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笔谈
坚持紧缩政策 注重结构调整
孙尚清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既充分肯定了成绩，又如实估计了困难。我国一年来治理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从治理整顿的全过程看，这些成果是阶段性效应，且限于一些浅层目标。
我国治理整顿的目标包括：（1）逐渐消除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率下降到10％以下；（2）逐渐消除货币超量发行，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相适应；（3）增收节支，厉行节约，逐渐消除财政赤字；（4）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邮电业；（5）增强企业素质，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6）完善和调整改革措施，建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秩序。这六项目标都很重要，相互密切联系，相互制约，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但相对而言，前三项目标是浅层的，只要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坚持到一定程度，就会见效。后三项目标是深层的，它们的见效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仅靠总量紧缩政策是不够的。只有浅层和深层目标都有明显成效，才能说基本上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我国国民经济才可能真正向良性循环转轨。
目前，治理整顿的深层目标见效尚不十分显著。第一，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没有好转，部门结构失衡没有明显改变，工农业之间、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不协调仍旧十分突出；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和相互封锁在紧缩期尚有某种加重的趋势；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过程也刚刚开始。第二，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今年前十个月，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去年同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可比产品成本超支，产成品资金占用猛增。第三，利益关系的调整步履维艰，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受有限财力制约的局面尚未改观。这表明，治理整顿工作尚待由浅入深地发展。
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的治理整顿效果也不可能十分牢靠，比如通货膨胀的控制是见效的，但物价涨幅的逐月回落，一是靠财政的价格补贴，二是靠保值储蓄，另外还运用了行政稳价手段。这三个手段中的任一个如有松动，都有可能使物价的稳势发生逆转。为完成此项目标，则必须有深层治理整顿的基础，例如总量上的基本平衡，结构上的调整，其间又必须有环绕治理整顿任务的各项改革的完善和深化。可见，在治理整顿工作中，不仅要明确目标，而且要适应这些目标的内在统一性，在达成目标的措施上相互配套。
我们所以要进行治理整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我国国民经济1984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首先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调。由于总需求连续几年大量超出总供给，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从需求的方面看主要是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信贷、货币投放量与国民经济实际需要量失调引起的。从供给的角度看，则主要是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不合理。造成长线部门、长线产品、长线企业产品积压，从而带来有限资源的浪费，同时又造成短线部门、短线产品的需求过旺。结果是从供求两方面潜藏着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
然而，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还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这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过快。迄今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对企业、地方扩权让利这条主线展开的，再加上我国企业在分配上的短期化，结果，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出现了两个倾斜，一是从国家向企业、居民手中的倾斜。改革以来，我国企业、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而国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则逐年下降；二是由中央向地方的倾斜。近年来，不仅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降低（1988年约为22％），中央预算内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1988年约为47％）。在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的分散化势必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分散了的收入将流向价高利大的部门和上马快、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和小型项目，结果恶化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二是中央调控能力减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展那些短线部门和基础产业。
因此，我们治理整顿的根本着眼点必须放在逐渐将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理顺，包括理顺结构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这是由于，一方面我们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协调又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或基础。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协调，而要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下被迫调整，势必造成我们总想避免又难于避免的大起大落，既不能持续，也不能稳定，最终造成严重的损失。
为了在治理整顿中抓住根本性目标，我们就应抓好以下三点。（1）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通讯业。在调整时期，要真正下决心按产业政策的要求实行“倾斜”政策，把有限的能源、原材料、资金分配给短线部门和优良企业。（2）调整利益关系。当前必须增加中央财力，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中央在治理整顿期间统一调控的能力。（3）完善改革措施。国民收入分散格局的形成是与单纯依靠“放权让利给政策”，而忽视建立统一、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思路有关的。为了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要完善和调整某些改革措施。那些前一段行之有效、但也有缺陷的改革措施，如承包制，要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地予以完善；那些调整期间不利于适当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的措施，选择那些改变涉及面较小，见效又快的，坚决地进行调整。另外要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的配套，发挥行政、法律与经济手段的互补作用。
我们的治理整顿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既不能因为紧缩政策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而放松，也不能因为紧缩政策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而却步，胜利往往出现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应该看到，生产下降、市场疲软固然给生产、流通和财政带来了一些困难，但这却是紧缩政策着力和见效的表现。总量紧缩带来的生产下降和市场疲软，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机会。只有坚持紧缩，才利于产品创新、结构调整机制的进一步启动，促使产业结构和其它重大经济比例关系向合理的方向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下降和市场疲软是结构调整不可缺少的环境。因为第一，市场疲软将促进企业间的竞争，一些消耗高、质量差的企业就要垮下来，特别是这几年盲目上马，一哄而上的长线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就不得不转产或停产，如结合企业兼并机制，加强并转，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和人员安置上的问题就少些。第二，市场疲软、销售不旺将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企业要在不旺的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要么是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从而以优质低价取胜，要么要创造新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坚持紧缩政策的另一个理由是，目前的市场疲软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格局并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带有暂时性和局部性。长期的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造成的大量超经济发行的货币并未真正消化，有的是被保值储蓄吸引到银行，有的是因“买涨不买落”的消费行为影响而保留在居民手中。巨额结余购买力对市场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时如若放弃紧缩政策，将重新陷入一放就涨、结构复归的局面。应当指出，紧缩中要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采取一定的灵活措施，促使有效供给的适度增加，以稳定经济和稳定市场。但是，这种灵活性决不应动摇我们紧缩的方针。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郑琦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指国家财政通过各种分配手段，直接筹集来自国民收入所体现的全社会新创造价值的多少。这个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国家集中财力规模的大小，是反映国家财政地位与作用的重要依据。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上，近几年来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局面，到1988年，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31.9％下降为22％，10年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不仅低于消费型财政和福利型财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为30％—60％），也低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一般为60％以上），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政府所担负的职责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是极不适应的。由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渐减弱，以至在经济工作中积累下许多问题和困难。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确定，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问题，是多年形成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从宏观决策角度看，首先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在产业结构方面表现为，农业这个基础很薄弱，投入不足，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基础工业严重滞后，造成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形成发展的“瓶颈”；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业供给严重短缺，一方面使大量的机器、设备无法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投资结构方面表现为，争相上项目，大搞基建，造成非生产性投资大大高于生产性投资，同时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又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业供不应求的矛盾。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由于重复生产、重复投资，我国同类企业过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经济比例失调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我国的财政收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的，但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发展速度越快，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也越多，后果也越严重。一方面加剧了物资的总量短缺，另一方面现有的设备利用率很低，经济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都很差，财政收入不能与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其次，制约财政收入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低。这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投入，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形成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高于投资增长。比如在1951年至1980年间，美国工业投资额年增长2.7％，工业生产增长3.8％，日本为11％与11.4％，苏联为8.2％与8.6％。我国企业效益不高的另一表现，是资源消耗过大，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较低。据统计，我国每年的资源投入相当于法国的4.8倍、日本的4.6倍、巴西的4.3倍、印度的1.4倍，但产出却很低，只相当于日本的1／4左右。1988年预算内国营工业可比产品成本上升12.3％，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上升26.6％。
其三，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分散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近几年在放权让利和减税让利的思想指导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财政所得减少了，劳动者个人和企业集体所得增加了。1988年是我国经济过热增长的年份，在产值、销售收入和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的同时，集体企业上缴国家的所得税仅比上年同期增长3.8％，地方预算内国营企业却比上年同期下降9.5％。1986年国营企业上缴所得税、留利和还贷占实现利润的比例分别为45％、36％、19％，1987年则分别为38％、40％、22％，1988年分别为29％、45％、26％，1989年1—7月分别为19.4％、56.5％、24.1％。在上缴国家财政下降、企业留利增长的另一面，是职工个人收入的不正常增长。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1988年全市人均工资收入占全部现金收入的比重只有59％，就是说收入只有一半来自工资性收入，另一半则来自其它各项工资外的奖金等收入，以致造成消费基金大幅度增长。
其四，伴随经济环境严峻和经济秩序混乱，对税收环境与秩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法治税的工作受到干扰。首先是地方政府部门越权减免税收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地方政府从发展本地经济出发，强调特殊，任意搞变通；有些企业主管部门为了本系统、本行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忽视国家的利益，把一些地方越权减免税的做法视为“经验”加以推广。其次是偷漏税问题严重。据统计分析，目前企业的偷漏税面在50％以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偷漏税面要在80％以上。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已连续搞了四次大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和偷税漏税440亿元。尤其严重的是，某些纳税人竟然对抗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依法征税工作，抗税案件时有发生。由于以法治税工作受到干扰，一部分财政资金撒漏和流失，该征的税收未能及时足额征收上来。
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治理整顿中要坚持贯彻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产业政策，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善分配体制，加强税收的征管和以法治税工作。为此，我认为可以考虑在下列几个方面调整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工作。
第一，逐步改变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土建投资征收的建筑税，使之有利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增加财政收入。在税率的设计上要体现产业政策，按照产业发展序列的要求对不同投向的投资，实行不同的差别税率。在税收的征管上要实行源泉控制的办法，在审批投资项目的同时办理纳税，避免税收的跑冒滴漏。
第二，完善现行个人收入调节税，逐步把按综合收入征税改为按分项收入征税。对有关工资以外的收入，如承包转包收入、劳务报酬收入、专利转让收入等，都按次征收，并相应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对偷漏税者施以重罚。在生产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现行的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调节和控制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第三，确定国有资源的价值实体地位，逐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改变目前国有资源无偿使用的状况，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要研究现行资源税的征税办法，把按超率累进征税改为实行从量定额、价外征收的办法征税。还可考虑下放一部分征税权，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资源条件和调控需要开征地方资源税。
第四，治理税收环境、整顿税收秩序，强化以法治税，堵塞跑冒滴漏。要按照国务院确定的“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的原则，认真清理越权减免税，严格制止偷税漏税；推行税收征管改革、改变现行一员到户、征管查一人负责的征管办法，建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纳税检查相分离的征管模式；赋予税务机关必要的征管权限，尽快建立税务治安机构，健全税务检查机构，试办专门的税务法庭，成立税收复议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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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见解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暨全国第五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1月上旬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的百名清史研究学者，以康乾盛世与康乾南巡为主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康乾南巡。有关康乾南巡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这次会上，讨论热烈，仁智互见，大致形成大相径庭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南巡是康乾盛世的开始，标志着清朝由武力征服向文教政治转变；南巡主要是治河，治河也是治国，南巡促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相反看法则认为，皇帝的巡幸是百姓的灾难，南巡与东巡一样，都是劳民伤财之事，有渲染太平盛世的味道，南巡就是为了游山玩水，不必回避。此外，不少学者强调，以往对南巡褒康熙而贬乾隆的评价是不客观的，乾隆南巡治河、筑海塘均为有益之举，是促成康乾盛世的重要因素，康乾南巡的评价应予平衡不能抬康熙而抑乾隆。
二、盛世经济发展。与会学者较多地探讨了农业和商业经济。关于前者，除了商业性农业这一以往论者较多注意的课题外，与会者采用多方位、多层次方法，讨论了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的学者从农业政策角度，阐述了清政府奖励垦荒，开发边疆，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引进和推广高产作物，发挥耕地潜力，展开综合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等措施。有的学者从农学角度加以探讨，认为其成就是农书大量增加，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加充实丰富，农学理论较前代有所发展，存在问题是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有的学者从耕作技术角度，探讨了耕作改制，认为康乾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当时南方的耕作改制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从气象角度，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还有学者分析了漕粮蠲免与农业发展、农业经济与清代国家的关系等。关于后者，商人及其经营方式是会上讨论的热点。有的考察了徽州木商由地方小市场发展到区域性市场以及国内大市场的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特点。有的考察了山西商人的发展及其历史条件。有的利用新发现的商业书，考察了江南坐商的经营内幕。有的论述了官商的经营特点及其危害。有的考察了汉藏边地茶叶贸易的兴衰。还有人探讨了商税问题，指出清代商税额是逐步增长的，这种增长主要是流通量扩大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加重剥削的结果。
三、康乾社会。清代社会史是近年来人们较为关注和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清代贱民一直少人问津，会上有人将它作为一个等级来探讨，认为贱民既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也有压迫者和剥削者。雍乾时的士风，迥异清初，有人认为雍乾时的士大夫已经丧失了关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而沦为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皇帝的附庸。满人丧葬习俗，前后变化较大，有人详加考察。爆发于康熙末年的朱一贵起义，其原因诸说不一，会上有人利用满汉文档案，又提新说，认为这次起义是一场典型的反勒索、反压迫的农民反抗斗争，而不是由天地会领导的抗清复明运动。
四、康乾文治武功。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涉及面广，内容宏富。康乾政治是会上讨论得较为深入的一个课题，而尤其集中在它与盛世的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康雍乾三代的经营，造就了南北文化纵向交流、共同发展的大交融契机。有人认为，康雍乾三朝推行廉政，促进了政治上的治世，经济军事上的强世，从而产生了盛世。有人指出，康熙积极投身经筵日讲，对康熙时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到来。有人说，罢黜明珠是康熙全面推行江南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稳定江南及全国的政治形势，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人从雍乾政局与治道同异入手，认为乾隆在许多重大政策上继承了雍正的决定，在若干重要方面又作了较大的更张、纠正和充实，从而进入了重要的治国发展阶段。有人则认为，乾隆采取宽严相济的治国政策，对发展社会经济、推动清朝进入盛世起了积极作用。也有人强调，乾隆严惩贪官，对整饬吏治，克服腐败，保证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安定，维持盛世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南书房一向被人视为康熙的机要秘书班子，会上有人对其作用和地位作出重新评价，认为它并没有起过中枢机构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在康乾中外关系的讨论中，台湾学者首次利用的满文中俄尼布楚条约文本，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可以用它来弥补清代官方史书有关记载的不足，有利于更全面地评价尼布楚条约的价值。章学诚的史德论，一向备受后人称许，这次会上有人作了新的解释，认为章氏的史德就是运用理学观点分析文史问题，这种史德完全是理学的道德规范在史学上的移植，是章氏史学思想中的糟粕。此外，不少学者还就康乾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学术、文化教育等课题展开了讨论。
（范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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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甲骨文精萃选读》出版
《甲骨文精萃选读》由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从十五万片甲骨文中选取精萃六百九十二片编释而成的。其特点是选片精、摹写准、释文无误。释文采用与甲骨摹本片形相一致的方式，附于每页之后，极便于对读。书后附有文字“笔画索引”和“选读各片来源表”，以便检索和查寻《选读》各片的来源。
本书所收各片的《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怀特氏旧藏甲骨文集》等书，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甲骨，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可以这些片子为线索，寻找有关原书类同的内容。 （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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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咨询》出版
张忠山主编的《金融咨询》一书，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把知识性、规范性和实用性融为一体，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金融业务知识及有关的方针政策，并着重介绍如何同银行进行业务交往与在金融市场上如何利用现有货币资金取得最佳效益。对于广大经济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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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出版
该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工具书，集历代各种文献的精粹，该书内容比较丰富，资料翔实，有政事、经史、文艺、科技、人物等五个部分。该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