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中国教育面临新的抉择
——科技文教界知名人士的议论
本报记者 王溪元
中国走向现代化，遇到了种种难题。当人们在人口失控、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交通混乱、质量低劣等困扰面前束手无策，当人们在经济改革和民主进程中碰到种种障碍之时，不约而同地发现，我们问题的症结之一是人的素质太差，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唯有靠教育。教育急需改革，教育面临新的抉择。２月１１日和３月３日，中国科协接连组织“科学与文化论坛”讨论教育问题。这里刊登的是部分与会者的见解。
教育要充分运用高技术手段钱学森（中国科协主席）：
我们面临２１世纪，教育方法要有大的改革，要研究和充分运用高技术手段，如卫星通信广播、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电子化字典及词书等；我们要打破教育部门与国家其它部门的分割，使所有有知识、有经验的人都能够传授其知识和经验；国家教委要成为真正统管全国教育的机构，加强宏观管理，进一步放活学校。
有限的资金应先用来办教育钱三强（中国科协副主席）：
“事在人为”。从根本上讲，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因此，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战略的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目前情况下，把我国有限的资金首先用来办教育，表面上看好象会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实际上只有把人培养出来，经济建设才能真正搞好，发展速度反而更快，两者间有一个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走出困境的关键是解决教师问题童大林（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
有的同志说我们国家存在“教育危机”，我认为这样说不够确切。危机是有周期的，通常要经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几个阶段。目前中国教育的情况并没有这些阶段的特征，而是长期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我认为焦点是教师问题。我国大中小学教师约有１０００多万，他们教２亿多学生，联系着家家户户。这１０００多万教师，约占全国知识分子的一半，如果不把他们的问题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解决不了。
正确估计教育对象吴明瑜（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长）：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怎样看待今天的学生，关系教育的成败。几年前就有人作出过这样的错误估计，认为学生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把我们２．２８亿的子弟的大多数推向另一边去了。这种估计同当年把广大知识分子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的极左思潮是否异曲同工？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地方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管、卡、压”多于启发引导，少数同志甚至害怕学生。我认为这种错误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不下决心改造思想政治教育，空讲加强“德育”，就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再加文化手段于光远（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们搞各项改革，除运用行政手段外，还要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文化手段。增加教育经费是经济手段，现在要搞教育立法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关于教育的讨论就是文化手段，不过在有关文件中关于文化手段的运用，我认为讲得还很不够。现在应当大力开展一下教育指导思想的研究和讨论，提高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水平。
教育的功能是提高全民族素质丁石孙（北京大学校长）：
教育的功能、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批判了“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现在又有人简单地提“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我认为这也是片面的。这种提法容易造成短期行为，而且对所培养的人的知识结构也会造成很大的局限。我认为，教育的真正功能是提高全民族的人的素质。那么，什么是人的素质？首先，他应该会与人相处；其次，他们应有生活常识；第三，他们要懂得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要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对于教育，现在有两种论调，一个是危机论，一个是形势大好论。说“形势大好”的人的根据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只有５００多所高等院校，现在已增至１０７５所，在校生翻了两番。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这１０００多所高等院校，有多少是合格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有多少是合格的？我国教育形势的危机不仅在于学生辍学、教师流失，更在于一谈教育就厌烦，在于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内的有关人员素质的下降。
基础教育应与职业技术教育结合郝克明（国家教委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我国教育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战略地位，还没有很好地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落实。我国现在每年约有６００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有６００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有将近２００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以失败者的精神状态进入社会的，又没有进行事业技能的培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我很赞成在我国至２０００年的教育发展战略中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放在突出位置，并把发展基础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同时高质量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
学校要保持道德和学术的圣洁陶世龙（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照我看，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对待改革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问题。希望在这新旧体制转换之际，学校还能保持道德和学术的圣洁，成为一块不被污染的、能培育出中国的脊梁的净土。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应在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眼下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此。真正能想到子孙后代、想到民族利益，必定舍得在教育上花钱。“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古训，是历史经验的概括，不可忘却。
教育问题严重的四个危险信号邓寿鹏（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前全球都在讨论教育体系的重建，这种挑战对我国来说特别严峻。我国教育目前存在４个危险信号，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充分注意。信号１，在学的青少年入学比例严重偏低，总体上造成了接受教育不足的青少年一代。按适合入学的年龄来分组统计，我国的中学入学人数比例是３９％，大约只有某些发展中国家的１／２，发达国家的１／３；我国的高等学校入学人数比例是２％，大约只有某些发展中国家的１／５，发达国家的１／２０。信号２，教育经费短缺，诱发出若干非规范的商业行为，使教育的外部关系恶化。信号３，教育观念陈旧，管理体制落后，教学质量不高，导致整个教育效益下降。信号４，思想教育薄弱，法制、道德、纪律、文明意识淡化，全社会出现“世风日下”的趋向。
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内伤徐光宪（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堪称高校的重点的重点，但这里的情况也同样令人担心。从教育经费来看，事业费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赤字也是逐年增加。不仅老师们的工资待遇不高，住房更是紧张。３０岁结婚分不到住房。按现在北大的分房标准，一般要到３６岁才能分到房子，所以现在又出现了许多“同地分居”的现象。有些青年教师呼吁：“我们需要生存的空间。”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外伤，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内伤。现在许多研究生都不想再争什么硕士、博士了，而是想法留洋、挣钱。我带了９个博士研究生，有３个退学了，还有３个正在动摇。
首先要教育人学会做人夏学之（北大附中校长）：
教育首先要教育人学会做人。由于教育不被重视和教育上的失误，现在有不少青少年不懂得做人。前几年北京街头建起了那么多崭新的电话亭，现在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听说广州也是如此。这是国民素质低下的表现。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学而无用 不如不学——
一个退学生的自述
广西桂林 文晓锋
作为一个退学的学生，我也被列为教育危机的讨论对象。
我真觉得奇怪，难道退学的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无知，都是挣大钱、眼光短浅之辈吗？我不否认的确有很多学生为了赚钱中途退学，从而引起“知识贬值”的感叹。
我觉得如果认为学校对你并没有太大的教育和帮助，与其在那里天天无所事事，消磨时间，不如让出一张桌子，也好让老师少劳点神。反正早晚也得从学校出来，既然你不适应学校生活，干脆现在就走上社会。当然走上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在适合你的地方发挥自己，提前去做几年你从学校毕业后应该做的事。
在人们的头脑里退学往往是不爱学习，各方面都较差的；要不就是迫于家庭压力而不得不这样的。这两种情况对于我都不符合。在学校我虽然算不上优等生，但可以说成绩良好；家里不但支持我读高中，还希望我能上大学。
是我自己主动提出了退学的。我同样向往大学。但是经过“不流血”的竞争真正获胜者能有多少？我从小就在学校长大，清楚那“地狱”般的生活。我的父亲就是教师。我真不敢想象那种苦行僧生涯该怎么过？只怕三年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不愿白白辛苦三年。从这方面来说，我的确很吝啬，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懦怯者，是生活的弱者，然而仔细一想，十年寒窗真正能用上的只有高考那三天时间，课本上的知识只有那时才显得是如此重要。除此之外，课本只能在废品收购站找到它的价值。社会最终要抛弃课本，于是我也抛弃了课本。我自认为知识不比在校生少，更不承认无知。
我的家长是大学学府的教师，对我的选择实在是吃惊而失望。我曾为初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学升高中而自豪，如今我没有自豪资本了，却丝毫不感到可惜。有人奇怪，既然你不愿读高中，为何不上职业中学呢？这很简单：没有合适的专业。在一片教育危机的严重性的议论中我不感到后悔，希望将来也不会后悔。
我是一个中途退学的学生。我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关于治国的根本——教育这一社会问题时，却并没有后悔、羞愧之感，倒有一种戏弄社会之感。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课余读书
失衡的理性天平
——小议文科大学生阅读自然科学书籍的必要性
本报记者 刘刚
当我们检查当代文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时，我们不难发现，在知识的天平上，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端高高地翘起，在空中颤抖。
现代科学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各种边缘学科大量出现，对这种“知识倾斜”现象，仅仅用近代科学发展所造成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化来解释，似乎并不能推脱掉那种藏在社会和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传统所应承担的责任。
其实，文科大学生应多涉猎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已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从殖民主义者用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制造的快枪利炮，无情地践踏了自认为是“文明之至”的中华大地起，就有无数仁人志士慷慨地呼唤过被传统的伦理文化视为“小人”之术的科学精神的崛起。然而，他们在阐述主流是人文科学的中华文化为什么要汲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不免流于求知意义上的肤浅，从而忽略了人创造科学和科学发展中人的内在本质的探求。
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然科学研究已在认识论意义上得到重视，传统文化中一些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劣根性也被人们从理论上进行否定和批判。但实际上，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内在的有机联系问题，没有弄清在构建现代中华文化中自然科学的真正价值。它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现行的文科教育制度中。众所周知，文科教育方法基本上是“灌输”性质的；文科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大多是与意识形态相贴近的“真理”。一方面，各门人文科学成为对某些神圣的经典理论的证实，知识变成教条，学科的发展和丰富被限定在对既定“真理”的解释上。另一方面，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受到制约，思维僵化。于是权威建立了，对权威的考据和阐释肯定不需要否定一个权威所需要的那么多的智慧；而反驳和证伪等科学精神弱化了，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必须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遵循人类思维和智慧发展的规律。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智慧，是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部分的有机合成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对自然科学一定时期发展水平的价值评估，从形式上讲是知识，而从其意义上看却是智慧的，是和人的完善与人的价值的肯定相联系的。就人充分实现而言，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把知识升华成智慧。任何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行为，都有可能对追求人的完善产生危害。
人类智慧中最活泼的一个因素是人独立思维的创造力。自从自然科学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以后，人的独立思维的能力得到发展的自由天地，人们的心中升起了一颗理性的太阳。在理性的阳光下，任何权威和信条都必须被重新检验，任何不证自明的“公理”都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批判。凡是经得起批判和检验的东西仍将是真理；凡是经不起批判和检验的东西，即使它曾是我们的信仰，也必须加以抛弃。这种来自于自然科学的“无情”的理性之光同样也照亮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它为我们同社会局限性造成的人文科学中的迷信、愚昧、教条等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帮助我们辨别哪些是形而上学的玄谈，哪些是科学预见。因此，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能使我们真正地把握住理性的实质。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从事科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一般说来，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来自于对自然科学经验的逻辑总结。思想史上，人文科学许多质的突破之所以都发生在自然科学革命之后，就是因为借鉴了从自然科学成果中抽象出来的新的思维方式。被西方誉为近代思想化身和现代思想导师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牛顿理论和当时天文学知识的深刻思考，重新考察时间和空间、有限和无限、自然和人等范畴，克服了传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为近代人文科学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基础。很难设想，人文科学不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就能进行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实现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如果仅仅醉心于学科体系概念的推演，无视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任何人文科学的发展不过等同于中世纪神学院“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而已。
从主体方面说，作为一个文科大学生广泛地阅读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积极地从中捕捉智慧的火花，既可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促进人格的完善化，又可以冲破客观的教育文化传统等限制，求得理论的真知灼见。否则，有一天，你也许会发现在思维的天平上，智慧也被高高地翘起，在空中颤抖。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对“新的读书无用论”另有见解——
不必大惊小怪
北京房山桥梁厂 白承杰
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我认为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世所公认，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有的地方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的地方还处于“正在进行时”。一个忍饥挨饿的人，他一个心眼想的就是怎样得到一片面包，而决非去考虑什么两伊停火之类。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眼前利益还顾不过来，你让他高瞻远瞩，岂不缘木求鱼？弃学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物质需求远未满足，当然精神需求要受委屈了。
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逐渐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物竞天择”迫使每个要生存下去的人必须扬长避短。有的人善于经商，吆喝一声钱就能来；有的人长于读书，过目成诵。假如让前者去读书，他的脑袋不一定能开窍；同样，让后者“改行”去吆喝，一声“苦哇——”，不把顾客吓跑了才怪呢。世界本来千姿百态，人各有所长、人各有志，充分展示每个人的特色，生活才会充满七色阳光。为什么要“一刀切”地让每个人都去读书呢？眼下，如果不读书生活得并不错，他为什么要去读书呢？
据说，北京的大学校园分为“托派”（考托福出国）和“麻派”（搓麻将逍遥）两类学生。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类似分为两派——“学派”和“商派”。其实，当今的学生和家长并非都被刮进辍学经商风里，重视学习、督促孩子上进的大有人在。
“衣食足，知荣辱”。“新的读书无用论”只是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会有精神上的需求。当今，广州青年把“大学文凭”挂到货摊上，即见一斑。
“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曾有过的“读书无用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过去，你想读书，读也读不成；今天，你想读鼓励你读，不读劝你读。这一点要分清。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记者来信
文学硕士摆烟摊 只缘编制满
国家耗资达数万 何以分配难
按需培养研究生迫在眉睫
３４岁的硕士研究生竺秀威去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他前后八次找到上海市高教局，请求安排工作。市高教局也多次与有关单位联系，但无一单位肯接收。无奈，他只得四处奔波，向上海图书馆等十余家专业对口的单位毛遂自荐，得到的答复都是：编制已满，爱莫能助。为糊口求生，他只好随母亲伫立街头，设摊卖烟至今。
一个国家耗资数万元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竟统一分配分不掉，自找门路门难找，似乎令人费解。其实，研究生分配求职难已是近几年研究生教育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据上海市高教部门对上海近期研究生需求情况的调查，全市在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０年间需要研究生６１９３人，平均每年２０６４人，相当于每年平均招生数３６００人的５７．３３％。这就是说，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上海需求量近一半。按照已有招生规模，今后毕业研究生约有１／３要去外省市就业。而在外地，研究生的分配情况同样不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往往按照“我有什么专业”、“我有什么导师”和考生来源决定的，严重脱离实际需要。目前理科专业的比例偏高，就是因为有些高校、研究所的理科导师多，多招了理科研究生，而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理科专门人才。这样分配求职当然就困难了。
在培养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高校、研究所仍然把研究生关在“象牙塔”里，让他们在“一个课题、一篇论文、一次答辩”中度过几年研究生生涯。这样的研究生，专业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动手能力差，与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很不对路。有个研究生分配到上海一家计量单位后，因不胜任工作，整天“如坐针毡”，最后只好另找门路。
大量情况表明，转变观念，引进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已成为改革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许多教育专家建议：要尽快调整研究生培养方向，即从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企业转移，从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调整研究生学习课目结构，适当压缩理科比例，控制文科招生规模，提高医科招生比例；调整研究生培养规格，哲学、经济、法律、教育、文学、历史学科应增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比例，工科增加“工程型”人才比例，医学增加“临床型”医师的人数。
他们还建议：高校、科研机构和工厂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培养研究生，用人单位中符合研究生导师条件的专家应当参加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提倡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更多地选择生产第一线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建立有效的研究生供需机制，今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考虑，真正做到按需培养、按需分配。
新华社记者 郭礼华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不妨品品
天才·非理性·道德
浙江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几种新书，颇有特色，值得一读。《天才和杰出成就》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在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中，天才这个课题由于事实和幻想，真理和谬误，敬畏和恐惧，还有欣赏，已变得扑朔迷离。”这本书从关于天才的一篇富有想象力的随笔开始，概述了创造性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主编罗伯特·Ｓ·艾伯特自陈他力求去除个人偏见，兼收不同观点的文章。如在天才问题上，既收入“遗传决定论”说，也包括“社会环境影响论”。至于主编本人，持的是折衷态度，认为不能把创造性设想为主要是某个个人的特质、能力或创造，杰出人物的发展和行为“受到家庭、教育和职业这个三重螺旋体的支撑”。
创造性社会心理学是一门新兴且热门的学科。此书不但对国内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学者有所帮助，对诸多志存高远的大学生也是颇有价值的，虽说时下大学校园里“读书无用论”正在不胫而走。著名数学家哈迪在本书末写道：“一个人的首要职责，一位年青人的首要职责，无论如何是有抱负。抱负是一种崇高的激情，它一般情况下采取许多种形式……但最崇高的抱负是那种为人们留下某种含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抱负。”
对当今大学生来说，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人论》一书中译本几年前在大学校园很是流行过一阵子。最近，他的《国家的神话》中译本亦已问世。这是卡西尔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写于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间。其实他虽已远离战争乌云笼罩的欧洲，执教于美国大学，但仍密切关注着这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世界大战。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指出人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持理性态度，而人的社会政治领域却常为非理性的神秘力量统治，这正是政治神话产生的根源。在他看来，法西斯的肆虐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非理性主义是不无关系的。卡西尔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性科学精神，由此制服、杜绝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神话，重建人类文化。
《道德价值论》是一本伦理学著作，探讨的是何为善恶、怎样做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大学生而言，实在是重要之至的。今日大学生自我意识之强，确为前所未有。然而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来的又往往是种种自我失落感，陷入所谓人文危机。作者商戈令认为“当代人文危机的表现主要是人性的分裂和自我的失落，那么解决这一危机的努力，便首先是道德上的努力。……重建价值体系。”
（方菲）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愉快的争夺 曹昌光作
都是父母心 韩宝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