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古味书谭
两个７０周年的联想
金克木
１９８９年有两个７０周年纪念。一个是中国的，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的“五四”运动。一个是世界的，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获得天文观测的证实。前者引起中国思想文化大变化，引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成立。后者在国际上从科学界到思想界激起越来越大的波澜，引向原子弹爆炸和核能利用。
我之所以想起爱因斯坦是因为偶然在一位医学老专家处见到了英国人著的两本世界现代史。一是７０年代的，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是８０年代的，从１９１７讲到８０年代。两书截然不同。后者从思想文化着眼，开篇就讲那次天文观测。这使我想起３０年代从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丁顿的书中初次知道这件旧闻。事隔５０多年仍使我不免激动，忍不住要旧事重提。
爱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到１９１５年，在欧洲战火中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这篇论文经战场走私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手里，１９１８年在英国发表。牛顿认识的宇宙会不会变成爱因斯坦认识的宇宙呢？这不亚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的太阳系变成哥白尼的太阳中心的太阳系。怎么证明谁对？一道直的光线经过巨大质量附近会屈折。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出的和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计算出的数字相差很大。这只有观测太阳边上的星光才能判断。这又只有在日全蚀时才能观测。于是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爱丁顿带了助手到了非洲的一个岛上。当天赶上暴风雨，眼看无望；不料天老爷开恩，日蚀之前云开日现。爱丁顿分秒必争，拍下了１６张照片。紧接着繁忙的洗印、测量、计算，直到６月３日才有明确结果。爱因斯坦是对的。牛顿错了。
这个信息轰传世界，越传越玄。牛顿的宇宙变了。没有绝对的空间和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运动了。甚至康德认为永恒不变的逻辑即思维形式也不是绝对的了。这大出爱因斯坦的意外。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出现后，他竟然反对一直到逝世。他要求准确。光速不变。相对论不是相对主义（附带说一句，汉文“绝对”一词源出佛典，本作“绝待”，似乎比日文用词“绝对”还好些）。
牛顿的宇宙体系变了，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牛顿的宇宙之中出不去。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而我们照旧天天看见日出东方。我们明知地球是圆的，还照旧说地上有东方和西方。我们可以用数学和逻辑作各种思维，但不能照那样生活和说话。这也许能用现象和本质、感觉和理性、表层和深层、符号和意义等等来说明，但不容易习惯那样思想，正像学不会把时间当作第四维空间一样。
２０世纪是个异说纷纭的时代。岂止相对论？１９００年起，弗洛伊德发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随后，索绪尔写出语言学讲义，从此各门科学几乎都出现了思想导火线，不过引爆有快有慢，有大有小，有显有隐。学说不断变化，正解加上误解，传播加上引申。变化无法阻止，结果难以预测。爱因斯坦不过说，质量中都有能量。纯理论的数学公式会引出原子弹爆炸，当初谁能预料呢？现在人能脱离地球表面了，对宇宙和原子的了解日益扩大，可是对自己的了解比古代人究竟能高明多少？对未来不能预见，但可以预料趋势。２１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想趋势已经隐隐出现了，因为一百年来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渐渐明朗化了。世界的信息流通愈来愈多，偏僻封闭的角落愈来愈少了。
话说回来，那一本世界现代史是这位医学专家的外国同行送给他的。他年过８０还一页页看过，在书中作了一些记号。他们那一代学医是要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课的。因为医生的工作对象是人，这些是研究人的科学。不了解对象，怎么工作得好呢？历史书是讲人的。他关心人，自然要看历史书了。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沉重的寂寞
——怀念叶圣陶先生
商金林
圣陶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老人慈眉善目的神态，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最使我感念的是老人在最后几年中的寂寞心境。
１９７６年冬，我开始编撰《叶圣陶年谱》，在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上，查到老人的一个笔名或一篇佚文，总是怀着喜悦去请老人和至善同志审定。老人只要身体尚好，总出来接见我；后来他眼睛看不清文稿了，笑着说“只好列席旁听”。他静静地听我们说，有时插几句话，提一两个问题。最后连耳朵也听不清了，仍然走出来，坐到我们身边，笑着说“旁而不听了”。我渐渐地悟出了老人的心境，他感到很寂寞，希望能得到排解。
圣陶老人生活一向很有规律，清晨听过第一遍新闻联播就起床。白天看书看报刊，看信，看稿子，信是必定要复的，想起什么就写些文章，此外就是接待来访或出门参加会议。最后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清了，他常常说“两扇通向外界的窗子渐渐关上了。”他不能再看，不能再听，也不能再写了，忍受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老朋友是越来越少了，健在的行动也不方便了，来访的客人大多是不太熟悉的。他让家里人在耳边大声传达客人的话，努力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感到非常劳累。我不算什么“正经客人”，老人可以“旁听”，甚至“旁而不听”，听得清听不清都没关系，也好消磨一些时光。
圣陶老人喜欢出门旅行。１９７８年，老人去四川参观学习，回来后害了一场大病，身体就一蹶不振了，以后只出过一次门。１９８２年５月，老人在至善同志的怂恿下，到烟台去出席了科学童话学术讨论会，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用童话的形式对孩子进行科学教育是可以的，有效的，又说既然写童话，就要有童话的意境，要研究如何把童话的幻想和科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写出出色的作品。１９４９年春天，圣陶老人和夫人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第一站就是烟台。过了３０多年，他重温了当时留下的许多美好的回忆，又呼吸到了海边的新鲜空气，看到了这个港口的巨大变化，感到很欣快。
圣陶老人自己说过，他做编辑工作的年头最长，看稿子是他经常的工作，也是他视力衰退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４年冬，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他审阅《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稿。圣陶老人已好久没有给人家看稿子了，因为是周总理的文集的注释，他感到义不容辞，于是戴上眼镜加放大镜，对注释一字一句反复斟酌，最后还对如何作注释写下了几条原则性的意见。后来《文选》就要出版了，统战部的同志见老人看得这么仔细，就请老人写一篇读后感。老人说他的思想迟钝了，正经文章怕写不好，答应填一首词。词还没有填完，老人因身体不舒适，到北京医院作检查。医生确诊为肝炎，要老人留下来住院治疗。老人说手上一件事没做完，请医生宽限两天，做完了一定来住院。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０日，老人填完了《六州歌头——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把稿子送出了才住入北京医院。第二天，老人就昏迷了，肝炎的各项指数均已恶化到无法测定的高度。
圣陶老人事无巨细，只要答应了下来，就一定认真办到，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１９８５年，我的朋友陈子善汇集了文学界前辈撰写的回忆郁达夫的文章，编成了《郁达夫回忆录》，嘱我敬请圣陶老人题签。老人久已不写毛笔字了，因为眼睛看不清，横、直、撇、捺都不能从心所欲。在我的恳请下，老人同意破例。他还说“郁达夫回忆录”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是郁达夫自己写的回忆录，建议把书名改为《回忆郁达夫》。为了写好这个书名，他前后写了七八幅，从中挑选比较满意的，剪贴拼凑，整整忙了一个下午。看到老人这样认真，真叫我心里过意不去。
１９８０年秋，《长寿》杂志创刊，请圣陶老人题词，老人就写了“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八个大字。无奈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只好辞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职务。１９８７年６月９日，老人抱病参加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与大家告别，最后说了《礼记·大学》中的两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勉励大家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编过圣陶老人的年谱，深深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他随着时代的步伐，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编了几百本书，他一直关心着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可是在最后几年里，他的头脑虽然仍旧很清楚，身体的条件却不允许他再做工作了，这才是圣陶老人最沉重的寂寞。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漫话“诏书”
周旻
在皇权集中的封建社会中，“诏书”的形式具体地代表了皇帝的意志。大凡诏书（圣旨）一到，或喜或祸，接旨人无不惶恐不安，因为一道诏旨顷刻即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诏书”原是古时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告，秦汉以后，专指帝王的文书命令。《史记·秦始皇纪》记李斯曾议说：“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曰‘朕’。”诏书还有数种叫法，其一曰“诏令”，即诏书诰令。如《史记·贾谊传》：“每诏令仪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为之对。”其二曰“诏板”。《后汉书·窦武传》：“（曹节）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其三曰“诏策”，《三国志·诸葛亮传》：“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云云即是。
诏书的物质形式也标志着古代物质文明的进程。唐高宗以前，诏书用白纸。高宗上元年间曾下诏说，皇帝的诏书过去用白纸写，常被蠹虫咬破而难以保存，以后不要用白纸写诏书了。自此，皇帝的诏书始改用黄纸书写。宋代王楙《野客丛书》“禁用黄”一则称这种纸为“黄麻纸”。我国用黄纸抄写古书，据记载也始于唐。黄纸是用黄柏的植物色素染成的，黄柏的树皮内含有小柏硷、黄柏酮和黄柏内脂等，有较强的杀菌力，用它染成的纸，色泽鲜艳，带有特殊气味，可防书虫蠹鱼毁书，因此很多线装书的封面封底也常用厚而硬的黄纸装帧。至于后来黄色成为龙袍、旗帜等等至尊颜色，与“诏黄”这种黄纸书的诏书似乎也有联系。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中，诏书有巨大的威慑力。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因此诏书的运用也往往因时因地而变。一些主持正义的清官常常巧妙地利用诏书而惩诛贪官恶霸。如元杂剧《陈州粜米》中的包公，预料刘衙内会拿来一纸赦书，其内容是“赦活的，不赦死的”，便叫小?古用紫金槌打死杨金吾，结果小?古被赦无罪；电视剧《丁宝桢》里丁宝桢也利用两份诏书先后到达的时间，后门杀掉安德海，前门才去接赦免旨。而“诏书挂壁”的现象又当别论。这常指地方官实握大权，往往不顾朝廷诏令，使之成为空文。《初学记》记东汉崔实《正论》：“今典州群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群诏，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可见汉末吏治混乱的一斑。至于“传位×子”等等的遗诏的传闻，就更是充满神秘色彩，诸如雍正篡改遗诏等演义故事，不妨称它作“诏书现象”的一种文化积淀罢。
第8版(副刊)
专栏：
山路
郭曰方
就这样盘旋着，或插入云端，或沉入谷底；就这样匍匐着，或攀着悬崖，或贴着峭壁；岁月的风雨，已将你青春的肌肤剥蚀得斑驳陆离，那裸露的古藤向世人讲述着你坎坷的经历……
本来，你的每一块阶石都可以去充当大厦的梁柱，用力的刚毅支撑起无数多彩的空间；本来，你的每一粒石子，都可以铺在那闪光的大道，让轰响的车轮奏出雄壮的交响曲……
但是，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山，选择了贫瘠而荒芜的土地。曾经有山崩地裂，曾经有闪电霹雳，曾经有热浪侵扰，曾经有寒流袭击，这算得什么呢？你昂起头颅，你伸出手臂，你相信，前方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高处有一片崭新的天地……
于是，山路盘旋着，匍匐着，让探索者从肩头一步步走向山巅，让负重者从身边一步步踏向胜利，让游人从身边去寻找笑声，让寻宝者去摘取大山的秘密……
山路周围的世界五彩纷呈，美妙神奇，盛开的杜鹃花用生命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挺拔的松柏用青春的绿荫遮盖着大地，千丈飞瀑在夕阳下喷出七色彩虹，百鸟在密林深处弹奏歌曲……
山路弓着脊背，匍匐着躯体，默默地、永无怨艾地驮起一个沉甸甸的希望，一串长长的故事，一条条曲折的哲理……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旧闻有感
我作记者，十年有余矣。偶读《新观察》载文：前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刚上台，就在东京代泽的私邸接待了《朝日小学生新闻》两位小记者的采访。来访者是横滨市私立成蹊小学的十岁男童和东京都叮田市市立小山田南小学的十岁女童。这次采访是为了出新年号特刊。内容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话题。诸如：“总理，你幼年爱看书，不知是否喜欢田河水泡的《田野黑狗》？”“我很崇拜莫扎特，总理呢？”“我因为在小学常受戏弄，总理小时候也同样吗？”竹下登一一作答。谈及柔道时，此公竟露出得意之色：“你们知道吗？伯伯还是五段呢！”言毕竟起身拉了几个架势，还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全然没有一点首相的架子。此事不由我这个从业于新闻的人想到一些门难进的状态。
杜卫东
第8版(副刊)
专栏：
“出点血”
现在，茅台、五粮液每瓶都已一两百元；汾酒、西凤等也得几十元一瓶。这么贵，还是有人去买。其中有“高薪人士”，有“万元户”，却也有收入仅够温饱的一般人员。能用低价买到手的，自然是有的，那毕竟是少数。
用如此高价买名酒，有些确实是因为有瘾，有些则是摆派头，但相当一部分人，咬牙取存款或借钱买几瓶茅台或泸州特曲之类，是有特殊用途的。它是“敲门砖”，能敲开有些人的“后门”；它是“手榴弹”，能炸得有些人“心花怒放”，所求也就可获应允了。有人说要请有些特殊人士帮帮忙甚至照章办事，必须“出点血”。这个提法很富形象性。血极贵重，但为了把事办成，有些人不得不忍痛出“血”。
但愿有一天无需出“血”，就照章能办事。这不会是奢望。
李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