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
——怀念原中组部副部长赵汉
王雨亭 陆沅
原中组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常务副部长）赵汉同志不幸逝世已经23个年头了。他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作为幸存者的战友和部下，我们谨以这篇文章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赵汉同志原名王兆汉，是河北定县人。当他考入高中时，正值七·七事变之后。一个满腔热血、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的19岁青年，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开始了抗日活动。1938年初他参加了游击队，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历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大同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
1943年9月，赵汉以他能掌握原则，顾全全局，有独立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等长处，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七大。1945年10月，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安子文同志从全局出发，把赵汉同志介绍回晋察冀中央局，并给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写了信，推荐他担任地委正副书记一类职务。
1951年，党中央各部亟需健全机构、充实干部，赵汉同志调回中央组织部。他在中组部先后工作了17年。
一
赵汉同志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中央组织部是中央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办事机关，是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参谋部。作为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赵汉同志受部领导的委托，对中央组织部出手的文件，无论是组织工作方面的、干部工作方面的、内部建设方面的，他都负有取精用宏、统一把关的职责；作为副部长，他分工管理的办公厅和研究室则是协助部长进行全面管理和宏观研究的业务单位；赵汉同志本身又是中央组织部有名的笔杆子。在他的统一安排和具体组织下，中央组织部许多上报下达的文件都由他具体修改定稿。
1953年，赵汉同志（当时任办公室主任）会同王甫同志（当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到山东了解到党政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命令主义作风，深感专区以上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不了解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造成的严重问题，使得一些县、区、乡三级干部还没有改变旧作风，存在着违法乱纪现象。但他们的调查工作却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甚至连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也不支持他们。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经由安子文同志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作了反映。1959年上半年，在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后，赵汉同志具体组织了6个工作组，审定了调查提纲，由部级领导干部带队分别到河北、山西、浙江、湖南、贵州、甘肃等省，深入到一些公社，了解党的组织领导的情况。各地工作组返京后，他又组织实地调查人员在部务会议上作了汇报，并按照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组织人力把不少县委和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及其表现综合整理成简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作了报告。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简报中反映的那些“左”的东西还是相当真实的。
1962年7月，在赵汉同志主持下，起草了《中央组织部7月份综合报告》，向毛主席、政治局常委反映了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报告列举了一些高级干部闹特殊化、小病大养、到处游山玩水等例子后，提出对于干部闹特殊化、革命意志衰退等各种不良现象，要从正面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对于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还应当绳之以纪律，但是“不要滥用组织手段，不要重复乱斗争、乱批判的错误”。1962年8月，在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评中央组织部“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之后，他们又向主席、政治局作了《关于各地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对党内民主、党内斗争、党委制和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反映，批评了前几年各地较普遍存在的压制民主、个人专断和分散主义的错误倾向。报告也指出有一些干部，有一种要求大民主的情绪。在分析了党内的思想动向之后，向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建议：继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中央有关指示；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以及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会；为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使党委摆脱行政事务，采取一系列措施发挥政府和各部门的作用；加强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1963年3月，赵汉同志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做好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一文，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扎根于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他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经常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要经常指导党员向非党群众做工作，要领导好非党组织的工作，帮助他们把各自的经常工作健全起来。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党的战斗力，1962年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印发的党员课本，也是由赵汉同志代表中央组织部与中共中央宣传部许立群等同志合作编写的。这个课本当时是在全国进行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
以赵汉同志为首的写作班子，在1962年研究起草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若干经验教训》（又名《13年组织工作基本总结》），其中关于“既要反对离开党的政治任务，孤立地进行党的建设，又要反对只重视经济事务，而忽视党的建设的倾向”的观点；关于“党应该实现坚强的领导，但是不能包办一切”，“决不应该把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夺取到的政权组织撇在一边。决不应该对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工作置之不顾”的观点；“必须把党章贯彻到党的全部生活中去”的观点；关于“干部工作中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干部的质量”的观点等等，至今仍给人以启示。
1958年，赵汉同志带领中央组织部49名干部下放安徽无为县进行基层工作和劳动锻炼，由于如实反映了当地领导干部在上报粮食产量时弄虚作假和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等问题，受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指责。“反右倾斗争”开始后，省委领导人强迫中组部有关领导做检查，赵汉同志硬着头皮顶住，始终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并主动承担压力，保护下面的同志，在安子文同志的支持下，始终未作违心的检查。1959年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时，中央组织部一位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的同志，因对全国的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赵汉同志认为这位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毅然决然把他调回中央组织部继续工作。1966年8月，中央组织部“揭盖子”前夕，一位被抽调到北京市参加“四清”运动的同志暗中回中央组织部，向赵汉同志反映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整的净是好人不理解时，他虽已预感到大祸行将临头，却安慰她说，事情总归会弄清楚，好人就是好人！要她坚持下去，不要怕。由于他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又打招呼说，以后不要再来中央组织部了，以免受牵连。
二
赵汉同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新，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首先提出了培养选拔新生力量的问题和建议。1963年上半年，赵汉同志到福建进行调查，发现干部队伍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地、县的领导干部中，一是年龄较大，一是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小，这反映了对建国后生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实质上是个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因此，需要有意识的加强锻炼、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已经到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安子文同志非常赞成这个意见。报告上送到中央书记处时，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作了批示。此后，中央组织部又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作了调查，并由赵汉同志主持，向中央写了关于调整领导核心和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报告。当时县以上各级领导核心，普遍缺乏新的血液。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五十几岁，甚至六十几岁；省的部、厅、局，地、市委和中央各部的司局一级领导干部，一般是47岁左右；县委书记一般是40来岁。这种不同层次干部年龄结构，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代人的成长，直到20多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实现。但那时赵汉同志即能认识到“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64年5月，赵汉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的文章，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打破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思想障碍，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老干部的神圣职责，要使新生力量不断革命化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他要求新生力量逐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学会领导生产、管理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学会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事业，学会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等各项本领。赵汉同志还身体力行，1965年，经过部领导研究批准，在他分工领导的办公厅提拔了一名30多岁、行政16级的干部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这在当时是很开明的措施，在比较注重资历的党委组织部门，这是一次用人制度方面的重要突破，在全国组织部门中做出了榜样。
三
赵汉同志的民主作风，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组织部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民主作风，一方面表现在工作上，遇事总是同大家商量，倾听不同意见，平等待人，团结同志。开会时一般让大家先讲话，动员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才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他虚心吸取了各方面的合理因素，因此结论言之有物，有针对性，令人信服。在他组织大家起草文件、撰写重要文章时，首先是根据不同人员的业务知识和熟练程度合理分工，确定主要执笔人，然后放手让执笔的干部去收集材料，拟出写作提纲，包括主要观点和必要的典型材料，交付参加写作的班子充分讨论，一般是研究室人员会同有关业务单位的干部参加。然后明确质量、时间直至字数的要求，由主要执笔人集中力量和时间保证拿出初稿。稿子经过反复深入讨论后，再由赵汉同志亲自主持修改，最后由他自己动手逐字逐句逐个标点修订上报部领导。那时，中央组织部研究室是整个部思想最活跃的单位，学术空气浓厚，许多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几个比较有见地、勇于探索的同志，经常争论得不可开交，赵汉同志往往默默地听着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从不打断大家的思路，更不强加于人，只是偶尔在关键问题上点一两句，启发大家深入钻研，同志们都感到受益匪浅。他还勇于随着事物的发展，不断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经验。那本《13年组织工作基本总结》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全面听取意见，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提炼加工写成的。赵汉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注意以身作则。他长期奉养父母，但即使同他共事多年的同志也不知道为了他参加革命，家庭付出了多大牺牲，他的亲属对党有多大贡献。他生活简单，不追求物质享受，精神生活内容丰富充实，每到休息时，往往挥拍上阵，同大家打几场乒乓球。在他的影响下，研究室每人都备有一副乒乓球拍。在他带领干部下放安徽无为县工作期间，对当地主要领导干部的专横跋扈、不讲政策、虚报产量、放假卫星，不关心群众疾苦，不顾群众死活的做法极为不满，多次表示这种国民党作风同共产党人的作风水火不相容，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那个干部终于被撤职，赵汉同志以自己的原则性维护了人民利益，挽回了党在当地的影响。在部领导，包括赵汉同志的影响下，中央组织部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干部原则性比较强，掌握政策比较稳当。尽管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也有失误，伤了个别好人，但很快就得到纠正。许多调出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对那一段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都很留恋。
23年之后，在党经过又一次严峻考验胜利的日子里，追忆赵汉同志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奉献，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纪念茅以升同志
周培源
1989年11月12日，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著名桥梁工程专家、94岁高龄的茅以升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茅老是我素来最尊重的老友之一。他一生在科技工作上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一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少年时代的茅以升，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心发愤图强，以科学技术振兴国家。他1916年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0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从那以后，他为祖国的科技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
作为一名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看到济南黄河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许多铁路桥梁的修建权都被帝国主义把持，深感痛心，决心要在桥梁事业上为中国人争气。1933年8月，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担任工程处处长。当时有关方面请茅以升和美国桥梁专家各设计一个方案，两相比较，茅以升的方案既好又省，很快得到了批准。但是，钱塘江江面辽阔，江潮浩荡，江底覆盖着厚达41米的流沙，要在江上建造大桥，谈何容易！一些外国工程师说：“他们没有建这样大桥的经验和本领！”“一定要失败的！”但这些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动摇茅以升要为祖国建造大桥的决心。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层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显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解放以后，茅以升又参加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作。他作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建好大桥耗尽了心血。
茅以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30多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致力于桥梁史的研究，主编了《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荣获中华图书荣誉奖；他曾对科学技术中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写下了数十篇论文。近年来，他又积极倡导发展继续教育，并自告奋勇兼任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院长，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茅以升同志虽然是中外闻名的科技专家，但却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科学属于人民”，
“科普是一座通向四化的桥梁”。为此，他在紧张繁忙的科技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不遗余力地从事科普活动，写下了大量的科普著作。他曾撰写了《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等科普书籍和数百篇科普文章。他写的《桥话》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中国石拱桥》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荣获1980年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他经常到群众和青少年中去做科普演讲，深受欢迎。他不仅为祖国江河架桥，而且为科技与人民之间架设了一座座知识的桥梁。
茅以升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
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过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教授，北京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教学上注重启发，反对灌输，做过许多革新探索。例如他曾主张不但老师考学生而且学生也要考老师，根据学生所提问题水平的高低打分，不仅对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大有益处，而且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茅以升同志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加以论述。他曾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当作一所桥梁工程技术学校，让有关大、中专学校分批派学生来参加建桥工作，并结合实际给他们讲课。在我国解放以后参加兴建巨大桥梁工程的许多总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曾受到过茅以升钱塘江“桥梁学校”的陶冶。
茅以升同志在科技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荣誉。解放前他曾经被选为中国工程学会会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国际上，他被选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称号的中国人）。为表彰他对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曾授予他荣誉奖章，美国康奈尔大学曾授予他“福帝士”研究奖章，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曾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
三
茅以升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使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放射出新的光彩。当他一旦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候，就义无返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青年时代的茅以升同志是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在许多高等学校主持校务的时候，曾多次对爱国学生运动给予同情、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一心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一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从那以后，他投身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矢志不渝。
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茅以升终于认定：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这不仅表现在科技工作上，更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上。
1949年茅以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一直担任全国政协二至六届委员，全国人大一至六届代表。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科技和教育事业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科技与生产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倡导科技与实际相结合；他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提倡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1962年，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的建议，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茅以升同志这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彩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
茅以升同志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他于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并于1958年起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职务。几十年来，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在联系和推动海内外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曾多次率领中国科技代表团出国，向世界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促进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辛劳奔波。他曾广泛联系海外华人中的科技工作者，热心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成就，鼓励他们积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198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发出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茅以升很受鼓舞。他认为这座和平统一的“大桥”正式动工之前，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各修一座“引桥”。为此，他提出了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和互访的一系列建议，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茅以升在设计“引桥”》一文对此进行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
早在50年代，茅以升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强调“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十分重视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他身体力行，积极参加九三学社及其他方面组织的政治学习，自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使他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和爱戴。为了团结和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发表过30多篇文章、讲话，结合切身经历，论述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影响。1982年5月，在他的倡议下，首都100多名科学家签名制定了《首都科技工作科学道德规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首都广大科技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茅以升同志很早就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工作，他牢记周总理的话，始终把这一美好愿望埋在心里，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晚年，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终于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于1987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数十年来的宿愿。
茅以升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为科技与人民架桥，为党和知识分子架桥，也为自己架设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者的人生之桥。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他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