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
王元化
理论建设首先有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
“文革”中呈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提倡做什么学什么，立竿见影，不重视理论问题的倾向，不是一朝一夕或忽然发生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的。我们需要多做一点理论思考。理论结合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我们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作实用主义的理解，以为只有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才是有用的。理论的功效往往不是直接的短期的，有时看起来似乎与实际无关，然而只要是某种真象的揭示或真理的发掘，就终将会造福于人类社会。党的十一届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实事求是的，又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倘从书本去找现成答案就制定不出这两个决定。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项基本原理，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都不能违背它，退回到过去那种集中的计划经济上去。这难道还不能说是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么？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在发展着的。这样我们就不能用僵化的态度而要用发展观点去看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往往是在坚持过去所通行所习惯的一些既定观念，而并没有去分辨过去哪些既定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是被附加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一大二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而是一种极左思潮或反映小农意识的传统观念。这些东西对于当前的改革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理论建设上进行观念更新。这就需要清除那些既定观念中我们长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我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照我看来，理论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第一种是阐释性的，即对某一问题的某种观点加以说明、引申和发挥。第二种是整理性的，即根据某一课题，搜集有关资料，辨别真伪，进行考辨，以阐明某时代某一现象的面貌或某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种是探索性的，即对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进行创造性的研讨，或对前人已有的结论进行突破性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这三种研究方式，只是就大体而言。自然，理论研究方式是多样的，还可以有其它方式。我认为，目前在面临改革、观念更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前一时期，我们所说的引进对象仅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对社会科学则觉得有些烫手，需要划清界限。前些年，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产业问题，这不同于《资本论》中两大部类的划分，于是学术界就有人出来反对。技术革命的提法也不行，说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有一种不好的老传统，这就是以经生注经方式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字不许出入，讲究师承。经生注经须墨守师说，疏不破注，背师说即不用。这在两汉特别显著。宋代学者开始萌发了怀疑精神，至清代这种怀疑精神则发扬光大。我们往往把清人的考据学斥为繁琐，但清人考据学中的怀疑精神使笼罩在经典上的神圣光圈变得黯然失色了。例如戴震就说过，倘无确凿证据，虽父师之言不信。像戴震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是凤毛麟角。现在时代变了，可是在新的情况下，这种经生注经的教条主义阴魂不散。历史上老的教条主义和现在新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落后，在文化上也同样落后，这是教条主义滋长的土壤。
建国以来，我们很少提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据说“文革”前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曾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不能成立。他认为生活中有些例子很难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去说明。比如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否定封建社会，而资本对封建否定奴隶并不是否定之否定，相反，倒是肯定的。因此这里面就没有低级形态在高级形态的复归现象。这固然是事实，但是有些规律只是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才有效准。恩格斯曾经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这段话原是指社会发展中经济基础的作用，但正可以同样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领域来看，私有制否定原始共产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否定私有制社会，这就构成了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不承认这一规律就会把文化发展的曲线进程看作简单化的直线进程，并且还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具有扬弃的含义。
过去我们常常谈到整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到过，而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来的。当时他主要是要反对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政治观点，而把党派性观念引入哲学。倘使说整个哲学史都必须以唯物唯心来划线，就势必会引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古到今凡唯物主义都是进步的，唯心主义都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整个哲学史却无法用这种公式去说明。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都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也只是半截唯物主义者，他的哲学上半截也是唯心主义的。当时的唯物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已是江河日下。难道能够说当时的布洛赫、伏格特、弗莱肖特等这些唯物主义者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更高明更进步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为什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呢？或者，难道我们应当站在前者一边去反对后者么？过去我们理论研究为了把思想领域中的一切现象强行纳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以致作出种种削足适履的论断，为了肯定某一历史人物的价值，就把本来是唯心的，也说成是唯物的了。
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东西很多，是不是都要放进错误陈列馆去呢？过去我们认为凡属唯心主义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只能摈弃，不能吸取，马恩从黑格尔那里只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而且是把头脚倒置的辩证法顺转过来才吸取的。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已成既定公理，似乎不容置疑。但事实上马恩也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吸取了唯心主义的东西。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的，跟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然在吸取过程中经过了批判和消融，把抽象的能动性变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称赞了黑格尔的“人化了的自然”观点。这些都不属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部分而属于他的唯心主义部分。如果把所有唯心主义的东西都当作毫无可取的糟粕，那么思想史上可以肯定的东西也太少了。
我认为列宁的学说本身也是在发展的，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和晚期哲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应当吸收其中更成熟更完整的理论，而不能用凡是观点，一律当作一字不可出入的经典加以征引。列宁在后期读了大量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以后，就提出过不同于以前的看法。他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是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的”。这也就不同于以前那种以唯物唯心去划线的看法了。
过去理论界对矛盾的理解受到苏联批判德波林的影响，认为差异就是矛盾，就是一分为二，而这样就产生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所以大跃进时就提出了“征服地球”和“向地球开战”之类豪言壮语。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关系，人应把自己看作是自然本身的一分子，寻求相互适应的关系。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盲目索取自然资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上述的那种斗争哲学用在自然上也是错误的。至于用于人类社会，发展到极端，以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到处滥用，施之于广大人民和自己同志，那后果就更严重，破坏性就更大了。其实世界是多样统一的。多样性不一定都构成矛盾，也可以是和谐的、多样统一的。我们古代有单音不成声，单色不成文的说法，这就叫作和而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多样性的，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不是单一经济。我们要这样地认识社会结构的多层性和丰富性，才可能对客观实际作出科学的概括。随着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观念要更新，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这样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5版(理论)
专栏：
我国人口老龄化伴随的两个问题的探讨
冯兰瑞
人口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从我国建国４０年的情况看，２０００年人口结构进入老年型的格局已定，２１世纪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会加快。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本文只对与人口老龄化伴随的两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个问题：老年人的赡养
一、２１世纪老年赡养的承担主体将由家庭转向社会。
据有关单位预测，２０００年我国６５岁以上的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达７％，２０４０年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值，约２．６亿，比重为１７．４％。对这样巨大的老年人口群如何赡养和照料，是必须及早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国的传统习惯，老年人的赡养照料主要依靠家庭，父母养育子女、子女供养老人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这种传统应该发扬。同时，作为解决赡养老人这个社会问题的办法之一，也应该继续提倡。
但是，随着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日益增大，年轻人的比重相对较小，完全由子女赡养老人事实上难以做到。首先，本世纪提倡一对年轻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必然导致下一代人负担的赡养系数过大。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传统的大家庭已经开始并继续瓦解，老人同子女分居的数量逐渐增多。这些都决定对老人的赡养从子女负责为主转向以社会为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改革体制，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本解决２１世纪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出路在于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老年保障制度很不完备，弊病很多，必须加以改造。现行制度有如下问题：
１、现行的离退休制度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目前能够享受离退休待遇的人约占全体社会劳动者的３０％，相当多的劳动者，年老力衰以后不能领取离退休金，生活难有保障。
２、现行老年离退休金全部由企业和国家财政负担，劳动者本人不交纳。在过去实行“低薪制”条件下不得不如此。随着离退休人员增加，负担越来越重。２１世纪，退休人员迅速增加，退休金随之大幅度增加，全部由企业和国家负担将难以承受。
３、现行退休金的筹集办法也有问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金由企业负担，形成企业各自养老。由于各个企业老年退休职工在职工总数中的比例不同，各企业的负担势必畸轻畸重。新企业负担轻，老企业负担重。有的老企业退休人员和退休金额分别占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的５０％。
４、企业各自负担养老对于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生活均不利。特别是老企业支付的养老金过多，企业收入中消费基金份额增加，用于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的生产基金份额减少，对生产发展不利。在增加了的消费基金中，养老金的比例扩大，用于增加在职职工奖金和福利的部分相对缩小，不利于改善职工待遇，也会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最终也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总之，老年赡养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现实而非遥远将来的事，必须提上日程，从现在起就要采取措施，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做到全部劳动者都老有所养，不能够只保障一部分人而不保障另一部分人。不仅工人、农民、干部，而且多种经济成份中所有的劳动者都应享受老年保险；不仅劳动者本人，而且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中自愿参加者也应能享受老年保险。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老年保险应采用与所谓“统筹”办法不同的老年年金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应只由企业和国家（对国家工作人员）负担，应由劳动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共同负担。联邦德国老年保险金现在的规定是总工资的１０％（１９８３年是１８．７％），劳资双方各提供５０％，西方国家这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为了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制定有关法律，规定老年基金的提供办法和管理办法、使用办法。老年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必须依法办事。老年基金必须由劳动保障机构专门管理专项使用。为了对付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退休基金贬值，老年保险部门可以用这笔钱去投资经营，使它增殖，以保证职工退休后能够拿到应有的养老金。
第二个问题：劳动力的老化
一般说，劳动力老化比人口老化更快。我国自７０年代以来，出生率逐渐下降。从６０年代的３０‰以上下降到８０年代的２０‰上下。死亡率也下降，７０年代以来只有６‰多一点。２０００年人口进入老年型，与此同时，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高，劳动年龄人口中高龄人口的比重加大。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劳动力中４５岁以上的人在总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将高达６０％。
据预测，２０００年我国劳动供给人口还占总人口的５３％。到了２０１５年，这个比例将下降到４０％左右，要下降１３个百分点。预计２０１５年总人口为１３．８亿，劳动供给人口为５．６亿。以后，由于本世纪后３０年代出生率持续下降，劳动供给人口还会进一步减少。
２０１５年前后，建国后出生的人口陆续退出劳动年龄，每年约２０００万，而接替的年轻劳动者每年只有１０００多万，有的年份可能不足１０００万，劳动年龄人口中高龄者的比重必然上升。
劳动力人数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中高龄人增加，首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扩大生产和开辟新产业会遇到劳动资源短缺问题。其次会影响每年兵源的补充，不利于加强国防建设。
前几年，国内学术界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２１世纪科技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劳动供给问题不足为虑。
不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产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可用技术替代。然而也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新行业的开辟。新行业对劳动力又必然产生新的需求。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总是扩大社会需求和刺激生产，从而开辟新的行业，增加就业。蒸汽机的发明使纺纱厂排斥了千万架手摇纺车，但同时却开创了整个工业时代，吸纳了亿万劳动力。所以，我们不可以认为，生产力提高、科技发展就不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
面对２１世纪我国将出现的劳动人口高龄化，有以下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坚持和改进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的目标不仅是控制人口增长，而且应是调节出生率，使每年成长的劳动力比较均衡。控制人口出生时间有可能使每年达到劳动年龄的人数不致过于集中，避免劳动就业紧张和劳动资源短缺交替出现的局面。
第二，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弥补数量之不足。到２１世纪，随着２０００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素质将大为提高。身体素质方面，由于食物结构改变，生活环境、劳动条件改善，劳动时间缩短，劳动保护、医疗卫生和保健设施增加，人口体魄将大大增强。２１世纪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小学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发展，使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增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培养造就出大批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才。
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为了２１世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能够获得足够的才德兼备、体魄强健的优良的劳动者，从现在起就必须下大力改进教育工作。应增加教育经费，改革教育体制。除改革教育方法，改进教学内容，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外，还要实行开放政策，提倡和鼓励社会集资办学、民主党派办学和私人办学，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之不足。要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增加教师的工资待遇，以此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教育事业。
第三，可考虑延长劳动年限，推迟退休。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还是５０年代规定的，男性６０岁、女性５５岁退休，企业中体力劳动者各提前５年。３０多年过去，情况已经变化，规定却没有改。特别自８０年代以来，退休年龄后延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近几年，许多专家、技术人员离退休后原单位又聘回去，一大批退休科技人员和技工到集体和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多的干部、职工６０岁身体仍很健康，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沉，加速了他们身心的衰老。事实表明，现行的退休年龄可以后延。２１世纪，人口身体素质比现在要好，退休年龄后延五年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充分利用劳动资源。半个世纪以来，直到现在，我国还是一个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劳动力浪费严重，特别是“人才浪费”惊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从长远看，要使多余的农业劳动者充实到非农产业各领域中去发挥作用。近几年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几千万。流动已经开始，城乡壁垒初步冲破。但是，目前有关劳动力流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当前要坚决改变人浮于事浪费劳动资源的状况。我国国营企业多余人员估计为职工总数的１５％——２０％，约２０００万左右，目前各地采取“优化劳动组合”办法，实行“厂内失业”，从不承认有失业到承认失业，变隐蔽失业为公开失业，是一个进步，有助于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失业这个传统观念。但是，冗员裁减之后留在企业内由企业自己消化的办法，恐怕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应当让多余人员走向社会，同社会上的失业人员、流入城市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等等形成劳动市场，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寻求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
第5版(理论)
专栏：
《１８７０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出版
胡寄窗撰写的经济理论专著：《１８７０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系统地分析了西方百年来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注意避免一概否定西方经济学说的简单化倾向，力求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正确和错误作出客观的考察和评价。
（侯慧玲）
第5版(理论)
专栏：
陈一谘、王小强、李峻说：
十年改革方略没有重大失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和副所长王小强、李峻在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具有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得到了实惠，更重要的是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只要与一九七八年以前比较，就会看到我国在艰难曲折的改革道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传统体制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猛烈冲击，如今企业自主程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国家开放的程度以及人民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享受到的自由程度，都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
固然，我们面临着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负盈不负亏、少数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商品市场秩序不健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挑战；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在解决了饿饭和冲击了传统体制之后发生的，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推进中的新问题，是改革中新旧体制并存、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说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说改革的方略有重大失误，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用今天对问题的某些认识来否定改革，就像成年人对自己青少年时代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一样没有道理。相反，这些新难题的发生，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传统体制的弊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改革，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自《世界经济导报》四二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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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谈：
考察资本主义的新视角
龚育之在他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说，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一种剥削和压迫制度；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有了大发展。社会主义否定它的前一方面，肯定它的后一方面。如果说，在革命时期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的视角着重在前一方面，那么在取得政权、担负起建设任务之后，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的视角就要着重在后一方面。列宁对于“泰勒制”的考察，在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就有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的角度。
可是，多年来我们忽视了列宁这样的科学态度，“学习资本主义”似乎就意味着背离社会主义，而不了解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今天重新提出转变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应当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适合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要求的技术管理、劳动组织、企业经营和经济运转方法，进行研究、选择，拿来加以运用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后发展得更活、更好，更充分显示出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