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保持清醒的方位感
——文艺十年“反倾向”的反思
弋兵
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中总是不时地出现正确方向与错误倾向之间的对立，这既是文艺自身发展运动的表现，也是社会矛盾在文艺上的一种反映，而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期的十年发展历史，是从政治上对“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时代条件下举步的，而十年后的今天，它面对的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和针对这种泛滥的另一种拨乱反正，这不能不使人深思。
十年前，清除文艺上“左”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没有当时对“左”的思想影响的拨乱反正，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期这十年的发展；即使是今天，“左”作为一种错误倾向，仍然要反对，这不仅是由于清除过去“左”的思想影响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而且在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下，“左”的思想还会以不同的新内容和新形态出现。我们现在面对着和“左”相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错误倾向时，没有理由把问题归咎于过去的反“左”，但是在反对“左”的错误倾向中并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勿庸讳言，前几年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领域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而文艺思想上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左”的思想影响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往往没有能停留在正确的一点上，而形成了矫枉的“过正”，于是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为另一种错误倾向所代替的现象。例如，在文艺本源问题上，我们反对“左”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歪曲，包括把作家艺术家创作过程中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等同于唯心主义，简单地用社会生活现象来对照和检验文艺作品，把审美体验简单地类比生活体验等，但有的人却把这种被“左”的思想歪曲了的反映论当作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诬为机械主义，从而为宣扬唯心主义的文艺本源论作张本。实践也证明，后来有些人把本体论抬出来代替反映论，并把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加以发展和夸张，还把西方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作为理论依托，从创作主体的心理深层一直“开掘”下去，直到想入非非，导致作家艺术家主观世界与客观生活出现了严重脱离乃至对立的现象。又如，在文艺把握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反对那种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文艺审美中的庸俗社会学，反对把对作家艺术家世界观的要求同文艺把握现实的审美要求对立起来，反对把文艺创作中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对立起来，但是，在前几年对这个问题的矫枉却被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另一种谬误，这就是把理性与感性绝然对立起来，把感性视为作家艺术家心灵本性的表现，认为即使是最本能的感性表现，哪怕被世俗认为是接近兽性的东西，都可以在审美中达到一种极致，而认为理性是一种掩盖着社会功利目的、压抑人的本能、摧残人的心灵本性的东西。就这样，从反对理性到宣扬人性，由美化本能到鼓吹兽性，把文艺把握现实的问题导向了荒谬的极端。再如，在文艺价值取向问题上，我们反对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狭隘功利主义，反对视文艺为简单的为某种具体政治任务服务的工具，要求文艺按照自身规律特点体现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有些人并没有把文艺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拨乱停留在正确的一点上，而是沿着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思想规范和“二为”的价值标准全面背离的方向不断发展，宣扬文艺的价值就在于自身，淡化作品的思想内涵，脱离人民要求的实际，进而鄙夷政治、嘲弄原则，在艺术的价值取向上表现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倾向。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文艺在对“左”的思想影响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由一种错误倾向转化为另一种错误倾向的问题，这种拨乱其始却未能达到反正其终的教训，是值得反思的。
文艺上反“左”出右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文艺自身的原因，也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作为经验教训，最主要的是要求我们在反对错误倾向中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方位感。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自己的方位明确的坐标，无论是过或是不及，哪怕是一步之差，都可能从正确走向谬误。文艺在它的过去历史中，确实存在过“左”的思想影响，但也必须看到指导它的理论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长期实践中有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在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从文艺自身规律与文艺外部社会关系的结合上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经过了长时期实践的检验之后，已经证明其在规范社会主义文艺基本方向方面确实具有严格的坐标意义。前一阶段出现的文艺上的反“左”出右，也就是反“左”进行中对这个正确方位坐标的超越，而方位上的失误，必然把人们的认识从一种错误倾向引向另一种错误倾向。当然，这个坐标的确定，除了有方向这个轴线的标尺以外还有一个时间轴线的标尺，因为正确的东西也是在一定的时间意义上存在的。这告诉我们，认识过去文艺上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还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观点。对于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的，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加以否定并一概归之为“左”，这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只能使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走向谬误而不会接近真理。
对文艺上反倾向问题要保持清醒的方位感，同时还要看到倾向发展变化中的复杂性。实践已反复证明，由于文艺内部与外部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原因，又由于文艺上各种错误倾向的表现形式与思想实质之间常常出现交错和游离的复杂情况，所以一种错误倾向下常常掩盖着另一种错误倾向，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错误倾向也可以转化为另一种错误的倾向，有时在两种错误倾向中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南辕北辙”、“异曲同工”的现象，这提醒我们在文艺反倾向问题上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还要有一种“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观念。当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错误倾向，这是今天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也是倾向发展中常常出现一种倾向作为主要矛盾出现这个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对此应该坚定不移。但这不等于说在重点反对一种倾向时可以放弃“两条战线斗争”的观念，相反，在“两条战线斗争”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错误倾向必须有一个长期斗争的观念，这不只是由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还由于文艺上的反倾向问题作为文艺自身矛盾运动的一种反映，是不可能一劳而永逸的。正由于此，文艺上的反倾向应该贯穿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应该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长期建设结合起来。当前，汲取历史教训，要防止文艺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出现虎头蛇尾现象，同时也要看到，文艺矛盾运动中的“破”和“立”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寓“立”于“破”，也可以寓“破”于“立”。反对文艺上的错误倾向时，既要有批判的一手，还要有提倡、引导的一手；在过去的历史教训中，既有批评不够的问题，也有提倡、引导不够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要想防止和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侵袭干扰，当然要靠马棵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指引和党的方针政策的保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它自身的壮大，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文艺阵地的巩固，也是最终要体现在大量的优秀的文艺产品的出现。把文艺反倾向斗争和文艺的建设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既不利于文艺建设，也是不利于文艺的反倾向斗争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化意识与悲剧意识的融合
——读杨书案的长篇小说《李后主浮生记》
何镇邦
杨书案是位颇为勤奋的作家。十余年来，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果实累累。继描写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整个悲壮历程的颇有史诗气度的《九月菊》、《长安恨》后，又有《秦娥忆》、《半江瑟瑟半江红》（又名《隋炀帝逸事》）、《风流武媚娘》、《李后主浮生记》（又名《几曾识干戈》）等长篇历史小说问世。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孔子》亦已杀青。
回顾杨书案十余年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历程，大致可以看出，他从具有较强的史诗意识正转而淡化史诗意识，而比较自觉地在创作中强化文化意识，力图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另辟蹊径，表现我华夏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杨书案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在《九月菊》、《长安恨》和《秦娥忆》等具有史诗气度的作品中已闪烁可见。但是，这种文化意识的自觉追求和强化乃自《半江瑟瑟半江红》始，而到了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后主浮生记》则进一步化为灿然的文化色彩。
南唐后主李煜，既是一个风流儒雅的帝王，又是一位著名的词人，他虽然帝业颓倾，但是留下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词章，却流传千古。杨书案写李后主沉浮的一生，写他一生的悲剧，同写黄巢、秦始皇等人的历史悲剧不一样，不是把他放在那个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较多地表现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含量，而是把李后主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淡化，更多的把李后主作为一个诗人来写，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加以深入地开掘，使悲剧意识同文化意识较好地融合起来，让我们既看到一个曾经统治江南大片土地称为南唐国主，后来又成为赵宋王朝俘虏的南唐末代皇帝的历史悲剧，又更多地看到一个才华横溢、善良多情的诗人充满文化色彩的人生悲剧。由于杨书案在创作中选择了从文化心理方面进行深入的开掘，以便把悲剧意识同文化意识较好地融合起来这一新的角度，这部作品自然出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首先，从结构上看，他略前详后，写南唐同赵宋交战以至金陵城破，李煜率数百名嫔妃旧臣被掳北上汴梁，这部分是略写，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李煜等被掳北上居于汴梁，过着屈辱的俘虏生活，直至被赵光义毒死，则放开笔墨详写。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李煜的悲剧性格，因为李煜从尊贵的帝王沦为俘虏，虽然仍有较丰厚的生活待遇，但是连封号“违命侯”都是带侮辱性的，更不必说严加监视，不准南唐旧臣同他往来，以及宣召他的妻妾通宵伴宴了。正是在这种境遇下，李煜进一步尝到了作为阶下囚的苦酒，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词章中大部分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篇章大都是被掳囚居于汴京礼贤宅里这短短的几年间创作的。他屡屡受辱，而性格懦弱又不敢反抗，于是激愤之情往往发为动人的词章。杨书案几乎写了李后主每首著名的词章创作的本事，并摘引了这些词章。这些本事和词章就构成了相当迷人的文化色彩。而作者并不就此止步，而是透过这些词章的创作，进一步开掘了李煜那“官场外行，词坛里手”，一个词人由于历史的错误，而成为误国的南唐后主，最终过着豪华而屈辱的俘虏生活的文化心理和悲剧性格。这是开掘李煜的文化心理和悲剧性格的一个方面。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作品中看到，作者还写了李煜的种种爱情经历和悲剧结局。这一方面显示出他的风流多情，一方面也从另一个角度开掘了他的文化心理和悲剧性格。且以他同窅娘的爱情悲剧为例。窅娘原是江南一个美丽可爱的采莲姑娘，十六岁那年因在家乡的盛会上扮演莲花仙子跳莲花舞，被南唐选美宫使选中，送进宫中，成了李煜的莲妃。她之所以进宫，并不是贪恋宫中的荣华富贵，而是听了选美宫使哼唱的李后主的一首词和夸耀李后主“和善宽厚”“多才多艺”的一番话，带着某种向往进入南唐宫中的。在宫中，李煜不惜重金为她铸造了金莲花，又在南朝废帝室宝卷的潘妃所跳的“莲花舞”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了新颖的“金莲舞”。可以这么说，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艺术创造中，李后主与窅娘萌生了爱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帝王与后妃的关系。唯其如此，当窅娘随李后主被掳北上汴京后，在礼贤宅里为了排遣李后主的忧闷，重新练习金莲舞；而当赵光义从金陵南唐宫中运来了金莲花逼迫窅娘在荷花节上当众为她表演金莲舞时，窅娘义无反顾纵身跃出了金莲花座，直向荷花池中，以身殉情。杨书案用了十节的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来写这段爱情悲剧，可谓用心良苦。他一方面固然是通过这段故事来进一步开掘李煜的悲剧性格和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则无意中写了一段我国古代的舞蹈史诗。当然这动人的史话中又浸渍着首创中国芭蕾舞的舞蹈家窅娘的血和泪，也映现了窅娘动人的形象，从而焕发出更浓厚的文化色彩。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英雄兮归来
——从近年戏剧创作谈起
高鉴
久违了，舞台上的英雄！
自打反对“三突出”式的超级造神运动以来，文艺创作将英雄、模范人物也排在横扫之列，这终有些皂白不分、祸及九族的味道了。
在灼人的布莱希特旋风中，作古三个半世纪的伽利略老头披挂上台，说了句颇现代派的台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老人的话对那些正在转换审美情趣的人们更有推波助澜的功效，他们对伽利略啃鹅腿、有口腹癖嗜的欣赏远远超过了对他伟大科学精神的崇敬。从那时起，我们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好似训练有素的士兵，开始了180度的大转向，从英雄的行列调头排成反英雄的方阵。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被驱逐出列，那些缺乏理想、淡薄事业、耽迷于物欲享受的庸碌之辈却迅速膨胀。享受人生，成为衡量人物的肯定性准绳，凡改革家必定会游泳、跳舞、喝咖啡、谈恋爱。视理想为天方夜谭，视原则为僵死教条，食色作为人之本性加以突出强调，嬉皮士作派当作潇洒风度大加赞赏。有一出戏，写模范人物的苦恼，剧中夸张地将模范与普通人的生活对峙起来。当模范就会失去友情、爱情、天伦之乐和正当的物质享受，当模范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培养模范则是不仁不义、扼杀人性之举。事业、理想、荣誉、高尚的人格都已失落价值、黯淡无光，重要的是维护哥们姐们的情义，获得世俗的认同。忍让、受辱、放弃作为、为那物欲化了的世俗人情融化，这便是模范人物最终的选择和归宿。
这种反英雄的浪潮的势头之大，连历史上的英雄、建党开国的领袖也未能幸免它的袭击。“领袖也是人。”这句大白话很得文艺家们的欣赏，将其当作一种新发现，其潜台词则是领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儿女情长，也难保没有私心猫溺，于是集中笔力发掘领袖私情，又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固然，领袖出自常人，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不例外地也会具备。但是请勿忘记，领袖之所以超群，英雄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们还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难具备、却又向往之的品格、智慧、力量，唯其如此，他们才愈显高大，受人崇敬。然而在反英雄理论指导下的创作，领袖形象有了发脾气的任性、有了郁闷洒泪的孤独、有了对老炊事班长的和蔼、有了相互戏谑的名士风度，却常常少了理想的光辉，献身的激情、超凡的智慧和威振山河的气概。看完这些领袖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舞台上的芸芸众生何以成为叱咤时代风云的一代天骄？吾等亦非无情无义之辈，也有恋爱嬉闹的本事，却为何要坐在剧场里去瞻仰他们的风流往事呢？
非英雄化、反英雄化的创作倾向作为对前一时期神化人物的反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反对神化形象是否非要将英雄人物降到普通人水平，走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路子？难道不能以新的英雄观来取代旧的神化英雄观吗？而我们的时代却在呼唤并创造着英雄。当那些被私欲浸透的灵魂在歹徒的匕首面前奴颜婢膝的时候，人们是多么期望安珂这样英雄的再世；当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重重风险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盼望有坚强的领路人引导人民闯过激流险滩。近年来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人们，沉浸在私欲、物欲和肉欲的海洋中，我们的社会、事业和生活是不会前进的。当人们看不到改变那种物欲横流糜烂风气的前景的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怀旧情绪，怀念50年代的社会风尚，怀念那个充满了英雄主义豪情的时代。
这种情怀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来。最近在北京上演的京剧《曹操和杨修》（上海京剧团）和话剧《娲皇峪》（战友话剧团）分别以历史的杰出人物和现实的模范人物为主要人物，突出刻画了他们非同凡响的人格力量，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hero（英雄、主角）。
崇高的美又回到我们的艺术中来了，它使人们回肠荡气、灵魂升华。固然，我们也需要形式的美、纯粹的美，需要在技巧手法上的不断创新，但是切勿忘记，艺术是附丽于人的精神的，是表现人的精神的。精神的美、精神的伟大才能赋予艺术最高的品格。早在二百年前康德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崇高……附丽于理性的理想”，“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现。”
英雄主义艺术精神的回归是不是一种复古潮流呢？我们的文艺是不是又要进入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呢？任何历史表象的重复都不是简单的折返。这些刚刚在我们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英雄人物不是简单地配合政治任务，人为造神的产物，而是社会与时代需求的升华，他们具有区别于神化英雄的显著艺术特征。尽管上面提及的两出戏都有各自的缺陷，前者作为历史剧却与史实相去甚远，后者则在主题、结构和格调的把握上缺乏整一性，但是两者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都取得了新的沉就，人物性格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和真实性，使他们身上的非凡特质与普遍人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曹操杀妻行骗是他克服了巨大内心痛苦的决断，剧中以整整一场戏渲染曹操与爱妻的难分难舍之情，一痛一忍之间既有常人情感，又有对儿女之情的超越；《娲皇峪》中的田大娘为坚持原则作斗争，内心又何曾没有波澜汹涌？她的对手在“文革”时曾对她有搭救之恩，她也知恩图报，但她不能以村民的利益作交易。苦胆为忧天，她绝了小我之情，完成了大我的不凡形象。应该指出，正是前一阶段塑造普通人、平凡心灵的创作经验为非神化的英雄性格创造奠定了基础，使今天的创作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平凡与超凡之间丰富而细腻的关系，在艺术形象的画廊中耸立起活生生的英雄，活生生的人。
或许有一天，理想和智慧的光芒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头，人人都是英雄，英雄的称号便不复存在，一如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的社会分工便自行消亡，但这决不是当前社会的现实。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的气概、英雄的伟业、英雄的情怀。因此，我们期望着更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英雄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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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评介《佛教与东方艺术》
公孙许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论教义的深邃，构架的精致，卷帙的浩繁，佛教当首屈一指。它发源于东方，流布于东方，充满了东方民族的智慧，为东方诸国共有的文化财富。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集中了初期佛教艺术的无数瑰宝：堪与《诗经》、《伊利亚特》相媲美的吠陀文学，传世的犍陀罗雕刻艺术，驰名世界的宝藏——阿旃陀石崖壁画……这一切无不唤起了印度及其他国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奋力从中发掘、整理、研究，如今关于印度佛教艺术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日本对佛教的研究，那里产生了一名国际知名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他博道东西文史哲学，写作风格深湛绵密。由于铃木先生的导引，后继的日本学者从宏观的把握到微观的审视，对本国中世纪至近代佛教与文化的关系史，以及普遍渗透于古代艺术创作乃至社会生活的禅机，无不作了系统的研讨。佛教与艺术的关系，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引起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一批睿智学者的密切关注，他们不禅劳苦，潜心著述，逝去的漫长岁月并未掩没其超卓的贡献。几十年来，台湾的佛教研究从未间断，积累了一批数量和质量都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
有鉴于对传统文化的梳剔整理和海内外对于佛教与中国、东方艺术的日益浓烈的兴趣，《佛教与东方艺术》（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编者尽可能多地汇集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编选厘定的这部资料集。这对于广泛征集信息，启迪心智，尽速提高我国学术研究水平，实属难得的借鉴。
全集含四辑：第一辑“佛教要览”，着力介绍了佛教的始源、教义及其在流布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流派——禅宗的地位和对于东方艺术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二辑“佛教与印度艺术”，其中收录了中外学者对于最早的佛教文学直到各门类艺术的精辟论述。第三辑“佛教与中国艺术”，该辑容量最大，辑内所录，除了对佛教和中国艺术整体关系的探讨外，禅学与诗学的多面观照占有相当篇幅，是颇具特色的一辑。第四辑“佛教与日本艺术”，本辑内收有佛教与日本艺术关系的著名论者和当今世界著名禅学大师的传世之作，使人看到，佛与日本艺术的融会，是一种别具性格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