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罗荣渠
（续２１日第六版）
三、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的争论
中国的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去探索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这就是我们常谈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从自强运动以来，练兵以制器为先，洋务以开矿、建厂、修铁路为先，都反映了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指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领导层和广大知识界都没有统一的明确认识。“农化”还是“工化”？这是早在“五四”前后就与“孔化”还是“西化”同时提出来的一个争论的问题。
２０年代，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代表作是《农国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刊载于上海《新闻报》）。章氏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实际上不过是传统卫道派们的观点的引伸，即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立论，说到底，是宣扬农业国更能维护他们所崇尚的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再不然就是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全是不堪一驳的腐论。
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其中以杨明斋的《评〈农国辨〉》写得最有声色。在《评中西文化观》一书第三卷中，把章氏的农本论驳得体无完肤。在“总解释”中，又着重阐述了“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作者通过大量生动事例来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的珍贵文献。
这场论战刚一开始，论战双方的阵线就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卫道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建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一种内在的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
到３０年代，在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的同时，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引起热烈讨论。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大大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还有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自２０年代末以来，在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３０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各派是这个时期宣传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的主要力量。当时就有人把主张挽救农村经济衰落、复兴农村的观点称之为“向后倒退派”，把主张开发工业者称为“向前推进派”。但当时的以农立国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除了章士钊等人以外，并非都真想把中国拉回到封建农业时代，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或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理想。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长期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历史传统的反映。
在３０年代的论战中，以农立国论（或称农本论）在理论方面的代言人还是那位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他现在是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其他人则大都是以实践为主而很少提出什么新的理论。与之对立的则是大力宣扬“西化”的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梁漱溟的理论在实质上是沿着章士钊的保全国粹的思路和他自己原有的思想发挥的，但比原来的论点倒退了一步，倒退回封闭经济时代的农村自足的战略，反对中国以“近代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这大概是３０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所致。
农业立国派的观点表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性给它的发展理论打上了落后的印记。在近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这在俄国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之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新民众主义）；在印度有甘地主义；在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从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列宁指出，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中国的民粹主义式的理论家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有类似想法，做过类似的实验。但所有的实验都已证明民粹主义运动的失败。其实，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完全是两千年以农立国的“国情”的产物，也是中国西化运动的产物。二三十年代这些乡村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是外国的留学生（梁漱溟除外），一些农村实验区是在教会大学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但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涌现的一种思潮，以农立国论所倡导的农本思想及有关理论仍应作为一份思想遗产加以研究。从这次论战中反映出的观点来看，大致可分为四派：一派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村以引发工业；一派主张先发展工业，振兴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一派主张先农后工；还有一派则主张农工并重。各派意见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到４０年代，多数人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在这些年代中，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处境使它不可能公开投入这些论战（中国社会史等论战除外）。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通过长期的内部斗争才摆脱建党以来所走的“俄国化”的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新口号，并在４０年代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包括“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纲领（《论联合政府》）。由此可知，中国人要适应现代世界新潮流，自决命运，迎头赶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要经历多么艰苦的认识过程啊！
四、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
以上对“五四”以来我国思想界几次大论战的简短的回顾，只是从一些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尽管很不全面，也大体上可看出这一时期现代化思潮的总趋势：最早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天朝传统被打破，提出“中体西用论”，在保中“体”的前提下采西洋的器用，这样就形成了顽固派（或称正宗儒学派）与体用派（或称儒学修正派）的斗争。及至五四运动前后，对外全面开放，新思潮大量涌入，西化派才异军突起，彻底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于是与卫道派展开了“孔化”与“西化”的大辩论。西化派随之一分为二，形成资本主义“西化”与社会主义“俄化”两大派的斗争。从孔化派中也分化出现代化的新儒学。到３０年代，从“中体西用”引伸出“中国本位”，从“西化”发展而为“全盘西化”，又引起新的论争。在这些对立面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概念和新的“中国化”概念，最后达到一种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认识。这场现代化的讨论被抗日战争所打断，没有继续下去，到４０年代后期更被解放战争的洪流所压倒，这时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斗争的焦点转向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大问题上去了。
总起来说，从清末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中，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激变的反映。时过境迁，现在回过头来清理这些纵横交错的思想论争，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的呢？
一、文化问题和经济问题
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问题本来无可厚非，但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在起作用。按儒家的中国观，“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近代中国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身受儒家思想的基础教育，又远离现代经济生活，因此也很难摆脱用传统的思想模式来观察现代世界的变迁。“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梁漱溟），这种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停滞性，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老化。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也有一定的影响。４０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作为说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而提出来的，较少地提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一直到建国以后，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式上最彻底反传统的政治运动也没有跳出传统思想方式，这还不发人深思么？近年来，我国思想界又出现了“文化热”，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问题。这当然是应当做的，但新的再估计必须在认真清理旧的“文化热”的基础上去做，才能取得认识上的飞跃。
二、认识现代世界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华民族对现代化思想的启蒙的程度，取决于对现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程度。在清代锁关闭国时，所谓“睁眼看世界”，其实只是从一个窄缝中远远望几眼而已。辛亥革命后，大开门户，西方思潮汹涌而入，又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谈不上对现代世界有多少真正认识。中国就是在这种汹涌的西潮冲击下走向现代化的。但对这一狂潮的趋势和动向，并不能把握住。启蒙大师们对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写文章造声势。新文化运动是很有成绩的，主要是反偶像崇拜，扫荡旧思想，但不可能深入细致。就东西文化比较的讨论来说，也浮于表面，不少是哲理式的议论，后来又匆匆收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已纷至沓来。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当时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了解在当时超不出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的描叙。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也是非常仓促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卷入实际革命斗争，它的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答宋亮同志》）。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运动长期处在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从“俄国化”走向“中国化”，也经历了特殊艰巨的斗争。所有这些，影响中国知识界对当代世界的认识，长期以来大都是东抄西袭，缺乏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现代化”的新词在３０年代即已使用，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形成对于现代的新认识，更谈不上形成为现代发展的新理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大多是学理性的，概念化的。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缺少认识，也就很难对现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具有深刻认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界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弱点。
三、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传统结构牢固和传统文化体系深厚的国家，这种冲突就愈大和愈持久。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一心一意想加速现代化，从不考虑传统的因素，决意与之决裂，视传统与现代性两者水火不相容，这就加剧了分裂和对立。从几次思想论战来看，各种折衷派观点，中体西用论也好，中西调和论也好，中国本位论也好，都一直受到责难和批判。但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失败或不太成功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过程，现代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所摧毁。成功的现代化是自主性的有选择的现代化，而不是模仿、抄袭的现代化。
中国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冲突一般都是在文化层次上进行的，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随着中国现代化经济向高处起飞，冲突和矛盾将激增。中国的现代化愈是向前进展，可能就要愈多地回过头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当前，中国面临一次改革开放和外来思想大量涌入的新时期。为了吸取“五四”以来７０年思想运动的经验教训，对这次新的现代化思想浪潮的冲击，不应该再次听任自发的回应，经过一次狂热的新西化运动之后再慢慢来探索自己的文化重建之路。现在我们已有新的条件作出规划，从世界发展新趋势着眼，对外来新思潮进行比较精密的研究和科学选择，并清理我们原有文化传统（包括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使之与现代化需要的外来新要素整合，以为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探索新路。这大概应当是当前我国思想界努力以赴的一个新课题吧！
四、认识中国国情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中国人在自己本土深厚文化积累层上进行的。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冲击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在这一思想的螺旋式升进中，中心问题是探索中国化的现代发展道路。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前者导致思想浮游无根，出现精神失重现象。后者导致封闭性自满，甚或盲目自大。外来新思潮在冲刷，民族的自信心却在失落。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主流思潮衰落了，实用儒学即政治儒学仍大有市场。研究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思潮，既要看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严重不足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盲目引进舶来品的一面；既要看到健康发展的因素，也要看到病态发展的因素。只有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摘自作者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的序言，略有改动。该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