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的思想作风
《李先念文选》编辑小组
现在同读者见面的《李先念文选》，篇幅不算很多，但基本反映了作者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艰难而光荣的历程。
正如读者从《文选》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李先念同志如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从工作性质划分，他的革命经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李先念同志从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到全国解放前夕的２３年中，主要从事武装斗争。他经历了红军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举。他在西路军斗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带领几十名干部从延安南下，到豫南鄂北敌后组建抗日武装和开辟根据地。在环境十分复杂、斗争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运用毛泽东同志指明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发动并依靠各阶层的抗日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同时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不到七年时间内，建成了有五万多主力部队、三十万民兵、纵横千里、环绕武汉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鄂豫边根据地。从《文选》中可以体会到，李先念同志在这一时期，已经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开辟工作，指挥较大范围的作战，领导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李先念同志主持湖北省的党政工作，同时参与中南局的领导工作。在新的革命任务面前，作者系统地调查当地的情况，卓有成效地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从而确立了当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他尤其注意抓紧农业的生产和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建设，为湖北以后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李先念同志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革命胜利后，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没有骄傲自满，没有停顿不前，而是用心去学习许多不懂的东西。同时，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他能够抓紧中心工作，又能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他作为一省领导班子的“班长”，带领、团结全班人员同心协力，把各项工作都干得生气勃勃。这一时期，李先念同志在掌握一个地区的全局方面，已经成为一位比较出色的领导者。
１９５４年，李先念同志奉调来中央，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靠边站”一段时间以后，先后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处理经济事务，为稳定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后，他仍和陈云同志一道主管经济。大家知道财贸工作，比专业部门要复杂得多，比综合部门又要具体得多。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如果失衡，首先会反映到财政、信贷和市场、物价上来；而比例关系的调整和协调，又必须先从平衡财政和信贷的收支、稳定市场物价入手。李先念同志较快较好地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和规律，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选》中，这一时期的著作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这方面的内容是全书最为丰富、最为生动的部分。
在长时期内，李先念同志在经济建设工作方面，是一贯主张财政不打赤字，货币发行严格控制，外汇量入为出，市场物价保持稳定这些原则的。他认为，基本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同生产发展相适应，不要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为了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他坚持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经过综合平衡，主要是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平衡，并且照顾年度间的衔接，以免发生大的起伏。李先念同志认为，有计划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的规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违反的。他积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同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是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条件下更应切实加强宏观控制，包括生产速度、基建规模、产业结构、消费水平，以及财政、信贷、市场、物价等等。为此，放权要适当，以免发生各种失控现象。他还坚决主张，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要求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毫不削弱党的领导。
李先念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决不能丢掉。发展商品经济，也要有计划按比例。常识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也是要求按比例的，比例失调就要出现危机，严重失调就会出现严重危机。自从三十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及经济学家，都在寻求避免危机的办法，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措施。它们主要是采取税收、信贷、预算分配进行调节的，有的还要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手段去进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也更有条件这样做，不能把计划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至于过去计划体制的弊病和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如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等等，当然应该加以改革和改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陈云同志就提出经济活动不能只有计划，应有市场调节的部分。在收入《文选》的著作中，李先念同志也多次论述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经验证明，有了符合实际能进行宏观控制的统一计划，又有能使经济增强活力的市场调节，我们经济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就可以得到基本的保证。
纵观《文选》三个时期的内容，可以看出，李先念同志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也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深入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的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并将继续作出贡献。这是李先念同志、也是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尊敬的根本原因。他们坚强的党性、献身的精神，良好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努力学习的。这对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比较年轻的负责干部，尤其重要。把我们党以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持和提高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李先念同志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方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这是我们在编辑他的文稿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的，并且使我们在思想上深受教育。
第一点，李先念同志对中央的各项正确决策和指示，是坚决执行的，真正做到贯彻始终，坚定不移。但他在执行中，并不照搬硬套，总是努力把它与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方面的实际相结合，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然后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就是说，他在任何工作中，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四十年代创建鄂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主要因为他当时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对当地人民的革命潜在力量以及风土民情、地理条件也很熟悉，能够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五十年代在湖北主持工作，也是如此。他到武汉后不久，即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就作了《湖北的特点和当前的政策》的报告，对湖北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当时，他鉴于农村封建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城市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等实际情况，执行了以农村为重点兼顾城市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到中央以后，领导财贸工作，同样是从实际出发来贯彻中央的决策的。他总是以所掌握的财政、信贷、商业、粮食等方面的真实数据为依据，及时提出贯彻中央政策的办法，并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中包括为克服决策上的某些偏差、失误而作的艰苦努力。这种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方法，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做一切工作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有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说来简单，做到不易。在各项工作中，领导者主观上一般总是想实事求是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掌握情况不完全，思想方法有偏差，以至计较个人得失等等，结果往往并不能如愿以偿。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经验教训多得很。关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时时处处虚心体察情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真理至上的原则。从总的方面看，我们党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成熟并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党的领导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在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党内政治生活又正常的情况下，只要自己谦虚谨慎，一般是能够做到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问题在于，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很正常的特殊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困难得多。在五十年代中期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李先念同志及时提出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意见。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和他领导下的财贸部门，头脑也一度发热，但到了１９５９年上半年，他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问题，赶紧“煞车”。庐山会议期间，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及其严重性，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意见（见《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一文）。这个报告，后来受到了批判，但他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积极参与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１９６２年春，他在刘少奇同志支持下，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１９７９年春季对国民经济的第二次调整，他坚决主张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第二个“八字方针”，并作了详尽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认真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国民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不要再折腾。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由上面所说的一些事实看来，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实际是一回事。做到实事求是，就能坚持真理；也只有敢于坚持真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不为各种消极因素所干扰。
第二点，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能够很好地团结干部，使大家心情舒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我们在编书过程中，听到许多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谈起，无论在湖北工作期间或在中央工作期间，多次政治运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都竭力避免扩大化，伤人很少，大家都称赞他能尽心尽力爱护干部。至于平时，他决定问题之前，都要听取各种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对不同的意见，他也能听得进去，使自己考虑问题更加周密。如果他发现某一干部在工作中有失误，在思想作风上有问题，就坦率进行批评，有时批评还很严厉。但他总是基于团结的愿望，与人为善，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的优缺点和功过，从不随意整人，也从不重用奉迎之徒。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了这点，有党性的同志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尽心尽力为人民事业做好工作了。
从《文选》中可以看出，在各个不同时期，李先念同志还善于团结广大非党干部，各党各派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他还特别重视团结知识分子。早在创建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有抗日要求的群众，一切有爱国思想的人士，包括地主分子和士绅，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党的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他十分尊重从各个方面聚拢到根据地来的有知识的人，注意增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团结，从而在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在湖北工作时期，李先念同志在１９５０年就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即收入《文选》的《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章中要求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关门主义，慎重处理宗教问题，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将一切革命的人团结起来，参加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他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个批示，即收入《文选》的《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富有远见地强调了吸收各类知识分子参加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革命队伍中某些人轻视知识分子的愚昧思想和不良作风。
真诚地团结广大干部，不随意整人；有原则地任用干部，不任人唯亲；高度信任德才兼优的干部，放手让他们发挥创造精神；对有错误的干部认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所有这些，都不是小事情，而是领导工作中的大问题，是必须坚持和发扬的党的作风的重要部分。李先念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榜样。
第三点，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善于学习，特别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向实践学习，并且不惧怕实行自我批评。我们在编辑《文选》的过程中，从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历，深刻感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长期的事业，是十分艰巨的事业。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包括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形成的阶段性，以及斗争任务和形式的变换，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不断地总结经验，认真地向实践学习，包括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习，虚心地探索不同形势下的客观规律性，掌握适合这种规律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
《文选》的许多文章，表现了李先念同志的这种向实践学习的精神。他在每一个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总是既注意大胆打开局面，又重视随时总结经验。在鄂豫边区根据地，当他把在当地开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许多支分散力量联系和组织起来之后不久，立即召集会议，总结经验（《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通过总结，使主客观情况得到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使分散零碎的战斗经验得到集中，也使存在的困难和缺点得到揭露，这就为进一步开展斗争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在湖北工作期间也是如此。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期间，他关于财贸工作的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几乎都是对于一段时间工作经验的总结。五十年代中期的几篇重要著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初几年经验的初步总结，也是对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刚刚出现的某些弊端进行改革的初步尝试。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几篇重要著作，是对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错误的教训和克服三年困难的经验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几篇重要著作，是对新的历史时期调整经济的经验总结。１９８７年同外宾的多次谈话，则是关于改革、开放的若干经验的总结。他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不仅勇于面对现实，分析过去的得失，得出比较符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且根据这种认识，提出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有时还为今后工作归纳成较为明确的原则和具体界限。
李先念同志常对人说，自己从小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十多岁就去学木工，参加革命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学习的时间不多，文化和知识水平都不高。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他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也说明了他一生注意刻苦学习、注意总结经验这种可贵品德的由来。以他那样的出身经历，所以能够在参加革命后很快熟悉指挥战争，建国后很快熟悉政权建设，到中央工作后很快熟悉财经工作，重要的一条，就是十分注意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善于从实践中学习。
李先念同志在总结经验、向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勇于揭露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承认工作中的失误，并且勇于实行自我批评，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无论是对１９５８年的失误及其以后克服困难的总结，还是对于１９７８年前后国民经济失调及以后调整工作的总结，都是首先全面地分析情况，如实地摆出问题，同时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分析，肯定应该肯定的，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否定应该否定的，以寻求克服的办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学到新鲜事物、新鲜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广大做领导工作的干部，仍是很有启发的。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方面，包括改革、开放，应该像邓小平同志不久前指出的，要认真总结经验。认真，就是要严肃对待发生的各种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将近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包括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们应该从总结经验中，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实际又反映客观规律的若干原理原则，以此指导全党今后的行动，避免失误，少走弯路，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较为顺利地达到我们近期的和远期的目标。
实事求是、团结干部、向实践学习等等，以上这些特点，都是毛泽东同志早就反复指出过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面。可贵之处在于，在这些方面，李先念同志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了，并且做得比较好。当然，他还有许多好的思想作风值得人们学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和说明了。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文选》中得到许多益处，特别是共产党员，可以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党性，增强自己的修养。
我们在编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论断。由此我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将要随着广泛的实践而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但它的基本原则，它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它的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大内容，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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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雄纪念集》序
薄一波
在刘亚雄同志逝世周年之际，编写一本纪念她的集子，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缅怀逝者，策励来兹。
亚雄同志１９２４年参加革命，１９２６年入党。６０余年来，她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奋斗不已，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一二八”事件发生后，１９３２年秋，说“国民党准备迁都”，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原道、亚雄同志都获释。随后，亚雄同志和她的爱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苏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动当局逮捕，１９３３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面对这一打击，亚雄同志坚强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战胜重重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把遗腹子抚养大。１９３６年秋，我从太原返北平后，再次同她会面。同时见面的还有孔祥桢同志，地点是在中山公园。我请他们到太原工作。经北方局同意，亚雄同志来到了太原，担任山西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生连）指导员。经过她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１９３７年底，她受命创建了一支２００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属决死队领导。她当指导员，队长是一位红军老干部叫杨世杰。这是山西第一支游击队，成为尔后游一团的基础。在决死一纵队转赴晋东南创建根据地期间，她担任过第三行政区一个专署的专员，这时我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亚雄同志在白区工作那一段，正是党内“左”倾错误盛行的时期，她在思想上工作上也受到过一些影响。但是，她到山西以后，在各个方面都能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反对关门主义，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分开方面，表现得尤为坚定。我想，这是同她对“左”倾错误的恶果有了深切的认识分不开的。这也说明，一个人受到错误东西的影响并不可怕，只要从中吸取教训，就会变成前进的动力，促使自己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成为更加清醒和自觉的革命者。
亚雄同志对工作严肃认真，而在与同志们相处时，她却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大姐。她的以诚寓德、以德感人的风范，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她还是一位良母，其爱子、育子的事迹，在了解她的朋友和人们中一直传为佳话。她的家庭是一个革命之家，父亲、姐妹、兄弟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各自作出了贡献。这一切，无疑是与亚雄同志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亚雄同志经历了不少磨难，可以说是坎坷丛生，饱经忧患。例如，在陈原道同志牺牲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组织上未给她分配工作，让她在白区自行活动，文件看不到，指示也没有，处境之艰，可想而知；又如，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硬说她是“叛徒”，两年之后，才予平反；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受的迫害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这些磨难和冤屈面前，她没有消沉，她对党对革命始终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总之，无论在顺利还是在逆境时，亚雄同志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她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她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和后人学习的。
当然，亚雄同志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不可能是完人。她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时她对一些事情有意见，明明感到对自己不公正，她也不愿提出，而自我忍让，一些同志觉得她有些“洁身自爱”，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弱点，对她来说，无疑是些“微瑕”，但她却看得很重，不仅毫不掩饰，而且一直在努力改正。她总是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己的过程。她的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我想同样是值得人们追思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