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坚守思想阵地 坚持正面灌输
——记第二军医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
章光新 施培新 萧关根
上海市江湾五角场地区有10所高等院校，是上海高校最集中的地方。80年代的两次学潮，这里的一些高校的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卷了进去。但二军大没有一个人上街游行、闹事，没有延误一堂课，没有耽搁一个病人的治疗；分散在6个省市、29个教学点的509名学员，也做到了人散心不散；在地方高校做课题的研究生都把爱国热情倾注在学业上；即使是630名进修生、代培生，他们中虽然多数人不是军人，也都能自觉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有人攻击二军大“死水一潭”、“铁板一块”。同学们自豪地回答说：这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二军大没有市场，掀不起风浪；证明我们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
用革命理论占领讲台 不给错误思潮以市场
二军大有这样的规定：政治理论课学员无正当理由不准请假，政治理论课不及格的学员不准毕业。
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也形成了相应的不成文的规定：教员在课堂上不准散播错误言论，不准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讲台。各个政治理论课教学组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老教员上新课，新教员上课前，都要进行试讲，对于讲授的主导思想，举什么例子都要反复推敲、互相补充。教研室、政治部和学校领导还要经常听课检查，每学年组织学员评教。
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学校很注意邀请校外的专家学者来校讲课或作辅导报告，但决不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染指讲台。1986年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都曾在上海的一些大学作报告，要不要请他们也来作报告？党委先派人听听他们讲些什么内容，听取汇报后决定不请。
据统计，改革10年来，二军大先后请了100多位专家学者作报告。事先，他们就向被邀请者讲清楚，课堂上所讲内容一定要符合中央精神，对于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要按中央有关文件的口径讲，而且先派教员听他们在别的单位的讲授情况。很多专家学者是乐意这样做的。对于一些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学者，学校的大门是敞开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先后6次应邀给学员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报告，一次比一次受欢迎。最近，为配合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学校再次请蒋教授作报告。恰逢他身体欠安，老伴也有病。但蒋教授说：“二军大请我去讲课，我是一定要去的。”
二军大的这些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正如工人阶级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青年学生也不能自发接受和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通过正面灌输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学校的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政委吕寿延和校长卢乃禾亲自抓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他们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说，近些年，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片喧闹声中，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术流派，什么“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等纷至沓来，在思想理论界造成极大混乱，在高校中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一度成为时髦。而对这种冲击，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不存在过时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排除干扰，坚持三个不变：调整课程，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变；方法更新，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不变；史论结合，阐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观点不变。
为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上尽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有专题讲授、课堂讨论、演讲会、社会调查等，目的是为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中国革命史课从更广阔、丰富的历史事实的对比中，讲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课，以专题讲授等形式，回顾总结建国40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既充分讲清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不回避挫折和失误。同样可以讲清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革命建设就顺利，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犯错误的根本道理。
教师们反映，正面灌输，只要讲得合情合理，同学们是完全能接受的。而且会产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
在批判比较中明辨是非 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
在坚持正面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批判、评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西方思潮，是二军大政治理论课的特点。他们认为，严格的纪律能约束学员的行动，但禁止不了错误思想的传播。这些年，“唯意志论”、“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校园，不少学员买了萨特、尼采、叔本华等人的书。他们中真正读懂的人虽然不多，却记住一些结论或个别观点，如“绝对自由”、“疯狂人生”等。因此，政治理论课不能回避这些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引导。于是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评价”专题讲座。这些讲座避免“客观”介绍，更不搞“喧宾夺主”，把重点放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批判，让学员通过比较提高分辨能力。
二军大不是真空，学员与地方大学的学生一样，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产生种种疑问。帮助学员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也是政治理论课的任务。政治理论教研室配合学校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学员中开展“军人得失观”、“军人价值观”和“军校大学生形象”的讨论。这种讨论和学习，不迁就学员的情绪，不迎合学员的兴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正确地解决思想问题。每次讨论都有较好的收获。
社会调查已成了二军大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今年暑假中，全校有929名学员深入部队、厂矿、农村、街道、医院进行调查，写调查报告和体会897篇。军医85级有名学员访问了50多人，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中国不能再乱了》；药学86、87级6名学员自发组织顺道去北京向戒严部队和市民作调查，写了4篇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
教育者先受教育 既教书又育人
吕寿延政委向我们介绍说，我们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员共有3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1名，讲师9名。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读者一定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他们熟悉的学者和专家。是的，这是一支很普通的政治理论教学队伍。从管理体制上还没有理顺。但这支队伍是团结一致，很有战斗力的。
多年来，任凭各种错误思潮怎么影响、冲击，他们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直气壮地宣讲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们也相信自己是能讲好政治理论课，青年学生是愿意接受科学知识、革命理论的。事实正是如此，1988年学校教务部门对学员进行了一次调查，政治理论课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其中医学伦理学课在今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政治理论教员除了教学，还要坚持调查研究和深入学员了解情况。教研室已有20多人次到苏南、温州、厦门等地考察农业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特区经济的情况，丰富了教学内容。无论是青年助教，还是上了年纪的教授都要下学员队代职，参加学员队的党团活动和班务会。随时掌握学生的情况，便于有的放矢地讲好课。
教员们还告诉我们，他们讲课是自觉遵守“宣传纪律”的。就是中央有了决定，作了决议的问题，他们决不违背，而是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据我们了解，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校都没有为政治理论课提出过这样的“纪律”，这是教员们在教学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规矩。
学校领导对这支队伍是比较放心的，也是着意培养的。对他们从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在经费保障、福利待遇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好使他们集中更多的精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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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报党刊订到基层
今年10月，报刊订阅工作展开后，国防科工委驻陕西某基地的个别单位出现了一些偏差，只愿订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强的报刊，忽视对党报党刊的订阅。有关领导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发了通报，明确指出要将《人民日报》、
《求是》等重要的党报党刊订到基层每一个支部，没有订到的要在近期内迅速补订，这一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陕西渭南89750部队宣传处 史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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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渴望新闻图片
我们这里乡、村都设有街头新闻橱窗。今年国庆节，我们又到新华书店购买国庆图片展览，也根本没有货。至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有关图片，在农村里压根儿买不到一套。我们渴望图片出版部门，要想着八亿农民，多往农村新华书店发点订单，及时邮购，满足农民朋友的文化生活需求。
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乡文化站 张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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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叩开“第一难”的大门
——记活跃在巴蜀农村的计划生育热心人
新华社记者 徐波
既没在计划生育部门拿一分钱报酬，又没在计划生育部门获得一官半职，但活跃在巴蜀大地上的计划生育热心人，却把号称“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
亲儿子不如“柑儿子”
在四川省德阳市中区鄢家镇新光村的机耕道上，一位36岁的男子时常骑着摩托车走村串户。他就是远近驰名的“柑桔大王”刘志义。
刘志义所在的村，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很多乡亲把致富希望寄托在生儿育女上。
刘志义决心要改变这一切，自己掏钱把乡亲们请到他的果园里来学技术。还不厌其烦地给乡亲们传播自己“带个亲儿子不如带个‘柑儿子’”的“理论”。在农村，农民想多要孩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老有所靠”。刘志义就给大家讲：“按我的栽培技术，每株柑桔树一年收入100多元，栽几十株，今后只要看好果园就不用犯愁了，‘柑儿子’孝顺你们的心才铁啊！”
几年来，刘志义买了3300多元的树苗给乡亲们，村里每户人家他至少上门讲解技术10次。而今，新光村1500多人，人均柑桔树35.5株，村前村后变绿了。如今这个村已三年无计划外生育和无非婚生育。人均收入从1985年的200元增加到现在的640元，人均粮食从370公斤增加到400多公斤。
“光荣村”真正光荣了
光荣村是夹江县永青乡人口最多的村，地处偏僻，农民旧的生育观极浓厚。
6年前，彭淑芳退休回到村上，担任了村妇女主任，主动管起了计划生育的事情。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把全村已婚育龄妇女逐一登记造册，建立了6本账，从中分出重点，挨门挨户做工作。
村里有个汪福枝，生孩后长期不采取避孕措施，乡、村干部多次做工作都无效。彭淑芳上门几次，也碰了钉子。但老彭不灰心，想方设法接近她，上门拉家常：赶场有意识结伴同行，终于她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原来汪不愿安环是因为患了子宫颈糜烂羞于启齿，彭淑芳热心为她求医治病。现在，汪福枝不仅治好了病，还自觉落实了避孕措施。
全村人都知道，彭淑芳心里只装着计划生育工作，唯独没有她自己。一次她忍着关节炎的剧痛，冒着大雨，帮村民马桂芳送病危的独生女到20里外的县医院，县医院不行又送乐山市医院，几天奔波劳累后她也大病一场。
现在，曾是老大难的光荣村，已连续6年无计划外生育，已婚育龄妇女应落实节育措施的100％的落实了。光荣村成了计划生育先进村，真正光荣了。
刘元怎样对待硬任务
刘元，是南川县铁村乡中心校校长，他从1985年5月以来，在家乡农兴村三组，用自己家的五间房子约100平方米做文化活动场，并每年投入一定经费，先后开辟了图书阅览室、知识补习室、电视室、游艺室、乒乓室和篮球场，还订了《家庭与生活》、《中国人口报》等10多种报刊杂志和多种书籍，无偿地为本村农民提供文化娱乐场所。在刘元的影响下，南川县农村这样的文化户已经发展到340多家，形成了该县农村文化的新格局。
在刘元家里就为育龄夫妇订了四条服务项目，一是组织联系户的育龄夫妇学习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文化科学技术、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二是动员所联系户的育龄妇女做到无计划外怀孕，无大月份引产，无计划外生育，无非婚同居。三是协助村、组做好已婚育龄妇女的双月孕情普查，单月的五访五问和户长轮流值班。四是带领育龄夫妇科学种田，走勤劳致富的道路。几年来，刘元爱人李科英联系的13户已婚育龄夫妇全部做到了这四条。
刘元认为计划生育的“硬任务”，应该“软着陆”。只有逐步改变山区农村的文化氛围，才能使农民打开眼界，走出旧有的生育圈子。刘元的家乡，从1982年以来，已连续保持7年无计划外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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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兴市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王友恭
作为促进科教、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施战略——科技兴市，正在我国从南到北的一大批城市中推进。11月上旬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中小城市科技兴市战略研讨会”，原计划100多人参加，结果140多个城市的370多位代表到会，许多市主要领导也千里迢迢赶来听会。据悉目前全国已有120多个城市开始实施科技兴市战略。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的实施能有效地改变城市面貌，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走上良性循环。
较早实施科技建市的黄石市，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能耗很高，经济效益低、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的重工业城市。当时人均能耗是全国人均值的11.3倍，该市现在一跃成为湖北省的“明星”城市，其原因在于早在几年之前就意识到科技兴市的重要性，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实现了全市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发展后劲同步增长，连续4年被评为湖北省经济效益先进城市。
1987年开始实施科技兴市战略的淄博市，在其它城市出现经济滑坡的情况下今年1—9月完成工业产值9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税利增长16％，财政收入增长17％，日子相对好过。
柳州市把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作为实施科技兴市的主要措施。在制定的政策中规定国营大中型企业必须建立稳定的、有效的、与为正常生产服务的技术部门分开的技术开发机构，并明确规定能否有成效地推进企业技术开发作为厂长（经理）任期目标的重要考核指标。3年来，新产品开发速度明显加快，开发周期缩短，各主要行业相继推出适销对路新产品340多种，还出现了一批依靠新产品获得好效益的企业。柳州机械厂开发的一种发动机所创产值和税利分别为1987年该厂总产值和税利的65％和34％。柳州市袜厂，跟踪市场信息，年年翻新品种。一跃成为全国同行业产销量、劳动生产率、人均税利之首。
为了引导企业尽快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健康发展的轨道，不少城市都制定了有关这方面的倾斜政策和考核指标。无锡市科委和经委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测算后建立了29项反映企业技术进步的定量考核指标，并组成了由十几个有关部门参加的考评委员会，已评出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等第一批“十佳科技进步先进企业”、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等“十佳优秀科研单位”和“百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这一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无锡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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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笛声远扬中华音
孟凡夏 黄浩
深秋的一个夜晚，杭州大学西一教学楼一个大教室里，挤坐着各系科的200多名大学生。他们是来听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江南笛王”赵松庭讲课的。课题是《笛艺纵横谈》。
两鬓花白的赵松庭说：“笛子的故乡在哪里？产生于何时？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才有笛，有说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实际上，7000多年前，中国这块地方已有笛子的美妙乐声了。”他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盒，从盒里取出3枚水管子说：“这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骨笛复制品，它有1个吹口、6个孔。现在请蒋国基用这种笛吹奏。”
有“水乡神笛”之称的蒋国基，是赵先生的弟子。他笑盈盈地站起来，用鸡腿骨纺制的古笛，吹出了几个音节，高亢嘹亮，似鸟鸣、如兽叫。赵先生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原始人食鸟兽肉，吸骨髓，发现管状骨可以发出声音，于是便逐渐将它发展成为笛子。
现今的笛子是竹制的。竹笛产生于何时？赵先生说，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如同现在长江流域一样温湿，到处是竹子，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很多用竹子制作。竹笛就产生于那个时候。中国古籍所载，竹制乐器有笙、竽、箫、管、篪（音迟），没有“笛”这个字。所以有人说，中国不是竹笛的故乡。但据赵先生查考，古时“篪”读“迪”音，因此，“篪”可能就是古笛。湖北战国曾侯乙墓里就出土了一枝篪，它和现在的笛很相象。蒋国基用篪吹了一曲《伯仲吟》，听起来与现在的笛音大同小异。
赵先生又说，在古时，笛又被称为“怨笛”，有很多流传千古的名句描写的断肠之声，唐诗中“羌笛何须怨杨柳”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笛子是一种表现力很丰富的乐器。它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之一。
在讲坛左边，摆放着十多枝长短不一的笛子。这些笛子大多是赵先生亲手制作的。蒋国基拿起一个一寸来长的口笛，吹起了罗马尼亚名曲《云雀》，又用笛吹起了中国民乐《荫中鸟》，那轻松活泼的鸟鸣雀噪，使人感到悦耳畅神，同学们随着笛声欢呼鼓掌，手舞足蹈。
赵先生说：“蒋国基在欧洲一些国家演奏时，听众几次全体起立鼓掌。这是为什么？因为笛子是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人家是向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致敬哩！做任何事，不要忘了自己要有个立足点，要从这个立足点向纵横发展。这个立足点，就是我们优秀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如果丢了民族文化，让什么“蓝色文化”，全部占领了阵地，那时的文化岂不就是殖民地文化了么？”
课堂里安静得能听一根针落地的声音。赵先生接着说：“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在立足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厚基础之上，发展我们极有特色的中华文化，好不好？”
课堂里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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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头件事
张民强 袁建新 李洪元
陕西省大荔县八鱼乡南庄村退伍军人宁选民、韩同生等，当上村里的干部后，开的第一次会议研究的是办学，办的第一件实事就是建起了一幢全县数一数二的、一千多平方米的正规教学楼。
这几年，南庄村大多数村民都脱贫致富了，有的还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有些富裕户过红白喜事，一花就是好几千元。可南庄小学呢？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危漏，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一九八四年村上就拆除了学校的全部教室，准备建新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动工，四百多名学生只好“打游击”，在露天地上课。冬去春来，一晃四五年过去了，一间教室还没有建起。
去年冬季，南庄村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宁选民、韩同生两位退伍兵被群众选为支书、村长。在新的领导班子八名成员中，就有五人当过兵。宁选民、韩同生刚上任，就跑到学校看望师生，一进校门，映入二位“当家人”眼帘的是：几百名学生跪在雪地上写字。看到这一幕，人称“铁汉子”的宁选民掉泪了，他二话没说，马上召集“两委会”一班人召开会议研究办学。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
“看看咱们吃的、穿的，再看看学校的老师、学生上课、学习的环境，咱作为干部咋能坐得住”。经过大家反复协商，决定建造一幢高水平、高规格的正规教学楼。国家没钱，发动群众集资建校。宁选民、韩同生首先捐献了三百二十元和四百五十元，副村长王振义也捐献了四百五十元。其它干部分别捐献了一二百元。在干部们的带动下，全村一百九十多户村民纷纷捐钱捐物，富裕户王福刚一次就捐献了二千五百元。不到一个月时间村上就集资建校款十二万四千多元，村民捐献的实物价值一万多元。
在建校的十个多月里，宁选民、韩同生等村干部一直奋战在工地。因劳累过度宁选民的心脏病突发五次，打过吊针，稍有好转他又出现在工地上；副村长王振义爱人把价值三四百元的西瓜种子都烫好了，只等他回来下种，可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影，眼睁睁地看着把瓜种倒掉；退伍军人、副村长赵春计负责拉运木料，为了省掉几百元的装运费，他和四、五名村民一起，一根一根地把十几方木料装上了车。
十一月二十八日，南庄村在小学举行了教学楼落成典礼大会。村上的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涌向小学，师生们载歌载舞欢庆这美好的一天。学校校长夏秋忙激动地说：“村上给咱建造这么好的教学楼，教不好娃娃，咱无法向父老乡亲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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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届首都大学生文化节活动剪影
以“爱国、振奋、健康、活泼”为主题的第一届首都大学生文化节于十二月七日拉开帷幕，首都各高等院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艺术活动，激发了大学生蓬勃向上的爱国热情。这次文化节于十二月三十日结束。
左下图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右下图高校围棋选手为争夺“陈毅杯”进行角逐。
左图在书法笔会上，大学生们临场挥毫。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