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关于实现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的几个问题
王积业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我理解，这里既有实现总量平衡的要求，又有调整结构的任务。前者主要是指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转扭货币超经济发行，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等；后者主要是指调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
实现总量平衡，同时调整好经济结构，使之逐步合理和优化，历来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为了保持总量平衡，特别要控制社会总需求，其中尤以控制社会最终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结构，主要是调整包括所有制、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产业构成和投资构成以及地区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其核心环节是调整产业结构。投资和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控制，产业结构得到改善，才能克服我国经济前进中的困难，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要充分认识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的难度
我国经济建设中，曾出现过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在六十年代，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两次经济调整，通过控制总量和结构调整，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今年起用三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实质上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一次新的调整。这次调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所要解决的总量失衡主要是由投资需求过大引起的，那么这次经济调整不仅要解决投资需求膨胀，同时还要解决消费需求增长过快的问题。这次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财政和信贷赤字来支撑的，已经难以为继。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是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次经济调整是在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起步的，巨大的结余购买力和货币流通量，时刻都在威胁市场供求平衡，无论对于控制总量还是对于调整结构，它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压缩重工业的过快增长，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那么这次经济调整则是要压缩一般加工业的膨胀势头，大力加强农业和基础工业，特别是能源、基础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建设，难度要大的多。农业自1985年以后增长缓慢，粮食生产徘徊不前，今后要加快农业发展，除了采取其他措施外，还要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要求支农工业有较快的发展，这里又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难。近几年我国能源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由于受消费需求膨胀牵动的一般加工业的迅猛扩张，使得两者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尖锐了。运力也处于全面紧张的困境中。基础工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数量很多，建设周期又长，而且因价格扭曲所带来的利润低，投资风险大。这同八十年代初期，采取“六个优先”的政策，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把投资门槛低、建设周期短的轻工搞了上去相比，有明显的不同，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还是在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下进行的，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城市改革处于试点阶段，对外开放的范围有限，经济利益主体的格局远不如今天这样复杂；那么现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而触动现存利益格局，势必涉及方方面面。还要处理好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既坚持自力更生，又能有成效地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只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上述问题和困难有了充分的估计，才能统一认识，痛下决心，有针对性地采取果敢措施，控制住总量，调整好结构，完成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
在有效控制总量前提下搞好结构调整
在经济生活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往往是孪生姐妹。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结构一般呈现不合理甚至趋于恶化；结构不合理乃至恶化，不仅使总量平衡失去牢固的基础，而且或迟或早会反弹到总量上面，使它从平衡转为失衡。然而从两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来看，在一定时间内并不完全相同。总量严重失衡在短时期内就会引起经济的巨烈振荡，集中表现为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结构失衡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则具有渐近性的特点，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巨烈振荡。这决不是说可以轻视结构失衡，而是说结构失衡达到尖锐的程度时，会同总量失衡结合在一起对经济生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认真考虑这种情况，正确处理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应该看到，经济调整中不能简单地认为控制总量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情，主要困难在于调整结构。如果社会总需求控制不住，供求缺口继续扩大，通货膨胀就得不到有效治理，物价上涨幅度势必居高不下，整个经济也就难以稳定下来。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回落不是靠增加有效供给和压缩需求，而是靠财政大量补贴，那无异于把矛盾转嫁到财政上面，到头来还会反弹给物价，使趋于下降的物价指数重新升高。同时，从压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看，控制总量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不仅造成资金紧张和投资品供给不足，而且建成后还会因能源、原材料等得不到保证，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并且投资中有一部分（在我国大约占40％左右）要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消费需求，这又会推动整个消费需求的扩张。因此压缩投资势在必行。然而如果无区别地压缩，就保证不了国家重点建设、重点产品、重点企业的需要，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至于控制消费需求，难度更大，无需多说。如果把对外经济往来考虑在内，控制总量的难度就更为明显。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现状所决定，压缩进口的弹性并不很大，而在经济调整时期又必须适当压缩进口，改变近几年来用进口大量生产资料来支撑工业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做到这一点实非容易。
其次，不能简单地认为控制总量只是着眼于经济的近期发展，调整结构才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未来。诚然，总量严重失衡，要求我们采取坚决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加以解决；可是解决总量失衡的基本着眼点，却在于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而且总量失衡问题不解决，结构调整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调整的长线产品，由于存在着过旺的需求而得以继续存在，乃至获得相当的发展，需要扶植和大力增产的短线产品，由于需求增长过快而显得更加不足，从而瓶颈约束不仅得不到缓解，反而有所强化。所以说，从短期看，控制总量是调整结构的前提条件，从长期看，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总是要相辅相成地进行。调整结构需要的时间越长，越要求经常地控制住总量。只有这样，产业结构才有条件逐步走向全面合理和优化。
最后，不能认为控制总量只是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浅层次矛盾，调整结构才是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的确，经济生活中存在人们直观就可以觉察到的矛盾，如产品的供求状况、资金短缺情况等；同样，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它是影响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矛盾，需要通过分析研究方有可能加以把握。我国经济生活中人口与农业、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引进产业与国内原有产业、出口产业与进口用汇，以及产业的地区分布等，似应属于深层次矛盾。深层次矛盾既有总量方面的也有结构方面的，只有把控制总量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逐步解决。现在有些深层次矛盾陆续暴露出来，有的还在潜伏着，构成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必须高度重视。在这次经济调整中设想全部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是不现实的，但使某些矛盾得到局部解决，使另一些矛盾得到缓解，却是经过努力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总之要通过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从浅层次矛盾入手，找出深层次矛盾，从控制总量和调整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才能搞好经济调整，实现预期目标。
控制总量调整结构要立足于提高经济效益
控制总量应当有利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要有助于总量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互相冲突。为了做到这一点，提高经济效益就是关键所在。在经济调整中，在工业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到正常水平的同时，要用得到提高的经济效益来解决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弥补因速度回落而产生的财政收入的减少。我们应当趁此时机促使我国经济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真正把速度寓于效益之中，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为了实行经济效益原则，要对经济效益好和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所必需的产品的生产，从资金、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加以大力扶持，促使其加快发展；对效益差和不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有的要运用多种手段促使其转产，有的要加以淘汰。不这样，我国资金紧张、能源、原材料和运力不足的局面就无法根本扭转，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生产和建设也得不到切实的保证和加强。
实行经济效益原则，最根本的是推进技术进步，同时要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减少浪费，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而在经济调整时期尤其要注意改善和提高结构效益。结构效益是整体效益，改善和提高结构效益不仅取决于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更取决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是否得到加强。从我国情况来看，农业、基础工业和运输业等正是改善和提高结构效益的关键环节，是重点所在。加强这些产业的建设，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而突出的是要解决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的困难。要增加投入，一是靠资金增量，即从新增利润中提取扩大再生产基金。然而有些行业已经发生全面亏损，简单再生产尚难维持，追加扩大再生产投资无从谈起。二是靠资金存量调整，使现有社会资金存量向这些产业倾斜，这又受到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制约，一下子难以倾斜过来。三是靠国家财政投资，在国家财力紧张的现状下，增加薄弱环节的投资，必须削减其他方面投资，这同样遇到投资难以有效倾斜的困难。当前，只能从困难中找出路。比较起来，还是要下决心搞存量调整，这是主要的，同时搞增量倾斜（由于数量有限可能起不了主要作用），来解决薄弱环节的资金投入不足问题。这势必触及现存经济利益格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实质和真正困难也在于此。所以，在治理整顿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在触动利益格局时发生大的振动，一方面对非调整不可的部分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治理整顿目标和措施的落实。这就要求在治理整顿期间，宏观管理在发挥地方、企业积极性的基础上适当加强集中，要求加强计划性，适当强化与改进指令性计划，完善指导性计划的实施办法。计划要力求有经济依据，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能用经济办法的尽量少用乃至不用行政办法，为建立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创造条件。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史学理论探讨的新收获
——读《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
陈高华
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忽略了史学理论的建设，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等同起来，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不再需要独立的史学理论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史学理论则是关于历史学的一般规律和方法，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历史学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史学理论一直是我国历史学中的薄弱环节。“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不断增多，不少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领域中来。完全可以说，史学理论的探讨在我国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湖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李桂海同志的《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就是一本关于史学理论的专门著作。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说，这本书“是想摆脱史学理论教材的某些局限，从框架结构到具体的论述上都想做一些新的探索。探索的重点是史学理论如何现代化，这也是史学界目前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尝试。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522页）本书充分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前言》中强调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很多现实问题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它的发展脉络，从历史中找到认识现实的途径。这正是史学永远具有生命力之所在。”但是，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把死的历史变成与现实生活有关系的活的东西，就要依赖历史学家的工作。……没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历史永远是历史，它不会参与现实的活动。”而历史学家研究和解释历史，又摆脱不开现实的影响，受现实的制约。作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的现代性，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历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矛盾的结合点上，找到了发挥历史作用的基点。”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现实解释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贯穿本书的主旨。这部著作，正是围绕着这一主旨展开的。在分析上述矛盾时作者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其关键在于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原则，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专著共分五章，第一章“结构与功能”，第二章“研究范畴”，第三章“分析方法”，第四章“历史评价”，第五章“知识结构”。这样的结构安排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专著的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论进行探讨。历史认识和人类的其他认识活动一样，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的一切认识活动，其探讨的重点，都在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第五章“知识结构”，讨论的是历史认识主体，即历史研究工作者如何提高自己认识能力的问题。而第一章“结构与功能”，则是讨论历史认识客体即人类社会的结构特点。本书的第二、三、四章，研究的是历史认识的形式和方法（从广义上说，也是如何提高认识能力的问题）。本书的结构，形成了相当严密的历史认识论体系。本书把重点用于探讨历史认识论和上面所说书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作者看来，对历史的现代解释，“是历史认识论的必然结果。”或者可以说，只有解决好历史认识论的各有关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对历史的现代解释。
我国史学界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有的同志把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部分，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过去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本体论上，对于其余两个部分比较忽视。到了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起，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了注意，文章和著作相继出现。这种趋势，反映了我国史学理论的进步。而以历史认识论为重点研究对象的专著，则可以说本书是第一部。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形式、特点和规律等方面的问题。历史认识既有与其他认识活动的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进程，其内容是极其复杂的。认识有间接与直接之分，历史认识就一般而言，都是间接的认识。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史学工作者是认识的主体，社会历史进程是认识的客体，在这一对主客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当然也有例外），必须通过中介体，即历史资料。社会历史的极其复杂性和历史认识的间接性，使得历史认识比起其他认识来，有其特殊的难度。历史认识的客体是不会变化的，因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历史认识的主体则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因为史学工作者的认识能力会因时代变迁、科学的进步、观念的改变等等而不断有所提高。
因此，提高史学工作者认识能力对历史研究工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提高认识能力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不断改善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首先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其次是扩大知识面，等等。二是认真探索历史认识的方法和过程，使之逐步科学化。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了中国经济改革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成果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应注意其前提。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盲目引进之嫌。如果我们忽视了西方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前提，即便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理论，应用于我国也难以奏效。如凯恩斯主义者表面上贬低金融政策，实质上强调增加货币数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企图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来增大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以达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繁荣经济的目的。我国从1978年改革伊始到1984年经济增长达到顶峰的六年间，理论界极力主张发挥货币的“第一推动力”作用，国家银行向经济实体争相放贷，使信贷规模空前增长乃至失控，埋下了1985年以来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种子。显然，我国前几年的货币金融政策与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很有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面临进一步加强宏观控制的问题，这时货币学派的影响逐渐压倒了凯恩斯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遵循“稳定的名义货币供应增长率原则”，通过变动货币数量，以实现既消除通货膨胀、又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1985年的宏观紧缩和1987年以来的再度抽紧银根，虽然出于无奈，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学派政策主张在我国改革中的非正常试验。从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单纯控制货币的供应量并没有抑制住通货膨胀势头，反而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局面。再如，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暗含三个基本前提：（1）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货币政策运用不依财政政策为转移；（2）有一个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3）有完备的银行体系及金融规模。这些前提在我国并不具备，因此，运用这一理论的结果，往往是一方面货币管不住，另一方面价格放不开。又如，在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我们吸收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采取了贬值政策，目的是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可这一政策的重要条件是出口商品有较大需求弹性，且这种商品的国内供给弹性能与之相对应。否则，在供给刚性条件下，需求弹性再大也不会扩大出口额；而另一方面，改革以来，人们对进口高档消费品有着持续的刚性需求，而许多预算约束疲软的厂商，对进口商品又存在着需求扩张冲动。这样，货币贬值不仅不能使进口额明显得到抑制，反而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应借重其方法论。一些同志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抽象方法，即抽象范畴的建立和运用。同马克思的“劳动”范畴一样，边际学派的“效用”，凯恩斯的“心理倾向”等也都是抽象范畴。这些并不能在社会经济实际中找到直接的对应物，而如没有这些范畴，具体的经济事实则无从作理论的阐明。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产权理论、价格理论、宏观调节和产业政策理论等，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应认识到其局限性。即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某些问题和西方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问题相似，但由于这类问题双方生产机制的差异，同样一种理论应用于西方国家是有效的，应用于我国则可能发生很大偏差。“洋为中用”的关键并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而是超越一定时空条件的经济学方法论。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方法就是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我们对方法论借鉴的主方向应该是实证研究。而我国以往的经济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无实证基础的、“空对空”式的研究。目前规范我国经济活动，迫切需要揭示我国经济变化的深层机制，这只能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去认识。（摘自《理论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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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经济年鉴》八九年版将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年鉴》，是一部反映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和介绍世界及中国有关企业（公司）的大型实用工具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年鉴已编辑出版多年，内容主要包括世界经济专题研究报告、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概况、国际经济组织和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情况、世界经济大事记和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国际金融、财政、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一九八九年版即将出版，并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世界各国著名企业、港澳台地区企业、中国的外资（包括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产品进出口厂商和新技术企业等的经营管理活动，并附世界经济最新书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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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五百疑案》
由施宣圆等主编的《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五百疑案》一书，已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本书集结的几百个题，涉及到神话、考古、天文、地理、民族、宗教、风俗、生物、科技、文字、艺术等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该书将引起读者钻研中国文化史的兴趣。
（张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