，他坐着我放心，老骨头不怕挤。”
北京中山公园，玩累了的孩子跑过来，毫不客气地把正坐着与人交谈的妈妈推开，自己大模大样的坐下。母亲对这种行为莞尔一笑：“瞧，玩累了吧！”
公共汽车上，一个准备让座给幼儿的男孩遭到了母亲的训斥：“就你事多，坐下！”
错误就这样种在孩子的心里。
谦让，不是家长和社会在向孩子索取情感报偿，而是必须让孩子吸收的道德营养。作为家长应该让孩子懂得：谦让是美德。
为儿女做马牛——爱的反效应
“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古今皆然。
一位年过４０的妇女喜得贵子，每次携子出门除了给孩子装备新衣美食而外，还随身带着风速仪、温度计，以防不测风云。
北京什锦花园小学组织秋游，一位家长生怕自己的宝贝吃冷食伤胃，将热粥直送天坛公园。
在日常养育中，父母们如履薄冰。据北京家庭教育研究会统计，在３１５３例的咨询中，有８１％的家长对孩子的保健充满焦虑……
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此无微不至的舐犊之情，会换来怎样的回报呢？
北京积水潭医院一位医生春节值班后说，往年春节多是花炮伤人，今年急诊的却有不少是因家庭矛盾致伤，儿子打伤妈妈在门诊中时有所见。
北京某小学调查：父母累了或病了，只有一半的孩子能主动端水送药。
一位母亲为了给儿子买一串香蕉跑遍了北京城。但当她才尝了一口时，三岁的儿子竟声色俱厉：“吐出来！”这位妈妈在安慰她的人面前声泪俱下：“他那么小，就这样对待我……”
上海。一个孩子用菜刀砍伤了自己的父亲。民警问他：“你砍亲生父亲，心里不难过吗？”他却横眉立目地回答：“凭什么他批评我？”
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过度的宠爱已成为一剂温暖的毒针，洪水般地淹没了孩子的良知。单方面的无偿施爱使孩子习以为常、心安理得，根本没想过付出任何回报。结果，在家长们无私的爱中成长起来的，却是一群自私的孩子。
中国有一句古话：“娇养无义儿”，应该给众多的家长以启示。
陪读——父母人格的萎缩
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最可怕的是用父母的幸福来栽培孩子的幸福。”在今日的中国，这句话不幸应验了。
一位公共汽车售票员问我：“你知道星期日汽车上最常见的是什么吗？”她一笑：“是家长一手拿画夹或琴盒，一手拉着撅嘴的孩子！”临走时，她丢下一句：“现在的家长下班比上班忙！”
这位售票员的话道出了如今社会上较多见的家长“陪读”现象。
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的老师告诉记者，他们举办的电子琴班从来是一半学生，一半家长，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许多家长喟叹：现在子女读书，有一半是家长在读！可不是吗，检查作业、复习功课、准备开学、上补习班，哪一项不是父母陪着孩子完成的？
为了满足文化较低家长的需求，一些家长学校转变了功能，为年近不惑的父母们补习起代数来。
对一些有事业心的父母来说，陪读等于牺牲自己。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放松了对事业的追求，一门心思扑在孩子的学习上。
“学而时习之”究竟是谁的首要任务？
父母对子女抱有美好的期望，本无可厚非，但这是不是一定要家长以萎缩自我的代价来实现？
另一方面，在这种过度保护下，孩子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北京某小学在调查中发现，９７％的小学生回答在遇到困难时应找父母和老师，孩子自己的能力被忽略了。依赖，已成为新一代中国儿童致命的弱点。
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发人深省的笑话。明代浮白斋主人著《雅谑》中记述：苏州某家有子，年３０，倚５０岁之父为生。当术士算命说父亲能活８０岁，儿能活６２岁时，儿闻之大恸：我父寿止８０，我到６０岁以后，那２年靠谁养活！
但愿家长们不要一笑了之。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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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象牙塔的立足之地
四维
如果知识分子从事纯学术与艺术的工作，而把那座纤尘不染的圣洁的学术与艺术的殿堂比作象牙塔的话，那么，中国历来就少有象牙塔的立足之地。
封建时代不必说了，读书人即使偶尔弄弄学问与诗画，也大抵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或者做官的闲暇消遣。因为唯有官阶才能换钱，而无论做学问还是玩艺术，总得吃饱了饭才成吧！“诗圣”杜甫据说写诗“穷而后工”，却早就“艰难苦恨繁霜鬓”；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终至穷愁潦倒。除了宫廷帮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纯学术与艺术的生存环境。
“五四”是一个转折点，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近代学术与艺术。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危亡与越来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打破了少数知识分子的学术梦与艺术梦。当“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侈谈象牙塔，便理所当然地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责难。
建国后，学术与艺术获得了健康发展的崭新天地。但后来频繁的政治运动一起，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当一部分学术与艺术沦为政治的附庸，也就不可能允许象牙塔的存在。
照理说，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艺术环境，知识分子的象牙之塔可以悄然降临了。不料，突如其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直逼象牙塔下，它面临着被再度倾覆的危险。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形成，可以使部分学术研究与艺术生产获得新的动力机制，从总体上看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并不是所有学术成果与艺术产品都能换现钱的。如果把一切活动都置于由经济杠杆支撑的唯一天平之上，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就只能改行去谋生或挣钱。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让每个人都合理合法地为自己的利益、从总体来说也就是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努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为眼前的利益奔忙的。但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必须有少数人超越眼前的利益，更多地关怀民族与人类的长远利益乃至终极利益。这就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一批理论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成果难以换现钱，却能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富强。
因此，一个有远见的民族应当允许象牙塔的存在，应当创造条件让这部分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超越眼前的功利，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而目前在象牙塔下徘徊的朋友，也尽量不要为外界的铜臭所诱，要耐得冷板凳，全社会认识并承认你的价值为时不会太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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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农村学生两种眼光看读书
中央讲师团河南分团 廖晓英
农村中学生如何看待新的“读书无用论”呢？从河南卫辉师范学校１９２班（一年级）学生的观点中可以略见一斑。他们来自新乡地区的卫辉市、辉县市、获嘉、长垣、封丘、延津等地，这些县市农村的中小学生辍学务农、经商、打工的状况相当严重。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学生们就寒假期间的所见所闻，开展了一次对“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
若要富 需技术 往远看 快读书
张素伟（延津县林乡）：寒假回家，闻听过去的同学都不上学了，问其原因，回答说：读书没用，挣不了大钱。我感到他们的目光太短浅。读书到底有无用处呢？
现在的人爱算经济帐，谁挣钱多谁有能耐。如果一个高中毕业生和一个小学毕业生同去致富，谁的信息灵呢？谁致富得快呢？如果让一个有知识的人和一个文盲去学一项新工作，谁又学得快呢？
读书并非无用，读书是干事业的基础。
李凤霞（辉县市百泉乡）：我们毕业以后是当小学教师的，自己有了文化知识，才能传播给学生。如果自己根本没有文化知识，怎能教学呢？一个有知识的人和一个没有任何知识的人的言谈举止也是大不一样的。知识还能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放假回家不看书，总觉得精神空虚，而在学校读书，虽然劳累，但精神很充实。
孙静波（辉县市城关镇）：初中时，我做英语作业遇到难题，很想请求父母帮助，但他们不懂。这时我就想，做父母的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孩子解决困难，心中一定不好受。所以，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家长，也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仅从这一点来看，我就认为读书是有用的。
任艳普（长垣县恼里乡）：读书是有用的，因为读书是为了自己的远大前途，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若不读书，一字不识，即使出门挣钱也是很困难的。
有人认为读书无用，那为什么国家还拿出那么多资金来办学校呢？有人认为不能升学，回家务农，读书是白费劲。难道种地就不需要文化吗？没有文化的人连每亩地用多少化肥都不知道，怎能种好地呢？
屈永军（卫辉市孙杏村乡）：农村科学种田、发展乡镇企业、发家致富都需要科学知识。如果将来回家务农，我们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进行科学种田。学点知识总比不学强，人不要落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地步。
万元户 不用书 读书苦 少出路
丁玉霞（辉县市城关镇）：我的舅舅上高中时一直是班上的拔尖生，因为家里有困难，没能参加高考，结果，还不是在家里劳动？学习的知识一点没用上，现在已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看来，读书又有什么用呢？
贾靓（封丘县赵岗乡）：一方面，读书是很有用的，如果人人头脑里没有一点知识，那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在农村种地、搞副业也都需要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读书又没啥用。比如说，我们那里有的万元户根本没读过书，可却能赚大钱，他们比教授要富得多。
郑富峰（长垣县张占乡）：村里有人算过一笔帐：假如一个人上完三年初中再上三年高中，这几年至少要花去３０００多元钱。如果不上学从现在开始挣钱了，一天就能挣十多块钱，这样到高中毕业时就能挣几万块钱了。就算他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工资加奖金不过百十来元。如果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啥技术也没有，也只能耕地，所以读书没用。
高香玉（封丘县七城乡）：我爸爸是名老教师，我们家兄妹５人有４人考上了中专或大学。在乡里人看来，我们家可谓“书香门第”了。可谁知我家的生活非常拮据呢？我的３个哥哥姐姐虽已工作，但工资仅能维持各自一家的生活。剩下爸爸、妈妈、二哥和我，只能靠我家里的五六亩地和爸爸的１００多元工资生活。收的粮食只是够吃，想翻盖房子也没钱。父母为了让我们学习，从不指使我们下地干活。我不止一次地想：假如我们兄妹都不上学，在家劳动，那父母早就能坐下享福了。
周咏梅（长垣县孟岗乡）：我在家常听母亲对哥哥叹道：看人家和你一般大的都有孩子了，你还考大学。考上大学也不包分配，净花钱，弄得家里连堂屋都盖不起，媳妇也说不上。为此，哥哥常常苦闷。有时，他和经商的同龄朋友在一起，看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觉得自己很寒酸，这么大了，没给过家里一分钱，还靠父母养活，脸面上过不去。他几次想退学，可终究舍弃不了书本。这样，学也上不好，钱也没挣一分。
杨志伟（卫辉市拴马乡）：我们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极差，教师当中有一些是刚上完甚至没上完初中的当地干部子女。教师们成天抽烟、喝酒，心不用在教学上。每逢节日还找借口向学生要钱，书杂费比别村的贵，大批的学生因没考上初中而回家务农。村里的初中生几年也没一个考上中专或高中的。我是因为转校到别村上学才考上了中等师范。村里人都说这学校是“白摆摊子”。在这样的学校中读书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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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新的启动点
——浙江省科技、教育会议内外
本报记者 高海浩
也许是社会舆论的开放，使人们日益关注教育、科技的严重现状和后果；也许是经济环境的骤变，使人们开始怀疑传统的投入杠杆能否继续支撑经济运行。今年初春，相继召开的浙江省科技、教育工作会议，一开始便呈现非同寻常的氛围。
明显的变化是，除了科技、教育界的代表，全省各地、市、县的最高决策首脑几乎全部奉命到会。这在通常的专业性会议上颇为少见。
科技、教育被称为当今几大热点问题之一，两个会议自然成了当地新闻单位的报道重点。但一些记者却感到一种难言的不安：抓不到精彩的新闻线索，难以激起职业的亢奋。
“关键是缺钱。”一些科技、教育界的代表说，也有的认为“讨论教育、科技已说不出新套套，最重要的是增加多少投资。”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发现：当省领导决心坚定、措词强硬的报告结束时，会场上悄悄溢出一股深感失望的情绪，原因是没有详谈具体投入的信息。
尽管省领导提醒代表们，不要仅仅讨论投入问题。但如同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钱的困扰仍是不少代表无法绕开的障碍。
某公司因为获得一项新技术生意兴隆，名声大振。研制这项新技术的科研单位为此仅得１０多万元转让费，而公司每年花去的广告宣传费高达上百万元——是技术不值钱，还是广告的作用更诱人？
近几年，浙江中小学流生率逐渐上升，大批孩子丢掉书包去赚钱，还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分配受冷落——是知识贬值，还是“读无用书”令人厌烦？
某科研所研制成功一项水稻施肥新技术，既可节省化肥，又能提高产量，但难以全面推广。全省还有７０％的农业科技成果被闲置——是无钱推广，还是农民没有兴趣？
……
尽管这是决定浙江省科技、教育发展走向的重要会议，但人们隐隐感到，来自会场之外的某种影响力似乎淡化了会议的重要性。
几乎与两个会议召开的同时，省城杭州也在开一个紧急会议。由于银根紧缩，全市短缺资金数亿元，经济运行严重受阻。市长们面临的是：有些工厂难以开工，有些商品难以上柜，更重要的是人心如何稳定……
又是钱的困扰！在科技、教育会议上，有位县长私下流露真实想法：教育科技确实重要。可现在重要的事情太多了。粮食问题、计划生育问题、还有那么多企业缺资金、缺能源、缺材料，我们怎能坐得住。
我们总是希望教育、科技带来巨大的物质力量，同时又为缺乏物质力量启动教育、科技而左右两难。也许在物质启动点的背后还有更难的启动？
就在科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离省城２００多公里的海边发生了一场悲剧。曾获重大考古发现的一位青年农民徐成法被同村人的冷眼、讥讽和侮骂压垮，蹈海自尽。
“这个家完了，翼龙害了他啊！”徐成法的老父亲仰天长叹。准确地说，是愚昧残害了这位农民考古功臣。政府的重金奖励、物质救济毕竟无法制止这场悲剧。
为科学“殉葬”的这位农民显然不会成为全省科技、教育会议的讨论主题。而在几位记者和代表之间发生了另一场争论——
“温州市实行‘议价生’错在哪里？”
“明显违反了国家规定，偏离了办学方向。”
“搞‘议价生’增加了教育经费。人们愿意出高价读书，不是正能说明知识不会贬值。”
“因为付不起高学费，致使杭州一位小学生自杀，已经引起社会的谴责。”
“安吉县有位农村教师办私立高中为什么得不到支持？”
“也是乱收费，一学期的学费要１５０元，谁付得起。”
“听说他聘请了一批有水平的退休教师，许多家长包括外省的，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所私立学校。该校今年的１００多毕业生，高考成绩全县第二。许多学生进乡镇企业都成了骨干，这又如何解释？”
“他办学是为了赚钱，使学校成了‘学店’。”
“国外许多大学都是私人办的。如果我们办教育真能赚钱，不再为增加投资而争论不休，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
又撞入了钱的困扰。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是不是体制的阻隔、观念的僵化、愚昧造成的悲剧都能用钱来解释呢？看来这里更需要的是坚定的改革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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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自己走
在杭州的小学校门口，放学铃响过之后，散在四周早已等得心焦的大人们便顿时瞪直了眼。他们中有正赶上厂休的工人，有提前“跑”出来的机关干部，有肩负养育第三代重任的爷爷奶奶们……
从抱着上幼儿园到接送读书，何时是头啊！让他们自己走吧！
图片自左向右：1、再捎一个；2、爷爷推你；3、当心凉着；4、在补课吗？5、饭菜凉了。 叶寒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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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讲他的故事 张正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