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界人士访谈录
公家的东西总比私人的东西坏得快，这一传统私有制下的逻辑，在发达商品经济情况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小强的观点是，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应当——
超越私有制逻辑
本报记者 皮树义
公家的东西总是比私人的东西坏得快。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他人的财产，更不要说公家的东西了。这似乎已是铁的逻辑。然而，这一逻辑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曾发表了《超越私有制逻辑——两权分离、承包与法人资产》一文，认为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应当超越私有制逻辑，要考虑所有权范畴之外的诸多问题，为形成法人资产而强化资产的经营权，造就企业家阶层对公有资产有效地运行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此，被人称为企业制度改革的经营者主导论。１月２６日，记者约请王小强再谈一谈这个观点，不料，他近日就要赴美进修，匆忙中他只好在电话里跟记者“侃了”一通。
说起任何人都不可能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他人的财产，王小强认为，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这个逻辑只适合于传统的私有制。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资产增殖的主体已由私人所有者转换成企业家。资产增殖的动力由发财转换成事业。过去是谁的资产谁关心增殖，现在资产是谁的并不重要，甚至不能解释企业发展的动力，重要的是有一支吃企业资产增殖这碗饭的企业家队伍。
股份制的兴起是西方企业制度的一场革命。王小强说，这场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企业资产成为法人资产，就像持股人有权处理自己的股票一样，企业也有权处理由个人财产集聚成的企业资产。王小强曾考察过美国、日本的企业制度。他说随着股份制的发展，西方企业的股权高度分散化，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就有几十万个股东。私人股东的权力从直接或委托经营、控股，在股东大会举手选举经理，逐步落到用脚投票（出卖股票）的境地。股票又有高度流动性，股票买卖越来越频繁。过去，持有股票是为了在某一特定企业实现资产增殖，现在已成为类似于债券、储蓄的保值手段或投机工具。日本干脆演出了一场法人持股的活剧。在日本，股票总额的６５％掌握在法人（即区别于私人的企业、金融机构等组织）手里。这时任何企业都已无法再还原于私人，对于私有者来说，用手、用脚投票全不灵了，一切取决于法人代表——经营者的意志。
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通过弱化所有权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为社会造就了一支对他人资产（甚至说不清是谁人的法人资产）增殖负责的企业家队伍。企业家靠的是经营资产的专业知识，追求的是企业的不断发展。因为企业发展的规模越大，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生活也就越好。所以，企业家对并不是自己的资产的增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企业家阶层的兴起为超越私有制逻辑提供了依据，而且，中国的现实也不能搞，至少不能等待私有制。３７岁的王小强曾插过队，当过工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从事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他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中国的企业改革面对的最大现实是几千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靠这些企业。百货大楼周围可以都是个体户，但不会对百货大楼造成根本性的威胁，因为任何个体户都没有力量再盖一座百货大楼。国有大中型企业怎么私有化？宝钢２００亿固定资产，鞍钢４０万职工，中国银行承担了所有企业的外汇业务等等，怎么私有化？他赞成把小企业出租、卖给私人，但大企业怎么办？如果是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几十万个，想通过所有权来约束企业也就不可能了，也就自然是经营者主导。
王小强认为，把所有权看得过重，认为所有权变了，就一切都变了，实际是和以为实行了公有制就可以取消商品经济一样的空想。通过承包逐渐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以法人资产为主体促进资产运动，可能为中国的企业改革找到一条现实的道路。关键是要造就一支对资产负责的企业家队伍。这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企业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兼并。典型商品经济中的大企业没有一个是靠本企业的利润积累发展起来的。二是使企业摆脱行政等级，企业干部脱离行政评价。企业无上级，企业家的地位是在市场竞争中决定的，而不是由行政官员等级来决定。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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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冷静地研究研究热病
文牛
看了记者蒋铎拍摄的去今两年人们购买金首饰的对比照片，颇生一点感想：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人士都需要冷静地研究研究“热病”。
在充满活力的同时“热病”多发频发，可算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从宏观上看，“经济过热”现象始终处于“稍冷更热”的循环之中。投资热、基建热、宾馆热到处可见。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更是一热接一热。先是“收录机热”，接着是“电风扇热”、“电冰箱热”，“西服热”奇峰突起又转瞬即逝，“彩电热”则持续较久，“黄金首饰热”曾风靡一时，现在人们又在预测不久又要来个“录相机热”了……
一般说，“热”并非贬义词，这里的“热”实际上是指“过热”。“过热”即为病。病就要治。
多种的热，有多种的、多层次的成因。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根除，是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的基本原因。某些决策和操作上的失当，则可能是过热的直接原因。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经济知识的缺乏，盲目攀比心理等等，又可能是某些热病的“追加”原因。这些方面，已有若干理论上的探讨，当然仍需继续探讨。
这里只从特定的角度，对“热病”作如下两点诊断。第一点，“热病”往往是“不合乎规律”和“合乎规律”的结合物。搞加工工业比搞基础工业要热，这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偏低这种不合乎规律的情况造成的。而人们追逐高效益的加工业，这又是合乎商品生产规律的。人们抢购黄金首饰，这是由于通货膨胀使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这种不合理的情况造成的。而把抢购首饰作为一种保值手段又是一种合乎经济规律的想法。这种“不合规律”和“合规律”的结合有一特点，那就是在“不合规律”的宏观条件下，微观按照合乎价值规律的方向去动作。所以，要治热病，主要不是指责微观的毛病，而应侧重于宏观决策、宏观调控的改善。
第二点，“热病”往往是实际因素和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某种商品，越少越抢，越抢越少，越紧俏越惜售，越惜售越紧俏，就是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实际因素和心理因素相互刺激，往往使热度直线上升。在这里，心理因素的改善，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往往是缓解矛盾的重要方面，且容易见效。宏观决策者采取安定人心的措施相当重要。而每个微观者（单位、特别是个人）在从一潭死水的产品经济环境中投入商品经济海洋的时候，也要尽快习惯那里经常起伏着的波浪。过分恐慌，盲目赶浪头，人为地加剧了热病，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前段的抢购风中，有的消费者已吃了这样的苦头。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研究“热病”，是决策者们要做的事情，但广大群众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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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黄金水道献黄金
本报记者 张振国
“让黄金水道献出黄金”的口号，安徽喊了多年，如今确实喊出了一点名堂。
名堂之一就是“认识”。他们对长江经历了由“不识到初识”，由“浅识到深识”的过程。起初，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开发长江经济带”的构想，但未引起省里的重视。后来，一批专家、学者写出了几十份调查报告，这才引起省里对长江刮目相看：长江流经安徽４００余公里。目前划入这一经济带的面积为３．７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４００万，分别只占全省２７％和２８％，但财政收入却占全省４０％以上。所以安徽省政府才下定决心把境内长江沿岸当作沿海来开发，把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４市列为全省七大经济区之首。
名堂之二就是“规划”。前些年，安徽对长江虽有多项调查，但多属单体活动。１９８７年７月，安徽省委、省府决定正式成立安徽省长江区域经济开发协调委员会。目前有３０多位退居二线的专家、学者和身居一线的市长、副市长、副专员把长江的事管起来。
名堂之三就是“协调”。一是协调本省沿江４市和池州、巢湖、宣城３地区及２９个县的经济、文化、旅游等事业的开发；二是协调上游湖北、下游江苏与本地经济联合等事宜。目前已有５７个经过科学论证的项目入了库。他们正在为落实这些项目上传、下达、横联、竖跑。
名堂之四就是“开发”。经过他们反复考察论证的１１条淤塞的通江内河，目前已有５条正在整治，其余６条正在着手整治。我国铁矿资源紧缺，而皖西的铁砂很丰富，紧靠长江北岸的庐江县罗河乡地下的铁矿也有好几亿吨。为开发这些宝贵资源，他们通过牵线搭桥，已促成马钢和武钢达成开发罗河铁矿的协议，协调潜山县政府与马钢共同开发铁砂的联合。这些联合开发的促成，将使冷落的长江热火起来。（附图片）
左图：1988年9月11日，在武汉一家商店的门口，手持人民币欲购金戒指的人如潮涌，以至不得不隔着铁栅栏出售。
右图：1989年1月31日，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金行。金戒指的成色、价格相同，且做工明显优于前者，但气氛却大不一样了。请问生意如何？店方答：“摆得住，卖得动。”
本报记者 蒋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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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治弃耕
本报记者 罗自苏
记者在海南省采访，经常看到大片农田被弃，其中不少还是“路边田”、“村口田”，那情景可谓“田荒草自新”。到省农业厅一查资料，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得多。１９８６年海南粮食播种面积７７５万亩，产粮１３８万吨；１９８７年播种面积７６４万亩，产粮１３３万吨；１９８８年播种面积７４０万亩，产粮１２２万吨。
据主管人员介绍，其中因种植结构调整而减少的种粮面积为数很少，因此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８６年实际丢荒达３０万亩，几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１／２０。由此，粮食减产１６万吨。这还不算惊人。记者查询历史资料得知，海南自解放以来粮食播种面积最大，粮食总产量最高的是１９７５年，其数据分别为１０３５万亩和２０３万吨。那么吃粮的人有多少呢？１９７５年海南人有４９７万人，１９８８年有６０７万人，粮食亩产１９７５年为１９７公斤，１９８８年是１６５公斤（当然，粮食单产的减少跟自然条件有关系）。海南省农田不多，粮食缺乏的情况一目了然。
农业部门的同志说，１９８４年起就开始整治丢荒问题，但年年抓，年年丢，几年内没有成效。
去年，新成立的中共海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下决心整治农村的丢荒问题。今年又责成各县制定制止弃耕丢荒、开发复耕荒田的具体措施。文昌、琼海等县采取了“鼓励、优惠、限制、转包”的办法：每开一亩荒田奖励２５公斤化肥、１．５公斤柴油。减免三年公购粮。凡弃不种者，公购粮和集体提留照交。弃农经商如不办好转包手续的，坚决收回其营业执照等等。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文昌县从３．３万亩荒田中一下吃回１．１万亩，从全省来看今年已复耕近７万亩荒田，其中已有约５万亩种下粮食。同时，全省早造积肥、送肥下田已成热潮，全省早造积肥已５０００万担，比去年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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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咨询之窗
家庭财产保险
问：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保险渐渐走进千家万户。许多读者都很想知道这项保险有多少种类，如何办理手续等等？
答：家庭财产保险有两种。第一种是家庭财产普通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每保一千元价值的财产交三元左右保险费。如果保五千元财产，每年只需交十五元左右。一年内若出现意外，保险公司照章赔偿；若平安无事，就不返还这十五元保险费了。第二种是家庭财产两全保险。这种保险期限至少三年，每保一千元价值的财产需交保险费二十六元。如果保五千元的财产，需交一百三十元。三年内若发生意外，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若三年保险期满平安无事，一百三十元全部归还。
问：哪些财产可以投保这项保险？
答：一般来讲，可以保险的家庭财产包括房屋、衣物、卧具、家具、家用电器等生活资料和农村家庭中的农具、工具。一些难于鉴定价值的财产，如金银、首饰、珠宝、古玩、字画、证书、文件等不在保险范围之内。
问：怎样办理投保手续？
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支公司或代办处均办理此项保险。投保人要在保险申请单上，写明要保多少价值的财产，保险的财产主要有哪些，家庭住址和姓名等，并一次交清保险费。
问：参加家庭财产保险后，一旦遭受灾害事故应当怎么办？
答：首先，要尽快通知保险公司，并提供保险单和财产损失清单，同时还应出具公安或消防部门及所在单位、街道的书面证明。在办理投保手续时，保险公司不到家里查看财产。但出事后，保险公司接到通知，则要派人到家中查看，核实财产损失情况。赔款数额按损失多少和损失财产当天的实际价值计算，但最高赔款以保险金额为限。如某家庭的财产损失共计六千元，而只投保了五千元的财产，那么保险公司赔偿的最高金额只能是五千元。如果投保人或其家庭成员故意造成财产损失，或有虚报及其他欺骗行为不仅得不到赔偿，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谷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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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袁庚和蛇口试验
深圳特区报 陈宜浩
１９７９年７月，袁庚率一批创业者在南头半岛办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是社会改革的试验。这里“三资”企业比重大，一切企业行为按经济规律进行。袁庚认为，进步的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蛇口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令人叹服的演说家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午，富丽堂皇的蛇口南海酒店忽然热闹起来，参加“中国十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１００多位中外专家、学者陆续来到这里。当他们听说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就在大堂时，纷纷朝他围拢过来，握手、寒暄、问候、合影，令袁庚一时应接不暇。
２０分钟以后，袁庚在宴会厅即席向中外学者发表演说。没有题目，没有讲稿，连翻译的时间算在内，一共只有半小时。然而场内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涨，远非一般的招待会所能相比。有些外国学者不等翻译把他的话译过来，就已开怀大笑，热烈鼓掌了。八成是他们听得懂汉语。袁庚演讲完毕以后，一些平日端庄矜持的学者变得活动起来。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金尧如先生情绪激昂地说：“这次研讨会最精彩的论文，就是袁庚先生的这个讲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则用中、英两种语言向大家宣布：“回到美国后，我将引用袁庚先生的演讲来作为我的教材内容！”
仅仅用“会讲话，有感染力”是难以解释专家们的激动的。我想起了袁庚在另一个场合的另一次讲话。
那是１９８４年底，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总裁井植熏、副总裁秃慧猛等带领一批高级职员越洋而来，在蛇口翠亨村酒楼为蛇口三洋公司一周年喜庆摆下了丰盛晚宴。
酒过三巡，主持人一再请袁庚讲话。他盛情难却，终于起身离座，端着酒杯到麦克风前。他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４０多年前，井植熏先生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我是华南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我们处在敌对的阵营，枪口向着对方，水火不能相容！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走到一起，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为我们的真诚合作而干杯！这说明了什么？”
话语不多，声音不大，却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心。日本朋友一个个凝神谛听，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筷子。接着袁庚谈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事实，谈到了正在发展中的经济特区，并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担心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吸引外商来这里投资兴办企业，当然要让他们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如果你们在这里办企业亏了本，办不下去，那么失败的首先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蛇口工业区！如果你们的企业办得好，赚了钱，那么这不仅是你们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
井植熏先生和在座的日本人情绪高涨，笑容可掬。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打破了起初的平淡气氛。
历史老人特别钟情于他
袁庚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袁庚是地地道道的深圳人，老家在宝安大鹏。他早年即参加以曾生为司令的东江纵队，是一位精干的情报科长和联络处长。东纵北撤后，他随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在陈毅麾下参加过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１９４５年９月，侵华日军投降以后，袁庚奉命以华南游击队上校军官的身份，与驻港英军旅长夏悫少将展开谈判，讨论华南抗日游击队撤出香港以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等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１月间，解放军挥师南下，扫除盘踞在广东各地的残敌。袁庚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率领部队打回老家。
——１９５５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时，袁庚是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总领事。在此期间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保卫周总理的安全，袁庚和同事们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文化大革命中，袁庚在北京秦城监狱呆了好一阵子，１９７８年底，袁庚在经历了军界、政界和外交界的几十度春风秋雨以后，以花甲之年进入商界和实业界，成为李鸿章办的香港招商局的第２９代“掌门人”。
１９７９年７月，袁庚到香港招商局不到一年，便杀出一个厉害的“回马枪”——率一批创业者踏浪而来，在香港屯门隔海相望的南头半岛前端，办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历史老人似乎特别钟情于袁庚，许多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让他碰上了。就是那些曾同他打过交道的著名政界军界人物，恐怕也没有预料到，这位华南游击队的“上校军官”，后来会成为中国开放改革的风云人物吧？
试验者的“精彩论文”
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回顾过去所走过的路，这位蛇口工业区的创办人到底有些什么感受？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被中外学者誉为“最精彩的论文”的演讲，可说是一个精辟的概括。
袁庚说：“要移植、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不困难，难的是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进步的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没有一个人们观念的更新，社会经济要有巨大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利润，它一天也活不下去。蛇口工业区从一开始就由一个企业来经营开发，特别是由一个在香港成长、发展了１００多年的招商局来经营开发，有其一定的好处。这里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三资’企业占８０％，一切企业行为均按经济规律进行，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能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
对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发展，袁庚是怎么看的呢？他说：“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发挥，而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深化社会改革。蛇口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改革的试验。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措施，如取消干部的行政级别，淡化官本位和特权；财富的分配力求做到公平和合理，每个人的工资收入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来决定；在住房条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利用特权在住房上占便宜；在政治生活中提倡有透明度，提倡从各个方面制约特权。每三年一次的民主选举，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就是对特权的有力制约。除此以外，社会舆论的监督，群众团体的压力，也同时对特权发挥制约作用。在工业区内，全体职工有合理流动的权利，有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想推翻共产党，不是进行人身攻击，他就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免于恐惧。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蛇口没有一个人因为自由发表意见而被戴上帽子或受到处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被扭曲的人！”
袁庚认为，人们的知情权很重要，没有人们的知情权，政治上的透明度便无从说起。这使我联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１９８６年９月６日，蛇口工业区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投票，不是选举谁当领导人，而是对三个还未上马的投资项目自由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这三个项目是蛇口钢厂、招商宾馆和“女娲补天”铜像。由于这三个项目投资较大，而蛇口人又议论纷纷，工业区领导人便决定来个“投票征求民意”。办公室事先把这三个项目有关资料发给直属单位的干部，投票前又把项目准备情况和可行性分析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投票的结果，大多数人对一个项目表示赞成，群众反对的两个项目，也为领导人最后作出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袁庚并不认为蛇口工业区已经好到哪里去了。他说：“珠江三角洲已经追了上来，蛇口如果停滞不前，将会淹没在一个大面积的蓬勃发展的工业浪潮中。我们要在前进中看出它的退步，在光明中不断揭露它的阴暗面”。他在南海酒店演讲时对中外学者说：“诸位如果能不客气地指出蛇口的阴暗面，指出我们的缺点，那才是真正的够朋友！”
难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对蛇口作出这样的评价：“从蛇口的改革试验中，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