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说“根底”
王向东
深秋季节到石家庄,与朋友们一起到正定一游。正定大佛沧州狮,定州铁塔安济桥,俗称“河北四宝”。到了正定,当然要去看看隆兴寺的大佛。
果然名不虚传。在隆兴寺主体建筑大悲阁内,这座菩萨铜像高二十一点七米,恰如一位巨人屹立在成千上万的游客面前。他身披金黄色袈裟,整体比例适当,线条明朗优美,赤足立于仰覆莲花宝座之上,给人以大慈大悲的感觉。佛像有四十二只手,分持日月星辰钟鼓杖钵诸物,因而俗称“千手千眼观音”。站在这座高大雄伟的佛像面前,想到它是用铜水浇铸而成,我不禁对它的“根底”另眼相看起来。一打听,原来这座建于北宋年间的大佛脚下,倒是有着十分坚实的“根底”呢!铸大佛之前,工匠们首先开挖了一个十五米见方的地坑,一直向下深挖至地泉,然后用一重砾石、一重土、一重石灰混和起来,一层一层夯实。直夯到离地面还有两米深时,才留下一个十二米见方的“海子”,在“海子”内栽了七条碗口粗的熟铁柱,再用铁水注满地坑。这个今天人们看不到的地下工程,默默地承受着大佛的全部重量,使大佛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却一直是“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今天人们看不到的地下工程,就是大佛真正的“根底”。
根底者,即所谓立场基础也。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过一副对联,说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就说到了这个“根底”。试想,芦苇而生之于墙头,能有多深的根底?头重脚轻随风摇摆当是自然之势。毛泽东同志又说:“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毛泽东和诗》,张贻玖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治学要有“根底”。做人,不也要有这样厚厚实实的“根底”么?
人生的道路,崎岖而曲折。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直路,都知道劝人准备走曲折的路。然而,一旦当挫折和曲折突然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许多人就常常为自己的健步如飞被突然中断而手足无措,又有几人能够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发出“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送纵宇一郎东行》)的慨叹和追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泽东和诗》,第114页),这“自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里固有的。这“自信”来自深厚的“根底”,这“自信”的“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有这样的“根底”,还是没有这样的“根底”,一遇风波和曲折,立场表现往往截然相反。我们一些同志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来摆去,就是吃的立场这个根底不稳不深的亏。许多青年人在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等等问题上,所以分不清是非,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归根到底,也是吃的这个根底不深甚至没有根底或者几乎没有根底的亏。他们信奉的原则,是“人随潮流草随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原则不原则。他们不搞调查研究,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分析问题的本质,只习惯于从表面现象上乱作对比乱下结论。有的人甚至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当今民族的“精英”,才是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其狂妄无知,令人啼笑皆非。“根底”之于人,岂可须臾或缺?
那么,做人的“根底”何在?我以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底”,我们的百丈之台就犹如沙上之塔。严酷的实践又一次证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8版(副刊)
专栏:

悠悠琴声
王晋军
记得,那是10年动乱中一个特大暴风雨后的黄昏,我插队所在的吕梁山区豹儿庄,收工回村,凄风苦雨敲打着破败的“知青棚”,我们几个外来户,面对孤寂的山庄一片怅惘、一片茫然。其时,如何打发这难熬的时光?突然,有一天就在我们的近邻一曲浑厚、沉重的叩击声骤然响起,惊醒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琴键在雷与电的撞击中掀开挑战的帷幕,命运的抗争与呐喊滚荡在寥廓苍茫的天地之间。这一切,均系被放逐来“脱胎换骨”的钢琴家及他唯一的家当“星海”钢琴所为。
北京。黄木场。6号。十几年之后,我有幸踏访“星海”的摇篮。
“我们厂算得上老字号了,历史可追溯到延安‘鲁艺’乐器修理室。1949年6月1日建厂时,取名人民艺术服务社。”厂长翟康乐毕业于建筑工程学院,却热衷献身于文化企业。北京钢琴厂是全国最早生产钢琴的厂家,产品畅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编织这个金色摇篮,许多平凡的、不平凡的人们,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
摇篮的摇篮是总装车间。一位脸上结满皱纹的老琴师蹲伏着,稔熟地换用着各种检测工具:“‘星海’,就好像是我的孩子,做‘父母’的应该格外操心才对呀!”另一位充满稚气的小琴师额头上挂满汗珠,正用音频闪光的电子仪为钢琴精心调音,“音律准确,音准稳定是‘星海’的灵魂,来不得丝毫疏忽和大意”。这从心田流出的声音,是那样的美妙动听。
在火热地劳动竞赛氛围中,我还认识了一批“产品质量创优能手”。这些分布在张弦、击弦机、油漆、装配等主要车间的骨干们,勤奋好学,任劳任怨,具有强烈的“争雄”意识,对哪怕是任何些微的事情都做到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们为“星海”的崛起付出了艰巨劳动,捐奉了巨大代价。当中国钢琴家周广仁用“星海”成功地演奏肖邦、莫扎特的作品赢得暴风骤雨般掌声时,她当然会想到这“星海”摇篮里的创业者。
当美国得克萨斯州音乐学院教授约瑟夫·巴诺维兹不远万里,慕名来厂参观时,他竖起了拇指,称“星海”名非虚传,欣然同意用“星海”举办个人作品演奏会。那些侨居海外的同胞情更浓:“当‘麦卡锡主义’还猖獗之时,几经辗转买到一架‘星海’,在漫长岁月里,它带给我们的难以用感情和语言来表达……”
我还见到了这里的“洋厂长”,他是被聘请来帮助设计新型号的。“洋厂长”为创业者的精神所感动,有决心和中国同行一起进军世界市场。
这天是厂销日,指名来要“星海”的用户络绎不绝,销售科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望着这情景,我忆起80年代之初,一位农民买“星海”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弹指一挥,如今,钢琴不再是“沙龙玩偶”。当买上钢琴的顾客像潮水般退去的时候,留在摇篮里的,是奔腾不息的新生活的鸣奏。
一阵绿风拂过,仿佛传来《黄河大合唱》磅礴激越的旋律。哦,以这不朽之作的曲作者命名的钢琴,怎能不时常给人以黄河的信念,黄河的气魄,黄河的追求,黄河的开拓!


第8版(副刊)
专栏:

力与美的交响
——钟信明的《第二交响曲》听后
王安国
在我国近年的交响音乐创作中,不少追溯古风、吟颂天地、描绘边疆少数民族山水风情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我在初冬的北京听到的钟信明雄浑的《第二交响曲》,所受到的感染却非同以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呼唤我国乐坛产生更多的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表现崇高的人格力量和美好精神追求的作品。钟信明的“第二”便是这类作品的新收获。
这部在题记中颂扬开拓者及其献身精神的大型单乐章作品,由力与美的交响凝聚而成。她的力,是作曲家应用交响音乐各种表现手段刻意塑造开拓、奋进的形象而闪射出来的。其主题音调的鲜明个性、乐队音响的蕴积与爆发、节奏音型的流动与突进,均是作品有效的表现媒介。在这些逻辑性展开的音乐结构中,内涵着深沉的思索、艰辛的跋涉和勇敢的搏击,显示出人生宏大的精神力量。
显然,作品的立意向作曲家提出了高的标准,因为这类哲理性思考的作品与风俗性作品相比,无论是主题的铺陈,还是管弦乐色彩的点染,都有较高的难度。但是,不避艰险,恰恰是钟信明一贯的艺术作风。早在20多年前,他就一边深入鄂西、巴东山区,一边潜心研究国外自晚期浪漫派以来的各种表现技法,并探索这些手法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各种可能性。从1961年到1963年,20多岁的钟信明完成了他的交响组曲《长江画页》。由于“文革”动乱的埋没,这部色彩缤纷、才思横溢的作品,直到1981年在首届中国交响音乐作品评比获优良奖后方为人所识。以后,他又作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品)与交响乐队结合的尝试,为此创作了《第一交响曲》(“编钟”)。
钟信明自1956年于中南音专毕业后,武汉便是他的第二故乡,源远流长的楚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的成功,得力于作曲家对传统文化的依托与提炼。1978年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是光辉灿烂的楚文化的代表。众多音乐学者在楚国故域的荆州腹地以及鄂西兴山、秭归一带山区的民歌中,发现了一种以三度重叠为音调核心的“三音歌”(尤以“减三声”为多),并用这种独特的“三音歌”与曾侯乙64件编钟音律网的三度音系相印证,初步推寻到古代楚声的音迹。巧合的是,在曾侯乙编钟出土前,钟信明就在屈原故里秭归农村采风时听到了这种“三音歌”,此后便多次在自己的作品里揉进“三音歌”的腔调,以体现荆楚文化的风韵。在这部作品的序奏里,低音弦乐奏出的深沉主题就由“三音歌”衍生而成,其后它又脱胎为呈示部壮怀、奋进的主部主题,这就给全曲定好了基调。从音腔的表情功能看,“三音歌”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也可以说它本身就含有力与美结合的细胞。因为小三度是我们民族五声性音调的特性音程,它容易与人们听觉习惯中优美的民族风格相吻合;而三度音系的连环,又便于十二音级展开,与二十世纪专业音乐的发展流向相通。


第8版(副刊)
专栏:

铁人井
李英杰
越过鲜花簇拥的城市
我来读你
睁着一双后辈人的眼睛
在我来时的路上
那钢铁的车轮
曾敲打我生锈的灵魂
我被你的诱惑引来
难道是为了一首诗的诞生
这井口房的门板
木纹里刻有你的身影
这泥浆池的胸腔
你的血液叮咚奔涌
这地窝子荒凉的四壁
录有你劳累后的鼾声
连沉默的值班房
斑驳的土油池
都是铁人精神的见证
老铁啊
你是否还啃着冻窝窝头
在刮大烟炮的夜晚
披着那件老羊皮袄
出门去巡井?
铁人井是中国
就连睡觉时
也还睁着的眼睛


第8版(副刊)
专栏:

东方“体验美学”的奥秘
——读《王朝闻集》
李哲良
计十六卷之多、约七百万言的系列文集《王朝闻集》,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套文集,包括了王朝闻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文论,已发表的按写作年代和出版的先后为序,分卷编次;未发表的部分,则按写作时间,作为外编收入相应的卷次。
人们戏称王朝闻为“庞然大物”,又说他是艺术上的“通才”和“不务正业”的“杂家”,都说明了他的博大精深。不难发现,他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并巧妙地运用于艺术辩证法中。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一以当十》等著作里;他很欣赏周恩来从容处理内政外交的才能,并灵活地用来解决艺术中的矛盾,如《论艺术的技巧》等;他还把鲁迅倡导的散兵战和持久战的斗争方式,成功地用来与形而上学进行韧的战斗,如《论凤姐》的写作。他既从儒家那里继承了进取、互补与中和之美,如《再再探索》;也从道家那里汲取了虚静、自然和超脱精神;还从佛禅那里获得了机趣、顿悟和灵感,如《审美的敏感》。同时,他也像莱辛和柯勒律治那样提出了与之相映成趣的“不到顶点”论,也像爱因斯坦那样善于用“两面神思维”方式来融会贯通、综合比较,然后创造出一种熔叙述、论证、机趣和欣赏于一炉的“创作式”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是以设身处地、从内到外和反复体验为基础的。他很重视深入生活,实地考察,十分珍惜第一印象的新鲜感,也很重视灵感、直觉和顿悟中的创造性发现。他往往“把理论当做创作来写”,几乎整天都沉浸在创造的激情状态之中,一旦有所得,便迫不及待地把那种独特感受倾泻在纸上,尔后又进行“再体验”。
博大精深、杂多统一,是王朝闻美学之宫的整体“框架”。而“美是关系”说、“不到顶点”论和“一以当十”观,则是支撑这个框架的三根“轴心”。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都可看出王朝闻是以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土石为材料,又以开放性的眼光采纳了外来文化的某些观点,然后在中国当代特有的国情中来营造他的美学之宫的。
王朝闻的美学,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体验美学”。


第8版(副刊)
专栏:

红梅怒放(国画)夏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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