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自己能干自己干，节省一点是一点”
鲁南水泥厂团员青年业余时间作贡献
本报讯 “自己能干的自己干，能为国家节省一点是一点。”这是鲁南水泥厂团委，向全厂７００多位团员、青年提出的口号。一年半时间，他们先后为国家节省开支２０万元。
鲁南水泥厂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０日破土动工，厂团委提出这一口号。他们用业余时间，修高位水池、架输电线路、植树２５００棵等，为国家节省开支５万多元。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工厂要修一条公路，２５岁的曲奉晓发现设计院的设计不合理。经过观察，反复推敲，他毅然改变原设计，节省开支达１０万元。
去年６月，生活区要架设路灯。厂团委发动团员、青年自己干。６至９月，正是夏季，４３名团员、青年组成的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苦干３个月，完成了任务，节省开支４．９万元。
（贺天飞 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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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其琛宴请泰国外长西提时说
希望柬埔寨问题早日获得公正合理政治解决
本报北京２月９日讯 记者温宪报道：“有关各方为寻求柬问题的早日解决正在进行频繁接触和对话，本地区热点问题已进入政治解决的关键阶段。”这番话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今晚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一行时说的。
钱外长说：“目前，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欢迎这一积极发展，但也注意到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缓和地区形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与泰国在柬埔寨问题上有着广泛一致的看法和良好的合作。我们都希望柬埔寨问题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
西提外长在答辞中说：“我此次访问中国，正值柬埔寨问题趋向于获得解决的重要关键时刻”，“在争取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道路上，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泰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将具有很大的作用。”
西提外长指出：“柬埔寨问题公正和现实的政治解决，除了越南应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外，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和解也是十分重要的。亲王是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唯一的柬埔寨领导人，同时上述两个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应该努力促使其同步推进。这不仅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所有柬埔寨人避免可能发生内战的利益。”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副外长刘述卿和泰国驻华大使德·汶纳阁下等。
西提外长一行是应钱其琛外长邀请，于今天下午抵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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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军航空修理系统民品产值迅速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９日电 （记者齐含笑）空军航空修理系统调整产品结构，１９８８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５７％，比调整前的１９８３年增长了１６倍。
过去的民品生产主要以劳务加工为主，１９８３年民品产值只占当年总产值的５．２％。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空军航空修理厂在保证军品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民品生产，完善经营机制，调整产品结构，现已形成以汽车及其零部件、纺织机械等５个方面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达２５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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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怀念王炳南同志
吕正操 杨拯民
又一颗红星从天边陨落，王炳南同志度过了８０个春秋，与世长辞。我们同炳南同志论交数十年，情深谊厚。感念畴昔，哀思如潮。
炳南同志少怀壮志，１７岁入团，１８岁入党，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６０余年。他青年时代，就是陕西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９年他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后转德国。在德国期间，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
１９３１年盘据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山河破碎、民族存亡之秋，全国性的浩大的群众救亡运动和地区性的壮烈的抗日战争，风起云涌。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１２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我党分析当时在陕、甘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１７路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应该首先同东北军和１７路军合作，在西北地区建立红军、东北军和１７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革命军第１７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一支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部队。杨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同我党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先是北方局南汉宸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托申伯纯向杨转告《宣言》内容，后来，毛泽东、彭德怀和北方局又相继派汪锋、王世英、张文彬到西安同杨商谈联合抗日。１９３６年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炳南同志同杨将军有世谊关系——王炳南父亲王宝山，系杨部高参，——于是委派炳南同志回国，争取杨虎城将军同红军合作。炳南同志回到西安，杨将军将他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密谈两天。炳南同志分析国内外形势，介绍我党政策，指出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１７路军的唯一前途。经过商谈，杨将军毫无保留接受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一些具体建议。他愉快地对炳南同志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经有接触，可是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他让炳南同志迁入他的公馆“止园”，还委托炳南同志为他物色人才，帮他改造部队。当时杨虎城将军同张学良将军已经有政治联系。张学良参加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以后，托故到上海，杨虎城也以治牙病为由，住进虹桥疗养院。他们曾多次利用虹桥疗养院和著名爱国领袖杜重远接触，共商联合抗日大计。炳南同志到西安以后，经杜重远介绍，见了张学良将军。于是，在西安事变之前，炳南同志又成了张、杨之间沟通意见、传递消息的联系人之一。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肩负十分艰巨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使命，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同张学良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同志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杨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破釜沉舟，悲风易水。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他不同意没有保证就释放蒋介石，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事变期间，炳南同志还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向国内外传播事变的真相，宣传我党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炳南同志任主任委员。有一次，炳南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到新城看杨将军，途中周恩来同志对炳南同志说：设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正确的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在南京政府的部队进驻西安之前，杨将军派兵护送南汉宸和王炳南到三原，在南、王的陪同下，分批接见参加西安事变的干部。杨将军器重和信任炳南同志，由他资助的数十名留学生中，留在身边的只有炳南同志。当时可以不经机要秘书通报直接见杨的，一是王菊人，一是王炳南。西安事变前后，杨将军会见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国际友人，都是炳南同志安排的，并由炳南同志夫妇担任翻译。
１９３７年，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前，将炳南同志安排在宋子文主管的财经委员会，从事于中共和国内外各方面同杨的联系工作，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国际宣传。１９３８年春调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这个小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组员有安娜利泽（语言学博士）等人。积极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１９３９年，南方局正式建立外事组，炳南同志被指定为组长。遵照周恩来同志“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外交活动，接触各种不同的美国人物，冲破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皖南事变以后，为了继续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组成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炳南同志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负责联系。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炳南同志又和楚图南、张友渔等同志一起加入民盟。战时重庆，风云际会。炳南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关系，活动周旋于各种场合，掌握政策，讲究方法，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日夜操劳。重庆谈判期间，他又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跟随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同工人、学生见面，招待各国友好人士、驻华使节和援华团体代表，阐明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炳南同志随恩来同志到了南京，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返回延安，炳南同志仍留作联络代表，１９４７年３月撤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
建国之初，炳南同志参与筹组外交部。１９５５年出任我国驻波兰大使，兼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位首席代表。奉命出征，独当一面。中美会谈，是在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国、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对立的年代的一次会谈，是谈谈停停、原地踏步的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双方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派大使进行会谈，还达成唯一的一份各说各的“协议声明”。这是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是当时我国对重大国际事件讲话的一个场合，起了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并同美国进行直接交涉的作用。中美会谈的实质性问题是台湾问题，这是最尖锐、最突出、最困难、最不可调和的问题。炳南同志在同美国三任代表约翰逊、比姆、卡伯特的９年交锋中，坚持原则，讲究礼节，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充分表现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民族感情和保卫中国人民利益、要求合理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始终处于主动地位。１９７９年，炳南同志同约翰逊、比姆、卡伯特分别在华盛顿、波士顿重逢，共同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尊俎之间，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畅叙友情。
十年动乱，炳南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亲属受到迫害。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转向从事对外民间交往活动。他善于运用周恩来同志的对外民间友好交往的思想，先后率领代表团访问印度、苏联等国家。通过友协渠道，沟通关系，增加接触，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炳南同志病故，奥地利、波兰、苏联等一些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参加遗体告别和送花圈。新制作座剧团团长真山美保率领团员专程从日本前来参加告别；归国以后，还组织了缅怀炳南同志的活动。
从西安事变时起，炳南同志就一直跟随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统一战线和外交思想、实践和作风的熏陶下，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事工作第一线，点点滴滴、实实在在工作数十年。他是统一战线队伍、外事队伍中的先驱者之一，是周恩来同志的一名重要的助手。
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炳南同志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他不是代表，开会时，非常自然地坐在走廊上为大会服务。５０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波兰成立铁路合作组织，例会在波兰开。正操每次到波兰参加会议，住在炳南同志处。大使馆人手少，端茶倒水，往往是炳南同志自己动手；陪同正操外出，也是他自己开车；当时我国驻华沙《铁路合作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得到炳南同志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大家至今还深切地怀念他。１９６４年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常步行上班，从东单走到外交部。在对外友协工作时，每逢代表团出国回国，亲自接送。他胸次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待人接物，作风平易，谁要见他他都见，见什么人能同什么人谈得来。不突出个人，不做表面文章。是一名普通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真正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炳南同志从２８岁起即患“心房纤颤”，他以顽强毅力坚持繁重工作数十年。有一次从国外回来，因心脏病复发住院。正操去看他，请他安心治疗；可是第三天刚缓过来，就急切要求出院，说是在国外时间多，对国内情况缺少认识，要出去了解。他是黄河之水哺育成长的党的好儿子，像黄河一样奔流向海，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脚步。
炳南同志的一生，是同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的一生。党中央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家”。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平生德义，光照人间。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学习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这也是对炳南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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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班禅大师的泥塑像开始塑造
将供到扎什伦布寺佛殿里让信教群众瞻仰
新华社日喀则２月９日电 （新华社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班禅大师的泥塑像今天开始塑造。塑像完工后，将供到扎什伦布寺佛殿里，让信教群众瞻仰。
班禅大师新宫德虔普彰管理局副局长强巴琼对记者说：“为班禅大师塑像，是根据广大僧众和信教群众的要求进行的。这一工作将由高级泥塑匠完成。”
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要为圆寂的高僧活佛塑像，以使虔诚的佛门弟子们永远怀念和祈祷活佛，弘扬佛法。
据悉，班禅大师泥塑像，高度要比常人略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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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组织建设 提高党员素质
静海开展党员自我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满正报道：３年来，天津市静海县积极开展党员自我教育活动，消除了不利因素，增强了党内团结，使党员素质和党组织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静海县在整党工作结束后，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加强党员的自我教育。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该县开展了深化改革、振兴静海两次大讨论。讨论中既澄清了一些党员对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些糊涂认识，又使党员明确了带领群众致富的重大责任，大家积极献计献策，促进所在单位经济的发展。１９８８年县委了解到，有的党组织各项制度不落实，组织生活开展不起来；有的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事业心淡漠，不参加组织活动，甚至背后发牢骚、说怪话。县委于去年下半年在全县基层支部开展了以“学习为主、自己总结为主、自我评价为主、表扬好人好事为主”的活动。大家畅所欲言，颇有教益。
——增强了党员意识。全县１．９万多名党员参加自我评价活动，９０％以上的党员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他们自我评价、自我批评，自觉地提出克服缺点和改正的措施。唐官屯镇二街３名党员说：“过去我们认为，实行大包干，各干各的，群众党员都一样，党员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现在感到作为一个党员就要像个党员的样子，不能党员不党员只差五分钱（指党费）。”在评价活动中，他们成立了扶贫帮困组，决心帮助困难户走上富裕路。
——增强了党员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全县党员对支部共提出党、政、群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３１２５条，各支部对这些建议都制定了改正和改进措施。
——促进了后进党员和班子的转化。通过自我评价，全县有６４名不能经常参加组织活动和５７名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党员，都按党员标准认识自己的问题，并有了明显改正；８６９个支部在党员会上就发展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坚持党的生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提出了改进措施。
——加强了党组织建设的自觉性。自我教育活动，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认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组织制度，实行了分类指导。对后进党员和班子，采取支部和党委成员承包的办法，加强思想教育，尽快使后进党员和后进支部跨进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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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海安县去年办理公证两千余件
新华社上海２月９日电 （记者陆国元）江苏省海安县立发乡７７岁的农妇吉连芳，在４个子女的搀扶下走进县公证处，对公证员刘正亚说：“请国家给我做个保。”
吉连芳请求公证的是一份由她的子女共同起草的赡养协议。
为吉连芳和她的子女做的公证，是海安县公证处去年签署的第１９９１号公证书。然而在６年前，海安县农民对“公证”这个词还完全陌生，人们订立契约，习惯于请人作保，为此酿成过一些悲剧。农民王子佳慨然应允为农民许文彦承包一猪毛厂当保人，以为自己并不因此要承担什么责任，谁知一年后工厂倒闭，合同被司法部门强制执行，他作为保人，赔了６０００元。
海安县公证处１９８１年底成立后，注意用法律手段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他们曾为王垛乡６１名孤寡老人与有关村民委员会办理了供养协议公证。半年后进行的一次回访表明，这些供养协议的履约率高达９５％。法律手段使基层干部更增强了敬老、养老的责任心。吉连芳知道儿女们是想保障母亲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但她认为，协议有人做保更好。她在普法教育中懂得了公证的作用，因此来到了公证处。
１９８７年初，新生乡的旅游食品厂与四川省巴中县川东联合制革加工厂签订了一份零块鲜肉皮的购销合同，成交额达３０万元，县公证处在为他们办理公证时，经审查发现，川东联合制革厂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合同很快中止，使新生乡旅游食品厂避免了巨额经济损失。
随着普法活动的开展，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跨进了公证处的大门，寻求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统计数字表明，１９８２年全县共办理各类公证５５件，而去年公证件数激增至２０４４件，其中，经济活动公证占了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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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粮食
——记九十六岁老红军李方汉
本报记者 刘衡
也许是小时候、年轻时候饿怕了，李方汉１９５５年调到内蒙古包头粮库，就像鱼儿进了水，不肯游出来。
开头，大伙儿觉得他有点怪：堂堂一位粮库主任，６３岁了，不到老婆、孩子那儿睡热炕头，偏偏跑来跟小青年一块挤集体宿舍、睡露天窟窿房。清早，天墨墨黑，他就钻出被窝，捅炉子、生火、烧水、扫地、打起床铃。有一天，１５里路外的粮食局召开干部会。人们骑上自行车，李方汉不会骑，就开步走。没想到：人们车子骑到，他人也走到了。
怪事一传开，大伙都知道了：原来李方汉是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飞毛腿”，就围拢来要他讲长征故事。他讲：
“长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饿’字。饿得皮包骨头、天旋地转、死去活来。行军时，不停地走，不敢坐，坐下就起不来了。我们喝水吃雪、吃牦牛、吃骡子，连贺老总骑的马也杀了。只煮一下，不放油盐，不管生熟，连毛带皮一块吞。后来吃皮带、吃牛皮鞋底。我掌管十几双牛皮底鞋，给大家分。互相监督，不让多吃。一只要管一天……
“我为啥参加红军？还不是因为这个‘饿’？湖北江陵老家连年水灾，母亲外出讨饭，一去没影，父亲活活饿死。我到地主家当长工。地主的粮仓是穷人的虎口，连边也沾不上。现在，天打了一个滚。粮权，我们掌了！钥匙，抓在我们手里，饱时不能忘了饿时饥，要惜粮如金。”
李方汉成天围着粮库转悠、查看，防备粮食发热、生虫、霉烂、抛撒、被鼠咬雀吃。他“进库三知”——一进库，就知仓温、粮温、有无异味；“一抓三知”——用手一抓，就知粮食水分多高、杂质多大、什么等级。他说：
“粮囤下边要放枕木，四周用席子围成。席子是苇子编的，苇子在水里生长，不怕水，所以席子不怕雨。
“粮食入库很有讲究：热放麦（麦子晒热了放）、凉放米（米要凉透了再放）、谷子必须扇尽秕，高粱玉米南北房，通风密闭要合理——用自然通风法代替晒粮，风量虽小，但２４小时都有。密闭后粮食缺氧，生虫不用药薰，水分高不需倒仓翻晒。
“晒粮是粮库的一大工程。‘粮库晒粮全靠天，刮风下雨不得安，脚趟、耙耧木锨翻，好粮变成破碎半，每年花费几十万’。通风密闭工作做好了，可以少晒粮。谷子能安全保管八年，小麦九年、玉米五年。
“鼠、雀、虫是粮库的大敌，要想方设法杜绝鼠洞、雀窝、虫巢。库门要放挡鼠板。库内要填洞补空，不能留缝。俗话说：‘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米里的虫子是少不了的’。粮库里的虫子却一条也不能留！它吃谷猛、繁殖快，稍不注意，粮库将成为一仓空壳。‘春防入、夏隔离、秋防出、冬冷杀。’要使虫害消灭在发生之前。”
前些年，老伴，孩子、孙子们搬进新楼房了。李方汉还是住在粮库的平房里，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卧室，有卫生间，还安了暖气。有时他老伴来看他。她说：“粮是老汉的命，只要不卧床，他都到处转。每晚还要拿起手电筒，圪里角落照一遍。库是老汉的家。天阴了，刮风了，不管外出多远，赶紧往家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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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群众掌握衡量砝码 使监督检察机制显效
兴隆县税务局治理行业歪风
本报讯 河北省兴隆县税务局实行公开办税制度，强化内外监督体系，让群众掌握衡量税务干部的砝码，使监督检察机制既有效又灵敏，有力地治理了行业上的不正之风。
兴隆县税务局有干部职工１７０人，过去，在一些税务人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权谋私、以业谋私，白吃、白喝、白拿及索贿受贿等现象。造成不正之风肆虐的原因，主要是有关税法、规定和办税制度群众不了解，透明度不高，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检察机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明确规定，全县税务系统实行税收政策法规、征收管理制度、征管处罚、减免征收税、税务干部纪律、文明征税标准等“六公开”。并采取张贴上墙、印发专册、开展咨询、召开会议、上门宣传等多种形式，公布于众，让群众掌握衡量税务干部工作干得好与坏的标准。
有了这“六公开”以后，这个局又建立了双向监督体系。系统内部，局里成立了监督检察领导小组，局下属各单位设立了专职监察员，负责监督检查税务人员执行政策是否正确、征管是否合乎规范、工作是否廉洁等。系统外部，一是聘请了８０多名兼职监察员；二是建立局长接待日制度，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三是建立了举报制度，在全县城镇设置了举报箱，局及下属单位内专门设立了举报电话。
公开办税、双向监督的实施，使得全县税务系统不正之风明显收敛，税务人员中索、拿、卡、要现象大为减少，还出现了不少请吃不到，送礼不收的好人好事。去年以来，共收到群众来信３００多封，揭露、处理干部违纪问题４起，提出改进税务工作意见１２０多条，纠正问题１３０个。税务人员拒收贿赂１４人次，拒绝吃请１２２人次。
（热河 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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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柬埔寨民族抵抗力量特别会议在京举行
西哈努克主持会议 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五点和平计划实施办法
新华社北京２月９日电 柬埔寨民族抵抗力量特别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会议。
由乔森潘率领的民柬方面和民主柬埔寨国民军代表团，诺罗敦·拉那列王子率领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和西哈努克民族军代表团，宋舒柏率领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部队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乔森潘、拉那列、宋舒柏于今天下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柬埔寨民族和柬埔寨民族抵抗力量领袖西哈努克亲王的五点和平计划的实施办法。
由诺罗敦·拉那列、乔森潘、宋舒柏签署的这个实施办法得到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批准。
这个文件提出，越南军队应按照确切的时间表并在联合国组织国际监督机构的有效国际监督下，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部从柬埔寨撤离。在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离的过程中和撤离之后，冲突的各方实行停火；对柬埔寨四方军队的外国军事援助实行分期缩减。这种援助在越南军队全部离开柬埔寨领土之日起停止。
文件提出，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四方临时政府，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民主柬埔寨以及它们自上而下的各级政治和行政机构。四方临时政府的任务将是在联合国组织国际监督机构的监督下组织自由选举。
文件还提出，要建立四方临时军队。这支军队将由柬埔寨四方的军事力量组成，各方的人员均为一万人。这支军队将有一个四方联合参谋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任四方临时军队的最高司令。
文件提出，将按照民主程序在联合国组织国际监督机构的监督下组织制宪会议的选举。
文件提出，在越南军队撤离后，联合国组织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进入柬埔寨。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检查民柬方面（红色高棉）不独霸政权；检查越南不再进行侵略和干涉柬埔寨的行动，检查越南严格地尊重柬埔寨的独立、领土完整、中立和不结盟；防止柬埔寨发生内战。
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乔森潘强调了国际监督机构的必要性。他说，全体柬埔寨人民需要民族和解。柬埔寨民族和解只有通过四方临时政府的成立才能实现。这个四方临时政府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因为只有西哈努克亲王才能动员起柬埔寨全体人民。
乔森潘对一切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
拉那列王子重申，他父亲西哈努克亲王将不参加雅加达会晤。他说，“我们需要为柬埔寨人民找到真正和公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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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雪柳”引来大批港澳台胞
新华社长春２月９日电 （通讯员张书春、记者陈美凤）春节期间，一批批港澳台同胞来到北国江城——吉林市，观赏遐迩闻名的奇景“雪柳”。
届时，松花江堤上的垂柳，凝霜挂雪。远眺，如团团白云、排排雪浪；近观，如珍珠倾泻、雪蝶轻飞，整个江堤好似琼瑶琉璃世界一般。据吉林市旅游部门介绍，来这里观赏奇景的港澳台同胞逐年增多。今年春节前后将达近万人，仅大年初一到初五，就要接待５０００余人。
吉林市东关、西关、江城和银花４家大宾馆的许多服务人员放弃新春与家人团聚的良辰，热情接待前来观光旅游的港澳台胞。为了让同胞们玩好，吉林市政府还投资改善了滑雪场、松花湖等游览点的设施和条件，增加了雪地摩托艇、冰灯花灯等项目。吉林市中旅社公开招聘并训练了一批素质好的业余导游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