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文学危机”与文学体制改革
绿雪
对近两年的文学做低调评估的同志渐渐增加。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说文学趋向疲软、低谷、萧条或是危机的，竟很普遍。的确，还在人们热忱地鼓吹新时期文学的头十年与想必是更美妙的第二个十年之际，文学界已经品出几分不自在。诸如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萎缩，文学书刊报纸的销量锐减，文学团体入不敷出、人心浮动，对于文学不再为政治服务也不再被横加干涉的允诺突然变得不比感受经济的压力与金钱的魔力那般具体那样强劲等等，甚至促成了文学界的一种宏观意识，即所谓“商品经济对于文学的冲击”。
国人多有受政治“冲击”的履历，因而不难领悟文学界所谓“冲击”中包含的特定心理情绪。况且，艾怨也罢，抵触也罢，都还未必讲不出道理。
其中一种很常见也很有影响的抱怨，是冲着文坛内部、冲着另一些同行而来的。据说，目前文学受冷遇也好，“低谷”也好，莫不是对一部分作家作品追逐“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争奇斗谲、晦涩难懂的报复。这种看法，虽不无偏颇，但是它却提出或提示了一种改善文学处境的思路，即：调整文学的内在格局，或者说，文学界进行自我调节。
如今，文学界不再把文学市场的萎缩视为无关痛痒的问题了。看到社会公众由于宣泄渠道和生活内容得以拓展而相应减损了与文学的感情联系，看到文学书刊迫于成本的涨价而导致相当数量的读者忍痛割爱，文学不再自恃清高，文学界对自身的重视日益提到日程上来。
长期以来，我们文学界一向把８０年代初期的“繁荣”看作文学的功绩和文学市场的常态。尽管“井喷期”这种提法本身默认了文学创作的生产能力会时高时低地波动，但是，彼时应运而生的百来家出版社、成千个文学报刊、十来万从业人员及其组成的各类机构团体，却留存下来并继续扩大。尽管近年文学处境不妙，规模颇为可观的“文学界”却迄未流露缩短战线的意愿，而且有识之士尚不断地申说“大干快上”的道理。例如，比苏联，我们人口多而专业作家少，所占人口比例更少；比西方，我们出的书少，办的刊物少、印的报纸少等等；但是，这类以可能性代替现实性、以逻辑推理代替客观分析的高论，却基本忽视了国力、人均消费水准、普遍的文化素养和社会的文学消费潜力等历史规定性。于是我们看到，“井喷期”已成明日黄花，与之相适应的“摊点”却继续有滋有味地经营着。然而，如今即使作家自认的“力作”，已什不足一；即使出版社自认的“重点书”，亦什不足一；即使报刊编辑部自认的“头题”、“二题”之作，亦什不足一；此外，便是愈演愈烈的“抢稿战”、“抢人（作家）战”、一稿两酬、一书多名等等弊端。就此而言，勉力维系着的“大干快上”的现状，已蜕变为“重数量轻质量”的文学大泛滥或曰文学界的恶性膨胀。
与常态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量相比未免过于庞大的文学界，可以不因文学“井喷期”结束、文学市场萎缩而迅速缩小，在于有“国家”提供聊以度日的经费，在于此“界”众生多是吃“皇粮”的终生雇员。耐人寻味的是：当今之世，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并不把文学界中人统统纳入国家编制，也并不把一切文学团体机构的日常开销、文学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等等统统当作一项恒常的官方开支。如果说，这可以看作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一种历史规定性，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学之间的正常关系；那么，我们的一向列入国家编制的、可以吃皇粮拿官俸的文学界（包括各类机构团体和专职从业人员）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则是由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统帅一切”的历史所造成。尽管“文革”结束后，我们在思想意识的层次、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范围内，基本实现了从“文学服务于政治、从属于政治”到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变，但是，这种拨乱反正，至少是没有在反省我国现行的文学体制等方面达到同等的自觉与深刻。因此，当社会开始由“政治中心结构”向“经济——政治中心结构”或是“经济中心结构”转型时，文学界由于缺乏思想准备而痛感根基不稳，被动地承受所谓“商品经济对于文学的冲击”，消极地理解现实的社会运动对于原有文学机制的严峻挑战。于是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动态：一方面，文学界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及其成果中，莫不表现了对于当前改革的热忱和自觉；另一方面，文学机构团体和专职工作人员，又时时流露企盼继续地维系拿官俸吃皇粮享有终身制的真情实感。尽管面对文学的现实境遇，文学界先后尝试了某些难能可贵却也成效甚微的“改革”，但是，这类自我调整，基本上是以不改变现存文学体制、“不拆庙”甚至也很少“裁和尚”为前提和归宿的，也因而并未使文学界真正摆脱被动的和受“冲击”的局面。
幸运的是，文学界已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了，甚至连抱残守缺也有些力不从心了。１９８４年开始，地市级文学期刊大多被褫夺了官方经费，转化为自负盈亏的文学的生产机构和经营单位，从而产生了真正的“文学商品”和相应的市场经济机制；各类文学出版社，一向兼有企业性质，面对竞争，越发明确地把“经济效益”作为“社会效益”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文学机构团体和文学从业人员，如今都不再以享有“官费”、“皇粮”为满足，于是有了集体的向企业家化募拉赞助卖版面与“以文养文”、“以商养文”之类经济活动，也有了个人的“弃文经商”、“亦文亦商”与各式各样的以赚钱为目标的“文学活动”。从这些国家不再“养”与不再养得住的事例中，文学界或许还只能引发诸如“逼良为娼”之类艾怨，客观上，毕竟朝自食其力、朝商品经济大系统迈出了一条腿。
文学界不可能永远“脚踩两只船”，就其本意来说，更是不愿离开或被挤出“官船”的。即使许多同志都可以在理论上承认现存的文学体制并不顺乎我们的国力，在感情上也在实际功利得失上，不愿“沦”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因为，这将意味着许多人不再享有“铁饭碗”、不再享有现实的或可能的官方权益（包括职称和职务，级别及其公费待遇等等）。此外，文学界也真诚地认为：改变现存的文学体制，等于从根本上瓦解或是取消了文学界，这必然导致文学的萎缩或沦落。因此，人们热衷于针砭“逼良为娼”和“庸俗文学”的“泛滥”，痛陈“治理文学环境”的重要意义。然而，“官办文学界”的消亡，未必等于更未必导致文学的沦落与毁灭。这里正面的例子，如我国的巴金先生、外国的巴尔扎克、海明威等大师，都并不靠“皇粮”度日；不享有官方津贴的西方作家和文学团体，不是建树了我国文学界颇为推崇的“现代派文学”吗？近年间我国有关部门在整肃“庸俗文学”时，不是把西方司法界和文学界制定的某些条款作为一部分参照吗？建国以来，我们的一些老作家力图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某些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且为此不惜举家搬迁，深入基层，长期扎根，然而，“干部”的“觉悟”和身份，使他们无法真正像普通的工人农民那样感受社会人生，或者更自由更自主地超越和俯瞰当时的社会运动，从而给他们的创作留下显而易见的缺憾。“深入生活”的不断强调与每每事倍功半，难道不是与我们的文学界中人多有一种“不问人间烟火”的特殊权益和难以摆脱这种“身份”的局限有关吗？
如果说：“合作化运动”时，我们的作家以干部的身份从旁观察农村和农民，以致难免“隔靴搔痒”；那么，到了“文革”，我们的文学界则只能与社会公众一道体验人生，并且派生了日后的“井喷”局面。今天，改革的进程，已触动了现存的文学体制；文学界将逐渐丧失置身事外、隔岸观火或从旁观察的“特权”，这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来说未必是坏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界，对于现存文学体制的渐趋萎缩、轰毁，势必有极为清醒极为自觉的抉择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娱乐功能”及其他
荒煤
在一片呼唤电影“娱乐片”大潮来临的时候，有人在报刊上对娱乐片的一种功能明确提出：“电影不应回避性的问题”。而“娱乐片主要给观众以替代式的性满足，观影者借影片宣泄自己的欲望，观众花钱买票实际上买的是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情绪，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容许观众付钱买这种欲望。”还有人说：“电影表现性，不应争取脱的程度，脱得一丝不挂就没有戏了”；“而应有性感，表现有突出性感特征的男性和女性。”也有人不同意，认为，“不一定脱衣服才能吸引观众，不一定表现性才能赚钱”；还有人担忧：“人追求刺激无止境，如大众喜欢什么就给什么。结果如何？”
我作为一个电影战线上的退伍老兵，对电影界正在讨论的娱乐片的概念还弄不太清楚，一时还难以发言：例如为什么一定要把影片分为艺术片、娱乐片；什么叫做“娱乐片主体论”，什么才是“主旋律”？难道现在倡导的“娱乐片”都不是艺术？艺术片就没有娱乐性？娱乐片中不可能有主旋律？主旋律中不能给人娱乐？
但就我记忆所及，讨论“娱乐片”如此坦率地把“性”和“娱乐功能”、“被压抑的欲望”、“脱得一丝不挂”、“赚钱”等等联在一起谈，倒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听说，尽管电影局有关领导方面对某些影片劝说、下令删剪某些镜头，还有不少“娱乐片”总要或多或少来点裸体、半裸体以至床上镜头。
可见，不仅是有理论，也在不断实践了。这就不免让我这个老兵有点担忧。因为，电影艺术（这些年来，电影艺术这个名词似乎都少用了）如果把性和赚钱联系起来考虑，结果肯定是不妙的。这只能导致电影走西方社会影视的老路。
文艺表现人的生活，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各种矛盾，都不能不表现人的欲望、思想、情感和情绪——自然，既有被压抑的欲望、思想、情感和情绪，也有不受压抑的欲望、思想、情感和情绪。如果说这就是文艺的功能，文艺作品的娱乐作用，也未免把文学艺术的功能看得太简单了。可是，如果要求通过文艺作品去满足人们的所有的欲望，不论是应该有的或不应有的，能够得到的或不能得到的，去宣泄这种被压抑的情感，那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道路证明，各个国家的确不断产生了有巨大国际影响的许多优秀影片，然而大量的庸俗低级甚至色情的影片泛滥成灾，即使西方有良知的评论家也只以四个字“性与暴力”加以概括否定——在香港就叫做“床头拳头”片。而且往往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因为，性与金钱，美女与富裕生活，在西方世界也不可能是人人都可以获得满足的欲望——甚至也只能是被压抑的欲望，那么，为了获得金钱美女，只得诉之于暴力，用暴力来取得金钱与美女，于是从小偷、骗子、各种杀人犯、强奸犯、贩卖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财团、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国际间谍、士兵与军官、记者与明星……无不卷入金钱美女的搏斗之中，甚至不惜使用一切残酷手段和方法来获取这种种机遇和条件以享受这种满足。这就是西方商业片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性与暴力”的大潮！这也就是他们无时无刻尽一切可能捧出一个又一个性感明星的根本原因。
难道中国电影也需要加入这种老潮流？说得更坦率一些，中国电影需要参加这种“性和暴力”的竞赛么？
我看，要娱乐片在“性”字上作文章，是没有出路的。我希望真诚的艺术家不必考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容许观众付钱来满足这种欲望”了。
我看到最近一期《中国电影周报》的一段消息不免有点脸红：
“美国加州大学电影系教授布朗，社会学系主任季博思对中国电影制作业无钱拍艺术片，不得不大量拍摄娱乐片表示惋惜，他们说在美国作过调查，一个时期影视播放的暴力色情片，这个时期犯罪率就明显上升。”
我在美国和国内都会晤过布朗教授，是一位多次来华讲学，热情研究、介绍中国电影艺术的我们的好朋友，现在正在积极奔走筹资准备在１９９０年在美国举行一个中国电影的研究讨论会。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得到这个印象：我们无钱拍艺术片。
果然是穷到这种地步了么？
而且还穷到要表现性感来赚钱？
我想到此，不能不脸红。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正视我们的心灵
——报告文学创作的新转换
王尧
苏晓康、张敏的《活狱》和贾鲁生、麦天枢、沙青的近作预示着报告文学创作正悄悄地发生某种转换：淡化事件而切入人的精神现实并剖析文化心理结构。《活狱》和沙青《依稀大地湾》的副题——“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传递出报告文学创作的新信息。
我们已经意识到：当报告文学以一种程式将愈来愈多的事件推到读者面前时，读者敏感的心理不是没有钝化的可能，报告文学的深化不仅是艺术手段问题，如何揭示报告对象的深层内涵在当前显得同样重要。许多报告文学家很容易被杂然纷陈的事件表象所诱惑，是否有更内在的东西为报告文学家所疏忽？看来是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赏报告文学家探析人的精神现象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新努力。
由心灵的病态世界而反观我们的精神现象，是报告文学创作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苏晓康、张敏独具匠心，以几颗扭曲的苦挣的煎熬的灵魂，向我们诉说悲惨的人生故事：政治上受挫后的精神压力扭曲了那位来自解放区的“副教授”的心灵，肮脏感使他以洁癖方式生存；精神病院两位青年的自述展示了一个人不愿成为疯子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最耐人寻味的是，“留苏学生”住院是为了恢复正常人的清醒，但清醒后回到现实的痛苦中又重新发疯……他们的病变过程，看来并不是个人的遭遇。病态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常态，而我们视为常态的某种现实政治和世俗社会则不无病态，否则，那位医学院研究生就不会由于认真工作而使精神崩溃。由此多少可以发现我们精神世界畸形的一面。
“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给人的震慑力是“残酷”的。“究竟他们是疯子，还是活在外面世界里的人是疯子？”这样一个问题将永远缠绕着人们，只要社会的病灶得不到根治。于是，话题就要转到国民性上。这是一个需要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但弘扬不等于赞美诗。随着改革的深入，如何清除民族精神障碍的问题也更为突出。揭示并批判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主题。贾鲁生的《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千古荒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人的现代化的呼唤将会逐渐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强音。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和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沙青的《依稀大地湾》对国民性中“贫困精神”的剖析可谓异曲同工。《亚细亚怪圈》在一家渔业公司崛起的背景上，用玫瑰色的底调写了灰色的精神现象。贫困使人不能拯救自己，只有等待“龙王爷恩赐给他们一个人，一个有本事、有权威、知道怎么闹改革、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带头人”，这样一种精神起点，决定了他的日后将进入两个怪圈：一个里面有“贫困”和“抽象的自由”，另一个里面有“富裕”和“具体的独裁”。
在这个层面上，我感受到报告文学家和鲁迅先生的相通之处，虽然他们尚未达到先生的境界。我认为，报告文学最深刻的批判不在对某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揭露，而在解剖民众生存心态。
另一方面在探析精神现实时，作家们自然要审视其生存空间。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解剖已在深层，但因了对精神现象的探析，无疑切近了深层层面。《西部在移民》和《依稀大地湾》中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与行为方式，自然有众多“遗传因子”，但它受制于现行的社会机制及其运行环节。麦天枢所作的解剖是令人深思的：“社会在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大批土地物质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机制在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正负双重作用。改革便是要消除正在膨胀的负作用。我们在吞下贫困这杯苦酒时也将醒悟到：精神上的“扶贫”同样重要和艰难。
我们既要为劣根性唱一首挽歌，又要为心灵扭曲者招魂。究竟是什么使人由常态而病态，只在心灵世界内寻觅原因是困难的，人的精神状态通常是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色彩斑斓的投影。苏晓康、张敏痛苦地发现“心灵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很严酷的角斗场”。既然“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那么当我们在思考“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时，似乎有必要再考虑另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散文创作的“情感深入”
曾绍义
应该说，当前散文创作在描写现实方面是有成绩的，它一直被誉为“文学的轻骑兵和突击队”，就是写历史题材，写山水风光也都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思考，这是散文在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又应看到，“文革”前由于过分强调散文的“突击队”作用，过分强调散文的“及时性”，虽写了生活却往往停留在生活的浅表层，有的甚至成为错误路线的传声筒和鼓吹者。进入８０年代，随着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和创作环境的日益改善，散文的思辨力量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集中表现于一批对“文革”对“十七年”以至对整个民族文化进行“反思”的作品，除了巴金的《随想录》，还有刘再复的《太阳·土地·人》、丁玲的《牛棚小品》、杨绛的《干校六记》、杜宣的《狱中生态》等代表作品。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散文对社会、人生、历史进行了广泛思索。但是，这类作品毕竟不多，大量散文仍然思维陈旧，视野狭窄，要么就事论事，看不到事物的深层联系；要么人为“升华”，讲诉着为人听腻了的大道理，这些都阻碍着散文艺术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还是作者对生活的“深入”不够，研究不够，或者在写作时未能切实进行“感情深入”。已故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的话是深刻的：“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入第三步的感情深入。”（《傅雷家书》）感情是人对现实生活中与己有关的事物的一种态度的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原动力，还自始至终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并包容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而成为产生艺术感染力之重要因素的艺术情感，所以“感情深入”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深入”。
除了思维方式的局限，对生活的深入恐怕是当前散文创作中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散文天地自然十分广阔，取材也很自由，但总是写身边琐事、咏花虫鸟鱼，毕竟不能全面地反映时代变革的大潮。报告文学能画出一轴轴激荡人心的“中国潮”，难道曾哺育过它，至今亦未彻底也不可能彻底“脱胎换骨”的散文艺术反而望“潮”兴叹、无动于衷吗？散文同样可以写好大题材、大事件，《望截流》、《火箭总设计师速写像》以及《潼关的光环》、《时代的雕塑》等，都是直接反映葛洲坝工程、火箭发射和农民学外语、庶民百姓成为企业家这些为天下人瞩目的重大事件的作品。只要散文作者沉入生活的海洋，就一定会舀起一勺勺闪光的浪花，发现一个个“独得的秘密”（朱自清语），进而使散文艺术紧紧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作出入情入理、撼人心魄的回答，向艺术海洋的“深邃”走去！
在当前散文成批量的生产中，少有力作，不尽人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面向如火如荼的生活激流，写出时代的风云和人生的感喟。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报告文学《汉城不是洛杉矶》
由解放军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季刊《长河》今年第一期刊载了尹卫星、应克东的报告文学《汉城不是洛杉矶——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对中国的辐射》。
作者采用“大曝光”形式，描写汉城奥运会前后和前方后方国人的种种表现，进而辐射现时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体育以及民族心态。作品分七章：浮躁的民族神经；输不起的中国人；鞭子打在谁的屁股上；中国记者的窘态；我们需要“兴奋剂”；“乒乓官司”何时了；我们承认没有钱；“拜拜”汉城。作者结束语也可以看作是作品的主旨：屡战屡败，这多么令人丧气；屡败屡战，这多么庄严凝重。中国人应当具有这种悲壮的气势……然而，长城不倒，黄河不竭，龙终归还是没有，一切都改变不了！
（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