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
魏汉鑫 李卫星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十年改革的实践，两个月动乱的教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顺利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两个基本点”的确立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两个基本点的形成和提出，是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考虑和研究中国的国情入手，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是党提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依据。一方面，它明确了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就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客观基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回头路，倒退到资本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另一方面，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区别，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经济特征是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改革开放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必要条件。
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一再坚持的。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并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的，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新的时代囊容。他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151、159页）。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内容、新贡献。就在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131页）此后，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重大意义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1984年6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深刻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并把两者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7月4日，他更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第40——41页）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坚持两个基本点”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是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内容之一。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坚持两个基本点不仅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有现实的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两个基本点是完全正确的。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我们也讲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没有改革开放，是在僵化的体制中运行，是在闭关锁国中打转的，结果是发展不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时间虽不长，但我们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三个翻一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事实对比，最有力地说明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对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高度概括。它表明，两个基本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定事物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不是离开这一特定内容的两件孤立的事情，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
首先，“两个基本点”在内涵上具有依存性。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指两者在内容上相辅相成，互为存在的条件。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我们这个国家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因此，我们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规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以便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规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面向世界，充分吸取国外、海外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资金、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固步自封，不进行改革，闭关自守，不实行对外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迅速发展。因此，我们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一个是“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两者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和遵循的道路，使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得以正确贯彻执行。改革开放则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现实道路，赋予四项基本原则充实的新鲜的内容。如果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如果撇开改革开放孤立地讲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回到十一届三中会全以前的老路上去，生产力得不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其结果只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孳生和传播的温床。
第二，“两个基本点”在运动机制上具有贯通性。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的关系，是指两者的存在和运动都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规定性作了僵化、教条的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十年，之所以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中充实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实质上，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具有实践的、改革的、开放的、发展的属性，而绝不是主观的、僵化的、封闭的、停滞的教条。也唯其如此，“四个坚持”才具有生命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改革，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我们的开放，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面向世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主义所用。离开了“四个坚持”，改革开放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走向资本主义歧途。任何以改革开放之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第三，“两个基本点”在实践上具有统一性。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关系是指两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致的，并在实践中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四个坚持”，还是改革开放，其目标都是党的基本路线中明确提出的：“为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体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明确的方向，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十一亿人民的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和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坚持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吸取世界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实力，加速振兴中华的步伐。可见，“两个基本点”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其次，两个基本点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其实质是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力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来巩固、完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显示出来。
坚持“两个基本点”必须反对自由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
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关系，要求在实践中坚持两手抓，不可偏废。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法制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形形色色的腐朽的东西。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主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和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特别是党的个别领导人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这是导致今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严酷的事实警醒了我们：“两个基本点”必须同时并举，任何偏离或此轻彼重、此软彼硬都是十分有害的。
实践证明，在对两个基本点本身的认识上，是存在着斗争的。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用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既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反对右的倾向。鉴于过去较长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决、不彻底的教训，当前尤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是一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似乎十分热衷于“改革开放”。他们的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废除公有制，确立私有制；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什么多党制；他们的所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就是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建立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表明，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执意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同志由于未能准确地把握“两个基本点”相统一的关系，由于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新情况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由于认识上的差别和实践条件、环境的不同，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都是在所难免的。对于认识上的偏差和片面性，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逐步端正思想，统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鼓励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发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更好地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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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学习哲学
——兼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杨瑞森
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中强调指出，“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提高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它的科学性已为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坚持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教育和武装广大干部和党员，才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和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斗争的大方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地从胜利引向新的胜利。可以说，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同样，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振兴，也必然有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因而也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里所说的“实际”，既包括当前的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历史是循着它自身的内在客观规律向前发展的。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中国的继续，同时又是明日中国由以发展的出发点。因此，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国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说来，不但会使哲学的学习具有亲切感和说服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分析和研究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庄福龄教授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结构和透辟的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展现了中国革命的逻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较好教材。
同以往的一些哲学思想史相比较，我以为这部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它突破了以往一些思想史教材中那种历史环境加著作介绍的单调格式，较好地贯彻了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紧紧地围绕着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环境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去展现丰富多采的哲学思想传播史画面；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思潮的起伏交错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流行的社会学说和思潮的无数次比较、论争和战斗，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伟大指导作用；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同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如何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为主线，从哲学的高度去阐发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揭示我们党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历史发展道路。由此联想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年代里，作者能够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并写出和出版这样好的著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年代的全党整风时期，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两次全党学哲学的高潮都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出现的；而每一次学哲学的高潮又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转折关头，有许多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振兴和发展将是毫无疑义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苏学者哲学研讨会简介
中苏学者哲学研讨会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一系列哲学问题进行了研讨。问题主要是：（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及其体系；（二）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四）人类整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
关于“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苏联学者认为，实践是人怎样参与到世界进程中去的方式，是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一定的实践方式也就是人对世界的一定的世界观方式，实践范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范畴，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范畴。在作这样的思考时，不要把实践范畴与物质范畴对立起来，因为物质的最高形式就是社会性的物质，即实践，而实践又是人把握物质的方式，因而，实践与物质是互相渗透的。中国学者也认为，实践范畴是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片面性和不彻底性的关键所在，必须充分认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有的中国学者指出，实践首先是历史观的范畴，其次才是认识论的范畴，不能把实践与物质对立起来，不能说世界统一于实践，否则就会陷入到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中去。
中苏学者还讨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党性以及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问题。中苏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中国学者强调指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起点的中国哲学十年来的发展，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应肯定。同时也不应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哲学的影响。哲学要反思自己，要认清哲学存在的理由，明确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研究哲学发展的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学者有肖前、夏甄陶、陈先达、黄楠森、韩树英、高清海、赵凤歧、王锐生、陶德麟、陈晏清等。苏联学者凯列、科兹洛娃、索洛维也夫、斯维列夫、尤金、布列娃、普列特尼柯夫等参加了研讨会。
（陈志良 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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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四十年》出版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明显编著的《新中国四十年》，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系统地论述了年轻共和国四十年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不平凡的社会变革。它着重讲解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地展示了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及外交等各项事业的面貌；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也比较客观地评介了党和国家在某些方面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误。 （谢锁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