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白色的冲击
本报记者 刘霄
中国,一个盐资源极为丰富的大国,为什么出现
一九八八年的严重“盐荒”?欲知究竟,请读——白色的冲击
本报记者 刘霄
谁也没有想到,1988年会发生“盐荒”。
食盐,横跨国计、民生两大领域,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又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它的短缺,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社会用盐超过可供量,留下一个大缺口……
1988年的“盐荒”,实际上是一次总爆发。
近5年来的积累,量变终于超过了“度”。
龙年开首的全国原盐市场,已是险象环生。
年度分配计划本身就潜伏着危机:当年全社会用盐2150万吨,可供量1800万吨,缺口350万吨,为建国以来所没有。
民用食盐必须确保,人均年消费食盐约7公斤,加上腌菜用盐,共需754万吨。
工业用盐需求量大,国家定点化工厂的工业用盐需要量1200万吨,只能满足946万吨,占78.8%,部分省市甚至只有60%多。至于非定点厂的工业用盐和食品加工、农牧渔用盐200多万吨,基本未能列入计划。
为了缓解矛盾,堵住缺口,决策者把希望寄托在库存和增产两个方面。
先看库存。1983年起,我国原盐市场连续5年销大于产,先后吃掉库存1000万吨。各地库存量均降至警戒线下,难调节供求,应付突变。
再看增产。我国盐滩以海盐为主,占总产量的70%。海盐受气候影响,丰欠不定,靠天吃饭。此外,增产的原盐从产区调往销区,还面临着运力不足的尖锐矛盾。
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连续而起的“抢购风”,每一次都波及到食盐。与此同时,不甘饥饿的工业企业也蜂拥到食盐市场。工业盐反冲民用盐,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民不可无盐。浙江农民声称“不见咸盐不交公粮”;安徽某县群众把县政府的牌子扔在地上;南京市政府一天接到109个质问责骂的电话……
  盐资源丰富的优势看不到了,盐的短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盐荒,惊动了千家万户、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
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为盐召开过紧急会议,并派出一批又一批精兵强将,前往产区要盐。一向人迹稀少的青海、内蒙古、新疆的湖盐盐场住满了销区代表,仅乌兰布和大沙漠腹地的吉兰泰一个盐场,就聚集了上百人之多。盐的紧急调运给本已超载的铁路、公路、内河、外河带来空前的压力。短缺经济的伴生物——惜售、倒卖、搭配、涨价、卖大户、卖车皮等如鬼附身,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老百姓感到不好理解。
盐业部门的同志心情极为沉重。
我国海盐、湖盐和井矿盐资源丰富且分布均匀。西南、东北、华北、华东已探明的井矿盐地质储量达4.7万亿吨;横贯西北广大地区有盛产湖盐的“盐湖带”,地质储量2000亿吨;我国海岸绵延万里。浩荡的大洋便是海盐的天然贮库。地矿专家们形容说:“就像长江黄河的水只给我一人喝一样。对我国来说,盐的资源永远也不会成为问题。”
可是,我们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盐业大国,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此严重的“盐荒”?
  1986年工业用盐首次超过民用盐,对国民经济制约力
越来越大,但盐业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低
盐,作为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作为烧碱、纯碱和其它工业的重要原料,又具有极高的“经济敏感度”。盐少危及碱,碱少又危及化工、轻工、纺织、冶金、建材众多工业部门。上海两个烧碱厂告急,就危及全市1/3的工业企业。
专家们算了一笔帐:一万吨原盐出厂价57万元,但是所产生的乘数效益,发达地区可达6个亿,不发达地区也可达到4个亿。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用盐在原盐总销量中所占的比重为6%,1986年上升到51%,首次超过了民用盐。令人不好理解的是,随着盐从单纯的民生领域进入工业原料领域,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力越来越大,可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
我国两碱长期紧缺,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从国外进口。“七五”期间国家投资,在河北、山东、江苏新建了3个年产60万吨的大碱厂,10个年产10万至20万吨的中型碱厂,各地还上马了二三十个2万至3万的小碱厂。国家重点发展制碱工业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作为基础原料的盐不上能行吗?
然而,近10年来国家对盐业投入却很少。“六五”期间,由于海盐丰产导致一时的卖盐难,使决策部门产生错觉,对盐业采取了“限产”政策,五年当中基本没有投入。盐田面积萎缩,盐工大量转业,后两年即开始全国范围挖库存。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七五”期间计划投资13.7亿元,以增加600万吨原盐的生产能力,至今只落实了5亿多元。本来,盐业的发展应适当超前于制碱工业,现在却大大滞后了。
目前盐源紧张,导致中间产品两碱奇缺。每吨纯碱的价格从前年的560元,涨到1988年的1380元;纯碱的价格每吨从800元涨到2700元。两碱飞涨,造成了化肥、农药、树脂、造纸、肥皂、玻璃、印染、纺织等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市场有需求,碱厂又有闲置能力,反过来争盐源,对食盐市场形成强烈冲击。
看来,“盐荒”之后,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产业政策了。
高税低价像两座大山,压得制盐企业喘不过气来,人们问,在商品经济的今天,是否还要坚持“盐铁论”的老模式
长期以来,盐被视作“政治商品”和“福利商品”,价格越低越好,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价格改革以后,所有的商品都涨了,只有食盐却5次下调价格,压在价格的谷底。现在,一斤海盐出厂价2分8厘,不如一斤稻草,一碗茶水。广东盐工戏言:“晒盐不如喝凉水撒尿”。因为一担盐价2.10元,而一担尿值2.30元。
一方面盐价压得很苦,一方面盐又被课以高税重赋。建国后,随着新兴工业的崛起,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解放初期的4.13%下降到80年代的0.32%。国家对糖、棉、油、麻等生活必需品先后大幅度调低税额,而对盐,却恪守着“盐铁论”的宗旨,仍然收取特种税。1985年,淮北盐场向国家交纳盐税9197万元,留利总额仅613万元,税是利的15倍以上。
高税低价像两座大山,压得制盐企业喘不过气来。为了不戴亏损帽子,只得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全国海盐成本几十年失真,很多该提的费用没有提。盐滩作为海盐生产的主要设备,一直不提大修理费和折旧费,老的八卦滩、半截滩得不到改造,新铺的滩田渗漏严重,全国盐田完好率仅及45%。动力设备老化,很多盐场的电动机等,超役多年,带病运转。盐场内蛛网一样的运盐河年久失修。盐业的亏损,再加上低盐价和高碱价的鲜明对照,严重挫伤了盐业职工的积极性。
现在食盐市场已经趋于稳定,国家和各地方已采取措施确保居民食盐供应。但杜绝“盐荒”的根本办法,是必须采取有力的倾斜政策,扶持盐业生产。目前治理整顿经济环境,也正是做出调整的好时机。
当然,为了物价的基本稳定,目前采取的措施,应着重从调整盐业和化工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上加以考虑。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1月21日宣布,从1989年2月1日调整存贷款利率时,已经把盐业列入了实行差别利率的行业,给予适当照顾。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年节过后说过节
文牛
蛇年的春节过了,元宵节也过了。今年的节日供应总的来说比人们预料的好些,节前人们的某些紧张心理有所缓和。碰见熟人,谈得比较多的是“怎么过节”这个题目。
“今年放鞭炮的少了,受伤的也少了。”震耳欲聋,硝烟弥漫——节日喜庆转化为噪声和空气污染,这种现象由上升到下降,今年春节是个转折点。这是“怎么过节”方面的一个进步。
“过节过得太累了!”许多人这样感叹。累在哪里?无非是四个字:买、做、吃、串。节前,商业部门准备年货,各单位另备年货,每个人排队买年货,简直是一场囊括全国的“大战役”。买了就要做,做得要丰富多采,主妇和“主男”们累得腰酸膀疼。做了就要吃,集中吃好的,常常成了“完成任务”,好东西没好吃,甚至把肚子吃出毛病来。这种过分突出“吃”享的过节,既破费大,又对身心无益。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不合算的。过节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串门,平时各忙各的,过节见面“热乎热乎”,人之常情。可是,串门就得送礼,结果该串的不敢全串;又有相当多的“串”纯属应酬,似乎不去就不合适。这又加重了财力和精力上的负担和浪费。本文下面这组镜头,可说是这方面问题的形象的实录。
过节,怎样过得既欢乐、热闹,又轻松、洒脱呢?过节,作为风俗习惯,它是一种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进展,节日也应该越来越过得文明、科学。本来并不富裕的农副产品,为什么不可以用得再讲实效些,而非让它把人撑着、腻着不可呢?平时就很劳累的人们,为什么非按照旧的窠臼搞得更加疲劳而无收益呢?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更有意义的过节内容和方法呢?
当然,这不是说要搞什么行政干预。怎么过节是个人的自由。可是总要捉摸一下。在一个电视新闻片里看到了这样的镜头:某些地方农民再不像过去那样的方法,过春节买很多肉,一个节把一年的肉都吃了。这就是一种进步。
习惯的改变难,但也不是非常难。放鞭炮的进步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欢庆节日上,越来越文明的人们,总会找到越来越文明的方式方法。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当众多目光投向沿海的时候,黄土高原接待了一位香港客商。农民企业家的精神使他动容,广薄初萌的市场使他倾心。他向人们大谈——中国西部的吸引力
中国西部的吸引力
吴宝臣 南峰
1月12日,记者在西安与香港社团服务中心的董事、总经理刘迺强先生巧遇,一番畅谈,中国西部那浓郁的吸引力,叫他说了个有滋有味。
“我是个香港仔”,刘先生说,“大学毕业以后‘打天下’,有了商店,有了工厂,成了香港社团服务中心的董事、总经理。还有两个与生意人无关的差事: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你问我为什么来陕西?有缘呵。广东、珠海、澳门,我都和当地人合办了企业。内地还有更多的人找我投资,说他们的厂房现成、工人现成、设备也现成,可这些并不重要!吸引我来你们这座文化古城的,是贵省泾阳县一位农民,一位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农民企业家陈元洁。”
“中国内陆的这块黄土地,并不比沿海差,各有各的优势。”刘迺强信手拍拍身边的彩色电视机说:“像这样大体积的东西,拼装一下往外卖,广东当然比内地强,光运输就能得一大笔钞票,沿海优势呀!可你们都知道的,这玩意里头的二极管、三极管,只有黄豆粒大,却年年大批进口。生产这些小玩意的老板,对中国内地这个大市场馋得咽口水,我们自己却往往忽视身边的市场优势。
“你们一位农民,一位领导上千工人的企业家陈元洁,和我很谈得来。‘沿海经济战略’不能一窝蜂地搞。舍近求远,就不划算了。我们在电子行业方面合作,陈的公司是乡镇企业,婆婆少,机制活。我在陕西投资是头一次,找的是乡镇企业;我在国内其它地方投资,也都找的是乡镇企业。我觉得国营大企业普遍存在着“好大”的现象,比如引进,一搞就是几千万元一条生产线,体面呀,气派啦,实际上是给人家做加工厂,像电解电容那样的小玩意没人看得上,没人愿意干,总也不过关,却成10亿计地大批进口,这就很可笑了。
“我是个商人,从商人的观点看,就不能讲风光气派,讲怎么向上级报功,要讲效益,讲投少一点钞票,生产出赚钱不少的东西。当然,我也不完全是商人,从宏观上看,中国10亿人里有8亿农民,乡镇企业是他们的伟大创造。能看到西部的潜力,你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心得;找乡镇企业合作,你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我和合作伙伴有共同语言。说句笑话,我在香港,企业在内地,相隔千里,我这个董事怎么可能‘事事都懂’?没有在经营思想、管理、开拓发展以及对政治大势上大体一致的共同语言,就不会有合作的默契。
“我喜欢农民企业家。陕西,你们应当看到这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地域,这里的农民企业家,个个都是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中摔打过的。我不客气地说,中国内地如果有30—50万元个人私产,一辈子也吃不完。陈元洁就完全可以弄一笔钱去过他的“小康”。但是我看到他们还在奋斗,因为他们这些企业家有让我钦佩的理想。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这很多人寄托的理想。这,真是一股很强的力量呵!
“最后一个问题是问我对投资前景有信心吗?你们都知道的,乡镇企业外部环境多变,不可预见的因素给企业经营造成困难极大。很多中小企业被迫采取短期行为。但是我相信,90年代是中国对世界的还贷高峰,需要更多的合资企业、创汇企业做贡献。”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治一治“吃公路”的饭馆
新华社记者 景如月
石家庄到平山的石岗公路上饭馆可真多,从百尺竿到孟岭不过五六公里的路段,就有70个。按说,饭馆多了,吃饭准方便,可你挨个儿问问,回答几乎都是:“没饭了”。明“戏”的人告诉说,这儿的馆子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卖饭菜的,可赚钱比真开饭馆的又容易得多。原来这条公路直通山西煤炭产地,运炭的车辆过往不断,只要饭馆老板给司机点好处,司机们便慷慨卸下吨把煤。市场价七八十元一吨的煤,卸一吨,老板塞给司机50元左右,或是一瓶好酒、一条好烟,转手就把煤倒出去,老板每吨便可净挣二三十元。有这样便当的生财之道,干嘛还要不嫌麻烦的炒菜做饭卖呢?
一位老板说,每个饭馆都有比较固定的关系司机。不少饭馆还雇了女服务员,专门负责笼络司机。   
              (本报有删节)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尤大姐买房
本报记者 张振国
安徽省蚌埠市房地产交易所今年开张大吉。第一笔交易,就是1月3日促成房屋产权单位,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卖给刚离休不久的原市人大副主任尤福英一套自住公房。
尤福英,年近古稀。江苏涟水县人。1941年入伍。她从政清廉,生活简朴,在蚌埠很有威望,人们都亲切地称她“尤大姐”。
她年岁虽大,但改革意识很强。市里搞房改,提倡“个人住房个人买”,她就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商量要不要买房。起先有人劝他:“您老俩口都是离休老干部,花钱去买自己早已住下的公房,何苦呢!”可是,尤大姐清楚地看到:全市房改已搞了一年多,个人买房已有2000多套,但地、市级领导干部尚无一人买房,自己应该带头。她和丈夫、女儿、女婿等家人多次商量后,觉得这个头还是应该带。于是,她就向房屋产权单位递交了买房申请书。市房产交易所估价人员到她家认真地作了勘测和评估,确定了房价。并说:如果能一次交清房款,还可按规定给予一定的优惠。
元月3日,尤大姐集中了全家财力,并向亲友借助了一点,一次按价付清12200元房款,购得这套自己早已居住的3室1厅的公房。她,光荣地成为蚌埠,乃至安徽全省“个人住房个人买”的第一位地市级领导干部。市房改办主任黄思贵日前告诉记者:吃大锅饭,住大公房——这个背在国家身上的包袱如不彻底放下,就会像雨天背稻草似的,将是越背越重。这回尤大姐一带头,对全市住宅商品化将是一个深层次的巨大推动。这个头带得太好了。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咨询之窗

  汇率
什么叫汇率?怎么评价汇率上升下跌?这是许多企业最初进行外汇买卖时感到困惑的问题。下面由中国银行的同志解答。                   
外汇交易是按一定价格进行的,这种价格叫作汇率、汇价或外汇行市,指两国货币的兑换比率。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汇率表示方式。一种是直接标价法,又称应付标价法,即用一个单位或一百个单位外国货币作为标准,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在这种标价法下,单位外币所兑换的本国货币比以前多,表示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叫汇率上升;反之,叫汇率下降。例如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我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公开牌价是一美元等于一点五三○三人民币,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为一美元等于三点七二二一人民币。这说明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因而汇率上升了。
另一种是间接标价法,又称应收标价法,即用一个单位的本国货币来折算若干数额的外国货币。以美国为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纽约外汇市场的美元牌价是一美元等于零点五三五一英镑。在此标价法下,本国货币的数额不变,外币的数额则随着本币或外币币值的变化而变化,当单位本币所兑换的外币比以前多时,则表示本币上涨,外币下跌,这就是汇率上升;反之,则汇率下跌。
                       (施倞)
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经常遇到一些带有知识性、政策性的问题。有的投书本报,希望得到解释。由此,我们开辟《咨询之窗》专栏,为大家服务。
                       ——编者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十年树木”征文

  “老遛”护林
山东 贾晓东 边勇
当护林官真难。要不是“老遛”有那两条铁腿,村里这3995棵树的小护林官,还真够他当的。
村里人都知道,“老遛”护林靠铁腿,一个劲地遛,所以才成了“老遛”——白天遛了晚上遛,夏天遛了冬天遛,雨里遛了雪里遛。别人让他介绍护林经验,他一张嘴就是:“遛呗”。
一遛13年,眼前的树已不再是当年那拇指粗的树条条,粗的已赶上小孩腰了。树大了,“老遛”望着这片东西长约一里半的刺槐林,喜得老脸上开了花似地笑了。是呵,他该笑了,他的眼泪早已在“三堆坟”那里流尽了……
“三堆坟”也并不在一块。林东头的那坟下埋着“老遛”的护林伙伴——“豆叶黄”。“豆叶黄”是只狗。1983年11月17日晚,“老遛”派它在2号位(因为林子东西狭长,往往遛东失西,或遛西失东,于是“老遛”采取分位设岗、人狗共守、对号入座的办法,设1号位,2号位……其中2号位在林东)执勤。那天下半夜,风很大,“老遛”正和花脖儿狗遛到了林西头,忽听得东面“豆叶黄”叫了一声。“老遛”先是心一惊,再细听,“豆叶黄”不叫了,只剩下一片吱吱哑哑的树枝声。他有些不放心,就朝2号位遛去。遛着遛着,“老遛”听到了一声似乎是树倒的声音。不好,有人偷树了。他大声喊:“谁?站住。”一边喊,一边追了上去。“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他冲前面的黑影喊。“不要开枪,大伯,是我。”“老遛”认出来了,是村里有名的大果子。
噢,他明白了,为啥刚才“豆叶黄”只叫了一声就不叫了,因为大果子常来林子里找“老遛”玩,顺便也和“豆叶黄”混熟了,所以……“老遛”一气之下,唤过“豆叶黄”,嘡地一土枪打死了这个“奸细”。可事后“老遛”流着泪,埋葬了这个和自己共度了5个春秋的护林伙伴。坟就在大果子偷砍的那棵树旁……
“老遛”说过:“遛哇遛,防暗偷;明抢的来了,遛顶个球!”这话不假,去年4月13日那天,就发生过这么回事,大白天有人扛着大锯来抢树了。“老遛”一见那正张着血盆大口的锯条,就像有棵钉子被一锤砸进了头里。他没好气地问来人:“你们拿着锯来……”还没等他说完,两个人就笑嘻嘻地接上,“我们奉村治安主任之命,来伐两棵树,村里正等着用呐”。
“治安主任?他凭啥叫你们来伐我承包的树?这树、这林,村委会都包给我了,我要对它们负责,看谁敢动?”
顶回了“小卒”,却招来了“老将”,村治安主任来找“老遛”了。
“咱村委会扩建办公室,急等着用木料,来伐两棵树,你咋还不依?”
“李主任,这树村委会不是和俺签过合同了吗……”
“合同,那纸的东西能签就能改。你甭担心,村委会来伐几棵,保证从合同上给你减几棵去就是了。”
李主任这话活像一根闷棒,打得“老遛”站在那里半天没动一动。他伤心地为那两棵被抢走的树筑起了坟,还在每个坟头边种上了小树,不知是为了纪念还是示威。
“老遛”为了护林,硬把烟瘾往肚里憋,一直憋了10年……有人会问,这10年里,“老遛”他真个没再吸过一次烟吗?笔者曾私下问过“老遛”。他笑笑,说:“不,我偷着吸过三次”——他真是这么说的,谁不信,请自个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龙观村找“老遛”问问。
“老遛”真名叫于季春,62岁。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万花筒

  市场联想“蒙太奇”(一)
丛名仁
通过“单位经济”的渠道,买来两盘冻虾。自然有几分喜悦:可以作一道烹大虾了。过去很难买到的大虾,近几年确实多起来了,也值得高兴。可是,捧起那沉甸甸的冰坨总还有些不是滋味:干吗冷冻虾的时候要加进那么多的水?在一层虾下面,足足有一寸厚的“纯冰”。按重量算,这个坨子,水的分量占十之七八。为什么不能少加点水,冻得漂亮一点儿,既可以减少运输费用,又可以减少体积便于在冰箱里保存?是冷冻技术未解决,还是有益于水压分量、壮门面?如果是后者,那么今日的消费者恐怕也不会乐于买沉甸甸的大冰块了。                   
商品多了,算是一种丰富。可有的商品不是越多越好。看见报上说,我国白酒产量居世界首位。一位读者加批道:“这个冠军并不光彩”。批得好。我国粮食这么不充裕,搞那么多烈性白酒干什么?无非是造酒盈利多。税法能否在这方面加以限制?                   
联想到月饼。中秋节已经过去三四个月了,我家的柜橱子里,还存放着两三盒月饼。那是中秋时亲戚朋友送给老人的,他们“消化”不了,转送来了,中小辈也未“消化”得了,现已变得坚硬如石了。这种情况,未必只在极少数家庭中发生,只稍看看当时蜂拥争购月饼的场面便知。本来是为了吃的月饼,变成礼品之后吃的效用反而让步给礼的效用了。但这种礼如果不吃或吃不了就形成浪费。为什么好不容易生产的粮食这样浪费掉呢?这种货这类送礼的方式方法可不可改一改呢?据说在香港人们之间送礼往往是挎着一筐木制的(也许后来有塑料的了)红鸡蛋,你送我,我送你。初闻,觉得可笑,细想,恐怕是一种值得效法的进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过节即景:由上而下,图1,争购年货;图2,冰箱满了,窗外存放;图3,鞭炮摊少了,挤着买;图4,串门要送礼;图5,再送副食吃得了吗? 
本报记者 蒋铎摄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