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工农武装割据” 的光辉实践
——纪念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60周年
莫文骅 钟夫翔 吴西 覃应机 黄荣 云广英
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威武雄壮的土地革命战争中，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与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1930年2月1日邓小平与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发动的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两次规模和影响较大、威震南疆、彪炳史册的武装起义。它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地平线上，树立起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谱写了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风雷激荡的胜利篇章。今天，正当我们取得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满怀信心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刻，来纪念这两次起义60周年，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军阀混战的硝烟连年弥漫。素有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传统的广西各族人民，毫不屈服于蒋介石和新桂系军阀的法西斯统治，广西革命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1929年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利用了蒋介石的力量，于同年6月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他们主桂前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巩固其地位，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陈昭礼）、龚鹤村（化名龚楚）、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若臣）、徐冠英（又名徐开先）、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王逸、林礼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达广西，与原先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省级领导工作的开始。
同年7月，邓小平带着党“六大”决议案，在龚饮冰陪同下，秘密从上海经越南来到南宁后，不囿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敢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框框，敢于探索，敢于开拓，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群众，在广西这一舞台上，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活剧。
首先，邓小平以非凡胆略，巧妙地、卓有成效地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他正确地分析俞、李主桂前后对我党的政治态度和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既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迅速把在南宁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打开了广西工作的局面。
在此同时，邓小平等加强对广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各地工农运动的领导，采取各种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左右江等地区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
为了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邓小平、贺昌等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于同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市郊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
经过邓小平等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党的诚意劝告，于同年10月1日贸然出师参加反蒋战争。但不到10天便败退回南宁。在亲蒋粤军逼近南宁、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把在南宁受我党影响和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原大革命时期在广西遗留下来的罗少彦、严敏、黄一平、张震球、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何莽（何子礽）、甘湛泽、赵如萍（赵秉受）、陈锡镇、郭先达、麦农本、苏松甲、陈漫远、莫文骅（莫万）、孙醒侬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奔赴了左右江地区，与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和广西教导总队一起，积极参加左右江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很多人后来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骨干。
二
地处桂西南的左右江地区，聚居有壮、汉、瑶、苗、仫佬、彝、回等民族，虽然比较偏僻和贫瘠，但地势险要，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群众基础较深厚。尤其是右江地区，韦拔群、黄治峰、佘少杰等领导该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仍没有停止过，涌现了一批像韦拔群、黄治峰、陈洪涛等那样叱咤风云的优秀农运领袖。邓小平决定到这一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和决策。
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到达桂西重镇的百色后，便与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划工作。他们立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制订了具体行动方案：一方面继续整顿、改造和扩大部队；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并把从南宁运去的武器发给农军和工人赤卫队，以增强其武装力量。
同年10月28日，为扫除武装起义的障碍，根据邓小平、张云逸的部署，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李谦率领该大队一部分官兵，在雷经天率领的恩隆（今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等县农军配合下，胜利歼灭了驻设在恩隆平马镇的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部，共歼敌1000多人，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11月初，前委接到党中央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于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举行起义，并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1日，邓小平与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胜利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兼任军政治委员，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长兼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雷经天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共4000多人。接着，右江地区有15个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与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武装，又胜利举行了龙州起义，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军政治委员，何世昌任军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共两千多人。接着，左江地区也有6个县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县虽未成立革命政权，但也属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活动范围。
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互相呼应，成为全国瞩目的、拥有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
在根据地内，邓小平等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肃反政策和城市工商政策等，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紧密依靠各族群众，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军事、党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曾亲自在东兰县武篆区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摸索、总结经验，指导各地土地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左江革命根据地里，龙州军民还高举反帝斗争旗帜，与法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直接斗争，沉重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影响波及越南。
三
1930年9月，党中央派代表邓拔奇（邓岗）到广西传达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示，指令红七军（包括红八军余部）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邓小平听后从红七军本身力量考虑，认为要打下这些大城市没有把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为了避免内部分裂，前委决定接受中央的指令，于同年11月初集中全军7000多人，到河池整编后即出发，踏上了艰苦转战的北上征途。途中，由于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经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说服，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转向湘粤赣边，1931年2月，邓小平与李明瑞率领先渡过乐昌河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江西省崇义县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军政委由许卓代理。同年3月底，张云逸率未渡过乐昌河的五十八团到达江西永新县，与五十五团会合。同年7月，艰苦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历程3500多公里的红七军，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江西省于都县与中央红军会合。从此，这支来自壮乡、经受千锤百炼的1300多红七军健儿，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和劲旅。后其军长由李明瑞担任，军政委由张纯清（张文彬）、葛耀山、乐少华相继担任，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卷土重来的新桂系军阀，趁机调派大量兵力，先后三次对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留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黄明春）等，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领各族军民，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反“围剿”战争，曾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后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上敌人长时间对根据地的“搜剿”、摧残，根据地的斗争越来越艰险。至1932年冬，随着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人的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终被敌人占领和血洗。左江革命根据地也于1930年3月下旬，因敌人派大量兵力突袭龙州，守城红八军经浴血恶战后退出龙州而丧失。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这两次英勇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根据地的红军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惊人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充分体现他们在白色恐怖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充分体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充分体现各族人民紧密团结战斗、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尤其是充分体现了起义领导者邓小平同志的非凡革命胆略、严格求实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不仅在战斗年代，而且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发扬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们回顾这两次起义的光辉战斗历程，回顾自己有幸参加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们深切怀念参加过这两次起义后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李明瑞、韦拔群、俞作豫、陈豪人、何世昌、陈洪涛、邓拔奇、李谦、许卓、许进、胡斌、宛旦平、冯达飞、黄治峰、佘惠、罗少彦、严敏、麦锦汉、沈静斋、李朴、黄大权、覃道平、魏柏冈、滕国栋、陆浩仁等革命烈士；怀念原在红七、八军中成长，解放后担任国家党政军等部门领导职务、现已病逝的张云逸、雷经天、叶季壮、李天佑、谢扶民、张震球、袁也烈、龚饮冰、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韦杰、覃健、黄松坚、姜茂生、覃士冕、陆秀轩、黄一平、卢绍武、韦祖珍、黄惠良、黄新友等同志，他们的崇高革命风貌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轸悼！
今天，我们虽然赢得了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但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用渗透、和平演变方法，来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仍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捍卫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在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齐心协力，努力完成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读《领袖、元帅、战友》
单霖一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功勋的第一代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故世，人们撰写过不少文章缅怀、追忆他们的功德。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领袖、元帅、战友》，在这类著作中是一本很有吸引力的读物。
书的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他和许许多多党员、干部、群众一样，同罹了十年“文革”的灾难，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在狱中渡过了八年。1979年，他被重新恢复领导工作以后，就以深厚的感情、独特的风格，撰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反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全面的、客观的回忆、评价，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和欢迎。有的读者投书薄老（很久以来，人们就这样尊称他），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他从这些鼓励中，深感有责任把自己所了解的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革命事迹和思想品质写下来，教育今人和子子孙孙。于是，他花费了许多心血，一字一句发自内心，陆陆续续地认真写作出来，就形成了这本书。书中有回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的文章，有回忆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文章，也有回忆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薄老共同生活、工作在一起的李富春、滕代远、陈原道、张兆丰、谷雄一、谢子长等战友的文章。因而，作者把它题名为《领袖、元帅、战友》。
薄老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5年入党、参加革命，他已有六十多年的革命经历。无论在白区斗争，在抗战前线，在延安整风，在解放战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和上述这些同志有过接触和交往。由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同志，亲笔写下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第一代高层次领导人物群体的回忆录，还是不多见的。
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都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前驱。这些回忆文章汇辑成册，就向读者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但在书中不少地方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一些不见于“经传”的趣闻逸事，而且，对涉及这些人物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刘少奇同志的天津之行和讲话，对山西省委关于互助合作的批示；周恩来同志在五十年代经济建设中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在百团大战、庐山会议的情况，以及叶剑英同志与广东地方主义问题，等等，在系统提供背景材料和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对大家了解事实真相和正确认识这些历史事件，显然是有帮助的。
薄老在撰写这些文章时，遵循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读过这些文章，你会感到，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没有夸张、修饰和颂谀之词，而是由事实说话，“秉笔直书”和全面的分析评价。比如毛泽东，在作者笔下，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知识渊博、远见卓识，确实具有领袖资格和才华的人物，同时，不为尊者“讳”，指出了在某些岁月，在一些问题上，他确有失误，并分析了失误的原因。既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乱扣帽子，而是入情入理，入木三分。对刘少奇，作者不但以热情饱满的笔调记述了他正确执行党在白区工作的路线和政策的功绩，而且更以无限的同情，对“文革”中诬陷、迫害他致死的一些不实“罪状”，进行了事实真相的回顾与澄清，但同时，对他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进行了符合事实和情理的评说。
在追忆上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中，很自然免不了涉及到与作者本人有关的一些经历，作者意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涉及到他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过错，他毫不掩饰。比如作者在山西以合法身份，领导和发展、壮大“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时，谈到自己总的来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内方外圆”的策略思想办事的，但时不时，“好插野鸡翎”，好搬大原则，缺乏灵活性。作者谈到自己在太岳纵队工作时，在处理部队各部分关系中，有袒护曾经由自己领导过的部队的偏向。讲到我们党在1958年犯“大跃进”的错误时，作者认为，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头上，当时一些在中央部门和地方工作的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并讲到，“以钢为纲”这个不恰当的口号就是由自己概括出来的。撰写历史著作和回忆录，就应该这样，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
薄老在这些文章中，不是简单地追寻往事，缅怀昔人，而是常常浸润着深沉的历史思索。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主观世界必须与客观世界相一致。什么时候比较一致，我们的事业进展就顺利，就意味着成功，什么时候不一致了，二者分离了，我们的事业就遭到挫折。比如，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头几年的改革、开放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出现奇迹，就是因为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客观是比较相符合的。一旦忘乎所以，骄傲情绪滋长起来，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就必然产生偏差和失误。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常照一照镜子，就可以增长智慧，少走弯路。读一读薄老的这本书，也许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青年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了解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高尚品德和共产主义献身精神，了解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都会是有所裨益的，对于党史研究者和党务工作者也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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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一起（摄于1959年）。本报资料
毛主席、周总理和董必武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