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力量在于民心
——天津市党的工作纪实之一
本报记者 杨传春
天津市的党群关系很像这朴素的海河：不是特别典雅，也不惊心动魄。然而，它的能量却与其说是蕴藏着不如说是裸露着。无论是遇到艰巨的重任还是风浪的震动，它会马上暴发出掣电流虹的力，现出至大至刚的美。
在春夏之交的动乱中，有个学生在和平区人民政府招待所的牌子上涂掉“人民”二字，说：“什么人民政府？腐败政府！”马上围过来许多群众。一个老工人拉着这个学生，说：“小子，你凭什么说咱这政府不是人民的？你啊，浑！谁说共产党不好？浑！”在某大学，当有人提出要打倒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时，马上有人颇有见识地反驳说：“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你反他们，找倒霉。”
“第一信号”与老太太的“哲学”
天津市委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一切工作的基本思路，它的理论依据是党的宗旨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天津没有简单化地搞党政分家，从执政党的地位和性质出发，强调把党的意志化为政府的行动。于是，市委和市政府把“一切为了人民”化为一句简单不过的口号：“办实事”；至于“一切依靠人民”，则是由群众化简的，叫“作劲”。
“办实事”的第一个原则是：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群众一时接受不了的事情，有多少道理也不能办。
1987年11月21日，市人大组织了一场市领导与人民代表的座谈对话。有个代表拿出了一份认真调查、精心设计的方案，指出天津市的物价太低，这在竞争中要吃大亏，提出“加补贴、涨物价”的办法。市领导回答说：“物价很敏感，有些需要合理调整，但是，不管多有理，群众还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咱们就不能轻易动，要保持稳定！”哗……一片掌声。
“办实事”的第二个原则是：群众急需办而党和政府经过最大努力能办成的事，不管多难也要办。
市公用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志成永远忘不了李瑞环对他的批评，忘不了朴素得简直没多少道理可讲的老太太的“哲学”。
也是在这个对话会上。一个代表说：“前些时连续三天煤气供气不足，点不着火，市里什么时候能保证供气正常？”这可难住了王志成。
这个城市在1985年以前没有多少户居民用煤气，煤气公司2000多名职工工作比较轻松。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市100多万户居民93％用上了煤气，一万多职工如今尽管忙得没年没节、没日没夜，仍有断煤气的情况。
王志成用内疚的口气请求全市人民原谅他们的困难，他提出了一堆数字、一堆原因、一堆打算。李瑞环对自己的部下似乎毫不爱怜，刚毅的脸因为激动更添了威严。他说：“你还是没说清楚，还没有认识到煤气的厉害。你要说什么时候解决，而不是罗列一大堆啰里啰嗦的数字。数字只能在我们研究工作时派用场。老太太不管那个，她只管一点火为什么没煤气！”
当时，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李瑞环的嗓门越来越高：“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检讨！我们保证很快解决问题。否则，换人，换班子，直至全部换光！”哗——掌声如雷！
王志成回到局里，有些同志委屈得流了泪，王志成却拉下脸，吼道：“嚷什么！挨批评的是我这个局长，不是你们。你们干就是了，委屈什么？做党员、做共产党的官，就是吃亏受气的。我王志成和大家一块干，不让老太太笑起来，不是人！”
好一个王志成，不到两个月，煤气正常了。他们吃的什么苦，当然没有让那些提意见的老太太知道。
大事与小事
“办实事”与“作劲”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这种辩证关系常在党和群众两个方面出现喜出望外的“哲学现象”：有时候，群众认为是小事一件，但党和政府却作为头等大事，办了；有时候，党和政府遇到困难，头疼得要命，但一惊动了群众，居然是小事一件，很快办好了。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给本来就比较破旧的天津市添加了许多废墟。直到1981年，全市还有五万一千户住在临建棚里，天津市民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天津卫，三大怪：自来水腌咸菜，坐车不如走着快，临建棚见盖不见拆。”万里同志看了天津后痛心地说：“天津是我看到的城市中最脏、最破的。”
每当下雨，临建棚里水汪汪一片。电话打到区委、区政府，党员和干部们直想哭，没办法。他们组织起来帮群众向外舀水。可是，群众不领情，说：“你们就会这个。还会干嘛？”6月底，河西区副区长刘峰岩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年内拆迁临建棚！”台下一片哄笑，有人高声说：“5年都没办成的事，这回5个月能办了？下去吧您，别站着吹牛不牙疼！”12月20日，5个月到了，5年没办成的事情办成了。群众含着泪花说：“信了，我们信了。”
喜出望外的是：随着临建棚的拆掉，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疑虑也拆掉了。
1985年，河西区决定改建北洋工房。那是一片1920年的建筑，有名的“三级跳”：马路比胡同高，胡同比院里高，院里比房里高。有一次下大雨，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孤老头要不是嗓门儿还算大，就淹死了。
这里有476户，区里绞尽脑汁，只腾出了4套周转房，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峰岩以沉重的步伐走上了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他做好了被轰下来的准备。他缓慢地说：“我们保证一年后让大家搬进新居……”，一个老工人抢上前去打断了他的话，喊道：“老少爷们，党和政府为咱们办的事，都见过了。还开什么会，回去吧，各想各的辙！”大家伙纷纷响应。
晚上，车水马龙。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各找各的辙。区里把小车停在门口送孕妇，大肚子们笑一笑，摆摆手，蹒跚着走了；小孩子掏出了买冰棍的钱献给干部，老太太们拿出“私房钱”交给孩子去租房。刘峰岩用激动的哭腔向市领导报告：“15天就可以搬完！”结果只用了两天！
1800多根桩计划几个月内打完，施工队伍日夜不停。有一排楼房就离工地五六米！一天，从楼里走出一队家庭主妇，她们集资买了炊具，给施工队烧水做饭。工人们感动了，说：“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累死，认了。”结果，18天完成了任务。
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诞辰。区委选择这一天为北洋工房成为“北洋新里”剪彩。当市领导剪断那根彩带时，人山人海中响起了“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一个记者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命题为《心愿》，寄给了市领导。李瑞环同志在照片背后挥笔写下“公道自在人心”几个大字。
这两年的事情更好办了。前年改建天津钢丝绳厂职工宿舍，那是一片建国初的危房。需要230万元，可是市和区只挤出了150万元。缺口怎么解决？市、区领导带头捐款，厂党委书记赵连元捐出1000元，还想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彩电、冰箱卖掉，被区里的干部阻住了。几天功夫，捐献出16万元。还不够。河西区群众总动员，义务劳动。工人们下班后就匆匆往工地上跑。省下的施工费，堵住了预算缺口。一个在拆迁前差点被砸死的7岁“小画家”，进新居后给市委寄了一幅画：一个聪明、活泼的小猴儿，费力地抱了一个大寿桃。“嘛叫形势好？共产党的‘官’为百姓办实事！”
在天津，最佳的公众形象是“公仆”。群众评价干部没别的，就是看他办的实事多不多。市委、市政府从1983年起每年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而且是“母项目”，“子”项目则有几千件。区、街道的党委制订的年度工作计划，标题都是“××年办××件实事”，而且多半是有关群众吃喝拉撒睡的。
城里人，上班进厂，下班回家，关起门来成一统，邻居好几年，还有楼下不认识楼上的。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往往一个区长不及一个普通演员的“知名度”高。可是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好生却很少有人不知道。他喜欢“闲逛”，而且不搞“微服私访”，与群众一交谈，出口就是“我是区长，有嘛困难尽管说”。
去年8月的一天，白天气温达到了摄氏40多度，夜里12点多，忽然一阵闷雷，大雨倾盆。老天爷给人们送来了好觉，但是区委、区政府的大楼内却忽然灯火通明。像往常一样，一遇恶劣天气，领导们就赶到了办公室。很快分了工：一拨人守电话，一拨人走街串巷，一拨人直奔《今晚报》等候来访者。果然，来了几个群众反映房屋漏雨。很快，每一家都去了区里的负责人。漏雨的房子很快修好了。还有没有漏雨的呢？第二天一调查，14万户居民中有14户漏雨了，刚好是万分之一。有人说：“让房管部门得空派人修吧。”张好生说：“不是得空，而是立即。对我们来说是万分之一，对于漏雨的群众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这个区有个制度：区级干部每月要用一个星期天到居委会挂牌办公。保证261个居委会全转到。一个姓冯的老大爷说：“嘛叫形势好？共产党的官为百姓办实事就叫形势好！”
谭绍文和聂璧初的打算
李瑞环调到中央工作了。谭绍文和聂璧初分别接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怎样看待“两为”方针呢？谭绍文说：“群众最可爱，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敬，他们的‘作劲’是那样的深明大义；群众也最可怕，得不到群众支持，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群众从‘水变甜了，路变宽了，城变美了’的切身体会中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力量在于民心。我和老聂感到要把天津的工作做好，最根本的是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不懈、尽心竭力地为人民办实事。”
新的书记和市长，受命于经济困难之际。他们认为，越是困难，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越要心中装着人民，办事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越是困难，越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他们上任伊始，就到基层企业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经济困难的症结所在，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他们感到，许多问题，少数人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常常是一筹莫展，而到群众中去，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就会柳暗花明。
为人民办实事需要钱。在当前地方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实事呢？谭绍文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聂璧初主持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都曾多次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一致的看法是，群众是会与党和政府共度难关的，不会提出过高要求。但是，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争取多为群众办实事。当前特别要努力办好那些不花钱、少花钱而又受益大的事，办好群众最关心、最紧迫的事，办好可望而又可及的事。
李瑞环调到北京之初，有些群众曾经怀疑新的班子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办实事。五个多月过去了，大家看到年初定的20件实事都圆满地完成或接近完成。大白菜供应充足，烟筒、炉子比去年购买还方便，群众的基本生活都安排得比较好。
最近，市委作出精简会议、精减文件的八条决定。会议大减，文件大减，剪彩大减。大批干部腾出精力和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办实事。群众高兴地看到新班子有很多新招法，而招招都没有离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条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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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评论员
天津市委、市政府坚持为群众办实事，读来感人；群众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之后所暴发出的热情和干劲，也感人至深。有了这种密切的党群关系，党领导的各项事业无疑都会前进得更快。
为群众办实事，让群众感受和认识到党和政府“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天津市党和政府的工作特色，也是我们许多党组织和政府的特色。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建立到壮大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让群众感受和认识党的宗旨的过程。而党的事业受阻、工作出现失误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离开或者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说，为群众办实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党都只能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不能淡化，更不能抛弃。
为群众办实事，需要党和政府的干部时刻注意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情绪，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以好处。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在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只有我们的同志懂得并实行这两个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回顾一下这几年我们的成绩与失误，都可以从群众情绪方面找出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上的经验与教训。遇到困难埋怨群众支持不够的同志，反躬自省，可能会发现自身存在官僚主义，对群众关心不够；至于那些不但不注意给群众以东西，而且老是向群众要东西，一会儿集资干这个，一会儿集资干那个的同志，受到群众埋怨和反对，则是理所当然的！
为群众办实事，先要肯办。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房子、孩子、炉子，从基本的生活问题到其他方面的要求，实事到处有；民心朴素，他们所提的要求一般都不高，有些事办起来也不难。难的是树立自觉的、坚持不懈的“公仆”意识，自觉地办实事。只要我们的同志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件事一件事地办，必然得到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这个前提下，即使有些事不能马上办或由于种种原因而办不到，向群众说明情况，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的干部多为群众办实事并且不断提高办实事的水平，就能把群众“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最可爱，他们只要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就会矢志不移地跟党走：群众最可敬，他们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就会满腔热情地为党和政府“作劲”，许多难以度过的难关就会顺利过去；群众也最可怕，没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几乎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为群众办实事，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实际上，它事关密切党群关系，是关系党的性质的大问题。每一个党的成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应时刻记住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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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奉献篇
把“关”
夏儒阁 姚俊康
在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家刚满三载的新海关。关员们政廉风清不染一尘，涉足“肥水”未湿双鞋。今年开春的一天，开发区海关监管一组组长范仁勇收到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给自己儿子应聘考试的录取通知书。这本是一桩喜事，然而，老范那一向舒展的双眉却紧蹙起来。
原来，儿子文胜考取的这家合资工厂偏偏就是老范直接监管的对象。如果儿子到了自己监管的单位工作，保不准也会闹出什么“名堂”来。他想到自己是一名入党多年的老关员，要秉公执法，廉洁奉公，就必须让儿子“回避”。有人说：“孩子是凭本事考取的，有啥去不得。”老范笑着说：“到其它地方工作也一样。”
说来也巧，今年上半年，要录取文胜的这家合资企业有一批机器设备未经海关许可运出了开发区。案发后，老范和同事在查处时理直气壮，义无反顾。而今提及，老范颇有感慨：“假如儿子在这个单位工作，父亲手中有权恐怕就难以秉公办事了。”
今年盛夏的某晚，开发区海关业务科副科长汤富祥刚放下碗筷，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开发区某公司的报关员。老汤一看他拎着两盒人参蜂皇浆，脸立即沉了下来。
“你有事请到办公室谈，海关关员家里是不该接待客户的。”
“啊呀呀，汤科长你说到哪去了？我今儿来不为别的，交个朋友，一点小意思，你收下，我就走。”
老汤知道对方的真正来意。一个月前，这家公司未经海关许可，擅自把一批进口保税货物运出开发区，海关正在查处。今天这位报关员登门，无疑是来“投石问路”，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老汤心中有谱——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于是，他指着蜂皇浆说：“你不拿回去，我明天交给我们领导，由领导再交给贵公司经理，你看如何？”这位报关员听出老汤的话里不留余地，只得悻悻而去。
不久，这家公司经营部的一位经理登门拜访老汤。一番寒暄后，他拿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进口高级电动剃须刀，说是别人送的小礼品，务请老汤“笑纳”。老汤噗哧一笑：“请你别这样。你们公司的事，我们海关会公事公办的，请你不用找我了。”至此，这位经理不禁长叹一声：“哎，没想到，你们办事是这样当真啊！”
坐落在开发区中心的施乐复印机总厂，是一家闻名遐迩的中美合资企业。还在开工初期，复印机厂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大量进口的料件不能配套到货，海关无法验放。一个星期天，张锦华关长突然出现在工厂的仓库里。经过调查研究，他向工厂建议，利用他们先进的电脑设备，对进料仓库实行监控。就是说，进口料件先进入仓库，由电脑“入帐”、“配套”，然后根据“配套”件验放。对工厂来说，只要进口料件由仓库电脑“入了帐”，就可使用。这样，就能做到验放、生产两不误。张锦华经常来工厂，终于实现了对进料仓库实行电脑监控，使工厂生产顺利进行。
有一天，张关长又来到工厂了解情况，厂内外关系部的经理笑盈盈地递上一包礼品：“小意思。两套毛料西装的料子。这是厂里每个工人都发的，今天你来，算是凑巧。”经理边说边朝老张手上塞。老张连连摆手道：“这份礼，我是决不收的。促进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责无旁贷。礼不受，事照办。今后还是要尽我们的力量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开绿灯！”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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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开放的世界
——“南京路上好八连”艰苦奋斗新事迹
新华社记者 揭衍珍
经杨白冰上将提议，今年8月，好八连回到了南京路。这是八连四进南京路。
40年前，八连随着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开进了南京路。在这里，他们脚穿草鞋，露宿街头，艰苦朴素，一尘不染，毛泽东同志曾为此作诗《八连颂》，赞扬他们为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
共和国的历史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今天好八连进驻南京路，与1949年、1956年、1972年三进南京路时相比，南京路更加繁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丰富多采的商品，不同肤色的穿着形形色色服装的红男绿女，熙熙攘攘。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活，“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仍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
有人说，开放的社会就得讲究吃和穿，以“现代”生活方式汇入开放的潮流。而八连战士睡的仍是50年代配发的双人床。战士们在南京路上执勤，脚上穿的，仍是部队发的那人称“解放袜”的老纱袜，配上那双黄色的塑料凉鞋和大头解放鞋要多“土”有多“土”。这和南京路上游人着装款式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是八连的士兵说，人们穿得好，我们高兴。我们是革命战士，部队发什么，我们穿什么，并不影响在这里站岗放哨。
这些年来，八连和全国人民一样，由穷变富。但八连认为，面对今天的新生活，既不能要求战士重过苦行僧式的日子，也不能奢侈。连队的会议室一直比较简陋，驻地附近的沙发厂主动提出以优惠价卖给他们一些沙发，装璜公司也上门要为连队把会议室“打扮”一下。但连队党支部认为，把钱用在装修会议室上，不符合连队的传统。直到现在，会议室里摆的仍是50年代用的长条木凳。八连有个好规矩，上级机关来人一律不破费。这两年，上至总部首长，下至机关干部，在连队就餐，都是遇上连队吃啥就吃啥，从不另加菜。
10月的一天，记者跟随杨白冰上将在这个连队的周围察看，看不到刷碗池里有剩饭、馒头，也看不到长明灯、“常流水”……连队干部介绍说，五六十年代连队倡导的“五个一”（节约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寸布）至今仍在自觉坚持。
这些年来，八连坚持艰苦奋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高消费风也曾刮进军营。八连也有少数新战士花钱大手大脚。在他们眼里，花父母的钱，花自己的钱，顺理成章。
于是，一场“父母养育之恩知多少”，“挥霍父母的血汗钱光彩不光彩”的讨论在八连展开了。这场讨论如霏霏春雨沁入战士们的心田。从富庶苏南入伍的青年何金斌，在家当过三年多的运输个体户，自己积攒了10000余元，刚入伍时带了3000元觉得不够花，每月还叫家里汇钱。但现在他不仅不叫家里寄钱，还把带来的钱全部存入连队“小银行”。
八连官兵正是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美德，所以当不法分子企图闯“关”，用大把大把的钱行贿时，执勤的战士不为所动；当有人拿着黄色歌片追着战士叫卖时，他们不屑一顾……
所有这一切，正是八连面对开放社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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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官的妻子
周龙喜
在江苏省泰县人民法院宿舍区，家属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见到查找法院工作人员住处的，都先要查明其身份。如果是案件当事人或关系人，就请他到办公室谈去，如果还带着礼品登门，家属们更是不留情面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个法院对干警要求历来严格，于是有人就想从他们家属身上打开缺口。泰县人民法院一方面经常要求工作人员加强对家属的教育，另一方面法院领导鼓励家属们做积极支持干警秉公执法的贤内助。一次，行政庭审判员于世康的妻子正在做家务，一阵敲门声响起，她忙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拎着几只老母鸡和几条大鱼站在门口。她顿时警惕起来。她侧身拦在门口，问那人是什么地方人？怎么认识老于的？为什么要送礼给他？那人被问得紧张起来，支吾了好一阵也没说出个啥名堂。“一定是个当事人。”老于的爱人一边猜测，一边“呯”地一声把门关上，弄得那人尴尬地走了。
一些家在农村的家属，虽然生活比较困难，但他们宁可过清苦的日子，也不肯受当事人的礼品。一次，有个法庭审判员刘金琦受理了一起离婚案件。不久，原告就找到老刘乡下的家中。老刘的爱人接待了他。还没谈几句话，那人便乘她不注意，将五六斤鱼往地上一丢就走了。老刘的爱人发现后急忙找那人，没找到。老刘回来后，骑车十五公里，把鱼送到法院交公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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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家庄的好支书
曹先锋
河北省邢台市葛家庄村，1988年人均收入1250元，比1980年翻了三番。农民想学文化有农民夜校，想娱乐有活动室，想看书有阅览室，……红火火的日子比起城里人的日子还强呢！
葛家庄村有今天，村党支书陈卫东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立下功劳。
1985年春，村里的党员们推选陈卫东当支书。作为一名党员，陈卫东觉得无可推卸。他抛弃已经找到的发财门路，走马上任了。
当时，村里有两件棘手事：一是村里7眼机井5眼机井不能用，群众为争水浇地纠纷成堆；二是投资60万元建起的面粉厂面临倒闭，欠债32万元！
陈评东就从这两个“热点”动手。他领着大伙，很快把5眼机井修好了，而且决定群众浇地的水电费由村里统一支付，群众乐了。接着，陈卫东找门路与北京面粉厂联营，救活了面粉厂。为扩大面粉的销路，他上山西、下河南。面粉厂当年就创利54万元！
面粉厂起死回生增添了陈卫东的信心。他通过中国化学协会了解到生产化学助剂市场前景大，于是购买了一项专利，投资80万元，建起了化学助剂厂，年创利45万元。现在，葛家庄已拥有十多个企业，年纯收入达140多万元。
去年，葛家庄出现了20多亩荒田。为了加强农业，陈卫东一方面抽调有种植经验的劳力投入农业生产，组织起了有32名妇女参加的农田服务队，同时村里投资购买了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40多台件农机具，使农业生产从种到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葛家庄富了。近年来，村里陆续办起了农民夜校、娱乐室、阅览室等。全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录音机。计划生育一直是市、区先进单位，村风村貌焕然一新，连续三年无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生。今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陈卫东“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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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某部结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教育，将一批针对性和政策性强的理论性书籍下发连队。战士们称赞领导机关及时送来了“精神食粮”。
图为机关的同志给住在山上的战士送书。
孙庆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