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也谈“文学低谷”
曾凡
文学进入低谷的表现,首先就是人们近来议论颇多的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虽然文坛新星新潮滚滚而来,前仆后继,甚至不断有报刊宣称某作家写出了“里程碑”式的巨著,但文学的辐射力实在是很少能穿透“文学界”这个圈子了。与此相应,文学期刊和书籍出版萎顿,读者锐减,“畅销书”和通俗报刊迅速占领市场,许多期刊则一面抱怨形势“逼良为娼”,一面挖空心思“以副养文”。一时间,文学这只小舟仿佛被商品经济的狂潮吞没了。
我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是真的,进入低谷也可能是真的,但由此而惊慌叹息则大可不必。造成文学现状的原因很多,比如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结构的调整带来的文学使命、文学功能、文学价值的变化等等都是。但人们似乎只注意了文学的现状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而忽略了社会心理对文学的误解。文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曾经是一个灿烂夺目的形象,曾经作为政治的晴雨表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而现在,由于社会秩序的改变,生活结构的调整,文学在新的文化背景中,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它自身应有的位置上,不再充当政治权杖上闪闪发光的宝石了。于是,许多人的心理平衡被打乱了,似乎在生活的旋涡中失去了航标灯。显然,文学危机论的产生,与这部分人的心理失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文学自身在新的文化背景中也发生着裂变。它刚刚脱开政治的枷锁,又遇到了商品经济的浊流,因此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选择的困境。作家队伍的分裂蜕变,文学潮流花样翻新,都显示出文学在文化调整过程中的被动和茫然。再加上商品经济初创时期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是反文化、反意识形态的,因此,文学界的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文学的失落感。
由失落感的产生,我想到文学的危机其实只是一个假象,文学进入低谷也只是文学活动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性现象。文学从来就是人类精神生长的记录,是人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并激励自己生存下去的灵魂的导师。因而,同人的创造历史一样,文学也是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进入低谷可能不是一件坏事。这个暂时性的现象可以使我们思考并明白:第一,文学并不是我们曾经理解的那种“事业”,它既不代表也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它既不为一些人或一个人而说话,也不为一个集团或一项事业而服务。文学来自人类生存的需要,它只为全体人类的永久利益而存在。就其本性而言,文学是超越种族、地域和时代的与人类知性和理想共生的文化过程。如果一部作品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甚至狂热,那么它所传达的可能不是文学的声音,而是政治热情、科学睿智或宗教信念,它的轰动也不一定是文学的成功,而很可能是某种精神的“时尚”在文学领域的回响。相反,只有在文学与人的生存融为一体时,它才是实现着自己的价值。比如屈原和莎士比亚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比如《西游记》和《浮士德》就是人类生命和智慧结出的文学之花。他们既不为自己也不为某一特定的人群而写作,所以他们的声音能够震撼全人类的心灵;它们既不代表某种风格也不代表某种主义,因而它们能够作为“文学”而进入一切人的灵魂。正像格罗塞所说:“差不多每一种伟大艺术的创作,都不是要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好尚。差不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不被公众所推选反而被他们所摒弃。”因此,第二,文学作为一个生生不已的文化过程,将与人共存。它既不会因政治、宗教的扼杀而死亡,也不会因金钱、财富的侵蚀而萎顿。文学走入低谷,是因为世俗的心灵不再需要文学的抚慰,世俗的灵魂不再需要文学的形象。也就是说,文学与世俗与时尚与人疏远了。这是谁的责任呢?当然不是“文学”的责任,因为文学是人的产物。因此,当前的文学危机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危机,而是人的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信仰危机、精神危机的一种文化表现。中国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选择、文化选择渗透到文学活动中,必然使文学处于瞬间的休克状态,也就是过程转化的中间状态。一旦文化转折过程开始新的阶段,文学也必然会从人的创造活动中获得新的动力,找到理解世界和说服世俗听众的新的语言形式。
因此,我把今天的文学“危机”仅仅看作一个暂时性的正常的文化现象。而且,在今天这样一种文化转折的生存背景中,文学进入低谷才显示出人的真实处境。当人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时,他又怎么可能制造出充满信心的文学呢?文学是文化的镜子,是人类精神的自画像,也是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文学的抱怨和叹息,而是对自身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塑造。低谷中的文学,期待着新的文化时代和新时代的人的诞生,而不是其他。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当前文学

  “转型期”创作琐谈
陈骏涛
文学需求的两个转移
我认为,当今的文坛是由这样四股相互依存、彼此交叉又竞相抗衡的潮流所组成的:“写实”潮流——一种基本上可以纳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潮流;“先锋”(或曰“探索”、“实验”)潮流——一种逸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的文学潮流;“纪实”潮流——以“纪实”为主要标志和优势的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文学潮流;“通俗”潮流——泛指流行于民间的包括惊险、推理、言情、传奇、故事等文学潮流。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如果说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写实”潮流走前的话,那么到了1985年和1986年则是“先锋”潮流走前,而到了1987年和1988年又是“纪实”潮流走前。
在考察当今文坛如上四股文学潮流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注意到读者接受需求的两个转移,如果我们承认读者是文学的最有权威的裁判者的话。这两个转移是:从文学性向新闻性的转移;从教化性向消费性的转移。
第一个转移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中的新闻性需求的强化和对文学性需求的弱化。这个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所谓“封闭新闻的反效应”。这就是说新闻报道不足或不予报道愈益激发读者对这些新闻内幕窥视的兴趣。既然新闻本身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欲望,那么以揭示这些新闻内幕为主要优势的报告文学作品就部分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欲望,这就促进了报告文学和其他非虚构型纪实文学的勃兴。当然,纪实文学的勃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所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激发起纪实文学作者强烈的创作欲望,并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注意。因此,纪实文学热不会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第二个转移是指读者对文学的消费性需求(娱乐、消遣、宣泄等)的强化和教化性需求(教育、宣传、认识等)的弱化。过去几十年我们过于强化文学的教化功能,甚至导致在文学作品中进行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引起了读者的逆反心理,现在的这种转移,也可以说是对以往的强化教化功能的反效应,而相对宽松、稳定、自由的政治气氛和文化气氛也促进了这种消费性需求的增长。有人认为读者对通俗文学需求的增长是民族文化素质降低的表现,这个估计显然是缺乏足够的根据的;实际上,读者的需求是广泛的和多方面的,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并不排斥对其他各种文学的需求,各种文学的同时并存提供给读者以多种选择的机会和可能。
我认为,当今纯文学中的“写实”文学和“先锋”文学之所以比起“纪实”文学和“通俗”文学来难以令人乐观,不完全是纯文学自身的原因,还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上述读者接受需求两大转移等外在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对纯文学的前景作过于悲观的估计。纯文学特别是其中的“精英文学”,本来就不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条件下都能获得广大读者和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长期以来,我们衡量文学优劣的价值尺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下述观念所左右的:一个中心——以纯文学中的“写实”文学为中心;一种对应——寻求文学与现实的直接的对应,即它在何种程度上密切地反映了现实并给予有力的促进;一种轰动——文学在社会上、在公众中引起了什么样的以及多大的轰动效应。这样,就易于造成了对文学的多元格局的排斥;造成了对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或者并不寻求与现实迫切对应的文学的贬抑;造成了对在社会上和公众中暂时未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的轻视。
    文学创作的三种基本走向
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冷静客观地来看待当今的文坛、特别是纯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我认为如下三类作家的基本创作走向是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一,从50年代走过来的或基本上是新时期成名的至今仍然是文坛骁将的一批中壮年作家,如王蒙、陆文夫、高晓声、冯骥才、李国文、林斤澜、刘心武、张洁、谌容等等,他们仍然密切关注着现实,他们所遵奉的基本上是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和“玩文学”之类的主张与他们的创作实践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他们对这类主张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没有抛却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铸造人的灵魂为宗旨的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过再也不愿在作品中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灌输了。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谛听到时代的声音,一种或强或弱的时代精神的折光,但这种时代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内在的和深潜的,而不是外在的和浅露的了。从追寻文学与现实的直接的对应到探索文学与现实的能动的对应,使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在艺术表现方法和整体风貌上同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在1985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诸如莫言、马原、残雪、刘索拉、徐星等年轻作家之后,近两三年又出现了诸如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年轻作家。与老一辈作家相比,与上述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壮年作家相比,在价值取向和艺术取向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他们是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倾向的代表。跟当今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一样,这些作家的艺术探索也表现出“转型期”的特点:充满着创造,也充满着浮躁。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在于把小说这个基本上是反映的艺术变成了表现的艺术。他们所创作的先锋实验小说尽管面临着困境,甚至连昔日的支持者也对之表示失望,但它们仍在生存着、发展着。它们依然拥有一批读者,而且依然受到一些有威望的刊物的青睐和一些批评家的支持,也不断有一些可读、耐读的作品出世。因此,说这些小说面临困境似无不可,但要说它们已经走向衰落似无根据。这些先锋实验小说自身也处于变化之中:从变着法儿丢掉小说故事情节的框架到变着法儿巧妙地营造小说的故事情节。这可能有利于扩大这些小说的读者层,帮助它们摆脱面临的困境。
第三,跟上述的先锋作家年龄相当,近几年崛起了一批年轻的“写实”小说家,例如朱晓平、李锐、李晓、刘恒、方方、池莉、杨咏鸣、周大新等等。他们作品的出现使得因为新潮作品的冲击而显得略为暗淡的写实小说重又得以复兴,而且表现出与传统的写实小说的某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概略地说有:其一,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不避讳现实的矛盾和缺陷,对现存秩序不满足,表现出一种求真的意识,一种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一种深邃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二,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从创造典型到典型的淡化,从写外世界到写内世界;其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开放性和相容性,这就是说对写实主义之外其他各种表现方法并不采取封闭的和排斥的态度,而是勇于借鉴、勇于吸收的。这样的文学不管是从其思想内涵和艺术取向上看,都是既适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合中国当代多数读者的阅读口味的,因而其前景是可以乐观的。
    低谷还是转型?
总之,我以为,尽管当今文坛的状况并不令人振奋,但似乎也没有理由悲观。如果我们不是迷恋于旧的文学格局,满足于去追逐文学的表面的轰动效应的话,那么如今文坛的状况也许还不能说是不正常的。说文坛处于“低谷”期,似乎并不能透视其本质,要说它正处于“转型”期,也许更为确切。“转型”期文坛的特点,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重新开了个头,一切都在重新安排之中。文学从单一和封闭的格局,而到如今的多元和开放的格局,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多种文学潮流并存、互渗,形成了一种错综繁杂、变动不居、紊乱无序的状态。我们当然不会满意和满足于这种状态,但也不必因此转而怀恋旧的状态。鲁迅说,“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一切赞成改革事业(包括文学改革)的人的无可推卸的责任!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建筑艺术的美学价值
杨永德
建筑(各种公共建筑、厂房、园林、塔、住宅、古代建筑、城市设施等等)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在一切与人类物质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产品中,建筑是最早进入艺术行列的一种。建筑作为一个审美客体,是历史的产物。一般说来,建筑都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但在不同的建筑物中,这两种功能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如房屋之类的建筑,实用功能占主要地位,而纪念碑一类的建筑则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审美功能,实用功能占第二位。建筑艺术可以说既是实用功能和美感作用的统一,又是科学技术和艺术技巧的统一。
建筑艺术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形象是否完美地表现了某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内容,它的外形是否美,是否“暗示”或象征某种“观念”。但建筑本身和“观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各国早期的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而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了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这体现了一种精神,即不重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的楼台亭阁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主宰。
建筑美还在于客观的形式美法则,充分运用“黄金分割”或与其近似的比例,运用符合美学的统一与变化、比例与尺度、对称与均衡、韵律与序列等组合原则,充分利用抽象、象征、借景等各种艺术手段和技巧,并结合人的审美能动因素形成各类建筑的性格特征和风格特征(开朗、静、安详、雄伟、挺秀、豪华、雍容……)等等。建筑与美感在于观赏者建筑形象完全打成一片,使无生命的建筑有了人性,有了情感,有了生气。建筑美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反应。恩格斯在《齐格弗里特的故乡》一文中精彩论述道:“希腊建筑表明了明朗和愉快的情绪;摩尔建筑——忧郁;哥特建筑——神圣的忘我。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摩尔建筑如星光闪烁的黄昏,哥特建筑像是朝霞。”
建筑要充分体现它的美感还必须表现环境气氛。建筑物受到不可移动地点的限制,这就要求建筑必须与环境互相配合,协调一致,融为一体,因为环境是构成建筑艺术感染力最主要的因素。环境气氛构成了意境,意境又触发了情感,人生活在建筑这个最基本的环境里,处处都要受到环境气氛的感染,发生相应的审美反映。环境的艺术感染力,不仅产生于山形、水流、植物等自然条件的巧妙配合,更主要的还在于建筑群的空间关系和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之中。这些空间关系构成有机的观赏整体,它们是统一的、连贯的、均衡的和合乎构图逻辑的,构成了特定的意境,唤起了丰富的联想。譬如中国园林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空间有流畅,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又能引出更多的想象和情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追求人为地场所自然化,尽可能与自然合为一体,它通过各种巧妙的“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起来,增加了浪漫的气氛。不论是大的群体还是单体建筑,都有自己的序列安排,都有明确的起始、节奏、陪衬、主体和结尾,都有结构的组合、空间的穿插、色调的配置,给人以韵律和节奏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建筑与音乐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德国哲学家谢林称建筑是“凝固了的音乐”,是有道理的。这除了形容建筑和音乐一样有着明确的韵律以外,也说明完美的建筑序列有如一曲完美的乐章,都是有始有终,有明确的主题,有和谐的旋律。建筑虽然是一种空间艺术,但由于它的序列特征,它的流动式的观赏进程,便有可能向时间艺术转化。这种时间关系的转化,大大深化了建筑的美学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建筑的艺术形象。环境美正在成为建筑美学的主要内容。
建筑和雕塑是不同的,雕塑除了形式外还有题材和内容。不能把建筑搞成雕塑,建筑美必须体现在功能和美感的统一上。建筑不仅通过它外在的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通过人们能直接得到的室内的各种感受(如大小、宽窄、高低、畅阻、明暗等对比效果)表现它的美。一座建筑物的外形再美,如果内部空间安排非常蹩脚,使用不方便,不合理,不科学,也会使人难于在里面工作或生存,更谈不上愉快的感受了。又如一座外形漂亮的建筑,内部设计也合理,但就是环境太差,或者不协调,人生活的是不舒服的,建筑也会显得很别扭。像埃及的金字塔必须放在广阔无垠的沙漠中,才能给人以永恒的神秘感。中国的宫殿放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我国的古刹只有放在山回峰转、苍松翠柏的掩映中,才能把人的情感带进幽雅清静的境界。再以大量的住宅建筑来说,我国的居民目前并不要求华丽的装饰、高级的材料,而只希望设计人员审慎地组织每一个空间,周详考虑细部处理,尽量创造方便、舒适的居住条件,使人有一种亲切愉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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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体育精神的剖露
——评报告文学《兵败汉城》
王晖 南平
读完赵瑜的报告文学《兵败汉城》(载《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十二期),心情诚如他所言:“充斥着多少矛盾,多少痛楚!”这矛盾与痛楚其实正是这个时代有历史感、责任感的人们所共有的。这也是由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碰撞、转换的长时期阵痛所引发。我们钦佩赵瑜在《兵败汉城》及其前作《强国梦》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来自于对今日中国体育精神的思考。在他看来,“展示个性力量、张扬个性魅力的体育本身,正有助于对传统的人格,萎缩了人格的改造和重建,这正是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最积极的含义”。
“反过来,只有健全我们的人格,才能真正推动体育的改革,中华体育才能真正腾飞于全世界”(《兵败汉城》),而在沉迷于金牌数的中国体育界面前,这一切似乎离得很远,《兵败汉城》实际上是把非体育精神的弥漫,作为中国奥运军团汉城失蹄的深层原因。它再好不过地宣告了,在当今中国非体育精神指导下的“体育强国”不过是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梦”。
《兵败汉城》通过对中国奥运军团归国后的追踪采访,真实剖露了体育界官员、运动员、教练员及中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的复杂心态,作者以耳闻目睹的一系列使他愤懑。李耀先的自述、包括李宁在内的运动员内心“无边的压抑”、记者营中诸多令人不快的事件、国家体委官员与中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在赛后的不同想法,证实了作者在二十四届奥运会前夕对中国体育现状的中肯分析。它警醒人们,抑制非体育观念、宏扬奥林匹克体育精神已是当务之急:  ——作者开篇便以大量数据将中国与日本儿童的身体素质进行了对比,其结果是“中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比起一九七九年那次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更有恶化的趋势”,这其实是非体育观念在作祟,即作者所追问的:“体委的职能,到底是领导全民族扎扎实实地开展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呢,还是单搞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女排教练李耀先兵败汉城,是因为他手中既无权、又无情、也无威,这在体育界的“关系网”中必然寸步难行。作者把女排比作满载荣誉与重托的航船,它满载着千百年来的老病沉疴。“李耀先背后,中国女排背后,有着我们文化的重负。”这又是非体育精神——凡事均与政治牵挂的苦果。
——“无边的压抑”压抑着以李宁为首的一帮体操运动员,他本可以在上届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如今为报效祖国,竟功亏一篑,被人耻为“体操亡子”,这种胜则誉,败则损的氛围,如何能使运动员舒展个性呢?以成败论英雄的实用主义、势利眼,无疑是又一种非体育观念。
体育不能异化,体育就是体育,诚如艺术就是艺术、文学就是文学、科学就是科学一样。任何替代与强加于人,都只能使原物扭曲。非体育精神在中国的弥漫与非艺术精神的弥漫一样,它其实是封建观念与人格在当代中国留下的阴影。是该警醒的时刻了。
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西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如果不改变中国体育甚至其它领域中的非体育观念或其他非艺术、非文学、非科学观念,也就可以想象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将会再次沦为体质的“东亚病夫”,这也许不能算是危言耸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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