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李元庆
张庚
元庆同志去世已经十年了，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历历如在目前。
我和元庆认识是在延安。他在音乐系，我在戏剧系，接触不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勤奋认真的大提琴家。接触较多是到了北京之后，我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相近之处，因此有些来往，互相学习，交换意见。他的研究所办得很有特色，资料工作做得细致考究；还有一点就是使用仪器进行研究。以上的特点，是我感到我们远远不及他们的地方，很想努力向他们学习，但总觉追不上。我几次去参观他们的展览室和资料室，都感到做这部门工作的同志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分科学，原来元庆本人的研究工作作风就是这样，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元庆的文章，他的行政工作，都是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他埋头默默地干，所以这个研究所干的事比他们对外面的宣传多得多；也可以说，几乎不做什么宣传，因此外面的人，特别是音乐界以外的人知道的很少。我熟悉了这些内情以后，对元庆油然生出了一种敬佩心。
元庆是学西洋音乐的，而且专攻器乐，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分配在研究民族音乐的岗位上，在一般人看来，似乎用非所长；在旧时代，学西洋音乐的人，很少看得起民族音乐，而元庆在这个岗位上却热情洋溢地一头扎进去，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团结了一批音乐研究家，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在这方面，他自己是带头做的。最近我翻读他的遗作，像《管子研究》这样的文章，深感到他是十分认真地深入到民间去研究的。如果不是非常重视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这样的研究热情是不会有的。
元庆是党员，又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淘洗，他不仅能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投身革命，还能把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具体化在他的音乐业务上，以研究、发扬、革新民族音乐为己任，而且开创了局面，给后来者做出了榜样。在这方面，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彩云南端舞风情
——看《爱的足迹》
杨丽萍
最近，云南省推出了一台晚会《爱的足迹》。我的家乡素有美丽神奇的称誉；我看这台晚会里的舞蹈，也同样有美丽神奇的感受。
我仿佛听到一种脚步声，从远古走向现在；心也随着跳动，时而紧缩，时而放松，时而是惊心动魄……这是一台表现云南民族婚恋的歌舞，仅从节目单上印有的葫芦婚、走婚、夜婚、梦婚、丢婚、哭婚等一串婚俗的名称，已经够吸引人了。音乐家田丰所谱写的音乐是这部大型歌舞的整体构思和蓝本。随着结构线的起伏跌宕，在歌中有舞、舞中有歌、歌舞交织的基础上，勾出具有正剧、喜剧、悲剧、闹剧等成分的多种情调、多种色彩的段落。《爱的狂欢》是以彝族民间舞“打歌”里的肩部扭动为元素，但动作和图形的发展变化莫测，层出不穷，于是舞蹈跳出了篝火的炽热、月夜的甜美、晨雾的依恋。双人舞《夜婚》是一首动作的诗，这段舞的成功在于体现了音乐——不仅是随着音乐跳舞，而是跳音乐。舞蹈中抒发的绵绵情意也把“托举”这种外来形式化得并不“夹生”了。《梦婚》和《丢婚》则一悲一喜，前者催人欲泪，后者令人忍俊不禁，舞蹈能收到如此效果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编导们和演员们浑身都像浸透了民族的情感，正是基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他们把舞编“活”了，也跳“活”了。
这是一部开拓型的作品，在表现情感、创造氛围、升华主题思想上，突破了传统艺术的模式，扩大了舞蹈与音乐的表现力，但民族艺术的韵律、美感、风格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爱的足迹》也是历史的足迹。通过不同婚俗的表现，透视出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无论在任何境况下，在任何遭遇中，又共同显示了各个民族爱情的坚贞、纯洁，这正是激发、净化人的心灵的主题。
（附图片）
（下图为《爱的足迹》速写，作者：蔡葵）
第8版(副刊)
专栏：
凤凰栖落的地方
木一
我早就有这个向往：到沈从文在《边城》里描绘过的那座湘西古城——沅陵的名胜之地凤凰山去。
一位向导陪同我们从沅陵城关乘坐机帆渡船过了沅水，行约一里，便到了凤凰山山麓。向导介绍说，这凤凰山还有个传说呢！一位仙女因为迷恋这沅水夹岸青山秀水的美丽风光，乐而忘归，便变成了这著名的凤凰山。你看，这山就像一支落地的凤凰，连沅陵县志上也说这是凤凰栖落的地方。
从凤凰山尾端攀援，有古老的背脊石砧路，有依陡峭河岸而延伸的石板路，还有新近几年修建的环山沙石公路。我们踏着石板路而上，遍山森林密布，幽静爽凉，满路的时令野花和冬青花卉喷发的青香扑鼻，沿途鸟语如歌，把名山烘托得更加幽静美妙。一过凤凰亭，便到了凤凰山巅的凤凰寺。寺为明代所建，清代重修过，当时有天门、厢房、大殿、观音阁共2000多平方米，后因年久失修，天门已毁，其他建筑也已非当年。
大殿里的神像依然威严如仪，唯厢房中立有一尊学良半身塑像。
据介绍，逼蒋抗日的张学良将军，虽然听到了全国抗日的隆隆炮声，却失去了奔赴疆场的自由，被蒋介石秘密辗转囚禁在凤凰山古寺内，在这里消磨了他整整一年的光阴（1938年11月——1939年12月）。至今在厢房的陈列室里，还留有张将军当年所作的《自感遗憾》诗：“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出大庙，观山巅，全是粗壮的黄连树，高入云端，把古刹团团围住，使凤凰寺更加显得庄严肃穆。沿庙门右侧山岖攀登，经龟池至坐船亭，爬上亭台，举目四望，左边与凤凰山相邻的是香炉山。两山之坳，正在架设沅陵大桥，跨越古城接新城；凤凰山的右端，正在修建五强溪电站。电站建成后，沅陵古城将淹没在浩瀚的高山平湖之中。届时，沙鸥、山鸟成群，轮机白帆点点，波粼闪闪，水天一色。那一派山海相依的奇景将使凤凰山更添秀色！
第8版(副刊)
专栏：
改革后的常州书画院
王木
像在改革中蒸蒸日上、能人荟萃的城市一样，常州书画院在改革中发展，人才辈出。
1984年，常州书画院在城市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也打破了“铁饭碗”，走上了改革之途，在改革中求生存与发展。在“出人，出作品，走正路”的办院宗旨下，书画院改画师终身制为聘用制，以专职为主，实行专、兼职结合的办法，沟通了人才更新的渠道。五年间，常州书画院创作水平大有提高，经济条件也日益改善。书画院在省级以上展览获奖、发表的作品达823件，今年有6人5件作品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名列江苏前茅，在全国中等城市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常州书画院作品展览》中看到的86件作品，就是从近年创作中精选出来的。展出的品种有国画、书法和篆刻，国画中又有人物、山水和花鸟，题材风格更是广泛多样。莫树滋创作的《路——为瞿秋白造像》，以对烈士的崇敬，对老同乡的情感描绘出瞿秋白的形象；画师薛金炜家住农村，他用画笔描述自己热恋的土地，情意深长；阙长山的书作《正气歌》，书风与诗风熔成一体，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王日曦的古代科学家刻石，集文、图、刻于一体，新颖别致。
仅凭走马观花地参观，要一一评述这些佳作是困难的，但画界朋友都说，“这个展览作品选得很精，耐看。”86件作品在美展中确实是小规模的，但比那种优劣不分，几百件作品一起上的展览要好得多。用唐人刘禹锡的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比喻这次小展览和小小的常州书画院恐怕是合适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杨虎城的密使》
部队作家李伶的《杨虎城的密使》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描绘了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作为杨虎城的特使，在一九三三年间到川陕苏区北线同红军建立联系，出色地完成了建立交通线、护送干部、购买电讯器材、药品以及报刊等任务的事迹。当年接待武志平的红军将领傅钟生前为之写《序》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不畏艰难险阻，面对坐牢、杀头之祸，肩负着兵运、交通、情报等秘密使命，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立下不朽功勋。
第8版(副刊)
专栏：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摄制《桂林文化城》电视文献片感言
邓生才 陈敦德
一部再现抗战烽火中桂林历史文化风貌的大型电视文献艺术片《桂林文化城》（四集）经过十个多月的辛勤努力，终于最近分别在广西电视台、桂林电视台播出，并得到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当年曾活跃于桂林文化城的著名人士的热情祝贺与肯定，这使我们作为该片的编剧和制片人心情十分激动。
桂林文化城，指的是1938年武汉沦陷后到1944年桂林大撤退以前这段历史时期，山奇水秀的桂林成了抗战中国大后方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南方局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我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之间、国民党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由于抗日救亡运动洪流的冲击和推动，使得桂林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曾经出现过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何香凝、邹韬奋、李四光、高士其、胡愈之、陶行知、杨东莼、薛暮桥等1000多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与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及国际抗日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但是，十年动乱，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当年在桂林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许多同志，因此遭到诬陷迫害。我们拍这部片子，就是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桂林文化城，已经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名称，它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在苦难危亡中呐喊拚搏、团结战斗的象征。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全民族团结起来为生死存亡而“万众一心去建设新的长城”的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广为弘扬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需要有一种民族精神。近些年来，讲享受、讲消费、讲物质的东西多了一点，讲精神的东西少了一点。抗战后长大的不少人，不懂得这段历史；而在桂林文化城这段历史中，焕发出来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视死如归共赴国难的精神等，在对外开放、振兴中华的今天，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拍摄与制作这部片子的目的之一。
摄制这部片子是个大工程，题材大、涉及面广，涉及的事件与人物也多，搞起来十分不易。由于得到各方面包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当年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老同志们大力支持，特别是当年亲身在桂林战斗过的夏衍同志，尽管今年年届90高龄，欣然应邀担任该片顾问，从筹备拍摄、资料线索、拍摄大纲、艺术风格到解说词的写法，都悉心提出具体意见。夏公特别嘱咐为了让广大青年熟悉抗战历史，解说词特别需要注意写得通俗、易懂、明白。摄制组也在文化城的抗战精神熏陶下艰苦奋斗，从3月筹备开拍到11月中制作完成，大家连续工作，几乎都没有度过星期天。还多方搜集当年资料镜头，达到了客观真实而又充满激情地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其中不乏十分珍贵的镜头，如叶剑英当年讲授战略战术的纪录片，并配有叶剑英当年的声音，当年新安旅行团合唱《大刀进行曲》亦配有原声。另外，桂林当年被炸的废址，以及兵荒马乱的湘桂大撤退等镜头，也因其真实而使观者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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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在参观“吴向必画展”后的题词：笔系丹青，心存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