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法）)
专栏：
军队是战斗集体，不是门诊所，也不是教养所。军队需要德、智、体皆优的青年。今年的征兵即将开始，军队将领呼吁：
卫国需要好儿郎
本报记者 罗同松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将优秀青年送往部队，从总体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员质量在逐年提高。但是也有少数地方打马虎眼，征集不合格的青年当兵，给部队造成很多困难。
“文化程度”里有“水份”。某步兵团１９８８年接收的新兵中，有４３３人在入伍登记表“文化程度”栏中填写“高中毕业”。部队请驻地一所高级中学协助，对这部分新兵进行考试，结果，及格的只有４％，有３７％的人得了“０”分。地对空导弹部队兵器复杂，技术性强。上级给一个营分配了８０名“高中毕业生”。营的领导以初中３年级课程内容出题考试，结果只有７人勉强及格。他们只好花费时间，给这部分新兵补文化课。某炮兵连有名新战士入伍登记表上填写的是“高中毕业”，领导把他分配到指挥排。结果，他连“１５＋８＝？”也算不出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在军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无论空军、海军、导弹部队、通信部队或是步兵，都需要具有很高文化程度的战士，才能掌握好兵器，圆满完成任务。记者问一个文盲战士：“你明明不识字，为什么要在表格里填‘高中毕业’呢？”这位战士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县都这样，表格由自己随便填，填什么算什么。我不会写字，那表格是我爸请我表哥填的。”
政治素质依然值得重视。某部队去年接收１５０名新兵，经查，竟有相当一部分人入伍前有斗殴、赌博、偷盗、流氓行为，其中有１４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一个杀人在逃犯、一个刑期未满犯、一个流氓团伙主犯，竟然混进部队穿上了军装。某团有恶习的４６名新战士中，有一半是共青团员。经查，许多共青团员是在他们应征入伍时被突击发展的。某步兵营去年接收的新兵中，有２８名共青团员，其中２５名的入团时间，是１９８７年９月至１０月的征兵期间。有名共青团员写入团申请书、填入团志愿书、支部讨论意见、上级团委批准，都是在一天之内进行的。
聋人、病人也当了兵。某部１名新战士夜间走路常摔跤。医生检查发现，这个战士左眼视力为０．６，右眼视力才０．２；某连新兵去射击场看炮兵射击，打头两发炮弹时，绝大部分新兵怕响声震耳，捂上耳朵。有一名新兵却若无其事，原来他根本听不清外界的声音。别人和他谈话，只有凑近他耳朵大声喊叫，他才听知一二。神经分裂症、癫痫病人当兵者也不乏其例。某师１９８８年接收的７２２名新兵，有２００名身高不足１．６０米。
还有一些怪现象，某部一名新兵刚满１８岁，却有一个３周岁的儿子。入伍两个月后，他哭哭啼啼向领导报告说，他的女朋友来信了，提出要与他脱离关系，他想把孩子接来部队，由自己抚养，请求领导批准。某营有７个去年入伍的、年龄均在１８岁左右的战士，入伍不久就当了爸爸，而他们都是没领有结婚证的。有名新战士给营首长写信，说他“只来当兵，不去打仗”，因为他是独生子，“怕断了苗”。
一些地方兵员质量差的原因，一是那里的政府领导人和兵役机关的同志国防观念淡薄，不懂得兵员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理，认为和平时期兵员质量差些无关紧要；二是征兵工作奖惩不严，输送不合格兵员的单位负责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三是不正之风作怪。据查，某市送往部队的不合格兵员，绝大部分是凭关系硬塞进来的。今年征兵任务刚一下达，就有一些人在想办法把自己有劣迹的子弟塞给军队。
军队有完成地方青年向士兵转变，并且使其健康成长的任务。但是，士兵的基础，特别是身体、文化、政治因素是在入伍前形成的。他们入伍后，只经过较短时间训练，便要进入具体战斗岗位，承担具体战斗任务，弄枪、操炮，随时准备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与入侵之敌进行殊死搏斗，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因此，哪怕是往这个武装集团里安插一个不合格青年，也是对祖国和人民不负责的表现。今年征兵工作即将开始，军队将领呼吁社会各有关部门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向部队输送德、智、体皆优的新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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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多法盲举手 杨忠福人头落地
血案在表决中酿成
王国友 丁千
这个令人震惊的惨案，发生在贵州晴隆县的一个山村！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８日（端午节）这天，遵义县团溪区张五村青年农民杨忠福应邀去晴隆锑矿厂附近安谷乡一朋友家过端午节。他来到距洒焦雨村约一华里的地方，见一匹马在路旁吃包谷苗。近处没有人，前方四面环山的一片平地之中有座村落。杨忠福上前将马牵出包谷地，向着寨子走去。为了歇脚，他又骑上了马背。
刚到村口，便听得身后突然有人大喊：“我的马被人骑跑了，快把他拦住。”
马的主人是洒焦雨村村民黎学元。他的儿子黎开富、黎开普听到喊声，冲出家门堵住公路。杨忠福见状旋即跳下马背。脚刚落地，便被黎开富一把抓住。曾在部队当过３年兵的黎开富又举起手中镰刀，以刀背猛击杨忠福。杨忠福一边以手挡刀，一边急切分辩：“要是想偷马，我还牵到寨子里干嘛？”
为了证实杨忠福是否说谎，黎开普提出要杨带他去看看马是不是真的吃了包谷苗。杨忠福立即照办。果然，村民向顺江家地里的包谷刚被马吃过。然而，一起跟来的向顺江却一口咬定是杨忠福故意拉马去吃的。
这时，黎学元揪住杨忠福大骂：“小私儿，你要我的马，我要你的命！”并且举起镰刀欲砍，被其子黎开普制止，并建议把杨忠福送３０３锑矿保卫科处理。
黎学元见儿子黎开普劝阻，便喝令“你们给我把他捆起来！”随即，其子黎开富用一根棕绳狠命将杨忠福捆住，在全村大小数十名村民的唾骂声中，杨忠福被押往锑矿方向而去。
当走到距洒焦雨村约１．５公里的地方时，黎学元突然大喊：“不送保卫科了，老子今天非把他宰了不可！”一同押送杨忠福的村民向大才大声喝问：“同意送保卫科的举手？”村民们无一举手。黎学元、向大才又喊道：“同意杀掉的举手？我们过去被偷的牛马很多，哪个不同意，那家就是窝贼。”黎、向两人的话音刚落，同去的大人小孩５０多人一齐举手。随着这几十只法盲之手的举起，黎学元两眼充血，左手揪住杨忠福的耳朵，右手举起镰刀，对着杨忠福脖颈猛地劈了下去！
“老人家……”，见黎学元举起镰刀，杨忠福突然喊了一句。可话未说完，血已经从脖颈喷涌而出。身躯随之倒地。接着黎学元又挥刀连砍几下，将杨的气管、食管割断，然后由黎开富和向大才将尸体抛入路旁１０米深的洞内。
这５０多只手中，有退伍军人的手，有文盲村民的手，有在校学生的手，也有年仅几岁小孩的手。
１９８８年７月２日，晴隆县公安局接到晴隆锑矿厂派出所的电话举报，晴隆县公安局立即行动，根据一小孩提供的情况，刑侦队员找到了已经腐烂、双手反捆的杨忠福。黎学元、黎开富、向大才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
令人遗憾的是，血案发生之后，洒焦雨村村民至今不知道我国有什么法，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法律是无情的。血案的主犯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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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从《无腿先生》看法律意识
张永彬
美国电影《无腿先生》里有这样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镜头：警察向一个老板娘了解其房客的情况，警察出示证件后，老板娘就如实相告，因为这是公民的义务；但当警察进而提出要看看房间时，老板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只听她轻松地问道：“有搜查证吗？”这近乎下意识地发问，使我们从一个侧面领略到了一个公民应该具有怎样的法律意识。有法律保护，龙钟的老太并不怕粗壮的警察。
在美国和有些国家，这样的例子很多。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或有可能遭受侵犯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应用法律保护自己。比如当他（她）的人格名誉受到侵犯时，他们首先不会去找人澄清，也不会去找上司，更不会去自杀，而是找律师，通过法律追究对方责任，并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在人们的观念里，这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倒是不可思议的。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全部实质。公民的法律意识正表现在他们对权利和义务的清醒认识上。对义务，他们知道该如何去履行；对权利——法律所赋予的，则决不允许他人非法侵犯。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式”的诉讼成风未必就是我国法制健全的标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自觉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能否自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更能体现公民的法律意识。目前，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已在我国城乡全面展开，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实践证明，要把这一学习活动引向深入，在普法学习中决不能只向公民讲哪些是法律规定可以做、必须做和应该怎么做，而不讲法律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要在讲清公民义务的同时，注重讲明公民的权利，使之懂得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比单纯地向公民灌输怎样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许更有助于提高公民学法的积极性，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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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封信引起的……
金言
这事儿，虽然过去快一年了，但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却一直不敢忘记。蛇年春节期间，他们仍在读龙年春节时那“两封信”。一封是农民宫本贞写给公安局长江守民的，一封是江守民写给本局各科、所、队长的。江局长：您好！
我叫宫本贞，莱西县河头店镇也洙泊村人。１９８８年２月６日，我和另一人用自行车带两箱鞭炮，准备到莱阳卖。路过城西于家店村北，被柏林庄派出所袁振军没收了，他让我交２００元钱就还我鞭炮，可是我没有钱。没收鞭炮后也没有什么扣留单和别的手续。后我托人说情才还给我一箱，另一大箱没有还给，他们准备自己用。我那箱大鞭有４万个头，价值４００元，这是我们一家老少的心血啊！难道上级有这样的规定吗？希望江局长给予答复和处理。
农民
宫本贞各科、所、队长同志：
昨天我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柏林庄派出所有的干警扣压没收东西不打收条、不上交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局干警的严重注意。否则，我们就要损害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的形象，甚至犯错误或者跌到犯罪的泥坑里去，对干警从严要求，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关心。
当然，来信人私自生产、经售鞭炮是违法的。但我这里主要是强调扣压没收东西不能私自处理，更不允许没有手续就随便没收。
请各科、所、队长同志将这个精神传达到全体干警，并认真检查一下在这方面还有些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大喊一声的时候了。
江守民
经查，袁振军的确未给被没收人宫本贞以合法手续，对没收的鞭炮保管不妥，被当地的村干部拿走一部分，但别无其他违纪行为。
局党组决定，开全局干警大会，宣读这“两封信”，并向全市公安系统通报批评；局纪检组和有关领导责成袁振军作出深刻书面检讨；被没收鞭炮的短缺部分，由袁振军包赔；将处理的结果面告宫本贞，并补发没收手续。
事后，干警中个别人认为此事有些小题大作，处理过重。甚至有人在背后嘀咕：“江守民够歹毒的。”
对此，江守民同志说：“歹毒”还有人敢这样干呢，不歹毒更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了！
自从江守民那次“歹毒”之后，全局干警至今无一违法违纪的；去年全市刑事案件破案率达８７％，其中重大案件破案率达９５％以上；袁振军呢，工作也有了明显进步。去年底，当市公安局又捧回了全市先进单位的大奖状时，连当初认为江守民“歹毒”的人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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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成天跟着案子转，难免“按下葫芦起了瓢”。怎样避免工作被动？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徐发提出——
宏观监督 主动预防
本报记者 陈维伟
记者：有人说，纪委就是查案子的，查得越多，成绩就越大。您怎么看？
徐发：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是纪委工作的题中之义；但查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的是端正党风，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若是单纯地为查案而查案，往往会事倍功半。我看，衡量一个地方纪检工作的成绩究竟如何，不能单纯统计案子查了多少，要分析那里的党风建设抓得怎么样。
记者：纪检工作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徐发：首先要克服“盲、聋、哑”状态，对党内重大而普遍的违纪现象不能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特别是对党风建设的全局有个宏观的、清醒的认识，善于发现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苗头。否则，两眼一摸黑，或若明若暗，等案子报上来再去查，就太被动了，人们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说：“你们就会抓‘倒霉’的。”被查到的人不服气，查不到的人还会产生侥幸心理，甚至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记者：对党风状况全局进行宏观了解和分析，并不容易，你们哈尔滨市纪委有何高招呢？
徐发：有句老话叫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为及时掌握党风党纪建设发展的动向，我们强化了三条信息渠道：一是认真处理每一封群众来信，认真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坚持每季度进行一次信访情况的综合分析；二是在市属各区、街道建立了９８人的党风信息员队伍，直接向市纪委反映党风党纪真实情况；三是市纪委机关干部与６０多个单位建立了党风党纪建设联系点，去年１０月，市纪委常委又与３０多个企业纪委建立了联系制度。通过以上渠道，我们及时掌握了党风党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记者：了解掌握情况以后，你们又采取哪些步骤？
徐发：经过分析、研究，抓住违纪问题的苗头和倾向，及早打招呼、敲警钟。比如，在我市机构改革初期，有的部门和单位借机构改革之机突击提干，挥霍公款，请客送礼，乱发奖金实物。原市二轻局在机构合并前，一次就突击提拔处科级干部３０多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市纪委发出了《关于在机构改革中严守党的纪律的通知》，向党员干部提出了严守组织纪律、财经纪律，保持清正廉洁，发挥表率作用等６条要求，收到良好效果。在这次机构改革和干部交流中，市直机关先后有６个局级单位撤销，５００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工作，由于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没有出现违纪问题。
记者：如果真的出现了违纪问题，你们怎么办？
徐发：没的说，该查一定要查，该处理一定要处理。５年来，我市共查处党员违纪案件４６５０起，仅处理局级党员干部就有４８人。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某一案件结案后，发案单位肯定会有震动，但同类问题在其它单位还有可能发生。比如，市公安局交通处考试员张德仁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３万多元的案件暴露出来后，市纪委帮助市公安局制定了《哈尔滨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考试制度》，并公之于报端，让全市人民监督？此后，在我市尚未发现在办证中“考官”公开勒卡的问题，司机花高价考驾驶证的歪风有明显收敛。
记者：在防止和控制违纪问题发生方面，你们抓了制度完善和群众监督，它的意义在哪里？
徐发：我们是执政党，只靠自身监督、凭党性办事，是不够的，还要靠制度、靠群众、靠社会舆论。有人不怕党内处分，却怕公开，怕见报，这就说明了问题。去年，我市“北环路”１５４家企业和６０００户居民的房屋搬迁，事前把动迁的政策、纪律公开。由于政策透明度高，仅用１４天就全部动迁完毕，无一人上访告状。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党内违纪现象屡禁不止？其中，某些制度不够公开是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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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改革完善评议干部工作
吴淦新
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对于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客观准确地了解和使用干部，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效能和干部的素质，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
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民主评议工作，使这种好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呢？目前，除了在理论上要对民主评议的内容、定性定量测评的科学性进一步研究完善外，还需认真研究解决评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干部群众对民主评议的认识不足，心理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有些领导干部怕影响自己的威信，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经不起群众评议；群众怕评不好，走走形式没有效果；还是少搞为好。
评议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有些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对评议者的情况不甚了解，有的参政议政能力不强。有的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小组像“联合调查组”，考察人员多是临时抽调的，对被考察干部不太熟悉。考察的面不宽，听取不同层次干部群众的意见不多。
反馈的开放程度偏低。有些单位甚至连评议结论和整改措施也不向干部和群众反馈。
忽视转化。评议一过，万事大吉，忽视落实整改措施。
上述问题，不同程度地直接影响民主评议的效果。为此，必须采取以下一些相应措施：
强化公开监督、民主监督意识，造成一个良好的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大气候。作为组织部门，要进一步宣传实行民主评议的意义、作用，使大家明确党和国家的所有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实行民主评议，促使干部养成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习惯，从而使群众更好地树立主人翁的思想。
尽可能地增强评议结果的透明度。民主评议工作是群众性的活动，透明度如何，将直接影响评议工作的效果。对于群众投领导干部的信任票情况，群众对领导班子的优劣评价情况，应公开通报。即不仅要向领导干部逐个反馈，还要在相应的评议范围内向干部群众通报，并在向群众通报评议结果时，通报领导班子的整改措施。
进一步提高评价信息的客观可靠性。评价信息，主要包括群众评估和组织考察的意见。评价信息的客观性和准确度，直接影响到民主评议的工作质量和效果。为此，一要合理安排评议人员。以领导干部向任职机关述职为原则，在述职和评议时，不仅上级有关领导机关（如政府、人大）、本地区、本单位的下属领导干部要参加，还需安排一定比例的对被评议者情况比较了解、并有一定议政能力的群众代表参加旁听评议。二是考察的队伍应以上级组织部门的同志为主体。增加考察广度和深度，尽可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
抓好通报评议结果后的“重头戏”。在向领导干部和群众通报民主评议结果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一些干部进行职务调整，在评议成果的“转化”上狠下功夫。作为组织部门，一要在措施上实行因人而异，分类指导。不仅要使每个领导干部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而且还应注意把评议与干部的岗位职务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民主评议真正成为干部前进途中的“加油站”。二要重视群众对民主评议的信息反馈，掌握领导班子对有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尤其是要有重点地掌握好个别领导干部被“黄牌”警告后接受整改的程度。三要引入竞争机制，体现优胜劣汰。通过民主评议，围绕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认真贯彻公开、民主、平等、择优的原则，对不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进行职务调整，对个别已被“黄牌”警告到期仍无改进表现的干部也要果断及时地作出适当调整；同时，要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以激励干部奋发进取。
辽宁《党员特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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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法识骗的故事
吉法
去年秋天，吉林省长春大学建筑一座高层楼房时，由于施工安全的原因，致使一名建筑工人坠楼死亡。该施工队队长石延启因此而被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逮捕。
一人“落难”，亲朋好友急得团团转。石延启的妹妹有个女婿郭某，是石家亲朋圈子里的“能人”。哥哥落难，妹妹便找这个“能人”“搭救”，石家一次给这个“能人”两条良友牌香烟和９００元现金。不到１个月，也许是那两条良友和９００块钱真的产生了“效益”，石延启被免诉释放了。
石延启回家了，乐坏了诸亲朋，而那个成了功臣的“能人”更是笑在眉梢，喜在心头。第二天，“能人”挺胸腆肚地来到石延启弟弟处别有用心地说：“大舅能平安回家来，是我找人花了３０００块啊。大舅在‘号’里时，人家就特别地关照，开始住在阴面后来给调到阳面，人家太够朋友啦。”
石延启的弟弟听“能人”这么一说，觉得“能人”跑腿求人就够难的，不能让人家搭钱，就把石延启让他帮买电冰箱的２０００元给了这个“能人”。“能人”欣然笑纳。
这些幕后的交易，都是背着石延启进行的。
石延启回到家时，正赶上施工队发工资缺少一部分现金，他向妻子要钱，妻子说：“家里的钱包括你让他叔帮买电冰箱的钱都为你花掉了。”石延启听了不觉一愣：“怎么为我花的？”
“你被捕后，家里人就为你找人说情，多亏咱那个外甥女婿，没黑没白地跑，你才……唉，破财免灾。”
关押期间，石延启学了一些法律知识，他知道法律不是商品，检察官也不是商人，他之所以能免诉释放，是他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检察官是这么告诉他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因此，他不相信自己是被３０００块钱赎出来的，他决意追问明白。妻子说：“他说给看守所的一个大夫、一个看守员、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一个办案的检察员每人５００元，另外就是请人家吃喝了。”
“花这些钱时咱家人谁在场？”
“谁也没去，都是外甥女婿一个人办的，他说人多了人家不敢要。”
“我觉得这事不对，检察院干部是不会要钱的。”
“你就那么相信检察官廉洁？再说这样的亲戚还能骗咱？别想那么多了。”
石延启摇摇头，：“现在的有些人都让钱弄迷糊了，外甥女婿骗舅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事我早晚会弄清楚的。”
为了弄清３０００元钱的去向，石延启找弟弟，问妹妹，最后又找到“能人”。这个“能人”见舅舅来问，心里不免慌惧，但他却指责舅舅没有良心。石延启不信邪，决心去找那４个“受贿”的执法干部核实，查个水落石出。
事也凑巧，检察机关开展综合治理活动，对免诉释放人员进行回访。曾办理他案子的检察干部戴广东来到工地，谈话中，石延启便把３０００块钱的有关情况告诉戴广东。戴广东立刻向检察长做了汇报。检察长感到问题严重，必须侦查清楚，便派法纪科科长齐继成办理。那个“能人”在检察官面前，承认了诈骗２９００元钱和两条良友香烟的犯罪事实，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逮捕。
事后，有人问石延启：“你怎么会知道你不是被钱赎出来的？”石延启自信地说：“是我在‘号’里学了些法律。学法，将使你受益无穷！”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权利。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诈骗人用欺骗的手段，使被害人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地把财物交给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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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伊犁支队政委卢万海（中）到边防派出所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亲切交谈，共商加强边防建设事宜。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