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谈谈我国的粮食问题
●粮食的地位还重要吗？●怎样看待当前面临的粮食局势？
●解决粮食问题的近期措施是什么？●怎样谋求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
孙国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个老问题今天仍有深化认识之必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虽然是个老问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认识仍十分必要。不能认为，我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改善，粮食问题就不重要了。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粮食问题，其它一切问题将都无从谈起。
农村改革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有很大增加，但供需矛盾加剧，生产后劲不足。人均四百公斤粮食占有量，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客观依据。
粮食生产面临的第一个严峻局势是，粮食供需矛盾不断加剧。表现为粮食的生产和粮食的供给增加缓慢，而粮食的消费和粮食的需求增长过快。
我国的粮食生产在１９８４年登上新台阶后出现了新的徘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对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认识不清，政策上出现了某些失误。面对我国自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连续６年粮食超常增长，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粮食生产形势估计过于乐观。１９８４年一时出现卖粮难，在政策上没有采取措施平抑市场波动，反而低价抛售了几百亿斤存粮，取消补贴，减少资金投入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近几年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业内部比较利益发生变化，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下降，影响了粮食生产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近几年社会粮食消费总量却出现超常增长。在１９８４年的高基数上，社会消费量连续几年超过生产总量，其中城乡居民口粮的增长很快，１９８７年比１９８４年增加了１００多亿公斤；肉禽蛋消费的增长增加消费粮食的数量也很大，１９８７年与１９８４年相比，人均消费猪肉增加１１．７％，家禽增加２６．７％，鲜蛋增加４２．２％，为此要多消费粮食几十亿公斤；特别是酒类的消费增长十分惊人，１９８７年比１９８４年增长５９．３％，按１９８７年我国生产白酒４３１万吨、啤酒５４０万吨计算，需要消耗粮食２００亿公斤左右，大大超过当年粮食的增产数量。
粮食消费和需求的增长如此之快，与近几年居民货币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膳食结构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等方面有关，同时也有政策上对粮食消费引导不够的原因。目前我国对粮食实行低价统销政策，不仅购销倒挂的进一步扩大，不断加重国家财政负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粮食消费，特别是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业的过快增长。
粮食生产面临的第二个严峻局势是，粮食生产发展后劲不足。这突出表现在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的因素在强化。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余地很小。１９８７年耕地面积比１９８０年减少５１２５万亩，人均耕地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亩减少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３３亩，而且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的趋势难以扭转。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老化，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减弱。三是农业资金投入减少，农业基建投资“六五”时期比“五五”时期减少２９．８％，近两三年仍然较少。四是农用工业发展缓慢，农业生产资料供应趋于紧张。五是农业科技力量薄弱，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此外，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也将影响粮食的增产后劲。近几年农产品内部比价发生了较大变化，种粮的收益明显低于种其它作物；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过大，加上投资收益趋于递减，使种粮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种粮不如务工、经商、运输等非农产业收入高。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必将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
确保近几年粮食增产丰收，增加供给；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引导消费，抑制需求，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当务之急。
扭转当前粮食供需矛盾不断剧化的趋势，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当务之急。由于粮食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解决粮食矛盾应从长远着眼、近处着手，决不能听任当前粮食供需矛盾的继续扩大。只有在近期内缓解粮食的紧张状况，才能安定民心，顺利执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克服过热的经济，抑制需求，为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解决近期内的粮食问题，应从供、需两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不仅要确保今明两年的粮食增产丰收，努力增加粮食的供给，而且要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引导粮食消费，抑制粮食需求。
在增加粮食供给方面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一是适当提高粮食合同订购价格，但考虑到控制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需要，提价幅度不能太大；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对农民的盘剥，同时适当加强农资供应部门的力量，确保农资供应渠道的畅通；三是增加化肥同粮食合同订购的挂钩数量，改变“三挂钩”中分季供应、零星分散的弊端，应在签订合同时按收购粮食数量按比例发给农民票证，并保证及时供应；四是取消对农民的“议转平”粮食收购任务，合同订购以外的粮食价格放开，由农民自主经营，鼓励农民超产多收；五是改进农业税计征办法，减轻粮田的税负，并随交售定购粮食的增加而减少征税，同时要增加对种植经济作物田的农业税收，以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六是各地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以工补农的形式，缩小种粮的横向利益差距，多给粮农补贴。总之，近期内应千方百计保护粮农利益，调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争取粮食生产的稳定增产。
此外，为弥补当前粮食的供需缺口，适当多进口一点粮食也是必要的，但进口粮食应适时适量，主要用于增补缓冲库存和品种调剂，从效益比较看，进口粮食不如多进口化肥合算。同时要采取措施消除余粮区和缺粮区之间的地区分割，加强粮食流通和调剂，这对缓解粮食供应紧张也有一定作用。
在抑制粮食需求方面，需要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在保证吃饱的前提下，使粮食需求的增长与粮食供给的增长相适应。对生活用粮、生产用粮，特别是工业用粮，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调节。
增强粮食生产后劲出路在于改革。根本问题是保护和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为此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保持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决策，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增强粮食生产后劲。
首先，需要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投入既不能像以前那样，主要靠国家和集体投资，也不能像近几年这样，主要靠农民自身的积累。农业投入应分为三部分：一是国家投入，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大面积的农田基本建设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开发建设项目；二是地方和农村集体投入，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植保、科技等方面的项目；三是农民投入，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资料、改良土壤地力、增产增收等方面的经营性项目。
农业投入的资金来源应当是多渠道的，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吸引、鼓励集体和农民多增加投入，地方也要多想办法筹集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后国家财政预算中要相应提高农业投资的比重，各级预算外资金也要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业，银行对农业的贷款要适当增加，并列入信贷计划，切实予以保证。农业建设还需重视吸引外资，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要安排一部分农业项目。此外，还可实行横向联合的办法，鼓励缺粮地区到产粮区投资办基地，用以调换粮食。同时，要加快化肥、农膜、农药、农机工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物质投入。
其次，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要加强农业科技力量，积极推广科学种田，采用新品种、新技术，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第三，在保护现有耕地的同时，积极推进农业开发。要采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制止滥占耕地，进一步完善耕地占用税制度，对占用耕地要课以重税并把此项政策作为重大战略加以实施。在此同时，积极开发利用荒地、荒山、荒水、荒滩、海涂等资源，发展立体农业，减少粮经争地，使有限的耕地更多、更好地用于粮食生产。
第四，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是继续推行和完善农村的经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好社会化服务，鼓励发展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二是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把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里，退出的土地也可考虑采取租借办法鼓励出让。三是从远期看要探索农村土地转让制度，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有偿流动，达到粮食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的商品率。
第五，在宏观管理上要重视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一是不断完善粮食管理体制，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统一管理和一体化经营，改变粮食生产由农业部门管理，收购、加工、流通由财贸部门统管的相互制约体制，使粮食的生产、加工、销售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强化国家计划的指导作用。二是建立粮食储备调节体系，设立粮食平准基金，加强储运基础设施，当粮食市场价格过低时，国家按合理的保护价“吞进”，当市场价格过高时，国家按合理价格“吐出”，以丰补歉，平抑市场价格，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要设立高于企业的调节部门来承担这一任务。同时要完善粮食作物的保险制度，确实消除粮农的后顾之忧。三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积累、消费、税收、价格、利息、补贴等方式，保护粮食生产和经营者的利益。在农村，要坚持实行以工补农、以特补粮措施，缩小粮食生产与其它作物生产及非农产业部门的利益差距；在全社会，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改变“农村支援城市”的做法，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互利互惠，互相促进，保持粮食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中小企业现代化探索》的启示：
要脚踏实地，不要做表面文章
汪从容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中小型工业企业占有重要位置。世界各国对中小型企业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年来，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很快，到去年底止，总数已超过４０万个（加上乡镇工业达７４０万个），占工业企业总数的９９．４％，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７０％，就业人数占８０％以上。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很大，但与工业发达国家比，素质较低，普遍存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低和经济效益差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的素质和现代化程度，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如何提高中小企业的素质？人们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种是做表面文章，在新口号、新提法上搞花样翻新，提出诸如什么“新工作法”、“新责任制”等等，来代替踏踏实实的实际工作。如果真正在工作方法和管理体制、规章制度上下工夫，认真地而不是草率地、深入细致地而不是表面地进行改革和创新，那是值得称道的；可是实际上有些做法只是徒具虚名，对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不会带来多少实际好处。另一种是从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加强企业的基础工作，认真地加强企业管理，花大力气研究和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前一种做法表面热闹，效果不好；后一种做法要下真工夫，却能够提高企业的素质和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郑宗汉的新著《中国中小型企业现代化探索》一书，在倡导后一种做法上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这本书从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出发，研究了中小企业的现状，分别对中小企业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对它们的规模、组织结构、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产品、劳动力素质以及乡镇企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落后的原因作了解剖，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作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理论结合实际，提高到规律性上进行研究，从而给人以启迪。
作者认为应对我国中小企业逐步进行改造。重点是企业管理、生产技术，人的素质和宏观管理，其中技术和管理是基础。有关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有些人们早已提出来，但没有作系统的研究；有的是时常被人忽视的。例如劳动对象现代化问题。作者提出，在技术改造中，人们一般比较重视劳动手段，而常常忽视劳动对象。其实，劳动对象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不比劳动手段低。劳动对象的现代化不仅直接决定企业产品的产量、品种、质量结构、成本和效益，而且决定着企业的工艺流程、生产发展方向直至社会生产结构。因此，选择更适当的劳动对象，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改善劳动对象的构成，使更多原来不是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投入生产，以及更科学合理地使用劳动对象，就成为加速中小企业现代化进程，和提高其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
再如企业规模问题。作者认为，中小型企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决不是说它们可以无条件地发挥作用；中小企业能否发挥作用以至能否存在发展，决定于若干条件，其中企业的规模合理与否是一个重要条件。从一个企业看，企业的规模会受到资金、原材料供应量、市场需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从一个行业来说，企业规模会受到整个行业产品需求量和原材料供应总量的制约；而所有中小企业的规模又会受到整个社会经济和总需求的制约。企业规模存在着起始规模、最优规模、最高规模、个别企业规模和部门生产总规模相互关系的规律，它应该随着宏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者解剖了我国水源、中小电机、手表等几个行业中中小型企业的情况，提出企业规模和行业规模不合理是经济效益低的重要原因。要立足于全局，首先改善和计算全社会的总效益，对企业规模和结构进行自觉调整，才能解决效益长期低的问题。这些见解，都值得重视。 这本书资料比较丰富，有不少材料是作者在自己实地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不足之处是对管理问题未花笔墨，或许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别的论著中已谈得很多的缘故。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苏绍智谈：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开放性
不久前，苏绍智撰文指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要点。
所谓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是指：一、对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实践，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禁区”进行研究，吸取经验教训，以了解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将来的方向。二、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流行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性的研究和评价。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从理论观点批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也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四、重新评价社会主义的概念、内容、目的和实质，重新评价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战略。五、我们过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往往指的是敌对阵营或我们自己阵营里的错误思想，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要进行自我批判性的审查。
（《理论信息报》第一八八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高清海、孟宪忠提出：
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高清海、副教授孟宪忠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文汇报》撰文认为，中国改革一路风雨走过了十年，成绩举世瞩目，也遇到不少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改革这一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缺乏整体把握，没能从社会发展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没有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以指导改革实践，是重要原因之一。
十年改革，我们只有经济发展战略没有社会发展战略，众多改革思路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内容。改革实践中，损害环境、疯狂投入、官商结合、推迟文教、忽视人的发展、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切说明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单纯经济突进、单纯经济决定论”的改革思路。根据我国今天改革实践及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改革已到了走出这种思路的时候了。从单纯的经济突进走向和谐的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应探索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实践启迪我们，应该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奠定在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应该强化发展意识，以发展规范改革。这些认识集中到一点，即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徐万珉认为：
政治体制改革要重视政治文化建设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学术研究》杂志的“政治文化”讨论专栏，发表青年学者徐万珉撰写的《我国政治文化的贫困与发展》文章中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中，普遍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基础环节——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具有长期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权政治文化的影响很深，使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困难重重。
他提出：现代政治学中把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类：（一）原始地区性政治文化；（二）封建奴役型政治文化；（三）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建国以来，我们对于奴役型政治文化的批判成效不大，而对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也着力不多。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基本处于被动状态。由于过分强调集权和一元化领导，使封建王权崇拜为中心的奴役型政治文化一度强化，今天，我们开始考虑政治体制改革时，人们在意识上仍习惯地把政治实体的运行机制和效率看成是政改的唯一任务，而严重忽视政治文化的建设和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善，这种政治文化的冷漠症很可能使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法律责任研讨会简介
法律责任问题是目前我国法制建设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去年底，国务院法制局在苏州召开了法律责任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问题，以及如何使法律责任条款明确、具体、规范和便于执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会议认为，法律责任是评价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实效的尺度之一，是法制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志。加强法制就必须注重寻求确立法律责任便于实施的模式和树立法律责任权威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讨论了法律责任的内涵。有代表提出，法律责任与义务性规范相联系，是指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第一性义务相对的是法律权利，第二性义务相对的是国家权力；不履行第一性义务引起第二性义务，而不履行第二性义务则导致国家强制。因此，法律责任的这一内涵要求：（１）第二性义务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在社会多样化的责任形式中具有最高地位和权威。它不同于其他以非国家强制保证实施的责任形式，如道德责任、党纪责任等。（２）第二性义务是可以具体化、可以作出范围、数量程度上的划分和区别的。笼统、抽象、没有数量和程度差别的第二性义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３）第二性义务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没有赋予或不能实行强制执行的，不是第一性义务所要招致的第二性义务。（４）第一性义务的设立要以第二性义务为依托，不能招致第二性义务的规范是不能实现的规范。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对目前我国法律责任的设定和履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我国法律责任的设定权不明确；法律责任条款过于简单、笼统；法律责任与义务性规范之间、不同形式的法律责任之间有较多的不协调。这些情况势必导致法律责任在实施中的随意歪曲。而法律责任缺乏强制力，又增加了法律责任实现的难度，表现为法律责任常常被其他责任形式所替代。与会代表强调，法律责任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我们的立法思想、我们对法的功能的认识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不从立法思想乃至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战略上来矫正法律责任出现的偏颇，寻求法律实施的机制，那就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制的目的。会议提出，如何树立法律责任的权威，使法律责任条款具体、明确、自成体系而又切实可行，既是法学理论界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法制工作部门不可忽视的基础工作，理论界和政法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律责任的理论研究。
会议认为，拟定法律责任条款应遵循这样一些原则：（１）合法性原则。即某一形式的法律责任的设定要符合法定要求；（２）相应性原则。即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相适应；（３）协调性原则。即法律责任与义务性规范相一致、不同形式的法律责任之间相协调；（４）可执行性原则。即法律责任的表述、种类、幅度都要明确、具体，便于执行。（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