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改革话题
“不提主人不来气，一提主人一肚子气。”企业中不少职工有这种思想情绪。这里有个矛盾：一方面职工为自己主人翁地位下降而不满，一方面向他强调是企业的主人又不高兴。这个“扣儿”结在哪里？请读——
我们还是主人吗？
本报记者 皮树义
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多年来，这一简洁有力的口号曾大大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然而，近年来却有些失灵了。你说他是主人，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来了气：越改革我越不像主人了！有的职工甚至说：不提主人不来气，一提主人一肚子气。
１９８６年，全国总工会在上百万职工中调查，５６％的职工认为，改革后工人的地位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不久前，全国总工会对１７个城市２１万职工的调查表明，影响劳动热情的一个因素就是职工认为地位降低。
表面看来，这里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一方面，职工为自己主人翁地位降低而不满；一方面向他强调是“企业的主人”又不高兴。这个“扣儿”究竟结在什么地方了呢？
在大连船厂的一次辩论会上，一位青年工人侃侃而谈：在家里我是主人，说了算。要我说什么是主人，说了算的就是主人。
人们常把职工的主人地位理解为自己“说了算”。在企业当家作主就是拥有企业的管理权，而实际上，现阶段职工只能参与企业管理或通过自己的代表来间接管理，不可能完全由职工说了算，更不可每个职工都说了算。
职工是社会化生产企业中的劳动者，不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细密、技术复杂，不能没有具有专门知识的企业管理者，职工不能不服从这种管理权威，如果人人说了算，生产一天也进行不下去。正如恩格斯所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人们也常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来推论职工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其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本企业职工并不拥有对本企业的具体所有权，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由国家委托给厂长、经理来进行的。一些改革试点企业可以通过职工入股形式，使职工拥有一定的、具体的所有权，“两权分离”的趋势表明：说了算的不一定是所有者，所有者不一定说了算。管理已成了经理阶层的职业，众多的分散的股东对企业直接干预越来越困难。他们一般不再是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表决），而是用脚投票（买卖股票）来影响企业。
一家工厂的厂长，把自己应得的２８００元承包奖平均分给了职工，每人得了２角６分。职工很受感动：钱虽少，却说明“仆人”想着“主人”。另一家工厂的厂长拿了１０００元应得的承包奖，职工抱怨：“主人”干活，“仆人”发家，悄悄“磨”起了“洋工”。
厂长是“仆人”，职工是“主人”。这是关于职工主人地位的又一个常用说法。
其实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厂长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职工地位平等，同是企业的主人；但分工不同，职工是劳动者，厂长是管理者。二者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不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恰恰是职工要服从厂长的管理权威，而不是要厂长简单地听从职工的支配。
企业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机”。中国急需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企业家为企业的发展承担风险，付出心血，理应得到较高的报酬；为了高效率地指挥生产，他们必须有严格管理的权威。如果把他们看作是工人“雇”的“仆人”，自然就会提出：“仆人”怎么能比“主人”收入高？“主人”怎么能受“仆人”管？现在，一些经营者正是受着这样的困扰。
说厂长是“仆人”，可能来源于“公仆”这一说法。巴黎公社革命政权提出了公社领导是“社会公仆”的口号，表明了公社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今天，我们的一切干部都应为人民服务，厂长、经理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公仆”身份不能理解成是听从本企业职工支配的“仆人”，他们为人民服务也不是简单地等于为本企业职工服务，他们面向市场，对所有者负责，经营管理好企业就是最好地为职工服务。当然，厂长的权力需要制约，厂长也需要职工监督，但这不等于“主仆”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不能模糊。
一位２２岁、文文静静的女工，当听到自己被列入编外后，找到膀大腰圆的组长，挥手就是一记耳光……哈尔滨电碳厂３４位被优化组合下来的职工痛苦、愤懑。人们议论：这么搞，社会主义还有啥优越性！
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大锅饭”、“铁饭碗”等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主人应有的待遇。
劳动现在还是谋生的手段。劳动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多干！没有压力，没有危机，生老病死国家包下来，谁又能勤快得起来！“大锅饭”、“铁饭碗”带来的是经济的低效率，职工的低收入、低福利。
吃“大锅饭”身子懒，端“铁饭碗”长不大。“铁饭碗”体制养成了依赖国家的“婴儿心理”，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时，自然是手足无措。“大锅饭、铁饭碗”这种“主人待遇”并没有给职工带来实惠。
广西一位承包者对职工发表演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了和尚，端着瓢走。
一些企业的领导者往往强调的是职工的主人义务：平时好好干活，困难时为厂分忧，不尊重职工，不重视民主管理，有的甚至任意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据沈阳市部分产业、县、区、局工会统计，去年前３个季度发生的７９起罢工、怠工、集体上访事件，大多是因为干部侵犯职工利益引起的。
无论是职工，还是领导者，对职工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主人都应有实事求是的认识。把工人捧上“天堂”，追求过高的主人地位，是不现实的；把工人打入“地狱”，完全否定职工的主人地位，也是不能允许的。
在社会主义全民企业里，职工作为劳动者，同全民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成为生产的主体，改变了过去隶属于资本而受剥削、压迫的地位，在为自己、为社会劳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职工的主人地位首先表现在职工应当享有就业选择、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劳动休息等有关劳动方面的权利。
职工的主人地位也体现在对企业的民主管理上。职工作为生产的主体应当享有对企业事务的知情权、对企业决策的参与权、对企业干部的监督权。职工代表大会制是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当然，民主管理还是一种间接的、有限的管理。
有的职工这样评价职工地位的变化：５０年代翻身解放，扬眉吐气；６０年代克服困难，齐心协力；７０年代领导一切，顶天立地；８０年代实行改革，低三下四。——对吗？全面吗？
从“企业主人”到“领导一切”，旧体制下职工地位捧得很高，可是，究竟有多少实际内容呢？
那时，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大权归于上级，厂内是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是党委书记说了算，连厂长都没有多少权力，更何谈职工当家作主，职工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比如，在就业选择上，完全靠国家分配，职工像钢材、水泥一样被调拨；在劳动报酬上，多劳不能多得。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又怎么能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职工当家作主被推到了极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职工冲向社会，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结果是乱了生产，也乱了社会。
旧体制带给职工的是虚幻的主人感，然而，职工在这种虚幻中沉醉得太久，并不觉得自己主人地位的空洞，当改革打碎了这种虚幻时，难免心理失衡。租赁、承包制的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推广，劳动纪律的加强，都突出了厂长的地位，拉开了与职工的差距，职工感到地位降低；优化组合、厂内待业、企业破产……一系列冲击“铁饭碗”、“大锅饭”的措施，则使职工感到失掉了主人的安全感。
抛掉主人问题的模糊认识，实事求是看改革，就会看到改革给职工带来风险，也带来实惠，职工的主人地位正在从虚幻走向现实。“双向选择”使职工就业开始有了选择性、流动性；承包、计件等项分配改革，使职工多劳多得，收入增加；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增加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机会。改革使职工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职工实实在在地关心企业，职工的主人地位趋向责权利统一。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总括地说上几句：
对于“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这一说法，需要澄清那些模糊的、笼统的认识，也不应把这一政治概念简单地引入经济管理之中。对它必须作科学的、具体的、正确的解释和理解。
强调“主人翁地位”，要防止实用主义，为我所用。有的职工强调当主人，只愿享受主人的权利；有的管理者大声称职工为主人，只想用它调动积极性，尽主人的义务。其效果都不会好。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主人翁地位落到实处。这既要改革旧体制，制订新措施，又要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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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大局小局紧相连
江畅
从去年冬季以来，全国上下能源紧张：一些火电厂被迫停机，一些大钢铁厂因只有几天用的煤而着急，一些化肥企业缺煤缺电断了“炊”，一些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也遇到了困难……
人们困惑，何以一下子就紧张到这种程度？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那么简单。有人说，主要是倾斜政策不倾斜，能源生产滞后；有人说，加工工业发展太快，能源供需严重失衡。这，当然有道理。还有人提出，地方割据，各顾各，也是加剧能源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提出后一个观点的，有例为证：化肥生产是支农工业的重点，是大局，但化肥企业是耗能大户，况且生产出来的化肥也并不一定都用在当地，砍掉一个化肥企业的用电用煤，可以保一大片加工企业的生产。地方上一算这个账，也就顾不得这个“大局”了，于是一时间，化肥企业频频告急，直弄到中央下紧急通知才缓过这口气；还有，一个大型钢厂的厂长向笔者诉说，因为没电，他们今年十台炼钢炉停了九台。这个厂是生产特种钢的，吨钢耗电５５０千瓦·时，却被迫停产，而那些地方办的小炼钢炉，吨钢耗电多达７００多千瓦·时，也照样生产，因为那是地方上的“宝贝疙瘩”。
所以，能源的紧张，一方面是能源生产投入不足，见效也慢，另一方面各自的利益关系，促使一些地方顾小局而不顾大局。这里既有体制上的毛病，条条之间、条块之间、块块之间，壁垒森严；又有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你有毕竟不如我有。于是重复建设，有头的安身子、尾巴，有身子的安头安尾巴，甚至什么都没有的都上，展开了一场场大大小小争夺能源和原材料的战斗。这样一来，本来可以平稳维持的，维持不住了；有些紧张的就急剧紧张。再加上官倒、私倒推波助澜，乘机作祟，岂不就乱了套！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必须有一个全局思想。各地发展生产，固然要考虑各地的特点，但应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本地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能搞成一个大棋盘上划许多自我封闭的小棋盘，小棋盘里的子好走，大棋盘上的子却走不开了，大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现代化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大局上的困难，又势必给每个局部带来困难。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宏观上进一步明确产业政策，并制订相应的措施非常重要；而各个地方各个局部树立全局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不然宏观决策也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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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三笔“歪账”
吴酩
还是买不如租
想让人乐意掏钱买房，就得让人通过算账，真正感到确实买比租合算。可就最近上海、北京公布的商品房价，任你怎么算，也得不出租不如买的结论。
北京二月十五日首批公开出售的商品房，每平方米标价分别为一千六百、一千七百、一千九百元。上海前不久推出的房价更吓人，每平方米二千三百！一套普遍人家居住的两室一厅单元房，建筑面积（包括凉台、公用楼道等），如果以五十平方米算，按北京的低限价格，得八万元，上海则需要十一点五万元。
如果不用这笔钱买房，而是存入银行生利。按一年定期存款的年利率百分之十一点三四计算，八万元一年可得利息九千零七十二元，平均每月七百五十六元；十一点五万元的年息是一万三千零四十一元，平均每月一千零八十六点七五元。三年以上的定期保值存款，得利息就更多。
而眼下，还没改革的城市，两室一厅楼房的月租，一般在十元左右，每平方米不过一两角钱。就是在已经开始实转的改革试点城市烟台，每平方米的月租也只提到一元多点，国家还给了相当的补贴，两室一厅的月租顶多七八十元。恐怕改革的步子迈得再大，这类住房的月租也不可能涨到七百五十六元，更甭说上千了。
钱从哪儿来？
两居室，八万元，钱从哪儿来？一般靠工资吃饭的人家，恐怕想都不敢想。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可偏偏登记买房的个体户极少，北京的“首批”中只占百分之几。也就是说买房的绝大多数还是吃工资的。
这些人能有这么多钱吗？能，但必须得有“外财”。如果一口咬定全部是工资积蓄，那就得算算了。一般情况下，至今还为两居室犯愁的人，工资改革以前，决不会是拿高薪的。而那时，社会上存款能上万的实属凤毛麟角。也就是说，这些买房钱全部或绝大部分应是近四五年攒出来的。就以五年算，八万元，每年平均一点六万，每月平均一千三百多元。请问，干哪行的人家，一个月能有如此多的“余钱剩米”？如果还咬定真有，那不妨问问，他家交过个人收入调节税没有？交了多少？因为，照一千三百多元的余钱算，他家就是有三个人挣大钱，平均月收入也超过征税的起征点（个人月收入四百元以上）了。
一万套住房空闲意味……
报载，上海年初标价出售的一万一千套住房，成交不到十分之一，几十万平方米新楼房白白空闲着。
这意味什么？一套新房，住户晚搬进去一两天，不算什么；一万套住房，分散在各处，空闲一两天，也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换个算法，可能就也要吓人一跳。一万套房子闲一天，可以说相当于一套房子闲了一万天。一万天就是二十七年零四个多月！
上海的一万套，闲了远不止一天，不少闲了十天、几十天，有的直闲到现在。而全国又有多少盖好的新房，因价格过高卖不出去而长期空闲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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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耕地资源有限，难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农业的出路何在？石山提出：
跳出耕地的圈子——开发山区
潜力：山区占国土百分之七十，资源富饶，目前林业用地有二三十亿未很好利用，南方有十亿亩草山可改造
目前，人们都在思考、议论、探讨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出路问题。我认为，要把我国农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实现持久发展，就要跳出耕地的小圈子，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特别要认真经营山区。
耕地固然重要，也还有潜力。我国人民的衣食所需，轻纺、食品工业的大部分原料，主要依靠耕地供应，任何时候也不能忽视。但是，我国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仅仅靠耕地难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农民也富不起来。出路何在？现在应该明确指出：潜力在山区，希望在山区。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区（包括丘陵区）占国土的７０％，以山区为主的县１４８１个，超过总县市数的６０％，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４０％。
第二，山区居高临下，既是生产基地，又关系平原安危。它不仅本身就是多种产品的生产基地，直接养育着山区人民，还为平原提供水资源、竹木资源和其他多种资源，同时保障着平原。如果山区继续遭受破坏，平原将进一步受到山洪暴发、泥石流为害、河库淤积等威胁。
第三，经营山区的经济效益极佳。我国山区的资源是富饶的，特别是广大南方山区被称为全世界的一块宝地，雨量充沛、气候温暖，而且雨热同期，动植物种类繁多，目前许多竹木、茶叶、水果、干果、药材、土特产品以及一些工业原料都是山区提供的。如果认真经营起来，品种和数量都能大幅度地增加。
山区潜力有多大？且看以下统计数字：我国林业用地４０亿亩，其中无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和未成林造林地占５０％以上，有林地中空隙地也很多。也就是说，林业用地中约有２５—３０亿亩没有很好利用起来，这就是在山区到处可见的荒山、荒坡和残林迹地，光热资源长期白白浪费着。此外，南方山区还有近１０亿亩的草山可以改造利用。
在耕地的圈子里打转转，能否解决农业面临的严峻问题？忽视山区的开发和治理，会带来什么后果？请看下列数字：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现在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左右，由占总面积的２０％上升到４０％左右；
泥石流的活动范围和危害程度，同期内也增加了一倍左右，直接威胁着２００个县城、１７条铁路、山区大量公路以及厂矿、农田和村庄；
南方集体林区提供木材的县，现在比解放初期减少了４２％，即１１８个县；
全国１８片贫困地区都在山区，而且大部分在南方山区，所属县数占到贫困县的７５％。
如果山区继续遭到破坏，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受影响的不仅是农业生产，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治理山区是治本之策，而且刻不容缓。
开发、利用山地的效益和前景究竟怎样？杭州市５个山区县１９８５年以来，把经营低丘缓坡作为发展农业的突破口，集中力量在缓坡成片经营经济林木，茶叶、蚕桑、食用竹笋、鲜果、干果、药材等已逐步发展起来，不仅腾出耕地搞粮食，还能生产相当数量的木本粮油。
在我国，有杭州市山区县类似条件的山区，可谓比比皆是。可惜，还有不少人目中无山，思路上没有跳出耕地的圈子。
（作者为国务院农研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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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情实录
他们为什么涌进城？
——北京站前与民工的对话
王清宪
编者的话：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各地发展已不平衡。农村劳力的安排和出路问题，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下述片断对话，有助于了解今年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的原因。
北京站前，旅客如潮。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带着大包小裹、或躺或坐的来自各地的农民。在压缩基本建设的今天，本应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返乡，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多农民反涌进城呢？在现场，我同他们有如下对话。
问：你们为什么不在家种地，而这么多人出来作工？
胡国良（安徽临泉县）：我家５口人，就我一个壮劳力。去年秋天旱得没收成，全年打下的粮食不够吃，你说不出来咋办？
问：你们要是在家不出来，不能想点儿别的办法吗？比如搞些家庭副业什么的。
刘征春（湖北襄阳县）：搞副业需要钱哩？像我们这些人，连粮食还不够吃，哪儿还有搞副业的钱？
问：你们不能贷款？
王长江（河南新蔡县）：贷款？谁贷给我们。银行、信用社怕我们借了还不起，不愿借给我们钱。
问：你们那儿的乡镇企业多吗？
安振华（安徽临泉县）：我们那地方交通不方便，又不靠大城市，还穷，有的乡一个企业也没有。
谭双喜（河南安阳）：我们那儿倒是有乡镇企业，有的企业没有流动资金，厂停工，人放了假；也有的干了一年半载不挣钱，关门了。
问：在家里面不好过，可出来好过吗？
姜怀德（安徽临泉县）：说什么好过不好过呢，多少挣点钱就行。
问：那你们怎么才能找到活儿干？
安振华：就在车站等着呗！等别人的建筑队到车站来找民工，一脚把你踢醒了：“喂，要活儿干吗？”自己起来就跟人家走。
问：今年国家压缩基建规模，很多已经进了城的建筑队还要回乡呢！你们知不知道？
马军平（四川平昌县）：我们一点儿不知道。
问：你们中间，有没有找到活儿的？
刘程前（河南新蔡县）：我们这十多个人都找到活儿了，到秦皇岛。在北京中转一下，明天走。去年我们家乡有人在那儿干，今年还去，他们让我们去的，活儿他们给找。
胡刚月：（四川平昌县）：我们这二十个人，去年就在山西大同一个煤矿采煤，干了一年，每人挣了１０００多元。今年，正月初三就从家起身了。可到了大同，他们的态度变了，不允许我们自己起火，必须用他们发的饭票，在他们的食堂吃饭，饭票抵工资。我们干了１０天，每人每天５块还不够吃，没法儿干，就到北京来了。
胡国良：我们到北京来，就是想，这是兵马皇城的地方，讲仁义，干活受不了骗，钱能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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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争先恐后挤上车
王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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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坐下来 战玉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