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沉痛悼念陶峙岳同志
王恩茂
陶峙岳同志病逝的消息传来，令人甚为悲痛。前不久我专程去湖南长沙参加陶峙岳同志的追悼会，寄托了我的哀思。陶峙岳同志与我们长辞了，但回忆与陶峙岳同志在新疆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总是深切怀念这位老将军不已。
同陶峙岳将军第一次见面在酒泉。１９４９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北解放战场除新疆外已全部解放。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在王震司令员指挥下，第一、第二军解放西宁后，第二军即马不停蹄地越过荒无人烟的祁连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决定迅速进军新疆。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陶峙岳将军率部通电起义。１０月初，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同志邀请陶峙岳将军到酒泉商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与起义部队改编等大事。１０月４日，陶峙岳将军由迪化（现乌鲁木齐）乘汽车日夜奔驰赶到酒泉，在二军军部和我见了面。当时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都在酒泉二军司令部，我陪同他一同会见了彭、王司令员。从此，我认识了陶峙岳将军至今快４０年了，其中长时期我与他在新疆一起工作，共同参加保卫和建设新疆的事业，因而几乎朝夕相见，建立了深厚情谊，成了良好的同事、挚友和党密切合作的同志。
陶峙岳将军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党中央、毛主席委派邓力群同志为中央联络员到伊犁与三区民族军领导人联络，并赶赴迪化转达毛主席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将军致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的电文，阐明共产党中央与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陶峙岳将军审时度势，他深受张治中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拥护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平起义的号召，同包尔汉、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梁克博先生与警备副总司令兼驻南疆国民党军队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将军共商和平义举大事，对反共成见很深的国民党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怒人，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耐心反复晓以是非利害，劝导他们识事务，但他们坚持祸国殃民反动立场，只得允许他们离疆出走印度，排除了和平起义的障碍，做到和平起义条件完全成熟，乃毅然决然通电起义。这样，就为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新疆，使新疆免受战争的破坏，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为驻疆１０万国民党军队得以走上光荣参加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陶峙岳将军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疆，平息部分反动军官的叛乱，巩固新疆和平起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峙岳将军“九·二五”通电起义后，人民解放军正在酒泉、玉门等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进军新疆时，起义部队中的一些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死心踏地分子，在迪化、哈密、鄯善、吐鲁番、鄢耆、轮台、库车、呼图壁、七角井、绥来（玛纳斯）等地与新疆老土匪乌斯曼等制造叛乱，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危害各族人民，妄图寻求外国侵略者的支援，破坏和平起义，保存反动势力。陶峙岳将军命令起义部队驻守原防，遵守军纪，维护地方秩序，严惩叛乱分子，同时命令国民党八补给区所有的军用车辆调给人民解放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快进疆行程，使二军加快到达南疆各地，六军加快到达北疆各地，并会合三区反蒋部队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迅速平息了叛乱，巩固了和平起义的胜利。
陶峙岳将军为起义部队的整编和改造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后坚决奉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陶峙岳将军任司令，王震同志兼任政委。他衷心拥护王震同志的领导。陶峙岳将军发表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号召起义将士拥护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接受整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纪律，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他热诚欢迎新疆军区和一兵团调派饶正锡、李铨、张仲瀚、贺振新、王季龙、龙炳初、于春山、张献奎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树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起义部队同地方的关系、同各族人民群众的关系，把这一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新型的中国人民的军队。陶峙岳将军也在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得到了改造，由旧军队的将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１９５５年被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
陶峙岳将军为建设和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５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进行整编，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五军（原三区民族军）的大部和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同志任司令员，我兼任政治委员。陶峙岳将军感到他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不仅包括二十二兵团，而且包括一兵团和五军的大部归他领导，这是共产党对他的最大信任，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深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任务和意义的重大，他热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事业，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一事业上，和兵团全体干部、战士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他走遍了天山南北，经常深入生产建设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尊重科学，注重实践，刻苦学习，迅速熟悉了工农业畜牧业和植树造林等生产业务，专心致志学习生产经营管理，不仅能统筹计划，还能具体指导，由一个大半生经历戎马生涯的将军成了一个农业专家，经济专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当时王震同志领导的农垦部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经过兵团全体干部战士的艰苦奋斗，兵团的生产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在祖国西部边疆、天山南北、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玛纳斯河、奎屯河、乌鲁木齐河、开都河、阿克苏河、塔里木等流域，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建设农场、牧场，创建新的绿洲，形成农业、牧业生产基地；建设工厂，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建设学校，培养人才；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业总产值已占到新疆工农业总产值的１／４，不仅成了新疆的重要经济建设力量，也是新疆安定团结，增强民族团结，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陶峙岳同志长期在兵团努力工作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１９７０年陶峙岳同志因年事已高，申请离职回湖南长沙休息，但他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还始终关心着兵团的事业，经常询问兵团的生产建设情况。１９８５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王震同志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王震同志建议中央邀请陶老参加中央代表团任副团长，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陶老当年已达９４岁高龄，只能坐轮椅行动，但他十分高兴地随同王震同志长途乘坐飞机重回新疆。当他看到新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巨大变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感到无比欣喜。
陶峙岳将军从１９１１年参加同盟会到以后参加国民党，参加北伐，到参加淞沪抗战，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到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而只有率部起义后才真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统一中国，才能建设中国。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忠诚地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拥护党的领导。在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工作的时期，他很尊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的领导，对于党委的决定和指示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在我主持新疆工作的时期，他也很尊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领导，对于党委的决定和指示也都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他在没有加入党前，总是以共产党员为榜样，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特殊待遇，生活简朴，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学习，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１９６２年，王震同志征求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时，他谦恭地说：“是所愿也，非敢请也。”１９６５年，我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报告请示，说陶峙岳同志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我们自治区党委准备正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了完全同意。因此曾请他填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并报中央批准，但因不久“文革”开始了，批准他入党的问题被搁置了。１９８２年他年已九十，再次申请入党，终于为中共中央批准，被接收为中共党员，实现了他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战士的宿愿。他说：“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确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最大的光荣，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建设祖国，为统一祖国而贡献应有的力量。”
陶峙岳同志在长沙离职休养，特别是在他病重期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都对他很关心和照顾。王震同志经常询问他的病情，关心他的治疗。１９８７年６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生产建设兵团和我知道他病重特派陈实同志等专程到湖南长沙看望和慰问他，他很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湖南省委、省政府将他转至北京三○一医院治病期间，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到医院看望他，他很高兴，他久卧病榻，步履艰难，但很重礼貌，每次都要送我到病房门口。
陶峙岳同志率部起义，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最终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战士，忠诚地为祖国为各族人民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党、国家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绩和精神永留人间。陶峙岳同志，安息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实事求是的精神 五湖四海的胸怀
——为《李先念文选》正式出版而作
王任重 赵辛初
《李先念文选》正式出版发行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温先念同志于建国初期主持湖北工作时的一些重要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来讲，倍感亲切。先念同志在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指导工作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团结干部的“五湖四海”胸怀，生动地重现在我们的脑海。他的正确指导和优良作风，不仅在当时对湖北工作的胜利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湖北的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深受教益，对湖北后来的工作都产生了长远的良好影响。我们参加讨论这篇文章的同志热切地想说说我们的感受和体会，希望能对读者阅读《文选》时起点参阅作用；尤其希望能对湖北的同志有所裨益，以继往开来的精神把湖北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为我们祖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一）
湖北一解放，就面临着确定工作重点的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湖北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１９４９年２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这从历史时期的转变来说，从全国的总体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具体到当时的湖北，应当怎样贯彻执行？同先念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先念同志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的；但他也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照转照搬，而是坚持调查研究，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八年抗战时期，他在远离党中央、敌人力量十分强大、而且还有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鄂豫地区，领导新四军第五师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善于正确分析当时的复杂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原则，充分发挥了独立战斗的精神和才能。在解放后的湖北如何确定工作重点的问题上，先念同志同样发挥了这种精神。他坚定地赞成和执行当时华中局提出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当前工作“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又兼顾城市”的方针，并在１９４９年８月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认真分析了湖北当时的客观和主观状况，深刻阐明了当时实行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后来历史实践的检验中，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重温先念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使我们再次感到深受教益的是，他不仅分析了湖北作为新解放区，农村中的“封建统治并没有大的改变”这个重要情况，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农业在支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他指出：“湖北的城市在经济上是脆弱的，多是消费性与商业性的。城市虽有些工业，但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大……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在农村。而现时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压榨下，农民穷困，饥寒交迫，生产无法提高，既不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原料，又无较大的购买力，在这种状况下，城市经济是很难繁荣的。我们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农村，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先念同志亲自抓农业，坚持不懈地抓农业，特别是针对湖北水旱灾害威胁严重的情况大搞水利建设，努力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湖北农业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开创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现在看来，先念同志在农业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到今天，乃至到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先念同志于１９５４年离开湖北后，湖北的同志始终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湖北建成了全国的以粮食、棉花、油料为主的重要农业基地之一，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较好的贡献。前些时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出了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决策。我们相信在农业问题上具有好传统的湖北，一定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使湖北的农业发出新的光彩。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一五”时期，湖北同全国一样，在建设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如何正确地对待胜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早在１９５１年５月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议上，先念同志就尖锐地提出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洞叫好”，严肃批评了有些同志盲目乐观、华而不实、空洞叫好的错误倾向，并要求把克服这种错误倾向作为干部思想建设中的两大问题之一来抓紧解决。先念同志是一贯坚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一直到后来我们湖北的同志基本上保持了这个好的作风。遗憾的是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空气中，头脑发热，高指标，高估产，放“卫星”，浮夸成风。回忆起这些蠢事及其造成的危害，至今感到沉痛。１９５８年９月，先念同志视察湖北，正是我们头脑发热到了高潮的时候。他对那些浮报的“成绩”不仅没有赞扬，反而嘱咐陪他的省委负责同志要向各地泼点冷水降点温，还表扬了一位向他反映了一部分真实情况的地委副书记。后来，湖北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纠正错误时，实行了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自我批评的要求，认识错误、检查错误、纠正错误比较自觉一点，比较早一点，弥补了一部分损失。这里面也有着先念同志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去年，先念同志到湖北视察工作时，又谆谆告诫湖北的同志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要求湖北的同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反对说假话”。湖北省委印发了他的讲话，要求全县干部认真学习，坚决照办。这种做法是很必要的。我们衷心希望湖北的干部，都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要求永远铭记在心。
（二）
领导的责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先念同志以“五湖四海”的胸怀，正确执行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把从四面八方汇合到湖北来的干部亲密地团结了起来，把党外的爱国朋友和才识卓著的知识分子团结到了党的周围，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湖北干部队伍的建设创立了一个好风气，打下了一个好基础。这件事情对湖北工作的重大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深刻地显示出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湖北省的各级领导干部表现是好的，在大的方面也是团结的，从而使湖北省能够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一部分破坏活动，减少了工作与生产上的损失。这是对湖北省从先念同志主持工作开始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历史的检验。
湖北解放后，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名副其实地是“五湖四海”。就拿参加讨论这篇文章的人来说，有五师的，有河北的，有河南的，有山西的，有山东的；有多年跟随先念同志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部下，也有从华北、东北、华东南下到湖北才互相认识的新战友，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当时湖北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个缩影。当然，我们党在干部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党委会上下左右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等等，都是全党经验的结晶。这些原则和方法真正要做到，是不容易的，而先念同志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实践了这些原则和方法，并且发挥了他个人在团结干部上的凝聚力。
先念同志对干部不分亲疏远近，都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真正把干部一律视为党的干部，不论哪个地方的干部，并且真诚肯定、欢迎同志的进步和工作成绩，因而能具体而正确处理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对一批原五师的老部下公开宣布：你们要从工作出发，正确估计自己，尊重外地来的同志，担任副职的要甘当副手。他尖锐地批评那种带有“山头”倾向的人说：“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对身居各级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先念同志谆谆告诫他们要“甩掉功臣的包袱，清除骄傲自满情绪”，用过去那种为革命流血牺牲都不怕的精神来学习新知识和本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并语重心长地指出：“培养出大批的优秀新干部，是老干部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做好了，就是为党再立一次功”。为了帮助工农出身的干部学习，先念同志积极倡导工农干部学文化，开办工农速成中学。许多从速成中学出来的同志，至今念念不忘这一段学习所给予他们的巨大教益。对于新干部，从一解放起，先念同志就十分注意大批吸收和培养，明确指出“大量选拔新干部，不但关系着目前工作任务的完成，而且关系着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湖北刚解放时，全省区以上机关的老干部不足４０００人。省委、省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省委就创办了湖北革命大学，先念同志亲自兼任校长，培训学员１５３１６人，除中央调走３１０２人外，绝大部分都分配在本省各地、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这些同志后来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锻炼，大多数人都成为湖北各地、各部门工作中的骨干。
先念同志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１９５０年的第二次省党代表会议上，先念同志就在总结报告中系统分析了知识分子问题，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阵营的人，“鄙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是落后农民思想的反映。”后来１９５２年９月，他又对省委统战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报告写了重要的批语，更加尖锐、深刻地指出：“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似乎认为现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文盲还不够吓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争取、团结、使用他们去改变这种状况。有的同志甚至以农民狭隘观念鄙视知识分子，企图用各种不正确的办法来限制他们，这是多么错误的思想！”湖北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大批才识卓著的专家、教授，在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中，特别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历尽磨难，备尝艰辛，但是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事业的赤诚之心不改。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他们立即重新焕发青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为夺回失去的时间而奋力拚搏，许多年过半百甚至已到花甲、古稀之年的专家还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加入了党组织。应当说，这也是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建国初期的正确执行，给予了他们信心和力量分不开的。他们从解放前后的亲身经历中，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坚信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发扬。我们党不会辜负知识分子的这种可贵的信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团结奋斗，一定会迎来科教事业的春天，迎来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同先念同志一道工作，最使人感到心情舒畅的是先念同志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诚待人，平等待人，宽厚待人，一片与人为善之心，从不整人。先念同志对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该批评的就批评，有时候批评起来还是很厉害的。但是，由于他诚恳，坦率，重事实，讲政策，全面地看人，历史地看人，而且允许申辩，欢迎改正，所以，即使挨了批，还感到服气、贴心。这正是先念同志个人在团结干部上的魅力和风格。在这方面，还有一件使我们感受很深，对武汉市的工作产生过良好影响的重要事情。１９５２年初，武汉市发生了一个复杂案件，武汉市委因此被改组，中央任命先念同志兼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当时，武汉市有不少干部惴惴不安，担心被株连；而当时也确有个别派到武汉市去的同志把问题看得很重，认为还要查处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先念同志坚持对武汉市的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了解和全面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向中央写出报告，明确肯定武汉市的工作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从而正确地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武汉市干部的积极性，不仅稳定了武汉市的工作，而且推动了武汉市的工作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李先念文选》是很值得学习的一部著作，文选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和宝贵经验到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这篇文章所写的认识体会的范围，仅仅限于建国初期先念同志主持湖北工作的四五年时间，而且就这一段时间来说，也只写了几点感受较深的体会。我们还将和读者们尤其是湖北的同志们一起，进一步系统地认真学习，努力从中获取更多的教益，用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改进我们的作风，指导我们的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