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
专栏：
著名社会活动家费路路没有子嗣，但许多六亲不认的失足青少年深情地叫她“妈妈”——
“让世界充满爱”
本报记者 赖仁琼
新年伊始，中宣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举行大会，表彰百名“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在众多获奖者中，有位鬓发花白的古稀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为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做出卓越贡献的北京市政协常委、著名社会活动家费路路。
“为了我的孩子们”
最近，记者到百万庄费路路的寓所看望她。一见面，和蔼可亲的费大姐就告诉我：“前天，我跟街道的同志一起去清河、茶淀农场慰问干警和看望服刑人员，昨天中午才回来。”
７６岁高龄的费大姐在去年出席北京市政协会议时不慎跌倒，左腕、左腿两处骨折。朋友们担心这位曾患心力衰竭合并肾衰竭的老人再也爬不起来。谁料她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如今又行走自如了。
每当提起孩子，费大姐就特别来精神。其实，费大姐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她说的“孩子们”，是指全国各地的失足青少年。
历尽坎坷的费大姐从１９７９年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读学校、少管所的“系统工程”。这位当年曾在天津法院审理“十三太保”、“九龙一凤”流氓盗窃集团的女法官，先后被聘为北京７所工读学校的校长。
一次，费大姐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费奶奶：我是个农家子弟，在医学院就读时因盗窃被判刑２年。从监狱出来后，家里不留，学校不收，天茫茫，地茫茫，祖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难道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吗？我真想一死了之。”费大姐立即给这个青年回信，又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山西临汾金属结构厂厂长师回喜，请他收下这个青年。后来，这个叫刘云波的青年从山东到了山西临汾做工，还经常写信给费大姐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
谈及失足青少年就业难，费大姐感慨颇多：“虽然不少开明的厂长都收过我的孩子，但不愿要失足青少年仍是社会较普遍的现象。我总想，失足青少年也是青少年，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独一无二的“个体户”
两年前，费大姐听说朝阳区有个不幸的家庭：丈夫杀死了妻子被判死刑，留下一对小姐弟成了生活无着落的孤儿。为了落实两个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费大姐跑街道和有关部门磨嘴皮、讲道理，直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费大姐不无忧虑地说：“杀人犯有罪而孩子无罪，孩子怎能没人管？”
有人说费大姐爱打抱不平，有人说她爱管闲事，有人干脆叫她“不管部部长”。费大姐却风趣地说自己是“个体户”。
不过，费大姐这个个体户很独特：只办实事不搞经营。她的家像个“社会事务所”，她和她自费请来的两位秘书除了无偿为那些“孩子们”提供各种服务外，还管了大量该管而又没人管的“闲事”。在做小买卖也能赚大钱的８０年代，费大姐的“家底”日见亏空——父母留下的钱快花光了。她的月工资２００多元，但她每月支出的秘书和司机的工资、电话费、邮电费及各项办公用品费等不下千元。虽然办的是“公家”的事，但费大姐从未想过向国家伸手。
费路路出生在北京一个富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费起鹤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创办了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是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心地善良、多才多艺的费路路从青年时代起，基于对弱者和孤苦儿童的同情、怜悯，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和救济活动。抗战期间，她和丈夫刘仁术从同情革命的爱国富商变为坚定的革命者。解放后，她曾慷慨献金支援国家建设，以后又陆续把自己的工厂、设备、商店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费大姐的生活相当节俭。她的衬衣衬裤打了好几个补丁还舍不得扔掉。为了解决工作繁忙顾不上吃饭的问题，她一买方便面就是１００袋。交谈中我得知，曾经极富有的费大姐眼看就要发生“经济危机”了。费大姐不慌不忙地说：“今年夏天我准备出去一趟，向国外的亲友要些钱，然后成立个基金会。那时就有点家底了。我也就放心了。”
“夕阳未必逊晨曦”
近１０年间，费大姐不停地为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而忙碌。她的写字台上的日历，每一页都有记事。她常常是深夜１２点才睡，凌晨４点又工作。１９７８年前，费大姐在农村劳动。老伴得知她常与工读学校的“孩子们”同吃同住，很担心她那本来就虚弱的身体。７旬多的刘老先生经常骑上摩托车去看她。费大姐动情地说：“我老伴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我本该在家好好照顾他。但为了孩子们，只好委屈他了。”
身为国务院参事的老伴成了费大姐的“同盟军”，政法、文艺、军队各界的不少人都曾为费大姐这项“系统工程”出过力而成了可靠的“后备军”。费大姐社交面极广，她邀请“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给“孩子们”演讲；邀请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孙敬修老爷爷到工读学校讲故事；邀请京剧演员、曲艺演员、芭蕾舞演员为工读生和失足青年们表演。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费大姐坐着轮椅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青少年学生轻微犯罪国际研讨会”。在这有英、美、联邦德国、日本、瑞士等１４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会上，费大姐用流利的英文作了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发言，美国圣约瑟夫大学教授柯伦对费大姐说：“过去我知道共产党只讲斗争，今天第一次从费女士嘴里听到共产党也讲爱。”
“但愿苍天宽时限，夕阳未必逊晨曦”。费大姐写下这诗句勉励自己继续奉献她无私、博大的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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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少一些“金刚战”吧！
松海
由共青团中央、华北制药厂与本报联合举办的《青年热门话题》有奖征文，今天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青年工作者、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支持，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政法部，并请注明“青年热门话题征文”字样。 ——编者
“金刚”，据我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是具有某种神通者也。
今日所见“变形金刚”为美国的玩具商制造与经销。他们制造玩具，又专拍一部动画连续片做广告，将玩具人物分善恶两派以童话的方式开战，集魔幻性、科幻性、简单伦常于一炉，使少年儿童看后如痴如醉，非缠着家长去买一个“金刚”玩具不可。免费播映《变形金刚》，创造了销售这种玩具的有利环境。一时间，“变形金刚”泛滥于中国的玩具市场，价格昂贵令人咋舌。仅作者在北京、上海所见，最低标价１８元或２４元，据说这只是进口了中低档品种。高档的“金刚”玩具一套高达千元。至于由动画片印制的图书，价格也惊人，薄薄一册要０．８元左右，版本尚有数种，更有新编问世。虽如此，“变形金刚”还是脱销。家长拗不过孩子们，终于慷慨解囊了。
“金刚”神通，变来变去，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变到了玩具经销者手里，中国人的外汇变到了人家的口袋里。
我国外汇吃紧，众所周知，却如此大量进口这种高级的玩具，难道我们的外汇还有这个遗力？难道我们自己连个玩具也制造不了？
从“变形金刚”，我想到当年的“鸦片战争”。“金刚”与“鸦片”不同，它没有毒害性，更没有以炮火为媒介。不过两者也有一点相似，“鸦片”从中国换走了白银，“金刚”使中国流失了那么不容易得来的外汇。两者虽然不能相提并论，我却隐隐约约感到这似乎是一场正在悄悄打响的“金刚战”。
在开放的环境中，人们过多注意对不同意识形态的防范，却很少把那些无政治因素、内容无害的文化产品作为商品看待，缺少相应的意识，甚至主动引进，从而犯了些简单常识性的错误。“变形金刚”问题如此，其它类似的“战争”也展开着。一概抵制外货不对，也无效，但抵制一些虽然无害但不是急需的商品（不管那是文化的还是其它的商品），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并不是没有必要的。
这场“金刚战”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责任在老百姓，在国家有关部门，还是某些有关的人？或者抽象一点，该追到体制？该追到文化模式？恐怕都有责任。法不责众，事也已过，我倒是以为应该认真总结，以求少发生这样的“金刚战”。
（作者单位：中央讲师团山西临汾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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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工作有“六乱”
谷佳
最近，笔者在安徽省某县采访，与县委组织部长谈起干部工作。这位组织部长直言苦衷，反映的问题令人为之一震。他说，目前，干部工作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六乱”，即机构设置乱、人员编制乱、职级待遇乱、干部调配乱、职称评定乱和领导职数乱。
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的情况下，县机构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该县党政群机构一九八三年为四十四个，现在增至五十四个；内设科室一九八三年为一百五十六个，现在增至一百六十八个。这还不包括政企合一、政事合一及纯事业机构。非常设性机构，全县一九八三年前不到二十个，现在增至八十六个，据“编办”调查，可以撤销的为六十七个。
该县一九八三年党政群机关核定干部编制数九百七十五名，现在超编一百六十七名。上级部门增设扩大机构、增加人员时，所发文件中往往要求“在总编制中解决”，实际上总编制中解决不了。从县里情况看，局级领导职数配备控制的情况尚好，但部委办内设科室和局内设股，超规定配备干部职数的情况突出。某局一个股三人都是同一职级，被群众戏称为“股长股”。
在职级待遇和职称评定方面，各条条强调各自的重要性，自上而下，一级压一级。最近，某系统的几家单位先后提高干部职级，采取按在编干部的百分比下达数字，不仅由此造成内部矛盾，同时又引起外部议论，反映较为强烈，给县委工作造成很大压力。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往往不按条件，不坚持标准，搞照顾、搞平衡，甚至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致使职称评定工作比较混乱。某单位的一负责人，其妻都认为他“斗大的字不识一笆斗”，居然评上了中级职称。另外，在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后，享受相应的行政职务待遇的问题也造成干部之间的互相攀比。
干部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县直一个干部的调动，涉及到县分管领导、归口部门、主管局、本单位、本人、组织人事部门，一进一出共计经过十二道手续。这么多道关口，意见难以取得一致，不仅造成种种矛盾，也助长了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既有干部管理中的主观因素，也有新形势下面临竞争的客观因素，但主导方面是主观因素。如何治理？这位长期从事干部工作的县委组织部长认为，一要建立健全制度。大至机构、人员编制具体到干部任免、交流、奖惩、离退休等要有一系列完整制度，还要制订工作细则，有规范化的程序可循。二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工作是系统工程，改革要持审慎的态度，既要着眼于抓好干部人事制度的内部改革，又要进行与之配套的外部改革，互相配合，综合治理，不搞“孤军深入”。三要严明组织纪律，强调集中统一，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克服自由主义，杜绝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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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以法治国”≠法治
王礼明
“以法治国”这句话，先秦法家管仲说过，韩非也说过，他们的这个主张，是针对儒家的“德治”提出来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长期泛滥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学界大力宣传“以法治国”，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就是在现在，“以法治国”的提法，也仍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以法治国”与“法治”之间，既不能划等号，也不能相混淆。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法治社会，一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而“以法治国”，则不具有上述特征或涵义。
“法治”的“法”与“以法治国”的“法”，体现的意志是不同的。“法治”的“法”，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尽管这里的“人民”，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不同，范围大小也不一样，但它体现的，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意志，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意志。它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的，而不是由国君、国王、皇帝钦定的。而“以法治国”的“法”，体现的则是国君或国王的意志，管仲所说的“生法者君也”，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在被管仲和韩非理想化了的“以法治国”的社会里，国君或国王是可以随心所欲“变其令”，既可以一言兴法，也可以一言废法的。
“法治”的主体与“以法治国”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由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授权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以法治国”的主体，则是国君或国王，由国君或国王运用法律去治理国家。法家是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的。在法家看来，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国君或国王完全可以不管法律的规定，“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的（《汉书·晁错传》）。
实行法治，当然要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主张把法律作为一种治国方法的，并不一定就是主张法治的。先秦儒家重德轻法，汉代以后的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虽然都是主张人治的，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强调法律在治理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但这种主张也不是法治主张。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暴君是一个违背法律干预政权而依照法律实行统治的人；专制主则是一个把自己置于法律本身之上的人。”（《社会契约论》第１１６页）由此可知，“一个依照法律实行统治的人”，也可以是一个“违背法律干预政权”的暴君，或者是一个“把自己置于法律本身之上的”专制主。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正是如此。
法治与个人专断是矛盾的，“以法治国”与个人专断是相通的。我们应当用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提法，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提法，代替“以法治国”。“以”“依”不同，切不可以“以”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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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绿色之歌
本报记者 郭嘉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境内众水嵌流，群峰洗翠，林木葱茏，自古以来被水族群众誉为“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在这“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木头是主要的财政来源，绿色主宰着这里的色彩世界。
距县城东去１０公里，是遍生杉松的拉揽林场。翻山过坳，踏访这片拥有４００多条山岭，２４００多座山头的“百里林海”，心情便沉醉于那墨韵氤氲之中。场长刘顺昌告诉我，３０年来，拉揽林场走的是一条艰苦创业之路。职工最多时２８６人，最少时仅有３人。没有宿舍，搭茅屋暂住；缺少耕牛，靠人拉手刨。１９５８年林场上马，他们冒寒顶雪，苦战一百天，造林一万余亩；１９６１年林场下马，他们留下３人坚守岗位，保住了房屋、耕畜、工具和幼林。３０年来，经人工培育的１２万亩嫩苗幼树，而今郁葱蒙密。据估算，拉揽林场现有人工速生丰产林４０余万立方米。春来夏到，这里是一片水灵灵的世界：雾气霭霭，流水淙淙，雀鸣啾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九阡区九阡乡板南村水族农民潘国清和潘国柱弟兄二人，带领群众办起了联户林场。１９８２年栽荔波黄果１５００株，１９８３年栽温州蜜桔３．４万株，同时栽用材林１．５万亩。１９８８年仅果场收入就达１万多元。板南村群众高兴地说：“过去被滥砍毁坏的山林现在又泛新绿了。”
近几年来，三都水族自治县很重视抓绿化工作。全县造林４４万亩，占整个荒山面积的３０％。现有各类林业专业户４３１户，造林２．５万亩。其中，上江乡柳排村田永清等１５户，１９８４年造杉木速生林２９８５亩，普安乡杨泽恩等３户１９８５年造杉木林１３４４亩。群众称他们是三都县的“绿林好汉”。
正当我为这片绿色唱赞歌时，另一种抑郁而凝重的曲调也交叠袭来。
据三都县《林业志》记载：１９５７年，三都县的森林覆盖率达４９．５％；１９７５年下降到２６．８％，１９８５年猛跌至１８．８４％。２８年间，在这块幅员３５７万亩的土地上，森林面积以每年４．１万亩的速度锐减。１０年来，只造不护的人工林，仅有１８．１％被保存下来。
一些学者、专家惊呼：照此下去，三都县的绿色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
瑶人山自然保护区是三都县的森林物种库，树木种类约占全县的６０％，１２条大小溪流从它那里发源，是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然而，多年来，由于省州县对这片林区的级别意见不一致，便一直没有正式确认为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５年木材市场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后，一些人不顾“森林法”的有关规定，进入林区向农民点株购买。据１９８６年调查，１年时间砍伐保护区内的杉杂圆木竟达１６０立方米之多。
山林遭受滥砍盗伐的原因，还要追溯到５０年代去。当时，农民将自己的山林折价入社，山林成为集体所有。林入了社，但“价”没有还给农民，加上山林归集体后没有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致使林权、林地纠纷不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护林、育林的积极性。１９８８年４月３日九阡区区办林场发生森林火灾，区委区公所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及附近群众救火，可是，仅有区机关干部５人到山场扑火，结果该林场１４００多亩幼林付之一炬。
县林业局副局长李际最告诉我：“１９８８年全县共伐木材２．２万立方米，除国家调用８０００立方米以外，其余的都被群众建房、生火用掉了。”
林业工程师杨秀农说：“我们这儿民用木材不申报计划，不少林农借故砍伐木材。有的无证销售，个别区乡领导对无证销售木材态度暧昧，甚至为其出具假证明。三都县农工副业比较落后，农民缺钱花了拆旧房（水族农民居舍多为木板房），没柴烧了放大树。只砍不栽，迹地更新造林又跟不上，致使一座座绿山变成了黄土坡。”
三和区苗龙乡水族农民潘洪军抱怨说：“我们居住在山圪圪上，政府规定２５度以上的山坡退耕还林，我们愿意造林，就是没钱。上面说了造一亩杉树补助１２元，可是，这当中还要扣除种苗费。现在什么都涨价，哪方都要钱，我们米都买不起，还指望什么树呃？”
据了解，三都县乡村林场发展最多时为１９７７年，共有５４个乡村林场，经营管理面积近１２万亩。１０年后调查时发现，全县只剩下２５个乡村林场，下马数占原林场数５５％，经营管理面积也减少到６万亩。
面对如此颓势，三都县的决策人士再也不敢“乐观”了。主管林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石明卿说：“林业关系国计民生，绿色象征青春与和平，我们既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坐失良机。三都县的优势在山，希望在林。”
老叶早已落尽，新芽刚刚萌生。绿色生命的孕育和保护已成为全县上下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呼声。
但愿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三都绿色，不会成为“拔掉毛的凤凰不如鸡”！（附图片）
三都水族自治县“水色”浓：水稻、水果、水产、水路，还有姑娘们长得水灵，瞧！中化村的姑娘笑得多甜。
罗林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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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歹徒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一点，我在郑州长途汽车站买了去洛阳的车票。上车时，由于旅客拥挤，我的黑人造革提包被小偷割了两个大口子。庆幸的是，我没有把钱装进提包内，小偷一无所获。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９日，第二次出差去河南洛阳，公共汽车经过巩县境时，车上上来６个青年男女，手持匕首，公开地搜旅客们的口袋。一个歹徒强行从一个５０多岁的老人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块钱，并威胁老人说，不给钱就一刀捅了他。歹徒要司机停车，扬言把那位老人拉下车去，司机没有停车，歹徒打了老人几个耳光才算罢休。由于歹徒是以团伙出现的，又手持凶器，旅客们都不敢吭声。歹徒们下了车后，据公共汽车售票员讲：这些歹徒他都认识。歹徒不伤害司机和售票员，但他们乘车从不买票。我身边一位旅客对我说：“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小偷结成团伙，持刀对旅客搜身抢劫的事已经是常事了，几乎天天都有。被劫旅客不敢声张，声张有性命危险。”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我乘公共汽车从郏县返回郑州。车到禹县时，从车上下去了几个人。车上一位旅客庆幸地说：“‘钳工’（指小偷）今天没发市。”售票员说：“刚才下车的那个穿黄大衣的就是小偷。”
既然歹徒在车上作案有规律可循，公安人员完全有把握抓住他们。对这类事，当地应该有人管。
（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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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位不可乱——子曰：“必也正名乎” 沈同衡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