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天生我才
尹卫星
一
在那扇大红门里面，站着他。
一方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东宫门派出所的木牌就悬在红门旁。虽是傍晚时分，但木牌上一个个赫然大字仍然袒露着它原有的威严和随时都可能爆发出的震颤。
站着的这个人，是这扇红门和这方木牌的主人。矮墩墩的，黑乎乎的，头发已经露出一层浅白，操一口京腔。握手寒暄，那手竟挺暖和的，再细看，原来也是大眼睛、双眼皮，只是那脸上比常人多了一些紫色的血丝。
这就是刘书新了。当所长的历史不过一年，在此之前，曾干过18年预审、7年刑侦，据事先得到的情况，他在分局时曾提审过9000多名罪犯，经他预审的这些犯人，已经有102个被判了死刑。
坐下来，他问：“想知道点什么吧？”我也挺爽快：“先来点大案、要案……”
他咧着嘴笑了，如数家珍般地侃起了他破的那些个案。可以理解的是，这在他全部的职业生涯中是最值得骄傲和最精采的片段。
是前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恩红庄派出所报告，破了一起4000元现款的抢劫案。刘书新放下电话，对同事说了句：“这案是假的。”大家一愣。刘书新心说，原告人身穿西装，10元钱一张的票子分4捆放在西装兜里，头天晚上取得款，第二天还放在衣兜里，问他为什么，他竟回答说忘了，这岂不可疑？翌日见到恩红庄派出所的人，他头一句话就是：
“这是个假案。”恩红庄的人以为他玩笑一句，便说：“别价，好容易破个案，还等着立功呢！”刘书新摆了10个问题：“你们去查吧。”并通知原告第二天一早见面。原告来了，笔挺的西装，从小轿车里钻出来的时候，神气十足，浑身上下透着一副经理的气派，只是那张脸肿了，据说是遭抢劫时留下的证明。刘书新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打量了一下这位经理，旋即，隔着窗子对这位经理的司机大喊一声：“你可以回去了！”司机傻了：“别价，我们经理还得坐车呢。”刘书新又补了一句：“你们经理回不去了！”一共两句话，再来看看这位经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已被打得全线崩溃。不到两个回合，案子就结了，被告无罪释放，原告被判了6个月。至于脸上的那块伤肿，倒的确是被被告打的，不过，是在他企图调戏人家的女朋友时留下的。挨了打，他想报复一下，于是就导演出4000元现款被抢的悲喜剧来，当然最后哭的还是他自己。
这并不是大案、疑案，但从中已感觉到了刘书新对职业所特有的一种灵性和悟性。
问：“你有特异功能吗？”答：“没有。”他又加强了一句：“肯定没有。”我们只能把灵性、悟性归于他的经验和天赋了。
那一年，在香山发现一具女尸，经查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教育心理研究室的一名合同工，年仅24岁。她死的极惨，脑袋都被石头砸烂了。
刑警到女方家了解情况，同去的还有一个集该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研究员三职于一身的男人。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55岁的高级知识分子正是凶手，并被批准参与了侦破工作。现场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一双旅游鞋的脚印。这位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专家也许太聪明了，他说：“我也有一双旅游鞋，和这鞋印一模一样。”原以为，世上哪有这种傻瓜，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刘书新拿到了这双旅游鞋，尽管它已经被认真地刷洗过，但在红外线仪器的照射下仍然显示出了一点血迹。于是，一个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专家和一个研究犯罪学的老手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彻夜长谈。吸着香烟，喝着浓茶，且彬彬有礼，因为刘书新面对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不能像对待其他罪犯那样。天快亮时，这位专家腾地站起身，不失风度地说：“得了，我认输。我是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你是研究犯罪学的，今天你却把我研究透了，现在拉出去把我毙了，我绝不上诉。”他彻底输了。
他成了刘书新手下的第88个死囚。
他在结束自己时已毫不顾及他的自尊心，而正是这份死要面子才使他变成了杀人凶手。那个死去的姑娘生前太爱他了，逼着他离婚，而他并不想离婚。他有两个女儿，一个新婚燕尔，一个漂洋过海求学，好端端的一个家。那个周末，姑娘也许为证明自己更有力量，硬是不让他回家，他万般无奈，说：“我昨天去瞧病了，缺一味药，医生说要香山红叶上的树叉，越高越好。”细心的姑娘从室里拿了一把剪刀，义无反顾地跟他去了。黄昏时分，他们双双坐在香山的一口井盖上，眼看着星星由暗渐明，他说：“你看那星多亮。”姑娘说：“那一颗更亮。”她在这一刻还是那么爱他，把她所有的浪漫和理想都投向了远处的繁星。也就是在这一刻，一块大石头砸了下来，她连叫一声都叫不出，就躺下去了。他拿起她留下的剪刀和小包走了，慌乱中，他拣起地上的那本《民主与法制》，竟把封面丢在现场，上有一双旅游鞋印，还有他家的门牌号。
除了那张印着《民主与法制》的封面外，所有的细节都是这位专家自己招供的。刘书新是赢家。
1986年10月底，分局局长找到刘书新，派他去苏家坨乡前沙涧第二生产队调查一起杀人抢劫案。发案的时间是半年以前，刑警搞了几个月仍没有眉目，只好暂且收兵。
刘书新带上一个调查员去了，当晚发现两个线索，后沙涧有兄弟俩，姓李，有前科；另外，现场有一个高跟鞋印，还有案犯扔下的筐和木棍。乡里人反映，李家三儿子的媳妇有一双高跟皮鞋。刘书新当即断定，李家兄弟就是凶手。他先找了李家媳妇，这时她已怀着身孕，挺着个大肚子，刘书新便借题发挥：“你在怀孕哺乳期间，我们可以不做处理……”一句话击中要害，她最害怕的正是这个，这下她放心了，马上如实招来。原来此案是她同弟兄俩去偷芹菜时被看菜地的发现后慌乱中所为。当时李家兄弟指天发誓，绝不出卖对方。也巧，没过几天，弟弟因其他犯罪送去农场劳教3年，刘书新得知这哥俩已经有四五个月未谋面了，心中暗喜。他突然闯入李家，对哥哥说：“你弟弟供出重大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理，你怎么办？”只几句话这位凶手便全瘫在地，哆哆嗦嗦地：“是我杀的……”
他只用了一天一夜，就把这个拖了半年之久的杀人案破了。他不是天才，也没有特异功能。还是用那位乡长的话来解释吧：“上次来破案时前拥后挤，用根绳子拖着筐，肩上扛着那根棍子，棍子顶着那帽子，见了村里的孩子就问：‘这是谁家的，知道吗？’”
刘书新自有他自己的一套，他琢磨罪犯的心理，攻其心，常常在几个回合中，就把对手置于死地，在他谈到的所有案例中，几乎都有这种精彩的表演，如果把这些案例如实地撰写成侦破电视连续剧，那决不亚于目前播放的同类电视剧。有一家电视剧制作单位拿着介绍信来找他，说是由他提供材料和案例改编电视连续剧会有销路，他一听，手一扬，“得，你们想拿我赚钱啊？对不起。”二 刘书新在预审科当提审员，圈里人和那些打交道的罪犯，都称他“刘提”。
其实，早在60年代末，“刘提”已有些名气了。
他递上去的案子，上面一看是“刘提”签名，便说：“这是信得过的产品”。
罪犯犯了事，一听是“刘提”，便认了，不再啰嗦。啰嗦半天也没用。
清河镇上有“二王”，人称“清河两块魔”，二人均为农民，属亡命徒之类，派出所有的人不敢去他们家，对刘书新说，“你要把他俩治服了，吃什么给什么。”
一在押犯无意中说了一句：“你看人家王××，多有钱。”刘书新一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了。于是，决定会一会这“二王”中的一王。找到王××家，已是半夜，他敲了窗户，里面立即骂了一声：“谁？撑得！”他不急：“分局的，姓刘。”屋里的声音顿时柔和起来：“哟，刘提，等着，我这就穿衣服……”摸摸索索地穿了一阵衣服，拉开灯，开了门。刘书新一看，那裤子还穿反了。王××这时已经结了婚，女的正挺着个大肚子，都是一条道上的人。刘提先对女的说：“我们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没处理错过吧？”女的点头称是。刘提又对男的说：“我今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男的立即打断他的话：“刘提，别说了，这屋里，除了这张床、这个碗柜给她留下，其余的你全拉走，都是偷来的……”刘提一看，有彩电、黑白电视、大衣柜、穿衣柜、写字台……“这是面上的”，刘提提醒他：“地下的呢？”王××也毫不犹豫：“刘提，既然你说到这，我带你去。”他们又从地下挖出1000多元现金和3000多斤粮票。王××常常拦路抢劫，一棍子下去，就是一块手表，按他的罪行应判10年，但按他的态度，只判了他3年。3年一晃就过去了，那一天，刘书新在路上又碰上了他，大老远的，就听一声“刘提！”倒是很亲切。刘提下车，说：“别再出圈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好好过日子。”王××连连点头，“是啰，刘提，放心吧！”
“刘提”干公安25年，经手罪犯9000个以上，我问他：“你有没有办过错案？”
他答：“没有。一个也没有。我经手的这些人，重新犯罪率很低。”
我又问：“你这些年办案，结下过仇人没有？受到过威胁没有？”
他说只有一次。那一天他骑自行车驶过北京大学西门，遇到了一个他曾提审过的人，用车把撞了他一下，并说：“跟你没完。”其实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更多的时候，他是颇感安慰的。
1988年圆明园举行灯会，他陪老伴去了，他平时很少有时间在家，难得一次这样的机会。赏灯正浓时，忽听一声：“刘提。”他转身一看，这不是二蛋子吗？二蛋子往前推了推他的两个女儿：“快叫刘爷爷。”女儿们喊了刘爷爷，这实在是替父亲喊的，这里面包含着感激之情，也许还含着更多的意味。从他14岁到28岁，14年里，他和“刘提”打了14年交道，戴坏分子帽子，劳动教养，到判处五年徒刑，都是“刘提”一手经办的，他们本该成为仇人，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恨他，从两个女儿嘴里发出的圣洁而真切的称呼里，已经袒露出他们之间的一切。他出来后，还来看过“刘提”两次，都是大老远就喊上了：“刘提！”
“刘提”，已不再是一种职业的简单缩写。
一声“刘提”，特别是来自那些曾经是罪人而后来又试图重新做人的人的嘴里，就更让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这称呼里，有职业的尊严和神圣，更有做为人的力量和魅力，它的最后一层意思是不是还道出了人的心底深处的那种交流和默契？一声“刘提”，足以使他的跋涉劳累之苦消失殆尽，也足以使他那焦虑不安的心脏立即平静，他可以在一声“刘提”的呼唤之中宽慰地为自己25年的职业生涯划一个漂亮的大句号。
刘提说了：“我没有什么窍门，办案中最主要的还是先要把他当人看，这很重要，这些犯人其实大多都很讲义气。他要抽烟，就给他烟抽，他要喝水，就给他水。你要让他口服心服，一点脾气都没有。你判了他，他还要感激你，这是为了救他，让他重新塑造自己。搞案子不仅是单纯地破一个案，除死囚外，办案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改造人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工程。”
哦，刘提！你是真正悟出了你的职业的全部内涵的一个。就凭这，守法的老百姓和违犯的犯人都会感激你，而这些，你已经完完全全地得到了。
刘提，你所从事的职业一向被认为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那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大义灭亲的非凡职业；却不知这里头充满了人情味和人性的灵光。而这些，你都做到了。三 30年以前的今天，刘书新还是沈阳空军司令部的一名新兵，他做了11年的给养工作，在档案里，曾记载他在沈阳市公安局帮助工作，时间是一年。1965年他回北京，海淀区来人找到他，几句话后，他就直接去了分局的预审科，一干就是25年。
在他25年的职业生涯中，并不仅仅与犯罪分子斗，有时还需要与权力斗、与邪恶斗、与自己斗……他先后几次挨整，这或许能够说明一点他对职业的忠诚或者说职业带给他的坎坷和不幸。
第一次挨整，是“文革”中的1968年，那一年，遇罗克被杀害。遇罗克有个同学叫齐克家，是市公共汽车四场的售票员，与遇罗克有些接触，遇罗克成了反革命后，就开始怀疑他是同伙，别的没抓住，就抓住了他用主席像糊了房顶，被扭送到分局收容审查。接此案的正是刘书新，他认为齐克家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但当时来讲属于政治错误。他的处理意见是，未构成犯罪，建议释放，所犯政治错误待运动后处理。局长也签字同意释放。不料，此事被交通局军管部门以“包庇反革命罪”告到了谢富治处。谢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市革委会主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批示：“彻底追查。”于是，成立了专案组，整了他两个月，他坚持要尊重事实。在那个年代里，类似用主席像糊屋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并不罕见。幸好此事没有“升级”，他才幸免于难。
第二次挨整也是在“文革”期间。那天晚上，北京大学校院里放电影，一个男生对女生耍流氓，被当众抓获，扭送到刘书新面前。其实，这是这男生第7次做案了，因为他是当时十分有名的北大哲学系主任、后来的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的学生，是她精心培养发展的党员、“活雷锋”，所以她出面保他，并告到谢富治处。谢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是活雷锋，怎么会是流氓呢？”并指责刘书新这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又整了他两个月。当他和这位哲学系的学生面对面时，学生问他：“你要不是流氓怎么知道我是流氓呢？”“说我顶撞你，你要是离我远一点儿，我顶得着你吗？”刘书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叹着说：“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哲学系学生的厉害。”当然，在人证、物证面前，流氓再也无法用哲学来解释他的行为了。
这两次都发生在同一年里。18年后，他荣立三等功，此后三年，年年立功。
谈到这里时，我随便插了一句：“听说立三次功就可以调一级工资。”
我知道，他并非为了那几块钱。立功，意味着他的成绩和荣誉。然而，他的钱的确太少了点，30年的工龄，119元的基本工资，乱七八糟地加在一块儿，200元出头，远不及他开饭店的大儿子。
他每天平均工作在10多个小时以上。他说：
“我不懂什么叫白天，什么叫黑夜，我也不懂什么是节假日。每年306天算满勤，而我的出勤在330天以上，其中有300天是在单位里过夜，这可不是坐在那听电话。如果外调的话，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有时抬腿就走，家里根本不知道。”我正要记下，他说：“这没有什么好写的，干这一行的都这样。”
我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出这些数字：30年工龄，50岁年龄，200元工资，102个死囚，9000名罪犯，330个出勤日，数次挨整和3个三等功……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台湾和西藏，他都跑遍了，就连香港和澳门他也去了，当然，那决不是旅游观光或者做访问学者。
他并没有读过几年书，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刘提”，他办的那些案子让人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天生的一个“刘提”？
他土头土脑的，穿着公安服，蹬一辆旧自行车，赤手空拳，每日走街串巷，而决不像电视里的那般潇洒：开着小车，出没于高级饭店和舞池，随时随地都可能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掏出精制的小手枪，即使是手枪被人家打飞了，还会徒手擒拿格斗什么的。
采访的这天，他刚从郊外的警校学习回来度周末，说是这回能得一个大专文凭。看来，他也无法脱俗，都50岁的人了，还大专什么的，挺有劲。
问他在派出所干多久，他说这次是强制性的，不来也得来，搞搞内外整顿，完事后他还回他的预审科。看来，102个决不是他的极限和目标。
我最后问他：“你怎么干上这行了？”他笑笑：“谁知道。我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
突然冒出一句古诗来：“天生我才必有用。”也许，他生来就是干这个的材料，天生一个“刘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