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1989年，鄂西北襄阳县的粮食生产突破徘徊，登上了新的台阶：夏粮产量为全省之冠，秋粮净增2.1亿公斤。丰收的诀窍是什么？县委书记说是得力于——
“聚变”的新能量
朱道钰 詹金生
湖北省的西北部，有个100万农业人口、174万亩耕地的襄阳县。1989年，襄阳县大丰收：粮食总产达8.5亿公斤，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丰收的“诀窍”在哪里？
精于农业生产的襄阳县委书记许国富，告诉笔者：“是‘聚变’爆发了新的能量。”
“裂变”后的困顿
襄阳县过去是个穷县。10年前全县开始实行“大包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全县粮食产量连续5年平均年递增0.5亿公斤，1985年达到6.58亿公斤。
在总结经验时，原县委负责人用了一个现代比喻：“原子弹爆炸，是靠分裂一个一个的原子核，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我们县的农业丰收，是靠广大农民从‘大锅饭’中分裂出来而产生的巨大积极性。”
然而，“裂变”中却蕴藏着困顿。
这年秋播时节，一位上级负责人在泥咀镇的“万亩冷浸田”调查时，问一位老农：“只要挖深沟排掉积水，一亩就可多收几百斤粮食，你为啥不挖呢？”老汉回答：“周围各户的田都不挖沟，我挖得越深，水往我的田里流得越多，我哪能挖呢！”
双沟、东津等乡镇几十万亩河沙地上，许多近百亩的大方田被种成了零碎地，最严重的地块，每户仅种一米多宽。农户怕伤着邻居的庄稼，不敢机耕牛耙，只好锹挖锄铲。黑龙集镇关庙村二组农民王明会的绿豆地两边，是别人种的芝麻。害虫专吃绿豆，不咬芝麻，治时飞走，治后又来，秋后绿豆差点绝收。……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再退回去行吗？”
“那样会重新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得！”被问及的襄阳人都这样回答。
又要发展农业，又不能重吃“大锅饭”，怎么办？
困顿后的决策
经过几年在关庙村、朱集镇等村镇的小心探索，又经过战胜1988年特大干旱的大胆实践。1988年中秋，襄阳县委从原先不很清晰的感性认识中，悟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单门独户经营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力量和行政组织功能，予以克服。由此，他们做出了一个“16字决策”——“保持农民‘分’的优势；发挥领导‘统’的功能。”这个提法似乎不新，但是，襄阳人对“统”有着自己实在的理解，并采取了一系列为农民所欢迎的措施。
“统”就是领导重新重视农业。县委将全县28个乡镇划分为6个“战区”，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及其副职们，分别在各“战区”担任“司令官”。各乡镇的负责干部也纷纷包片包村。秋耕时，在保证农户地头界桩不动的情况下，统一茬口，统一机耕，零碎地又回复为大方田；施肥时，根据县土肥站对不同耕地的测肥数据，不论是懒得上肥的，不信科学的，无钱买肥的，统统指令性地让其按标准施足肥料……
“统”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全县所有农业干部和植保人员，纷纷走向生产第一线。今年杂交稻制种授粉期间，正赶上最热的“三伏天”。一些懂技术的领导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卷起裤腿下到田里，手把手地教农民授粉。
“统”就是实心实意为农民服务。针对前几年刮起的“各行各业讲效益，都在农民头上打主意”的歪风，县委书记许国富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强调：“我们吃的是农民给的一碗饭！今后发现谁要坑农轻农，非让你下到乡镇当个办事干部，尝尝抓农业的酸甜苦辣不可！”今年4月中旬，小麦发生白粉病，县生资公司领导驱车750公里，在24小时之内，从武汉买回一卡车“金刚霉素”。不到两天，这批药及时地喷洒在农田里。
决策后的“聚变”
夏收了，襄阳大地遍地金黄。在襄樊市召开“全国夏粮生产现场会议”，参观襄阳县连片种植的高产田时，农业部一位副部长鼓励该县：“全国至今还没有发现夏粮生产达到4亿公斤的县，你们争取夺这个冠军”。后来因为几次暴雨和一场洪水，毁掉粮食0.2亿公斤，全国冠军没有夺成，但夏粮总产仍然达到3.9亿公斤，成为全省之冠！
秋收了，襄阳县“黄金”遍地。湖北省农牧厅的专家，赶来鉴定“连片种植、模式栽培万亩试验田”了；鉴定结束，挥笔签字：“全部达到要求”。秋粮登场，一串数字出来：总产4.6亿公斤，比去年净增2.1亿公斤！
总结这一次成功，许国富又用了一个现代比喻：“正像把一个个氢原子核聚合拢来可以爆炸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一样，把一个个分地到户的农民‘统一’起来，可以产生出比改革之初更大的生产效益。”
笔者在襄阳县耳闻目睹了大量的“聚变”细节：
在朱坡乡莫岗村，村支书万久来摆出了这样的事实：今年全村把选种、备肥、治虫、用水等十几个生产环节“统”起来后，农民单是
“治虫”就省了大事。95％以上的农户减少了治虫的盲目性和失误率。今年该村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户均生产万斤粮”。
在朱集镇的朱集村，村农经站长齐华玉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全村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购回分发，比农民各自外出采购，一年节省的“购买工日”至少在4500个以上。
“襄阳县大丰收的经验，是不是就能归结为一个‘统’字呢？”采访结束时，我们问县委书记许国富。
他笑着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有两点特别应该注意。人民公社时不也是‘统’得很多，为什么肚子就吃不饱，而现在‘统’就会产生效益，关键是有‘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作为基础，离开这点谈‘统’，不会有效果。第二，‘统’的内容很多，归结一点，就是搞好服务，让农民从中尝到甜头，而不是强迫命令，违背经济规律，包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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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振兴蜀道的思考
四川省省长 张皓若
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公路交通在四川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位置日益突出。
解放前，四川公路交通极为落后。川、康两省仅有公路8472公里，其中4000余公里只能勉强通车，1／3以上的县不通公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昔日四川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解放后，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四川交通面貌有了显著改观。截至1988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程95128公里，居全国之首。全省所有的县、市、区，94.5％的乡，62.8％的村通了公路，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但由于四川地形复杂，山丘连绵，公路建设投资大，“蜀道难”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40年来，四川机动车增长100余倍，公路仅增长10倍，而且不少公路标准低、路况差。四川公路交通仍然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何尽快改变四川公路交通严重滞后的局面？我认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地方各级政府要实打实地抓公路建设。近十年，我省历届政府努力抓了以下几环：一是各级政府真正把公路建设作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省长、市长、州长、专员、县长亲自抓修路，涌现出一批在公路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路县长”、“路专员”、“路市长”，重视公路建设已在各级政府中蔚然成风。二是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搞好本地区的总体规划，做好发动和组织民工建勤、以工代赈工作，协调解决规划建设中占地、搬迁、补偿、安置等棘手问题，保证了建设顺利进行。三是努力增加公路建设投入，除了尽力争取国家支持、积极引进外资外，我省地方各级财政千方百计挤出钱来增加公路建设投资。国家从养路费中征集的能交基金地方分成部分，省里如数返还交通部门，用于公路建设。在过去十年里，全省共筹集公路建设资金6.6亿元。四是实行全省公路建设大包干和养路体制的下放，加重了地方政府修路养路的责任。
第二，发动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振兴蜀道。为了振兴蜀道，我们坚持“人民交通人民办”，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大打修路之仗。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盆地地区，组织发动群众民工建勤岁修公路。1983年以来，全省共投入建勤岁修工日4.7亿个，加宽改造公路3万多公里，使盆地公路路况有了很大改善。在经济贫困的盆周山区、民族地区，发动群众以工代赈修建公路。在国家计委、交通部的支持下，1984年以来，全省先后投入以工代赈物资和各级配套资金近4亿元，修建山区公路9000余公里，使174个乡镇通了汽车。
第三，促进公路交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我到四川工作的时间不长，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为此，建议采取一些措施：
（一）提高交通投资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近十年，交通投资占国家全部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公路也是如此，投资不足，是交通欠帐、滞后的根源。我们希望国家在三年治理整顿和“八五”计划期间，能尽可能地适当增加交通包括公路投资，扭转投资比重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从养路费中征集能交基金，最好本着取之于公路，用之公路的原则，返还给公路交通。国家在交通投资分配中，对于交通不便的地区要给予适当照顾。
（二）目前工商企业商品滞销积压，正是搞以工代赈的良好时机。建议长期坚持以工代赈政策不变，使“老、边、穷、少”地区公路交通面貌有更加明显的改观。
（三）把四川铁路建设提上国家日程，减轻公路压力。近十几年来，国家一直没有在四川投资新修铁路，全省铁路运输十分紧张，长期超负荷带病运行。希望国家重视四川铁路建设，并增加民航、水路建设投资，帮助四川尽快改变蜀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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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公路交通管理法规必须统一
北京 郑实
公路交通管理是一项综合管理，主要包括公路路政管理、公路规费征收使用管理、公路运政管理和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四个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前三者的管理工作由各级政府交通部门负责，后者则由各级政府公安部门负责。交通、公安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实施公路交通管理，也必须有各自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实质上，1986年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改革；车辆监理工作由原来交通、公安两个部门分别管理改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是指公路（道路）安全管理统一由公安部门管理，并不是公路路政管理、公路规费征收使用管理、公路运政管理也统一由公安部门负责。显而易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决不能等同于公路（道路）交通管理。交通部门同公安部门一样，也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之一，这里根本不存在交通部门只管运输，公安部门才负责管理的问题。交通、公安两个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搞好道路交通管理，为发展我国公路交通事业服务。然而，由于有关的一些管理条例之间存在矛盾，不统一，交通、公安两个部门纠纷迭起。
众所周知，公路既是公路建设养护、公路运输经营的主要工作场所，也是交通主管部门履行对《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监督检查职责的主要工作场所。如同管房屋的人要进入房屋才能开展工作一样，交通部门只有上路才能行使管理职能。如果交通部门没有路检路查权，就无法进行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因此，《公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这些规定是完全符合管理工作客观规律要求的。从《公路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两年来的实践看，甘肃、新疆、山东、河北、江西、吉林、山西等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据《公路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了公安、交通部门均有权实施路检路查，准予交通部门根据需要单独设立检查站卡，执行情况较好。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按照法律程序，对两个《条例》的矛盾条款作出合理的调整、修改，使公路交通管理法令统一，是解决我国目前公路交通管理混乱状况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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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城市交通应多家办一家管
烟台市交通局局长 王奎元
用“大交通”的观念看，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整个交通事业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以形成城乡交通一体化。
六十年代将城市公共交通划给城建部门管理。由于公交事业每天向成千上万的乘客提供直接的服务，群众性、社会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影响面很广，因而牵扯了城建部门巨大的精力。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城建部门工作量剧增，把城市公共交通划归交通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及其必然随之产生的矛盾，而且还能使城建部门集中精力搞城市规划和建设。
为更好地改善城市公交秩序，促进公交事业发展，烟台市政府从1987年4月1日起将烟台市公共交通公司行政归属由城建部门划归交通部门，由交通局对其人、财、物统一管理，将原来城市交通多家办、多家管，变为多家办、一家管的管理体制。
归口后，我们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对公交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利用交通部门长期运输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公交公司加强基础工作，培训人才，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归口两年来，公交公司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营运线路增加了66％，营业收入增加了55.01％，并对40％的老旧车辆进行了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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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越是困难越要发扬风格
燮阳
开滦煤矿是我国产炼焦煤的重要基地，每年要向鞍钢、宝钢、首钢等单位提供500多万吨优质炼焦煤。
在通常年景，一个年产1700多万吨煤的矿务局，向兄弟单位提供500多万吨炼焦煤算不了什么，可是，今年，开滦煤矿遇到了资金严重不足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没减少供应，还从有限的超产煤中，拿出100万吨原煤，炼成焦煤，低价供给各兄弟单位。仅此一项，开滦煤矿少收入了6000多万元。他们这种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值得大大提倡。
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优质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都是为了创建美好的明天，早日实现四化。这就决定了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理应团结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在经济治理整顿时期，在种种困难面前，这种精神就更显得可贵。
人们常说，困难见友谊，困难见精神，越是困难越考验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企业也是一样。锦上添花容易，雪里送炭难。开滦煤矿可贵之处就是在别人缺炭的时候，送上了一盆火热热的炭，一盆宁可自己承受经济损失而照顾大局的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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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处理完善承包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赵岷山 杨宽宽 沈智宏 刘玉琪 周学文
一、承包制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
当前社会上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承包制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理由是承包指标是在一定基础上环比递增或包死基数超收分成，机制本身就保证了财政收入只增不减。另一种意见认为，“包死基数”和执行中的包盈不包亏，实际上把财政包死了。新增利润的绝大部分留给了企业，上交财政的比重逐年下降。
针对这两种意见，我们算了三笔帐。
第一笔帐是，实行承包制以来，财政收入是否稳定增长？从1986年开始，各行各业先后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资料表明，1986到1988三年内，全国财政收入共计7217亿元，比大面积推广承包制前的1983到1985三年的全国财政收入4617亿元增加2600亿元，增长56.3％，平均每年递增11.6％。按照这个速度，毋须六年，财政收入就能翻一番。应该说这样的财政收入增幅不算低。推行承包制的近三年，全国财政收入是稳定增长的。当然，它与生产增长幅度相比，增幅依然偏低。
第二笔帐是，工业对财政的贡献如何？工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上交财政的主要形式，一是税，二是利，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近几年，随着税率的调整，一部分利润转化为税金。税金全部上交财政，利润部分才有个三者分配问题。因此，衡量工业对财政的贡献，应是上交财政的利、税之和。1986到1988三年内，在原材料大幅度涨价，运费、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各种费用、集资摊派繁多，工业巨额利润转移到工业领域之外的情况下，全国7万多个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累计上交财政的利税总额仍达3643亿元，比承包前的三年增加了785亿元，增长27.5％，平均每年递增8.4％。应该说工业上交财政的部分是逐年增长的（注：上述计算未包括在实现利润前开征的教育费附加、卷烟提价收入等，也未包括实现利润后交纳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预算调节基金、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等）。
当然，单就企业实现利润的分配看，上交财政的部分（所得税、调节税、利润、两项占用费、承包费）没有增长也是事实。1986、1987和1988三年的实现利润分别为770、848和973亿元，上交财政部分为484、478和418亿元，每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而同时期企业名义留利额（未扣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及各种债券等）分别为228、265和323亿元，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企业上交利润减少有正常和非正常两个方面原因。正常的是从70年代末开始，在政策上逐步给企业扩大财权，减少了上交财政的比例。企业扩权后，投资主要靠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用新增利润税前还贷。这样，企业实现利润的分配就从一分为二变为一分为三：一块归还银行贷款，一块上交财政，一块留给企业。因此，上交财政的利润占实现利润的比重下降是不足为怪的。上交利润减少的不正常方面，一是税前还贷过多，冲减了应上交财政的利润；二是盈利企业超收分成的比例不当，有的企业留利偏多；三是包盈不包亏的现象确实存在，完不成承包任务的企业往往过多地强调外部环境恶化，财政不得不减免上交任务。
第三笔帐是，近三年来由于物价上涨，财政虚收的问题确实严重存在。1986年到1988年，虽然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上交财政利税平均每年增长8.4％，如扣除零售物价总指数三年平均上涨10.5％后，实际为负增长，相对职工收入和企业留利的增长幅度而言，上交财政数明显偏低（如加上教育费附加、卷烟提价收入、能交基金、国库券及其它债券等，实际上交数还要高一些）。
如何使财政摆脱困境？我们认为：第一，承包企业为国家分忧理所当然。承包基数不合理的应予调整，主要是承包基数偏低的企业应适当调高基数。上交比例的确定，一要考虑企业能否搞活，有利于企业更新改造和技术进步，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二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应该综合两方面的情况加以调整。第二，必须彻底治理整顿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抓紧抓好对偷漏税的查处工作。
二、财权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正确处理财权集中与分散，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随着中央财权的逐步下放，预算外的资金迅速膨胀，1988年底达到了2270亿元，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资金之比，从1980年的1∶1.87缩小到1988年的1∶1.09，八年内预算外资金的绝对额增加了4倍。由于预算外资金膨胀，加上承包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地方和企业总是愿意把资金投向耗资少、盈利多的一些加工工业，而国家急需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发展缓慢，加剧了调整工业结构的困难。因此，当前强调适当集中财力，是必要的。集中财力，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要从中央、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中多集中一部分。这既不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地方财力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二）加强价格管理。无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变动的净收入，相当一部分应归中央财政。据初步匡算，1988年全国乡以上工业产品涨价使企业多收1980亿元，原材料涨价使企业多支1716亿元，收支相抵后，工业净收益264亿元。中央财政从中拿一部分是可能的。像计算增值税一样，将产品涨价收入扣除主要原材料涨价增支额，来调整承包指标，既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能抑制企业产品竞相提价的欲望。
三、企业承包制与投资膨胀的关系
随着企业留利的增加，企业财权不断扩大，再加上企业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税前还贷，企业基本上不承担投资风险。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1988年是1978年的三倍（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大面积推广承包前的1985年增加55％。新增的固定资产，有增强企业后劲，发展我国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但其中盲目性的投资也不少。投资失控主要来自信贷失控，所以要控制住投资膨胀，首先，国家要搞好综合平衡，控制投资总规模、压缩银行基建和技改投资贷款。但也不能一刀切，应采取有保有压的政策，以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总体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其次，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基建、技改贷款应有一定比例税后还贷。企业还贷数量之大，已经占到企业实现利润的20％左右，几乎吃掉了企业全部新增利润，是上交财政利润不能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全部税前还贷，不利于财政集中，必将影响当年财政的平衡。如果全部税后还贷，目前企业还承受不了，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无论老贷款还是新贷款，都应视其还款能力，税前、税后各负担一部分，共度难关，企业是可以接受的，财政也能由此增加一部分收入。
投资膨胀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今后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应研究使地方和企业使用财权的规范化，资金的投向要服从国家整个产业政策的要求。
四、企业承包制与消费基金膨胀的关系
消费基金膨胀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社会集团（包括企业）消费增长过快，必须控制。二是个人消费增长过快的势头，也必须抑制。
个人消费基金膨胀，有承包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承包制以外的原因。承包制赋予了承包者增发工资和奖金的权力，而在具体办法上又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容易导致某些承包企业过多地增发工资和奖金。究其外部原因，近二年市场物价每年以两位数递增，无论是承包企业还是非承包企业，为了安定职工情绪，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不得不逐年增发奖金。近年来，国家对免征奖金税的标准也从每年不超过二个半月的职工标准工资扩大到四个半月。内因和外因推动了消费基金的膨胀。而社会分配不公，互相攀比，则是消费基金膨胀的另一原因。目前，应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来加以调节，以纠正分配不公的问题。
目前，在完善承包制的同时，应该探索国家经济管理的新思路，一切改革措施都应经过试点，在大量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证明确属成功的改革措施，再加以推广，才能将改革逐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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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一所盐碱地利用改良中心。这个所培育的辽盐2号水稻亩产达650—750公斤，被定为辽宁“标准样品种”，已在全省推广逾百万亩。1989年7月，国家有关部门将辽盐2号定为“八五”期间在北方地区粳稻第一号推广品种，推广面积力争达到400万亩。图为科研人员在温室里进行试验。宗树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