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商品经济条件下乡镇社会文化建设的探索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调查
顾作义 田丰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扼珠江之咽喉，扬南海之波涛。１５０年前，林则徐在此销烟，威震世界。当历史翻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古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扬起了风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１９８７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２亿多元，商品出口创汇２３２９万美元，农村人均年收入９２０元。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社会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虎门镇近几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虎门镇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向
经济机制的转换必然要求文化结构、文化体制的改革。几年来，虎门镇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致力改革文化体制和管理方式，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使社会文化活跃、多样和健康发展。
——人们的文化追求从较多的娱乐需要转变为更多地寻求知识的充实。开放之初，港台通俗文化涌了进来，流行曲、迪斯科、桌球、电子游戏、音乐茶座风行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如今，这种单纯的娱乐吸引力逐渐减小，而知识的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所追求。近年来，全镇共办起电子、外语、计算技术、会计等２７个学科的技术培训班５６个，参加学习的有２４００多人，参加电大、函大各类教育学习的有１２０多人。从１９８４年至今，全镇兴办了６６个农民栽培技术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７８５３人次。
——人们的文化欣赏情趣从寻求感官刺激上升到对艺术意境的探求。开放之初，不少人热衷于武打影视；如今，更多的人对摄影、创作、书画发生浓厚的兴趣。过去港台歌曲独占舞台的现象已经改变，我国的名歌名曲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交谊舞和轻音乐成为群众的新爱好。
——文化的表现形式从单一的歌舞厅文化发展到家庭文化、企业文化、社团文化并存。电视、书画、舞会、音乐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兴建文化设施，开展有企业特色的文化活动，培养企业精神，在许多企业已形成风气；以兴趣、爱好、专业为纽带的文化社团，逐步增多，发展到９个，会员达３５０多人。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１９８８年，虎门镇文体活动喜获“四个第一”：广东省幼儿作品比赛一等奖，东莞市书画创作比赛篆刻作品一等奖，市家庭音乐会一等奖，市８８年华商杯象棋赛区镇组第一名。
现代商品经济需要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虎门镇的社会文化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一度跌落低谷。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对文化的排斥，而是原来的文化体制、文化结构与商品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现象。在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下，文化被当作福利事业，由集体包揽；文化被当作“政治说教”的工具，使人们对其失去浓厚兴趣；文化被仅仅认为是唱唱跳跳的东西，可有可无。
实际上，与现代化、社会化相联系的商品经济，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从虎门镇来看，商品经济的勃兴，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外界、了解信息的机会和条件，创造了有利于观念更新的社会环境，增强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充实、美的享受、身心娱乐的渴求。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文化消费者。随着２４３宗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项目的引进，乡镇企业和创汇农业的发展，虎门镇从内地招聘和雇用了４万工人，其中９０％以上是青年人。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强，对文化的需求非常强烈。文化成为工人娱乐身心、恢复体能的需要，成为提高工人的素质、从而提高竞争能力的手段。是否有较好的文化环境，成为影响外来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大批外商前来洽谈投资办厂，不但考虑工作、时效，而且也考虑工人闲暇时间的消费，考虑工人的文化技术素质。显然，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软件”。
第二，生活方式的改变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发展以后，人们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人们的闲暇时间也相对延长。昔日“吃饭、干活、睡觉”的生活三部曲，也就逐步为工作、休息、娱乐、求知的协奏曲所代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从单调、低档次转向多样化和高档次。
第三，知识的增值成为人们追求文化的动力。发展创汇企业，要争天时夺地利，生产“高、精、尖、稀、优、偏”的产品。办好外向型企业，与外商打交道，要善于引进和消化外来先进技术和设备。所有这些都要靠科学文化。文化致富，知识生财，已经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这就增强了人们的求知欲望。
虎门镇党委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文化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组成部分。为此，镇党委专门组织人员对群众的文化需求和趋向进行调查，提出破除旧的文化观念，确立“干有所值，闲有所去，去有所乐，乐有所益”的文化发展新观念。他们对文化的投资逐年增加。仅１９８８年全镇用于教育的投资就达６５０万元，用于兴建游泳中心的投资达２６０万元。近年还投资２０万元建成电视差转台，投资百万元兴建文化中心。
以文促商，以商活文，形成新的文化发展机制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文化的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经费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需要；二是社会文化经营单位缺乏压力和活力，容易形成脱离社会经济生活，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的倾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向这种体制提出了挑战，也为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增强社会文化自我发展的活力提供了条件。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虎门镇探索出一条“以文促商，以商活文”，广泛开展文化与企业“联姻”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主要特征是，工商企业为文化部门提供文化活动的场地、费用，文化部门做好组织工作和艺术指导。工商企业以此扩大知名度，文化部门则借助其经济实力开展文化活动，各得其利。这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开展社会文化活动所必要的物质基础问题，而且促使社会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工作。他们的做法是：
其一，文化活动与商业活动相互渗透。虎门镇有６家酒店、宾馆附设常年营业的歌舞厅，平均每晚有１５００多人在这里接受艺术的熏陶。１９８６年中秋节，该镇有１０家商户经营月饼，其中四五家是出售同一厂家的产品，竞争很激烈。镇文化站协助一家酒楼，将月饼、菜谱编成诗谜、联谜、字谜，举办了“饮食知识有奖猜谜活动”，一连三晚，酒家门前人头攒动，顾客如云，未到中秋节，月饼销售一空，创全镇多销快销之先，还带旺了酒楼的饮食业。１９８７年７月，镇文化站与龙泉宾馆联合举办“龙泉杯业余歌唱大赛”，赛后三个月，宾馆的营业额比赛前上升３０％。去年元宵节，该宾馆再度与文化部门合作，举办“龙泉杯东莞业余歌手邀请赛”，历时一个月，参赛３３０人。宾馆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都提高了，同时也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培养和发现了一批文艺骨干。
其二，实行文化与企业的“联姻”。近几年，虎门镇的文学、摄影、曲艺等学（协）会，开展了近１０次全镇性文化活动，先后得到了５０多家企业、单位、专业户、个体户的赞助。１９８８年举办的“东江杯摄影大赛”和“中秋饮食知识猜谜有奖活动”的经费，是由两家企业赞助的，文化部门只是做了组织工作。有位经理说：“企业赞助文化活动，既办了公益事业，又扩大了企业的社会影响，花这些钱值得。”
以民间文化社团为纽带，形成雅俗并存的多层次的文化结构
在开放之初，港台歌曲很是流行。对此，虎门镇党委没有忧心忡忡，更没有全盘否定。他们认为，港台歌曲娱乐性较强，可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而且有助于扩大文化圈。同时又认为港台文化的商业性浓，有的格调较低，不能放任自流。因此，在通俗文化普及以后，改变文化结构“倾斜”现象的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镇党委认为，不能沿袭过去那种单纯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因为文化需要只能萌发于群众自身，文化格调的提高只能是一个以群众自我追求、自我教育为基础的循循善诱的过程，不能采取“拔苗助长”的方法。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虎门镇群众的文化需要正在发生变化。家庭文化设施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的多样性需求，人们的文化活动日趋群体化。于是镇党委、政府及时地因势利导，创造有利条件，组织各种民间文化社团。近几年来，虎门镇相继成立了文学、摄影、音乐、曲艺、书画、吉他等艺术学（协）会９个，拥有会员３５０多人，分布城乡各条战线。
这些民间文化社团，促进了文化活动的社会化，创造了群众直接参与文化交流、文化创作的环境、条件和机会。更可贵的是，推动了社会文化向较高层次发展，促进了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如文学会几年来由３０多人发展到１３０多人，内有年逾花甲的老农民，也有初露锋芒的中学生。学会出版了《虎啸》文学小报，发表会员习作近２００件；连续３年举办创作大赛，应征稿件近千篇；近年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
搞活文化市场，管好文化市场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果不发展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不但文化自身难以有大发展，人们的精神需要也得不到满足。为此，虎门镇鼓励个体、外商、集体办文化事业。现在全镇有书报摊当８个，歌舞厅６间，戏剧院２个，桌球室２８间，录相室５间，镭射电影室１间，体育馆１个，文化中心１个，电子游戏室３家，工人文化宫１间，文化市场十分活跃。
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讲求社会效益，因此，既要搞活文化市场，又要管好文化市场。所谓管好，就是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点。经过多年的实践，虎门镇领导找到了“建设”这个结合点。他们认为，管理首先是建设，如果把管理仅仅看成是禁止、关闭、取缔，只能导致文化市场的萧条。管理的方式是服务、扶植、引导和调控。在这方面，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两点：
一是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欣赏能力。１９８７年以来，他们邀请了省内８位知名青年作家前来开设讲座，还利用自身力量开办暑假文学讲习班。文学会经常举办“文艺沙龙”，进行新人新作研讨，还先后请了１０多位老作家、老编辑来镇座谈。摄影学会与省、港知名摄影家建立联系，帮助会员开阔视野，同时自己开设讲习班培训摄影爱好者。曲艺学会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文化站内举办小型音乐培训班，平时常与歌厅演员切磋技艺。为了开展舞蹈活动，１９８７年又举办交谊舞学习班，培训３００多人。这些活动，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欣赏水平，庸俗文化的市场也随之缩小。
二是建立和完善文化管理机构。文化市场活跃起来以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不健康的文化活动的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现象的抑制，不能冀求于几次突击性的活动，而是要依靠制度的建设。几年来，虎门镇十分重视文化管理制度的建设，成立了文化管理机构，配备了专门的文化管理人员，并且制定了一套与集镇状况相适应的文化管理规范，这些措施使文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及时纠正文化市场中的不良现象，从而保证了社会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
陶德麟
实践标准讨论之后，大家都渴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好，这是一致的。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人们对许多具体措施的看法也并不那么一致，姓“社”姓“资”的问题不时由此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撇开其他原因不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建设得“好”的标准不一致。靠实践标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大可能。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可是当时对什么叫做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了是有一套既定的衡量标准的，那就是看“无产阶级”是否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否卓有成效，等等。至于生产力是否提高，科学文化是否发达，人民生活是否改善，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按照这种标准，在“革命”旗号下祸国殃民的行为当然是极其合理的行为，即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也还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如果你说：“实践证明了这样干下去中国会越来越穷，人民会越来越苦，这怎么能算社会主义建设好了？”有人就会反驳你说：“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坚强，实践已经证明我们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好了！”请问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价值观不同，是说不到一块去的。
我这是极而言之。现在当然没有人再坚持这样的价值观了。但是类似的问题是否存在呢？还是存在的。这也毫不足奇。我们虽然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荒谬反动的社会主义观，但是，过去我们自己对于多年来形成的一套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长期没有很好清理。那时给社会主义附加了一些不科学的东西，构成了一个评价系统，似乎只有满足了这个评价系统的各项指标才算把社会主义搞好了，否则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许多同志渴望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看到许多改革措施的成效也由衷高兴，一旦用习惯了的评价系统一衡量，就觉得不像“社会主义”，于是疑窦丛生，畏缩不前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生产力标准。实际生活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把我们由实践标准的讨论推向生产力标准的讨论的。党的十三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地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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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介绍
武凡 戴雪梅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大事记》（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写），采用历史编年体的形式，简要而又全面、客观地记叙了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全书是根据各种报刊材料以及前人和当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广涉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大事。
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在大陆尚属开拓阶段，本书无疑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具有史学价值的历史资料。《事记》所记载的史料起于１８９４年，止于１９８６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是中国国民党起源的开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经过数十次的曲折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令人振奋的一页。１９１２年国民党宣告组成，历经了反袁斗争的失败，国民党的改组及新三民主义的实施等阶段。然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实行“清党分共”政策。自此，中国国民党完全背叛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走上了团结抗日道路，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他又公然奉行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政策，继续坚持反共立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引退，后率领残部撤到台湾，于１９５０年８月成立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从此进入了台湾统治时期，全书对中国国民党９０余年的进程和转折都作了历史的展示。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是目前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国民党史书，在体例编排和内容取舍、记述等方面虽然还不尽完善，但所作的尝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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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企业建成社会主义利益共同体
于志安
企业改革应朝什么方向深化？这是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我想讲一点建立企业产权，把企业建成利益共同体的想法。
最近，紫阳同志指出：“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总体利益和企业的具体利益，经营者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应在企业中得到合理的体现和统一，整个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把企业建成利益共同体的内涵所做的概括和解释。
企业作为利益共同体，意味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在企业内的协调和统一。这在改革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旧的经济体制——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单一的国有经济的体制下，虽然也一再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社会主义各方面利益的统一，但它不过是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洞口号，更谈不上使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相反，在“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往往形成了三者利益的矛盾对立，国家可以不顾企业的利益，企业也可以不顾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因此，今天提出“社会主义利益共同体”的构想，完全是在否定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这个意义上，是在改革的新形势、新政策、新环境、新道路上提出的。
要把企业建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就要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化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在前一段的改革中，承包制已被广泛运用，极大地释放了企业的活力；股份制虽然还处在试点阶段，但被普遍认为具有产权改革的深层意义。建设利益共同体不是独立于承包制和股份制之外的东西，它们之间不是绝缘的，更不是对立的。施行承包制、股份制是建设利益共同体的运动过程，即包含在建设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之中；而建设利益共同体则是以承包制、股份制为主要内容深化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经营者，结合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中国长江动力公司几年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我认为建立企业产权，对建设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具有关键意义。
所有制形式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却不能认为仅仅是资产国有化的全民所有制。十年的改革，已经可以使我们从实践中和理论上来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科学结构了。
建立与全民所有的国有产权相辅相成的企业产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对企业产权存在的合理与否还在争论，但它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体现（如企业兼并通常就是以企业产权的确立为基础的），而且随着企业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壮大，它将成为一种普遍现实。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企业产权，是指企业经营所得的留利中非个人所得的部分。它以企业共有的形式而存在，既不应划归国有，也不能量化到个人。
这部分企业产权为什么不应划归国有呢？因为它的来源不是国家的重新投资，而是企业经营和生产成果在体现了国家利益之后的积累和增殖，尽管它是借助国家原来投资而形成的，但是，经营成果的大小或有无，在各个企业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企业由于经营好，生产发展快，经济效益高，企业用自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和福利设施的产权会越来越大；而经营不好的企业可能恰恰相反，不仅未能形成企业产权，有的甚至还会把国家的投资“吃”光。
企业产权的建立会不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呢？不会。理由何在？第一，企业除依法纳税外，还对国家原来投资的那一份，以基数增长承包的形式给国家以“红利”。随着企业产权的扩大，在实行股份制的情况下，国家股与企业股的比例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国家股即使不再增加，也不会像以往那样，随固定资产的折旧而逐渐减少；第二，企业产权的扩大标志着经营能力的增强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了改善；第三，这种藏富于企业的产权，以“企业共有”的形式存在，并通过有效的经营而增殖，将使企业成为多方（国家、企业、经营者、职工……）利益的载体。因此，企业产权的确立将使各类企业作为利益共同体而存在和发展，其兴旺发达与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血肉相关，开拓经营、发展生产，将成为职工的共同利益目标。
建立企业产权是不是“化大公为小公走倒退的路”呢？不是。衡量前进还是倒退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背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形成和发展企业“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为发展生产、振兴经济所要采取的措施，有些可能是资本主义已经实施过的，但这也绝不意味着是倒退。因为在两种社会制度下，当今所进行的都是社会化大生产，作为与这种生产类型相适应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不能说只有资本主义企业能用，而社会主义企业就不能用。
企业产权的确立，将为企业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确立所有制基础，而“利益共同体”的成长和壮大，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我认为，企业改革的深化，应该围绕把企业办成“利益共同体”这个重大课题来进行。
（原载《新观察》１９８９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