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不花钱少花钱帮助企业化解困境
天津发展区域性经济合作
近几个月解决紧缺物资2.81亿元压缩库存产品2.6亿元
本报天津12月3日电 记者肖荻报道：在治理整顿的新形势下，曾兴旺一时的横向经济联合是悄然降温，还是大有可为？天津围绕经济工作难点，大力发展由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通过横向优势互补，不花钱、少花钱解决了一大批纵向难以解决的难题。从7月份至今，共解决紧缺物资总值2.81亿元，压缩库存产品总值2.6亿元。
新的探索证实：区域性经济合作既是解救企业燃眉之急的及时雨，也是促进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催化剂。和过去不同的是，市政府及经协办审时度势，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作法：
——在当前双紧方针下，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投资、靠行政权力搞协作的老办法，要着重靠信息、靠网络、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来互利互惠和不费而惠。如，以天津技术为西藏加工地毯，比西藏直接出口羊毛增值70％，尔后二八分成各受其益。
——改变过去联合范围过大、协作内容空泛的作法，着力发展以地、市、县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把政府间与企业间两个层次的协作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部。
——协作重点是把解决“三源”（能源、原材料、出口货源），搞好“三个配套”（发展名优短线产品、提高国产化水平、发挥设备能力的相互配套）以及销售产品、协作资金、转让技术等9项内容捆在一起干，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并综合互利。
据悉，天津市自7月份以来，由政府经济协作部门带领460个企业走向东西南北，共和20多省市107个地、市、县签订了各类合同、协议422份，总额达5.4亿元，出口货源总值7000多万元，并一次协进自行车、手表、制革、医药等30多行业紧缺的铬矿砂5000吨。许多参与活动的企业家从横向的广阔视野中看到：镑地市场有疲有俏、资金有长有短，是摆脱困境发展生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1版(要闻)
专栏：
白云山制药总厂自我消化困难
开发产品拓宽市场
头十个月实现产值利税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本报讯 记者梁兆明报道：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自我消化困难，确保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今年头10个月取得的成绩接近去年全年工业总产值5.4亿元、利税6000万元的水平。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是个以医药为主多种经营的企业集团。今年以来，他们自我消化困难再出新招：
一是盯着市场变化特点，把握时机调整产品结构，接连推出一系列新产品。为此，他们对遍及全国各地的2800多个销售网点，赋予捕捉市场信息的新的机能。企业决策者的信息更加灵通了：一方面进一步提高适销对路产品的质量，确保声誉；一方面奋力开发新产品。今年以来，仅开发的医药新产品就达10多个，还推出解决北方在冬季打蜡难的汽车喷蜡，以及劳保、交通安全等方面的一批新产品。
二是瞄准国际市场，不失时机地向海外开拓，以缩小在国内争市场的产品比重。今年，他们办起合资企业5个，与外商达成大批量出口咖啡壶、灯饰、汽车收放机和保健食品等协议，获上级批准开办境外企业3个，还与外商合作筹建白云山工业村。目前，出口产品已达70多种，其中医药原料和产品近50种，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创汇362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65％。
这两招，不仅将今年以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基本自我消化，而且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一个年产值1亿元、出口创汇能力500万美元的医药原料生产基地，他们硬是靠自筹资金，在今年10月间按期建成投产。国家有困难，他们争着做贡献。今年1至10月，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创利税，分别超过7万元和8000元，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第1版(要闻)
专栏：
华新水泥厂面对压力奋发自强
依靠科技多出效益
消除成本上升减利因素确保今年利税不减
本报武汉电 记者龚达发报道：面对成本上升、产品市场价格下降的双重压力，湖北省的华新水泥厂依靠“科技创效”，基本消除了成本上升造成的减利因素。
华新水泥厂是我国建材行业的“老大哥”，50年代就以“远东第一”闻名于世。其主要产品全部获得国优、部优、省优称号，其中“五羊”、“堡垒”牌水泥双双荣获国家金质奖。今年以来，由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水泥市场价格下降。1—9月，因运输、原材料涨价，便造成减利因素400万元。
面对困难，华新的决策者们没有要求国家减税让利，而是发挥老厂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开展“科技创效”活动，消除减利因素。今年以来，先后开发出3个新产品、完成两项技术改造项目，增强了企业后劲。同时优化产品结构，增产市场需求量大的早强型水泥，工厂因此全年可增加经济效益100多万元。
针对主要原材料矿渣资源不足、价格上涨等困难，该厂科技人员积极开发代用品，利用电厂粉煤灰渣、煤矸石、石灰石等廉价材料代替部分矿渣，不仅弥补了资源不足，还降低成本80多万元。水泥厂进出都是大宗笨重的物资，精确计量十分困难。今年以来，厂里不断改进计量技术，严格计量管理，对进厂的原煤、矿渣和出厂的成品水泥都进行认真计量，减少浪费。到9月底，仅出厂散装水泥一项就减少损耗7000多吨，价值126万元。
到目前为止，全厂已从中获直接经济效益400多万元，基本消除了减利因素，确保了上交国家利税不减。
第1版(要闻)
专栏：
陈俊生希望各地夺取明年丰收向前抢
切实抓紧每项工作 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本报北京12月3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言彬、本报记者陈健报道：国务委员陈俊生今天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结束时强调：要按照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努力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做好农村各项工作。上上下下，各行各业一定要千方百计夺取明年丰收。从现在起，就要抓紧每一天，做好每一项工作，要有紧迫感和向前抢的精神，以突破性的工作效率、以更高的工作质量来保证实现粮棉生产的新突破。
陈俊生同志指出，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省负责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农村工作中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各地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
陈俊生结合各地综合开发的经验和工作实际说，全国综合农业开发，潜力很大。但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做大量工作，长期坚持，才能搞出更大效果。在今后的农业综合开发中，要注意好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利用好现有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开发和利用新的农业资源，形成新的综合生产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要认真总结、推广实践中出现的新鲜经验。逐步把农村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这可能是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方向，但不要一哄而起，要注意总结和引导。
陈俊生希望镑地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他说，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任务艰巨。绝大多数基层组织是得力的，但也有少数不健全不得力。随着全党全国大办农业热潮的到来，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更迫切，更重要。
这次为期7天的会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流了农业综合开发的经验，分析了当前农村工作的形势和问题，研究和解决了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紧迫问题。会议重申了在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中，过去制定的有关政策继续有效：治理改造中低产田后增产的粮食和新开垦耕地生产的粮食，五年内不交合同定购粮，新开垦的耕地五年免征农业税；国家发放一部分贴息贷款，支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江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国家继续投资，建成后有偿使用，逐步收回一部分投资；在分配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第1版(要闻)
专栏：
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上海400余名大学生申请入党
本报上海电 本学期开学以来，上海高等学校中已有400余名大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这些申请入党的大学生中，复旦大学79名，交通大学46名，同济大学31名，上海财经大学38名。他们中有的在社会实践中认清了中国发展的光辉前景，有的通过对学潮和动乱的反思，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他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一切。
许多学生在入党申请报告中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过程。他们说，党内确实存在腐败现象，然而这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党的干部是清正廉洁的。他们真正代表了党的整体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学生写道：“我们党不仅在历史上是伟大的，现在仍然是伟大的。因为这个党肩负着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历史重任。在中国，没有第二支力量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第1版(要闻)
专栏：
百名博士汇一市 千位教授同故乡
东阳重教成风人才辈出
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 （通讯员卢贤松）浙江省东阳市人称“百名博士汇一市，千位教授同故乡”，现有1149名东阳籍的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在全国各地工作，其中包括4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这个“中国教授市”的尊师重教风气日盛，正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人才。
地处浙江中部的东阳，素有“歌山画水之乡”的美称。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遍建书院、学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叶适都曾在这里设坛讲学，学风昌盛造就了一代代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东阳人弘扬这一传统，尊师重教之风在这里更盛。
东阳市在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0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阳年年集资办学，仅1987年全市集资办学投资就达200多万元。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东阳已向全国大中专学校输送新生1.2万多名，是建国前17年的3.7倍。近十年来，这里平均每年都向高等院校输送新生700多名，居浙江省首位。
第1版(要闻)
专栏：今日谈
“首发式”何其多
王登平
一家报社文艺版的编辑接连三天被人拉去参加几本书的首发式。据他说，每个月收到十份、八份请柬是常有的事！
依笔者愚见，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一部确有重要价值的佳作问世，适当作点宣传，传播信息，扩大影响，是无可非议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发式太多太滥。有些书作者和出版社，热衷于组织“首发式”，甚至不惜工本，印请柬、备会场、购饮料，费尽周折去请名人……他们以为这样就会提高书的身价。据朋友介绍，有些举行了首发式的书的内容确实不错，但也有些实在不敢恭维。
我对首发式的来源没有考证。据我揣摩，《红楼梦》出版时，大概没搞什么首发式，但它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还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没有举行什么首发式，但终究成为世人推崇的传世之作。由此看来，一本书能否受到读者的喜爱，不在于为它搞了什么仪式，而在于书的质量。书内功夫不行，企图靠书外功夫来弥补，即便搞得再热闹，读者也会识破“庐山真面目”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论反对自由化和贯彻“双百”方针
南海
每当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文艺领域总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双百”方针还能不能贯彻？这一次，在经历了一场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所酿成的、几乎使我国几十年的革命成果葬于一旦的政治动乱之后，文艺领域的反自由化工作还刚刚在开始，有人就又迫不及待地提出：还要不要贯彻“双百”方针？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水火不容的，至少是互相妨碍的：要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无法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文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如果不是别有所图，那就是陷入了一种双重的误解，既是对“双百”方针的误解，同时也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误解。澄清这种思想混乱，对于真正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持下去，对于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实现文艺的更大繁荣，都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方针政策，作为一定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管理意志的体现，都带有社会倾向性，有着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双百”方针也不例外。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和学术上的自由争鸣是繁荣文艺的必由之路，这作为一条客观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客观地存在着了。但自觉地利用这一客观规律来形成一个管理文艺乃至文化的明确方针，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一个伟大创造，也只有自身发展要求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才能明确提出并真正实行这一方针。换言之，“双百”方针作为自觉的管理方针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方针，而不是其他性质的文艺方针。主持制定这一方针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双百”方针作为自觉的管理方针则是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用以实现“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的，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制定并实行这一方针，不是用来发展别的性质的文化事业，而是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不是用来动摇、颠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用来维护、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申并进一步发展“双百”方针，也不是用来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忘记、丢掉了这个根本出发点，“双百”方针就要失去自我，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而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从根本上反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搞自由化的人肆意反对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现象之间划分应有的界限，有人甚至公然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存在权利，要求取消中央反复肯定并使用的“社会主义文艺”这一提法，他们在“全球村”、“走向世界”等口号的掩饰下主张我国文艺发展要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艺作为唯一参照系，走西方文艺发展的路。同时，搞自由化的人在政治上提出“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引我国于死胡同”，“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要“取消共产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刘晓波还叫嚷“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中国的出路是“当300年殖民地”。自由化“精英”们在动乱中的表演，更无可辩驳地暴露出他们搞自由化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把中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国。因此，从这种根本意义上讲，反对自由化不仅不会妨碍“双百”方针的贯彻，而且是保证“双百”方针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被篡改、从而真正发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作用的必要条件。
“双百”方针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如所有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样。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参加创作竞赛和学术争鸣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理论家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意味着百家争鸣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争鸣。作为作家艺术家个人，作为理论家个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坚持和发表各种观点的自由。但是对于负责贯彻“双百”方针的各级文艺部门、团体和由国家出钱办的文艺报刊、出版社的负责人来讲，对于创作竞赛和学术争鸣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来讲，则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从根本上揭示文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自觉地有效地引导不同题材、主题、形式、风格、流派的创作竞赛和不同观点、学派的学术争鸣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使竞赛和争鸣的结果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指出的，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而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双百”方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竞赛和争鸣就只能是一种自发的东西，或者被错误的思想指导引入歧途。然而，资产阶级自由化则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些搞自由化的人污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封闭的”，是“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只涉及文艺的“外部规律”并没有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因而早已“过时”，污蔑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阴谋文艺一脉相通，是导致“文革”的一个思想根源。不仅如此，搞自由化的“精英”们还公开宣布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一产生就“带有封建性”，现在“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之中国没有用处”，声称“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他们千方百计要取消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文艺方针和整个文艺事业的指导，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取而代之。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正是在维护“双百”方针的思想灵魂，怎么会与贯彻“双百”方针水火不容呢？从竞赛和争鸣的实际内容和结果来说，我们反对自由化只是反对照搬诸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西方的人类学文化学等包含着错误世界观历史观的整个思想体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文艺事业的指导，并不反对在一定层次上和范围中借鉴这些学说中的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它能保证这种借鉴真正做到洋为中用，从而促进文艺创作和理论的健康发展。
毫无疑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确要限制一些人的“自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是极少数人违反宪法、肆意宣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的自由，是他们随意篡改、践踏“双百”方针的自由，是他们用种种手段剥夺别人发言权的自由。在赵紫阳同志的纵容、支持、鼓励下，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艺精英”，在作品中肆意丑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丑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动辄就宣布某级党委或政府机关是“封建家族”、“帮派体系”，像《河殇》作者那样还公开宣扬只有资本主义的“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们的确是够自由了，把党纪国法都踩到了脚下，但他们却不许别人有批评他们作品的自由，谁要批评他们的作品，立即就给你扣上“妨碍创作自由”、“打棍子”的帽子。某些支持自由化又掌握了某种舆论权的人，不但自己不宣传马列，而且不许别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控制的版面，他们把持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实际上成了宣扬“全盘西化”的比赛场，谁贬损马列的调子最高谁就受到喝彩，谁在丑化中国革命史和革命文学史方面最有“突破”谁就被捧为“新星”，谁在鼓吹“全盘西化”方面走得最远谁就最能出尽风头；相反，谁宣传马列主义谁就受到嘲弄，谁要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原则区别谁就被斥之为“僵化”、“保守”。一方面是自由化“精英”们为所欲为，想批谁就批谁，一方面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自由争鸣的权利。此时此景还要挂上贯彻“双百”方针的字样，岂不是天大的骗局吗？取消极少数人践踏法律、垄断发言权的“自由”，正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限制自由化“精英”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正是为了维护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二为”方向指引下的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限制某些支持自由化的人篡改、践踏“双百”方针的自由，正是为了恢复“双百”方针的本来面貌，使之得到更好的贯彻。
是的，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查禁一批颇为畅销和走红的“作品”。看起来这似乎削减了当前文化市场热闹、繁荣的程度，但实际上它所削减的只是一种有害的热闹、虚假的繁荣。比如那些充满色情乃至淫秽内容的“作品”，专门以欣赏的态度去表现性心理、性行为、性变态、性倒错、乱伦、强奸和同性恋，变着法儿地去追求赤裸裸的感官刺激，热闹倒是够热闹了，一印就是几万册乃至几十万册，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书摊，给出版者和发行者带来了巨额财源，但却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也腐蚀了许多成年人，同时还败坏了文艺的声誉。不“扫黄”，不查禁这些“作品”，人民群众能答应吗，法律的尊严又置于何地？又比如某些“政治黑幕”小说和所谓纪实文学，随意胡编乱造，甚至专门抓住一些别有用心的传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材料”来大加渲染、丑化已故的党和国家的领袖及重要领导干部，把其中许多人写成青面獠牙式的人物，把中国革命史（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史）写成一团漆黑，这些作品的确也很走红，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是它们却极大地动摇着人们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在思想上政治上有着很大的破坏性。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能听之任之吗？我们的文艺能用这种东西来制造“繁荣”吗？这两类“作品”，前者是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又反过来为自由化的泛滥提供了条件，后者本身就是文艺领域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查禁诸如此类的走红“作品”，去掉这些虚假的繁荣，净化了文艺领域的空气，正好可以为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真正繁荣扫清道路，更好地发挥“双百”方针的威力，实现文艺的更大繁荣。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进程中的所有具体工作都不会出毛病，可以掉以轻心。不是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任何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在实际进行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需要及时加以纠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尤其需要注意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防止简单化的做法，防止“左”的东西乘机泛起，尽最大力量减少由于具体工作中的毛病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承认实际的具体工作中不会十全十美与从总体上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贯彻“双百”方针对立起来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从总体上讲，只有坚持不懈地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才能保证“双百”方针的顺利贯彻，推动我国文艺不断地走向新的繁荣。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6期，本报有删节）
第1版(要闻)
专栏：
建设中的岩滩水电站
承包国家重点工程岩滩水电站厂坝混凝土施工的广西水电工程局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顽强拚搏，10月份厂坝混凝土浇筑突破11万立方米，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图为电厂前坝。 罗安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