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弥补资金短缺 加快农业发展
黑龙江立足科技兴农
本报哈尔滨电 记者武培真报道：松嫩、三江平原，虽已进入千里冰封、白雪皑皑、一片寂静时期，而黑龙江省委和全省厅局级干部们对“科技兴农”的方案的讨论却是热火朝天，像是把春天提前唤来。
黑龙江地广人稀，可在三江平原开发较多荒地。但开荒需要较大投资，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最现实和急需的是依靠科学技术加快农业发展。黑龙江省在反复调查研究酝酿的基础上，作出了“科技兴农”方案。这个方案规定：
——因地制宜把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根据本省省情，选择适用良种，适时早播，改进栽培办法，推广机械深耕和大量增加农家肥。
——大面积开展高产攻关。攻关面积为3500万亩，力争1／3的耕地实现1／2的总产。农业科技人员到第一线主战场，实行科技集团承包和领导、科技人员、农民三结合及技术、物资、资金相配套，并辅之于各项优惠政策。
——实行耕地、草原、造林综合治理，改造低产田。低洼地改水稻田（每年扩大水稻面积100万亩），坡地多种耐旱作物。仅三江平原，两年内要改低产田420万亩，改良草场52万亩，造林92万亩，并大规模治理江河和兴修水库。
——普及农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素质。明年要对全省70万在乡知识青年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两年内争取使10万农村青年基本脱盲。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科技之冬”活动，使全省每个农户有一名劳力掌握明年要推广的适用技术。并在中小学加重农业教育内容。
为实施上述“科技兴农”战略，省委、省府组织各行各业制定大力支农方案，开展“我与农业共兴衰，争为农业作贡献”活动。他们还规定，省、地、市、县都要设一名书记主管农业。并以是否增加了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有效供给，是否增加了农业生产后劲，作为考核领导班子政绩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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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好农村基层 夯实农业基础
安徽稳定完善“大包干”
本报合肥电 记者张振国报道：安徽省委采取“以会代训，培养骨干”的办法，于11月24日至30日，把500多名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集中合肥，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7天之中，他们结合省情，想的、谈的最多的是一个“稳”字和一个“农”字。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农业“大包干”的发祥地。10年改革，粮食产量有6年取得大丰收，由全国的第10位上升到第6位，累计调出商品原粮180多亿公斤。今年虽遇较大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预计仍可达到2350.4万吨，比上年增长1.7％。加上今年上交数，11年累计调出商品原粮可达210亿公斤，大大超过前20多年调出原粮的总和。
安徽农业的奉献是大的。但近几年农业发展是缓慢的。如何抓好这个衣食之本、经济之源、安危所系的农业，就成为这些党政骨干绞尽脑汁的一大焦点。他们在吃准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对准焦点，调好焦距，决心在抓好农村基层，夯实农业基础上，稳定、发展、完善“大包干”上练好“内功”。
他们用无数的事实证明：“大包干”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但远未释放完。农民热切希望稳定。为此，安徽省委决定5个不变：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不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鼓励和支持兴办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副业的政策不变；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主要农产品购销政策不变；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不变。
他们还用无数事实证明：农民对“大包干”是满意的，但并不满足，热切希望完善和发展，建设好社会主义大农业、新农村，使农村的生产力再度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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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鸡蛋产量世界第一
年产量达到六百多万吨
本报讯 据经济日报报道：据日前闭幕的全国养鸡技术交流大会提供的信息，目前我国鸡蛋年生产量已达六百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我国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配合饲料生产体系和良种蛋鸡繁育体系的基础上取得的。
此项尚不完全包括农户自养蛋鸡生产量的数据，标志着我国人均鸡蛋消费量和人均禽蛋消费量分别超过了五公斤和六公斤，已居国际禽蛋消费的平均水平线之上。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就此指出，这毕竟是一个不太高的水平，要求得进一步发展，还须通过实施“菜篮子工程”，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鸡蛋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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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平陈俊生要求坚持不懈地努力
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
对缺乏后劲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本报北京12月4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建军、杜笑岩、本报记者高保生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今天高度赞扬为三北防护林工程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他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区造林绿化，是一项治理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他建议为功勋卓著者树碑、立传、塑像，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教育和激励广大群众。
宋平在今天召开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上说，三北防护林工程经过十多年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是当之无愧的。他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类生存的重要工程，树立长期建设的思想，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这次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主要研究三北防护林建设在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把这项关系到我国半壁河山生态环境的工程推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横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包括13个省的551个县，总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2.4％。12年来已完成人工造林1.37亿亩，森林覆盖率由5.05％提高到7.09％，取得明显生态效益，一些地方风化、沙化、盐碱化现象得到初步改观。
曾担任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同志强调指出，工程越到后期，条件就越艰苦，越需要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他就此项工程的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科技兴林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北防护林建设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近年来育苗和造林面积出现滑坡趋势，没有完全达到规划要求；林木病虫鼠害严重，受害面积约1000万亩；中幼林没能及时进行抚育管理，林分质量不高。
对于三北防护林建设缺乏后劲问题，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今天的会议上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加以解决。他说，适应三北防护林建设这一伟大系统工程，要有一整套政策和配套措施。三北防护林建设是以生态效益为主、也有经济效益的工程，依靠政策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今后，凡体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应逐步实行相应的补偿措施。陈俊生要求对这项工程实行多层次、多渠道资金投入，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和有关的各行各业都要增加对三北防护林建设的投入，省、地、县三级财政的投入要不低于1984年的水平，并要依靠科技兴林。
陈俊生指出，要把农林牧放在同等地位，切实加强领导，讲究真抓实干。一届政府做给一届政府看，一代接着一代干。要克服短期行为，实行“接力赛”，不要“一个将军一道令”，时紧时松，干干停停。
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主持会议，并介绍了三北防护林建设的进展情况。三北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的主管副省长及林业厅局长，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今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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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大中型企业解决难题
民建中央提出建议
讨论修改后将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邹爱国）一份《关于解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当前几个问题的建议》，在正在举行的民建五届二中全会上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这份由民建中央主持起草，凝结民建五万会员心血的建议，经过全会修改后将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
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说，民建的这份建议是为帮助大中型企业解决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增强活力，发挥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而提出的。
孙起孟介绍说，民建中央和各地组织在为期半年的调查后提出，当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处境相当困难。在治理整顿中，切实解决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确定的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重要步骤，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一项带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任务。
这份4000多字的建议，针对大中型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对能源、原材料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确保对大中型企业的优先供应，如国家提高对大中型企业计划供应的比例；减少物资供应的中间环节；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对指令性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严格能源、原材料的进出口管理；逐步理顺生产资料价格，做好能源、原材料的综合利用等。
建议还提出，调整信贷政策，缓解大中型企业当前的资金困难；适当调整财税政策，逐步规范税制，形成大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在讨论中，来自各地的代表对建议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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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蔬菜防病增产开辟新途径
我首次获得抗病毒西红柿新植株
本报北京12月4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旭、本报记者许正中报道：我国植物基因工程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成功地将抗黄瓜花叶病毒基因转入西红柿中，首次得到具有抗病毒遗传性能的西红柿新株系。这一成果今天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的鉴定。
黄瓜花叶病毒是蔬菜生产中危害最烈的一种病毒，能感染700多种植物，严重影响蔬菜生长，有植物“癌症”之称，长期找不到根治办法。1987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田波等科研人员人工合成了黄瓜花叶病毒核糖核酸的单体基因和双体基因，再将其转移到西红柿细胞核染色体上，获得了具有抗病性的基因工程植株。这些植株能将抗病性稳定地遗传下去。用这种基因工程植株选育出的西红柿苗，克服了过去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西红柿夏季大面积枯死现象，具有防病增产潜力。
参加鉴定的专家认为，这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我国运用生物工程技术使蔬菜防病增产的诱人前景，将产生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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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戴维森爵士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英法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副董事长戴维森爵士，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在电力工业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戴维森爵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会见时，李鹏总理对他数十年来致力于发展同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戴维森表示愿意继续为促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作出努力。
能源部部长黄毅诚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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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菲律宾政府平息军事叛乱
杨尚昆电慰科·阿基诺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就菲律宾政府平息军事叛乱一事4日致电科·阿基诺总统表示慰问。慰问电全文如下：马尼拉，菲律宾共和国科拉松·阿基诺总统阁下：
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最近贵国事态的发展。顷悉菲律宾政府在阁下领导下已迅速平息了军事叛乱，我深感欣慰，并向阁下致以亲切慰问。作为菲律宾的友好邻邦，我们衷心希望在阁下的领导下，菲律宾的局势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198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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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电贺印度新总理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国务院总理李鹏2日致电维·普·辛格，对他就任印度总理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贺电全文如下：新德里印度共和国总理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先生阁下：
在阁下就任印度共和国总理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真诚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祝印度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鹏
198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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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行船须防两边风”
缪润生
跟一位老渔民聊天，他说了一席富有哲理的话：“我们出海打鱼，经常要跟风浪打交道。有时候风浪从左边翻滚过来，有时候风浪从右边翻滚过来。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左边的风浪还未过，突然风向一变，风浪又从右边袭来了。出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行船须防两边风！”
渔民的这番话，使我联想到40年来的一些事情。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航船，经受了多次“左”的和右的风浪的袭击。如果在“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就能敏锐地觉察、积极地防范，“航船”前进就顺利，速度也快；如果觉察得迟，或虽有觉察，但抗击风浪的措施受阻，“航船”前进就受影响，损失就大了。
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追本溯源，可以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只注意了反“左”（这是必要的），而忽视了从右边来的风浪的袭击，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种下了恶果。
痛定思痛，让我们记住那位饱经风浪洗礼的老渔民的话：“行船须防两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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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导报》导向何方？
冯兆
●《世界经济导报》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由来已久。
●《导报》在经济上竭力鼓吹私有化。它借介绍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美化私有制，贬低和否定公有制，并引用所谓“精英”提出的中国出路在于私有制的见解，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
●鼓吹政治上的多元化，是《导报》的又一个重要导向。一个时期来，该报上发表排斥党的领导的言论连篇累牍，并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
●党和政府提出治理整顿任务以后，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利用《导报》的阵地刮起一股反对治理整顿的冷风，他们将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胡说治理整顿妨碍改革，亮出了他们用资本主义一套来改造中国的“改革”观。
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世界经济导报》兴风作浪，成为从舆论入手制造动乱的一个策源地。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导报》怎么会在这次动乱中陷得那么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导报》导向何方？只要翻阅一下近年来《导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访问记、对话录，以及《导报》领导人介绍经验的一些记载，不难发现《导报》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由来已久，不遗余力。
鼓吹经济私有化意欲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导报》在经济上竭力鼓吹私有化。翻阅它的版面，赫然在目的标题是《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等。从这些标题我们可以看出它明显的倾向性。
《导报》为私有制大造舆论，采用了由远及近的手法。它的报道中称：“私有化浪潮自80年开始，如今席卷全球”。“英国是全球私有化的先锋”，“日本私有化金额居首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纷纷拍卖国有公司财产和出售公司股票。这种宣传力图要人们相信：国有公司没有出路，私营化是当今世界之潮流。
《导报》又借外国人之口，说“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向居民提供相当大的个人经济自由，严格实行私有产权制度”。“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不知道如何给社会主义下定义，公有制优越性不清楚。”两相对比，《导报》的导向也就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里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同管理委员会罢了，它的“国有”转私营，是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而已。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因而应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积极发展。但也要估计到私营经济的盲目性和自私性的一面，应限制它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导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私人经济在当前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可以概括为动力、活力、主力、利己、利国、利民。”随即提出对私人经济应“不受发展比例、范围和规模的限制”。把私有制吹嘘得天花乱坠，似乎是天仙美女，救世良方。
江泽民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发展领域，要根据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和客观需要来确定，不能简单地把它所占比重的大小作为衡量改革成绩的标志。”在一些人看来，似乎私营经济不受限制地大发展，才是改革的巨大进展，这是片面的和极端错误的看法。又有一些人在《导报》上提出：“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那么发展私人经济则应作为中国当务之急的第二步改革”。“在中国广大农村，私人经济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实际上要公有制经济让出广大农村这一地盘，由私营经济来主宰一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计划安排将全被冲破，国家所必需的原料得不到有效保证，粮食、棉花、油料、水产、蚕丝、药材、茶叶、烟叶等等重要物资一旦控制在私人手里，将出现哄抬物价、奇货可居和对农产品大肆杀价的局面，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害。农村和城市密不可分，私营经济一旦在农村占支配地位，城市公有经济也势必受其掣肘。那就必将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不仅如此，《导报》还发表公然鼓吹压根儿地主张实行私营化的文章。他们宣称：“试了各种方案，就是不敢试被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数千年历史所证明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方案——私有制。”还有一个所谓“国有制危机理论研讨会”，居然提出“国有制已到了最后被否认阶段”。“今后的出路是民营化、私营化”。对上述公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张，《导报》竟称之谓“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
《导报》又借外国学者之口，推崇私有制。比如有一个外国学者建议，把政府掌握的财产，变成各级政府、基金会、社团和个人的资本，他们之间可以自由转让。换句话说，即把国家的财产化为地方和小团体及其个人所有，这是瓦解公有制之策，《导报》辟出版面，予以介绍兜售。
显然，美化私有制，旨在否定公有制。严家其就在《导报》撰文提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所有制，要积极发展私有制。腐败与公有制有关。”《导报》记者张伟国也对公有制大加非议，他认为“公有制腐蚀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干部队伍”。把公有制简直描绘成一种祸害。按严家其等人的逻辑，公有制都得改变为私有制，中国才有出路才有前途，那不是要倒退到旧中国去了吗？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公有制经济显示了它的生机活力。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失误，但毛病不出在公有制本身，而是具体管理制度上（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运行机制）还存在一些弊端，妨碍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当今的条件下，除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如何健康发展以外，重要的是要研究怎么使公有制经济充满生机活力，尤其是探索如何进一步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问题，怎样调整产业结构，怎样完善企业管理，怎样能够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收入分配不公，怎样调动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进行改革。而我们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公有制，而决不是要去削弱或否定公有制。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极其令人厌恶的腐败现象，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以为这抓到了可以用来中伤公有制的把柄，一时公有制产生腐败的论调泛起。然而，建国几十年来，先前较长时期中，并没有出现“官倒”等腐败现象，可见公有制与腐败并无必然联系。近年来出现腐败现象，有复杂的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切向钱看”的歪道被视为正经，利己主义盛行，一些人以权谋私，把权力转化财富。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摒弃一切为了个人的拜金主义，乃是防止腐败的重要途径。严家其、张伟国责难公有制出腐败，隐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造成腐败的思想根源，可谓因果颠倒。
《导报》在鼓吹私营化的同时，呼唤中国应有一个“中产阶级”，据云它“活跃在微观层次，无须任何强加，在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本身就代表了长远利益”。有人构想“实现国有财产个人化，……把本来属于人民的财产从国家占有的形式转变为个人直接占有形式。”实际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理论是西方对社会阶层的一种说法，是模糊阶级关系的一种理论。将这种理论搬到中国来，无非是为了替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否定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为他们的私有化提供阶级基础的理论依据，其后果，只能是召唤一批化公为私的能手，用巧取豪夺的办法吞噬国家公有财产，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亦即企图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妄图让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由此看来，《导报》某些负责人所一再标榜的“坚持改革”，实质上是坚持那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鼓吹政治多元化旨在摆脱党的领导
政治上的“多元化”，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排斥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在中国建立反对党的代名词，他们不便明说，便用“多元”这个词作遮掩。《导报》借报道国外消息，注入自己的灵魂，诸如《多元的政治：改革成功的道路》、《多党制思想给……社会带来新的活力》、《社会主义要保护反对派的地位》，用标题作文章，可谓典型的借题发挥，人称春秋笔法。“借他人之酒杯，消胸中之垒块”。
一个时期来，在《导报》上发表排斥党的领导的言论连篇累牍，如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多元化为原则”；“改革之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某种制衡的格局和多元的政治”。“经济多元化，是政治多元化的基础，是现代政党的基础”。弦外之音是，既然存在私有经济也就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派别甚至政党，为建立反对党制造舆论。
发表在《导报》上的温元凯等人的《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中居心险恶地提出：“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自己去管管党务、收收党费、整整自己的党风吧，你要容纳别的党派呀！这里，根本抹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党容党派”，这话似乎令人费解，中国不是存在各民主党派吗？“党容党派”岂非无的放矢？显然，温元凯意在言外，即要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导报》有文章说“政党只是国家范围的一个社团而已，且被国家概念所涵盖，它只是大圈内的一个圈子”。制造这种舆论，意欲把长期来中国革命实践中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降低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而且不许对其他社团进行领导。有的文章就提出：“要改变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简单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换句话说，要排斥党对工会、共青团等等的领导作用。让一个个社会团体“独立”出来，向党闹独立性，实际上妄图使之演变为反对党。尽人皆知，国际上哪一个执政党不是对国家的大计方针的兴革起重要作用，执政党决不是一般的社团。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功绩、系统而深刻的理论基础以及积累的经验为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可比拟的，所以亿万人民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我们党的信赖。党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不仅为创建人类崭新的社会的探索中难以避免，并且党总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起来纠正了错误，拨正了航向。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导报》领导人，对党别具二心，竭力为摆脱党的领导而制造舆论，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对境外报纸发表谈话时就提出“淡化党的领导”，“必须改变党领导一切”的主张。在《导报》上还出现这样的论调：“必须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并且发言”。钦本立的错误言论受到批评时，他仍固执己见地说：“对党不能领导一切，我仍这样看。党难道能领导太阳吗？”激愤之情昭然可见。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一个多年担任报纸总编辑的老报人，何以若此？除了说明他实在按捺不住久蓄心头力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急切心情和肆意对党进行嘲讽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是《导报》的重要一招。据称“言论同思维一样，其自由是无条件的。”“什么叫言论自由？肯定方面就是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定方面就是人说什么不能听命于他人，即人不应该因言获罪”。“当人们郑重其事地为言论自由定规矩划框框时不知是否意识到，这已经违背宪法了”。这个“自由”真是天方夜谭，是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过的，连标榜“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否定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自由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孟德斯鸠说得很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在整部宪法总纲前提下的自由，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这总的前提就不符合宪法；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进行反革命煽动，造谣、诽谤，何尝不是“言论”？法律明确规定对上述行径要治罪，世界各国的许多法律条文都对旨在颠覆国家和诽谤他人的言论列为罪行。所以“言论自由”决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
《导报》的某些人并非不知道这些起码的常识，而是另有所图。今年4月中旬，学潮爆发之际，《导报》邀集一些人研讨修改宪法，有人就提议宪法中要删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语句。有人还撰文提出“代表不同利益阶层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公民，在议会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以自己的主张去影响政府”。《导报》鼓吹“言论自由”目的何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宣扬“整顿倒退论”，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治理整顿的任务。这一下触痛了想用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我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的神经，他们刮起了一股反对治理整顿的冷风。《导报》正是他们的一个舆论阵地。他们首先把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治理整顿妨碍改革。有的文章写道：“紧缩对国民经济起的副作用，超出了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限度。”讽喻治理整顿也不可能成功。
《导报》的一篇书简中写道：“我们往往需要纠正操作失误的时刻，连同目标方向一起否定了”。另一则报道中称：“现状促使更多人在深思：是把各种帐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办法使其寿终正寝”。“整治正强化旧体制的作用，将带来很多妨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负效应。”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把治理整顿与“停滞”划等号，而“停滞的损失比失败更严重”。他们叫嚷：整顿有使十年改革成果付诸东流的危险。如此等等，这既是危言耸听，也咄咄逼人，意在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事实上，治理整顿根本没有改变改革方向，而是旨在克服经济过热，力争用3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抑制消费需求膨胀，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控制以致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尽可能得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治理整顿不仅为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所说的“改革”，和我们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当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正在稳步前进并取得初步成效时，他们终于图穷而匕首见，情急意乱地叫喊：“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前，退却比失败更可悲”。《导报》发表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和温元凯等人《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抛出了系统的多党制政治、私有化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为这次动乱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个受到动乱“精英”狂热吹捧为“89宪章”的《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俨然以收拾时局的姿态，亮出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用资本主义一套来改造中国羚会的改革观，它宣称“我国社会面临和潜在的危机，已具结构性、普遍性和总体性。任何个人、政党、阶层和集团的意志和直接的利益需求，都不能、也无权取代亿万人民的选择、参与”。“一切借口国情特殊、或排斥曲解现代化的作法，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以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来审查和规范我国改革的思路和举措，是克服我国历史、地域局限性，真正稳步、持久走在现代历程的唯一正道”。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话后面隐含的一大堆潜台词：一、所谓结构性、普遍性、总体性危机，即是说整个社会制度不行了；二、“任何政党”，意指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不能”“也无权”代表人民；三、“一切借口国情特殊”，针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所谓“曲解现代化”正是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五、所谓“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则是方励之的“全盘西化”的翻版和延伸。
在我国经济状况面临暂时困难时，《导报》不是去宣传如何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还借机用外国人的话来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如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全世界没有解决”，“现在已到重新认识历史和为社会主义另辟蹊径的时候，不然将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称资本主义“为过于肥胖而发愁”，而社会主义为“过于消瘦而痛苦”。《导报》对资本主义如此溢美，对社会主义则肆意挖苦。这种强烈的倾向，正是《导报》的导向。
《导报》创办于1980年，创办之初曾按照办报宗旨宣传改革开放，发表过一些好的文章和报道，为党和政府提供过一些有益的见解，因而在社会上获得好评。可惜好景不常，该报领导人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共鸣而发展到迎合，由迎合而至倡导，以致越陷越深。当《导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日益明显时，中共上海市委曾一再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该报领导人听不进去，表面敷衍其事地作检讨，内心又不服。人们知道，《导报》受到赵紫阳同志的青睐和庇护，当1987年整顿《导报》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的秘书前往慰问，该报领导人心领神会，有恃无恐，在自由化的途中不但不迷途知返，而且变本加厉。将报纸的版面逐步演变成鼓吹自由化的论坛。它在政治上导向多元化，文化上导向西方化，经济上导向私有化。《导报》的“和平演变”过程，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典型事件。从中总结教训，这不但对新闻界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其他上层建筑部门也不无教益。
（原载12月2日上海文汇报）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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