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忆张苏同志
刘澜涛 杨成武 宋劭文 王国权 王晓光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一位杰出领导人张苏同志，走完了他６０多年革命的道路，与世长辞。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现对他的战斗历程作些片断回忆，谨表挚诚地怀念之情。
（一）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下从事了１０年地下工作的张苏同志，随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由西安赴华北抗日前线，随八路军在晋、察、冀交界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政权，动员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前线的工作。
在艰苦的环境中，张苏同志奋力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生死，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战斗精神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是蔚县人，１９３７年９月，恩来同志要他随部队去蔚县任县长。尚未赶到，该县即被日寇侵占。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他随一一五师政治部进驻阜平县城，任县长。不久，杨成武独立团解放蔚县，张苏同志又任该县县长。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寇再次侵占蔚县，县政府撤出，他担任了蔚县、涞源、灵丘、广灵、浑源、阳原、易县七县行政委员会主席。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又改任涞源县县长。１９３８年１月，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实业处长。３月上旬，日寇突袭阜平县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撤到五台县境。当时，冀西各县反映联系不便，边区领导决定成立冀西政治主任公署，由张苏同志兼任主任。主任公署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他一切工作亲自动手，事必躬亲，直至冀西成立了３个专员公署，才回边区政府工作。
张苏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一道工作的同志和干部。１９３８年４月，边区政府成立党团，他任党团书记，同党团成员宋劭文、胡仁奎团结无间，对重大问题民主讨论，从不独断。他受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指示，以党团书记身份负责联系边区政府党总支的工作，使行政和党总支的工作取得很好的协调与配合。他通过胡仁奎同志做“中国国民党晋察冀联合办事处”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郭飞天等左派国民党人，打击了郝胜甫等国民党右派。
张苏同志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恐慌和仇视。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９日，日军蔚县警备司令官发出了所谓《劝告张希贤书》（张苏又名张希贤）。书中既对张苏劝降，又进行威胁，扬言如不投降定要抄斩全家。张苏同志毫无惧色，正气凛然，以“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署名写出批驳信。信中写道：“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求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妻室，任尔杀戮，阁下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耳。”表现了张苏同志坚决抗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二）
日寇的扫荡和封锁，给我们经济、财政工作造成了严重困难。１９３８年春到１９４３年春，张苏同志主管经济建设工作。他根据党中央和边区党组织关于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总政策，提出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的一环，离开了生产，就谈不到经济”。他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布置各县积极垦荒修滩，修复了被大水冲垮的大量耕地。他组织边区人民发展饲养业，提出一人一鸡、五人一猪的号召，取得了可喜成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发挥专家的作用。在他的支持下，陈凤桐、祖德铭、李天俦等农业专家办起了七八处农场，推广作物杂交、合理施肥等技术。他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办了许多小型厂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阜平县金龙洞建起了金龙造纸厂。之后在平山、灵寿、唐县、行唐和宁晋县也办了造纸厂。边区人民利用稻草、麦秸制造土纸，使严重的纸荒得到缓解。１９３８年５月，组织从太原兵工厂撤到五台县的部分职工，成立了边区制造所。用土法炼磺、熬硝，从民间收集废铁，逐步解决了当时军队急需的手榴弹供应问题。１９３９年，以制革专家李彪辰为首，兴办了力生制革厂，用橡碗子制革。后来转到军区后勤部扩大生产，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他还领导边区政府实业处接办了阜平县炭灰铺煤矿、曲阳县灵山煤矿，对解决当时冀西炼铁等工业用煤起了重要作用。正如聂荣臻同志指出的：“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
（三）
张苏同志一生艰苦朴素，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身体力行，６０余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早在５０年前，张苏同志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教师为公开职业。他把每月８５块银元薪水的绝大部分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自己只留几元钱，过着清苦的日子。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为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制订了一条规定：凡为私事来者，一律回答“各有各的组织，一切由组织安排解决，不能由我找关系。”多年来，来信或上门要求安排工作，联系子女上学，欲从外地调京者，统统被拒之门外。他宁可“得罪”亲朋，决不负罪于党。张苏同志一贯反对送礼，送上门来的都一律退回。老区的人民出于对他的敬意，常来看望他，有时顺便带上一点家乡的土产：粘面、土豆、南瓜干之类，张苏同志一概拒收。有时不得已收下了，也要让秘书给乡亲们寄钱，并写信表示感谢，讲清道理。
张苏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克己奉公，时时处处体谅国家的困难。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中共北方局的一部秘密电台经他手隐藏在一位世交张老先生家，老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党的电台。解放后，张苏念念不忘老人的功劳，时常几十元或数百元地周济他。有人建议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委，由有关部门给这位老先生补助。张苏同志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１９８５年检察机关统一着装，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考虑到张苏同志担任检察院的领导工作多年，准备给他也配发检察服。张苏同志说，不做检察工作了，“不要多花国家的钱”，坚持没有要。
张苏同志一生扎根和战斗于人民群众之中，时刻挂记着曾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三年困难时期他回到老区，站在土台子上，面对群众流着眼泪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住根据地的父老乡亲。１９８７年，已身患癌症的张苏同志，不顾年高体弱，还到张家口、雁北地区的２市７县，看望那里的人民，了解那里的生产建设、生活情况。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察看植树造林、农作物改良和乡镇企业的建设等情况，并提出意见。
“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这是张苏同志１９８５年为高检院离退休干部书写的条幅，也正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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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上的光辉一页
——纪念《新华日报》华北版五十周年
何承
１９３９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以下简称华北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刊。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我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进入发展和巩固时期。为了宣传、指导华北抗战，由朱德、彭德怀同志提议，周恩来同志支持，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准，创办这张报纸。
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北方局为加强华北版的领导，成立了党报委员会，成员先后有杨尚昆、彭德怀、左权、付钟、罗瑞卿、陆定一、李大章、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和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副总编辑陈克寒、副社长杜毓沄有时列席。陆定一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党报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机关报的工作，包括宣传报道计划和重要评论。报社副总编辑陈克寒、韩进先后常驻北方局，负责报委和报社的联系，撰写重要评论文章。
华北版是当时我党领导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之一，从创刊到１９４３年９月终刊，历时４年９个月。这段时期，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是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年月。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对蒋介石加紧进行政治诱降；同时把大部侵华兵力调到华北，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轮番的大“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巩固其对华北的占领。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日趋消极，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加紧进行“限制”和挑衅，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关系着抗战成败，民族存亡。
华北版在坚持抗战、克服危机，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推动和指导作用。在敌、我、友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华北版的宣传报道紧紧围绕抗战全局和根据地面临的任务，密切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表现出高度的党性。
充分反映华北敌后军民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英勇奋战的业绩，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斗争的号角。报纸创刊之始，即刊载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论述华北战局的文章，阐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指出日本侵略军增兵华北“是我们的重大胜利，是华北军民的光荣。”“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熬过一段困难的过程，才能走向胜利的坦途。”报纸刊载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表的华北战报，刊载左权副总参谋长定期撰写的综述华北战局的文章，指导军事斗争。报纸创办的第一年中，就发表了有关军事斗争的社论五十多篇，并连续介绍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经验。报社记者先后访问聂荣臻、吕正操、宋时轮、徐向前、罗荣桓、陈光、肖克、宋任穷、陈锡联、陈赓、李达等八路军高级将领，访问部队、民兵的战斗英雄，一年间发表访问记和战斗通讯一百多篇，介绍各抗日根据地创建、成长的概貌，讴歌华北军民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
在粉碎日本侵略军所谓“囚笼政策”的斗争中，报纸大量报道华北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成果和经验。１９４０年我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国内外激起巨大反响。报社组织专门小组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编发战报，派出随军记者采写大量战斗通讯。一位来自四川署名“远波”的读者来信中说，“日寇连续疯狂轰炸重庆，使这里的同胞呻吟在死亡的边缘，愤怒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正在这时，朱彭总副司令驰电慰问，并发动百团大战回答日寇的暴行。雪片飞来的捷报感动得大家流下热泪，使得亲身遭受日寇暴行而愤怒的同胞获得复仇的愉快……大家都感觉到像八路军这样生活异常困苦，装备不好的队伍，仍一天比一天壮大坚强，那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光荣”，这封信只是一滴水。但它反映出百团大战在全国人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对敌后新闻工作者的一大鼓励。
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华北版突出宣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粉碎汉奸伪政权，改造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对动员组织人民坚持敌后抗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１９４０年４月，华北版连续发表社论，宣传建立“三三制”政权指导思想。社论《论抗日民主政权》指出：“结束腐朽的‘历史上的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中心关键。”《论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的汉奸反动派，保护一切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生活，改善工农的生活”。１９４１年，华北版驻地太行区举行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举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报纸进行了连续、集中的宣传；对晋察冀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分别作了介绍。通过大量报道，反映空前热烈的边区建立民主政权的盛举，标志着抗日根据地的欣欣向荣日臻巩固。
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教育广大军民正确认识和对待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坚定团结抗日信心，认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坚持团结抗日所必需。华北版创刊后，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渐明显的严重形势，连续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在今后的长期抗战中，也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继续发展与巩固，才能保证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当时，部分国民党军队仍未撤过黄河，有的国民党地方负责人也有团结抗日的表示。华北版及时派记者对某些代表人物进行访问，宣传他们确有抗战业绩，以及继续团结抗日的言论（有的具有“立此存照”的性质）。
对于国民党在敌后反共摩擦破坏抗日的劣迹罪行，则进行揭露和声讨。报社连续发表社论，指出“摩擦的本质，是日寇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奸计”，是“经过汉奸之策动挑拨发生的不幸现象”。对被敌利用搞摩擦的“专家”，希望他们“有所觉悟，翻然改悔”。报社特派员陈克寒对彭德怀副总司令作过专访，提出有关摩擦真相及解决办法的七个问题，彭总一一作答，报纸分三期连载，并发表社论，表明我们唯一期望是他们迅速停止一切摩擦行为，以刀锋转向日寇。当时国民党部队中的有识之士，八路军、决死队的指战员以及各界读者，经常给报社写信，称赞“报纸的特点就在于：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一定吹起号角，打响警钟，唤醒千百万军民，为克服危机而奋斗。”
重视国际宣传报道，是华北版的一大特色。报纸每期四开四版，以第三版刊登国际消息和评论，即使在行军转移期间，报纸由铅印改出油印战时版也不间断。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动荡多变，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为帮助广大读者身在山中，胸有全局，及时了解国际时局动向，了解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正确判明形势，提高胜利信心，至关重要。当时延安新华社播发国际新闻不多，报社直接抄收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斟酌去取，编辑成文，工作量很大。国际版还设有时论、国际问题分析、国际论坛等多种栏目。社长何云、国际版主编左漠野撰写国际问题评论文章，很受读者欢迎。
党的方针政策体现人民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拥护，变成群众的实践行动，这中间报纸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华北版出版后，各地纷纷组织读者会，把报纸作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各级党政组织开会部署工作，都是依据报纸报道、讲解的国内外大事、本地区情况，把本单位的当前任务同全国、全区形势联系起来，使群众对当前任务有深刻认识，提高贯彻落实的热情。报纸的党性同人民性就是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报社同志用自己的智慧、心血、汗水以至生命哺育华北版，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的奉献。１９４２年５月，报社社长何云等４６位同志在反“扫荡”战役中光荣牺牲，是华北版历史上一次最沉重的损失。时间过去半个世纪，这段历史是不应忘记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王炳南
岁暮传悲讯，痛哭失炳公。
汗青新史笔，泪眼旧音容。
好畤英才子，八旬倜傥翁。
漂洋寻道义，入穴斗罴熊。
纵横连远域，持节几折冲。
广交天下士，情义自谦躬。
丹心鉴日月，豪气贯长虹。
平生头憾事，但有金石功。
一九八八年岁末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谭政同志，人们不会忘记你！
姜思毅
谭政同志去世了。他躺在病床几年口不能言，临终也未能留下什么话。可是他６０余年的革命行为和大量论著，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作为５０年代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党的工作方面，特别是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凡是知道的，谁能不怀念他？
谭政同志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做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论断。可是从１９５７年９月开始，又错误地改变了“八大”的提法，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做主要矛盾。记得１９６０年春天，谭政同志在南京和粟裕、王平、许光达、张经武等领导同志一起读书，研讨政治经济学时，在发言中对于这种改变仍然表示疑惑不解。他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使当时在座的我们为之一惊。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他在考察一些部队和军事院校的“小高炉”中，总是详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质量和经济核算等问题，告诫大家注意不要干“得不偿失”的事。
在部队奉命开展一些“左”的政治运动时，他常常被视为“思想迟钝”，甚至一再被斥为“按兵不动”。
庐山会议后，在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军委扩大会上，他一言未发。在林彪上台后首次召开的部署军队工作的会议上，他在作报告时，不顾在这种场合下常有对刚接任的领导要表态拥护的“惯例”，竟然没对林彪说一句赞颂之词。
在部署部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时，他起草一个总政通知，指明斗争的主要对象应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对其他人都重在教育。
１９６０年春，当业务部门向他汇报，不同意一篇以“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吹捧个人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一文在刊物上发表时，他点了头，文章当年就没有刊登出来。
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妄图废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他大声疾呼“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并倡导制定了军队院校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门课大纲。
谭政从建军新阶段我军的实际出发，力主没有文化就没有我军的现代化。并于１９５９年初主持制订了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规划在广州当面请示了毛泽东同志，经过军委例会审查批准下发后，全军指战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进军。许多老同志至今怀念着实施两年卓有成效的这一文化大进军，对它的被林彪中途打断，深表遗憾。
尽管谭政的这些做法，当时并无反对林彪个人之意，但他如此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他所认识到的真理，敢于为了革命不去出卖原则。林彪虽然在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上海会议时还假惺惺地讲什么政治工作做得是好的，他很放心；但不久就多方挑剔、发难，到了１０月，便宣布谭政领导的政治工作“方向偏”了。他指责谭政与他既“不同心”，又“不协力”，对他的指示“雷打不动”。接着，就有人批评谭政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不是“举着”的，而是“扛着”的；随后，就升级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抵制“高举红旗”的“林副主席”了。他还被诬陷“为了贯彻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治部的四个部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当然在劫难逃，被押解北京，作彭德怀的“陪斗者”。这位１９２７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老战士，在“文革”中蹲了８年监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然而这时的谭政，已经身心交瘁，病魔缠身，经过几年的卧床不起，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谭政同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品格也是令人敬佩的。
他任总政主任期间，我多次随他到东北、华东、华南、中南等地驻军调查研究和开会，他从来没有大搞游山逛景；他出国到莫斯科，苏方送给他的照像机、望远镜，回国后都交给机关使用了；他参观工厂，临走时厂领导将少量产品送他留念，悄悄放在车上，他发现后，一定退回，有时三送三退，横直不收；他几十年没回老家，一次回乡探望，乡亲很是高兴，临别送他点家乡食物，无非是几包茶叶，几斤腊肠，几块年糕，他再三推辞不受。父老坚持要给，他只好叫秘书付费，过后检查，觉得钱付少了，就再次加付，直到秘书把家乡人的收条交给他看，他才高兴起来。
谭政同志革命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可以称得起是一位政治工作的巨匠。
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１９４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由谭政同志精心写成的。毛泽东同志为这个报告增写了十几个段落，共３０００多字。这个报告是继古田决议后党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可是，在谭政受批判后，这个报告竟被林彪下令更改篇名、抹掉谭政署名，打入冷宫。直到１９８３年，才经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原貌，重新印发。今天，当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它。
安息吧，谭政同志，人们是不会忘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