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上海，涌动的“出国潮”。每月办理一千多本出国护照。远离故土的年轻人怎能割断铭心刻骨的祖国恋情？
他们最爱唱的歌曲是《我的祖国》——
学子，终将扑向母亲怀抱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刘军
我国目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已有７万余人。在国内，还有更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或在抓紧攻读外语、筹资出国，或在翘首等待签证……他们为什么争相出国？他们学成后是否归来？记者在上海走访一批学成归国或回沪探亲的留学人员，想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三万儿女飞离故土
一股“出国潮”在上海涌动。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１０年前每月办理４本出国护照，如今竟要办理１０００多本，弄得工作人员天天忙碌１２个小时。
在美国、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门前，时常可以看到等待办理出国签证的“长龙”。去年夏天，有些青年为了早日获得赴日签证，居然在日本领事馆前守候了几天几夜。
数年的出国热潮中，全市共有２万余名留学人员和１万名赴日就读生在虹桥国际机场登机，飞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加拿大等３０多个国家。
向来“宁要南京路上的一张床，勿要外地一栋房”的上海人，为何在“留洋”与“留沪”之间，纷纷选择了前者？
有些人是去进修，这部分人约占出国留学人员的１／３。他们急于到异国他乡跟踪掌握世界最新研究动向和方法。据对上海市７０００余名出国科研人员的调查，有８２％的人认为“颇有收获”，一半多人取得了科研成果。
有１／４的人是去攻读学位。他们多数是年轻有为的科研人员、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生，也有一些大学生。
打工赚洋钱者也占１／３。仅上海近年来“巴拉巴拉”（日语，意思是“松散”）东渡日本热潮中，就有上万人自费赴日，名曰学习语言，实为打工“扒分”（即赚钱）。“到日本去赚它几万元，回来后坐吃利息也够了。”有一对领结婚证才４天的新婚夫妇也卖掉所有结婚用品，凑齐了昂贵的学费后双双东渡。
极少数青年男女是想去国外定居。他们一到国外，就急急忙忙找外国伴侣，完成恋爱、结婚、定居“三部曲”。有的为了早日定居，甚至愿意“老少配”——姑娘嫁给老头，小伙子娶了老太。
“上海市‘七五’期间智力引进与派出”课题组的专家们说：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源源流向发达国家，已是当今全球性的“国际现象”。我国与富国经济上的巨大“落差”，加上国内管理体制、办事效率、发挥专业特长、分配政策等方面的不尽如人意，也是一批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海外的重要原因。一位在日本领事馆前等候签证的青年抱怨：“我２１岁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技术部门，已经‘混’了４年，几乎每天上班‘一张报纸一杯茶’打发日子。我想与其再混，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一些学成回国者带回了这样的信息：他们在陌生的国土上感到很寂寞，没有亲人和温暖，许多人为此经常落泪。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自费留学生说：“我在日本认识一个自费生，是个三棍子下去不缩头的铁汉，竟然会在公寓里嚎啕大哭。一问，啥事也没有，就因为孤独。这种孤独感在上海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
身居异国的孤独，更添对祖国的思恋。一位留学人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到底是祖国的儿子，是这块土地上的水土和阳光哺育长大的。离别久了，离开远了，我更加时刻想念她！”充满深情的话语，正是广大留学人员的心曲。一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倾诉：在异国他乡，他们平时最爱唱《我的祖国》，唱了一遍又一遍；最爱欣赏《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录像片；最爱看《人民日报》，报纸一来，大家都抢啊，从一版看到八版，有时把报纸也翻烂了……
曾留美多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惠永正说：“在留学人员中还常有这样的事，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对国内发生的事评头品足，甚至发点牢骚，讲几句气话。但如果有外国人或台湾学生插嘴攻击，他们会立即群起而反驳，说‘你们也有缺点，你们也不怎么样’，甚至与对方打起来。”
国盛我盛。许多留学人员还在海外向党中央、国务院献计献策，企盼祖国早日富强。留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一位博士生，自１９８３年起先后三次给党中央写了十几万字的报告，就科技的发展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工资与管理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字里行间，包蕴着一个学子对祖国的炽烈情感。
即便是一些逾期不归的留学人员，也没忘祖国养育之情。他们有的想多出一些成果，有的想多赚一点钱，有的怕回来后无法发挥特长，也有的因孩子在国外念书而延长了留学时间。不少人为未能按时回来报效祖国而内疚。一位在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进修的学者对留学生慰问团的同志说：“我的女儿现在在这里上高中，费用很大，我要等女儿上大学后才能回国，请祖国人民理解和谅解。” 这些海外学子尽管怀着各种动机和目标在闯荡世界，但千山万水，隔不断、抹不了他们对祖国的一片恋情！
他们需要温情和理解
一些出国留学人员诉说：“我们从递交出国申请那天起，单位领导就对我们搭拉着脸，感情上马上疏远，好像出国就是不爱国。”有的高校甚至对自费出国的学生收取高额“培养费”。某大学１名女学生要求自费留美，学校曾要其缴纳１．３万元“培养费”，她恳求至少能分期付款，但被一口拒绝。第２天，其父将一包钞票扔到学校办公室扭头就走。一些有识之士评价学校的这类做法是“收了一笔钱，失去了一颗心。”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志勤说：“有的单位出国人员过于集中，加强管理是必要的，但如此收费大可不必，既限不住第二、第三个人出国，又伤害了出国留学人员及其家属对祖国的情感。”
游子在外，更需要家乡的温情。但据不少留学人员反映，他们在国外很少受到故乡和原单位的慰问。由于大使馆也没有精力顾及的自费留学人员，他便更是戏谑地自称是“海外孤儿”。一些留学人员动情地说：“在寂寞孤独的时候，我们多么想听听来自故乡和本单位领导的声音啊！”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后有５００多名教师出国进修，逢年过节，学院总要向他们寄去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和贺年卡。一位在联邦德国进修的教师回信说：“每逢佳节，当我翘首校园，梦萦家人之际，收到院里寄来的慰问信和贺年卡，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目前，全院大多数人已经学成归来。
对逾期不归者的处理，始终是留学工作的难点。有些单位一概“除名”，也伤了不少人的自尊心。上海某所一位留美期满不归的助理研究员，业务上很冒尖，但他在国内每年的科研经费才２０００元，无法开展工作，而在美国是２．４万美元。他被除名后边哭边说：“我生命是有限的，科学家一天也不能离开科研，我是不愿意闲着才留在美国继续开展研究的！”上海市曾对３２４位归国学者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如何对待逾期不归的公费出国人员”一栏中，大多数人不主张采取“除名”的办法，建议用“自动离职”４字为好，并写明“欢迎今后回来参加祖国建设”。
出国难，有时回国找工作也难。这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一桩心事。对此，有些单位十分同情，想方设法给予帮助，然而有些单位却爱理不理。两种情感，两种效果。留美物理学博士艾小白几年前就开始联系工作。“我的事业在祖国，请收下我吧！”他先后给复旦大学、上海铁道学院、上海城市建筑学院、杭州大学、南京大学等１１个单位写信求职，结果除复旦、杭大回信婉言谢绝外，其它的都石沉大海。艾小白与许多留学生为此十分痛苦，亲朋好友纷纷劝他留在美国，至少再多呆几年。幸好，惜才如命的上海原子核所知道了这一信息，赞赏艾小白坚定的报国之情，去年８月以最快的速度聘用了他。报到那一天，他激动得握住所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有春风定有夏雨。一边是始终如一的赤诚，一边是理解和信任，两者汇流交融。学子，终将扑向“母亲”的怀抱！（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山西平遥２７名农民企业家现身说法——
经营要知识 深悔读书少
文化低的赚大钱是商品生产发展初始阶段的特殊现象，千万别误了下一代
《山西日报》记者 穆哲民
近两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些学生家长看到大字不识半升的人当了老板，失学的学生倒买倒卖赚了大钱，便误认为“搞商品生产无需多少知识”。一位学生家长反问笔者：“念到大学毕业能咋？人家刘生武不也是个高小毕业生吗？”
刘生武，是山西省最早崛起的农民企业家。他于１９８２年承包了平遥县东郭村连续亏损８年的农机厂，率先富了起来，后又带领全村人一起富，成了省劳动模范。除了刘生武，平遥县这几年又先后崛起了陈宝凯、庞明生、田长寿等几十位农民企业家。论其学历，７０％是小学文化程度，２０％是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毕业生仅占到百分之几。
商品生产真的就不需要知识了吗？（确切地说，人们承认教育是不可少的，但对究竟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够用有疑问）最近笔者采访了山西省平遥县２７位农民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功，不仅与本人的因素有关，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因素。
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多数知识近乎空白的人赚了大钱，出现了改革过程中知识与事业的暂时的错位现象。应该说，中国的商品生产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起步的。在多年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批判“商品生产”观念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精神状态下进入商品生产领域。在绝大多数人还为“主义”和“路线”问题而痛苦地纠缠着的时候，在商店货架上空空荡荡，生产门路很多、贷款又十分容易（曾经还分配过贷款指标）的时候，这些农民企业家先入为胜。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胆子很大，又有那么点儿不“安分守己”。说得好听点儿，这叫做相信政策富得快；说的不中听些，叫“撑死胆大的”。
商品生产还没有走上或完全步入电脑时代，拚体力、手工操作还是一种主要劳动形式。在这个时候发展某些生产，只需上一两年高中就够用了。现在的不少乡镇企业正是这样，只有百分之十几能达到６０年代一般国营企业的设备水平，而绝大多数还是采用半机械化或手工劳动，根本谈不上使用电脑进行生产。很难想象，现在一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所有的那点知识，如何能适应以后连安玻璃和塑料部件也要由硅片和电脑程序指导下进行的工作。
其实，当人们在羡慕或模仿这些农民企业家时，只看到他们的成功、荣誉，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像他们那样，大把大把地花钱。可有谁知道，他们却还在深深地为文化的缺乏而困扰呢！
农民企业家、四贡机械厂厂长韩士贡对笔者说：“我在１９８６年开始生产木工机床，那时平遥县全县３家，现在已发展到１１家。１９８６年全县年产６０００台，现在光保成一家就上万台，这种产品现已出现过剩趋势。要想生存下去，转产当然是条出路。但现在搞企业的人很多，行行道道都占得满满的，新的生产门路比前几年难找得多了。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最近我想上液压榨油机。但生产这玩意儿不比木工机床，图纸设备都不现成，并且复杂得多，咱这个初中毕业生连图纸也看不懂。当然，现在我有的是钱，不发愁用钱买来别人的脑子，甚至买电脑，但要指挥那些‘电脑’，咱这‘土脑子’就不行了。”此时，他不能不为自己文化低而伤脑筋了。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庞明生的情况就比较好些。他自１９８５年担任了东城机械厂厂长以来，引进了一条炉排半自动流水生产线，今年可望投产，铸造能力能达到３５００吨，为现在的１．５倍，成为全平遥县唯一使用生产线的企业家。不过，他在与笔者交谈中，还是流露出这样的愿望：“能上几年大学就好了，再不上学，在以后的竞争中就要被淘汰了。”
深感知识不够用，绝非这些农民企业家的谦词。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再过１５年，至多２０年，时代将属于谁？是那些踮起脚跟才够得上机床摇柄的小童工，还是那些一天可拿到一张“大团结”的小商贩？都不是，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孜孜攻读的孩子们的，他们才是未来时代希望所在！
在厌学思潮还在泛滥时，值得欣慰的是，笔者在调查结束时得知这样一条消息：这２７名企业家的学龄子女中，无一人辍学。在总共的６３名学龄少年儿童中，有１７名上小学、１８名上初中、１０名上高中、８名上中专，还有２名上大学。有８名没考上学校的，都已自费上学或参加补习班了。这种现象，难道仅仅能从他们有钱这个角度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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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锦州市教委——
教学脱离实际 初中学生辍学
农民批评说：“念了三年书，学着的用不上，要用的没有学，不如摆货摊。”
锦州市对全市２５７所初中进行调查，辍学生达１６９２７名，占在校生总数的８％。
为什么现在初中生辍学现象日趋严重？
教学脱离实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是造成学生大量辍学的根本原因之一。锦州每年升入高中、中专和技校的初中毕业生２万余名，占毕业生总数的２８％，其中农村毕业生升学的仅占１７．２％，有３．５万多名毕业生回乡务农。我们对回乡务农的学生追踪调查，发现他们面对目前农村新的经济形势，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和身体心理素质等方面很不适应。农民批评说：“念了三年书，学着的用不上，用上的没学着。不如摆货摊、赶小海（到海里摸鱼捞虾）、耍秤杆。”与此相反，锦州市的一些农村初中引进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教学结构和内容，办初级职业技术班，实行初中内部分流。这部分学生的文化课基础稍差，却仍然没有辍学。从职业技术班毕业的学生正在农村发挥骨干作用，很受当地的欢迎。可见改革教学内容，增加职业技术，是减少农村初中生辍学的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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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知识与金钱
李德民
据报载：浙江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刊登征婚广告后，收到一位姑娘的来信：“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啥用场？像你握着笔杆的，不如讨饭，像你这种全世界顶背时的背时鬼，纯粹给大学生闹笑话。文化当不了饭吃，理想当不了钱花。现在的姑娘都吃人民币，像你这种有笔杆，没有人民币的，只有娶个５０岁的老太婆。如果你今后娶上老婆，劝你的儿女不要上大学，读到小学五年级够了，现在都有计算机，劝他卖甲鱼，那时他就成亿元户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姑娘写出这样一封用语刻薄的来信，也许是哪位男士杜撰出来的。不管怎样，它确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读书无用”：书中哪有什么“颜如玉”？“颜如玉”把书生羞辱了一番。
尽管那位大学生被说得如此寒碜，可是，千百万中学生还在争着考大学，有些家长勒紧腰带供孩子自费上大学，须知一个自费生要花一两万元啊！据说现在我国７名大学生中就有１名自费生。这又表明，大学还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一个例子是大学生征婚被羞辱，另一方面又是大学具有巨大吸引力，两者之间似乎有着难以解释的矛盾。其实，略作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知识与金钱的复杂关系：“吃人民币”的姑娘看重金钱，学生上大学得到知识，知识不等于金钱，或者说知识的多少与金钱的多少不成正比，所以，“吃人民币”的姑娘不愿下嫁大学生。有人把话说穿了，所谓“读书无用”，其实是读书无钱。
明知读书无钱或钱不多，却有那么多青年争着进大学，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是为了混张文凭谋个一官半职？是为了端上个吃不好也饿不死的“铁饭碗”？抱着这类目的上大学的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人上大学还是为了学知识。知识终究是有用的。但是，这知识与金钱之间的比例失调，显然会影响学生追求知识的积极性，更不利于知识转化为金钱——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应取得的报酬，还关系着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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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过度捕捞 水域污染 围海造田
舟山渔场资源衰退 生态环境亟待治理
舟山是我国的重要的商品鱼基地，舟山的海洋业和舟山渔场的水产资源问题尤为人们所关注。
大量事实表明，目前舟山渔场水产资源正在衰退。７０年代之前，近海的大小黄鱼、带鱼、比目鱼，是舟山渔业的支柱，号称“四大经济鱼类”。一般年份占到总产量的２／３左右，而１９８６年已降到１／３多一点，其中大小黄鱼、比目鱼已形不成渔汛，产量寥寥无几。１９８８年带鱼资源降到了７０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减少３９．６％，冬汛比上年同期减少８％。现在，海洋水产资源已向低值鱼类和外洋性鱼类转化。舟山市渔获品种中，产量上万吨的鱼类除带鱼外，有鲭、黄鲇鱼、马面鱼和虾类等，群众称之为“新四大鱼类”。前几年舟山渔区水产品产量所以能基本保持原有水平，主要靠开发利用这“新四大鱼类”。但是，从１９８７年起，这“新四大鱼类”也出现衰退迹象。
造成舟山渔场水产资源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捕捞强度超过水产资源的增殖能力；渔场污染日趋严重，水产资源深受其害；无止境的围海造田，破坏了鱼类的产卵场。
舟山渔场水产资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近几年来，舟山市调整作业，加强海洋环境检测，因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１９８４—１９８７这四年中，舟山海洋渔业增产、增收，总产量和总产值都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人们形象地比喻舟山渔业走了一个“Ｖ”字形的弯路，已从低谷里走了出来。在事实面前，许多人称赞说，这是注意了海洋生态平衡和海洋环境保护所得到的好处。
为此，笔者呼吁各方面切实采取措施，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认真的综合治理。这样舟山渔场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浙江 张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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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农村教师负担过重 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最近，我们调查了湖南省南县１０所农村中小学校的１６１９名教师，他们平均年龄３８岁，患各种慢性疾病者４７４人，占２９.３％。这些人年龄不大，患慢性疾病的却近１／３，是什么原因呢？
据调查，教学任务大，精神负担重是一个原因。农村学校课程安排紧，一名教师一般每周２０—２５节课，每天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外，还要做后进学生的思想工作，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平均每天要工作１１个小时，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工作量更大。这种超负荷的运转，使他们思想上处于持续紧张状态，造成身体素质下降，引起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或加重。
二是住房条件、环境卫生长期得不到改善。这部分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住在教室与教室之间的隔音室里，房屋破旧，地面潮湿，面积狭小。有位教师全家４口人，拥挤在一间约１６平方米的隔音室里，除了放两张床外，剩余面积就只能放炊具了。有些房子破烂漏雨无法居住。
三是经济条件差，家务负担重。目前农村教师的实际收入比其他行业的要少，尤其是那些家属吃农村粮的“半家户”，一月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一旦有孩子在外地读书，就更困难了。这些半家户教师一般还要参加高等院校举办的各种自学考试，回家后又是主要劳动力，水田、旱土都离不开他们，使他们的健康水平日趋下降。
四是医疗条件差、经费少，患病难以及时诊断治疗。部分农村小学处在偏僻地区，离乡卫生院较远。这些教师患点小病就硬撑着坚持上课。即使到了乡卫生院就诊，由于目前乡卫生院的医疗条件差，经验丰富的医疗技术人员少，又使得农村教师患病难以早期准确的诊断和积极的治疗。
五是活动范围狭窄，文化设施差。农村教师生活单调，一年难得有几次文化活动，晚上大部时间没有电，就是有部黑白电视机也只能让它在黑暗中睡觉。这种冷落、孤僻的环境常使农村教师心情忧郁，产生思迁情绪。
农村教师的健康状况应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建议：
１、改革教学方法，建立大中专学生首先到基层工作的制度，减轻农村教师的教学任务和精神负担。２、应由县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牵头，每年组织农村教师到县级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健康管理档案，对每个农村教师的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对农村教师医疗、药费实行优惠政策。３、尽力解决农村教师的实际困难，如饮水、住宿、子女就业等等。４、加强农村学校文化设施建设。湖南 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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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外合建“客座实验室”人才辈出
上海市与联邦德国合作建立的“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客座实验室”三年来，已成为培养生物学学术带头人的基地。
这个实验室吸收国内外从事细胞生物学、肿瘤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专家、学者合作研究细胞遗传的理论问题。
上：在实验室工作的联邦德国马普学会舒瓦茨教授（左）和我国科研人员一起作实验。
下：最近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助理研究员赵德标，在中外科学家的帮助下，用果蝇进行遗传研究，找到了基因的结构序列，并提出了可能的作用方式。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