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为企业创造良性“小气候” 开封工业生产重现生机
生产下滑得到制止产值开始增长
本报讯 记者王彦田报道：面对市场疲软、资金紧张的严峻形势，河南省开封市积极为企业创造良性“小气候”，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难题，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目前全市工业生产下滑的势头已得到制止，11月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5％。
开封市工业结构中，加工工业比重较大，中小企业多，市场疲软、资金紧张对企业的冲击更为突出。从今年第三季度起，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从10％以上降到4％以下。开封市及时采取改善“小气候”适应“大气候”的办法，帮助企业渡难关。针对企业近来一段时期对市场疲软的畏难情绪和廉政建设在企业引起的顾虑，他们帮助企业分析行情，提出“思想不能滑坡”的要求。并明确非法收入和正当承包所得的界限，坚持兑现承包奖励。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正常交往给予肯定，实行“经营活动费承包”，使购销人员放心开展业务。对承包到期的企业，继续承包，稳定了人心。
进入第四季度后，市政府组织经委、计委、物资、财政、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组成工业生产服务队，到全市21家重点企业帮助工作。市电机厂产品销售后货款长期被拖欠，市工商局服务队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市机械厂缺原材料，市物资局服务队进厂后，立即帮助解决了5000吨原材料。
开封市还积极促进工商两家联合，帮助企业销售产品。城市市场疲软，农村市场广阔，市政府给供销社优惠政策，企业通过让利，发挥供销社在开拓农村市场中的优势。近两个月，印染布、毛线、搪瓷等产品的销量大幅度增加。
解决企业在承包中遇到的难题。一些企业因外部环境变化大，第一期承包结束后不乐意再接受第二期承包，市政府和经委等部门主动做承包者的思想工作，并定出了新的承包办法，即“确定基数，超额分成”，使企业有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近，有的企业已接受了第二期承包，起到了稳定全市企业承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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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要求各级商业部门早作准备
掀起旺季销售高潮 活跃元旦春节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陈芸）市场，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同时又出现销售疲软的矛盾中，即将进入传统的大旺季节。商业部门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搞好元旦、春节供应为中心，掀起一个扩大销售的高潮，让城乡人民高高兴兴过好两个节日。
这是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张世尧认为，目前市场销售疲软现象是局部的——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工业品、副食品和农副土特产品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疲软；也是暂时的——一些现在疲软的商品，明年有可能转为稳中偏紧；又是表面的——因为从总体上讲，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市场上的主要矛盾还是有效供给不足，特别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和适销对路的商品偏紧。
张世尧最近到基层作了一些调查，他发现，在一片市场疲软声中，基层批发、零售商业，以及基层供销社商品品种不全、库存薄弱的情况却相当普遍。商业部规划调节司提供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10月末商业部统计的58种主要商品的库存量，有35种少于去年同期；其中农村供销社统计的36种工业品，有26种库存下降。基层供销社商品库存总值仅增长5.8％，扣除物价因素，库存是明显减少的。
张世尧分析说，上述状况既有资金短缺、银行利息高的原因，也有基层商业企业怕担风险，“买涨不买落”，等待观望，不积极进货的问题。他说，我国城乡市场的潜力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现在相当一部分商品的供应量和花色品种，远远没有满足农民的需要。
张世尧说，即将来临的元旦、春节，是商业企业扩大销售，活跃市场，调整库存结构的大好时机，全国各级商业部门和企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把最近以来已经开始的各种推销活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他说，商业部为此提出八项要求：
一是转变思想，转变作风；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工业品下乡；三是工商、农商联合；四是解决资金困难；五是普遍开展一次清仓查库；六是因地制宜，开展旺季销售的竞赛活动；七是疏通搞活商品流通渠道，坚决反对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互相封锁；八是调动购销人员积极性，尽量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正确处理开展正常业务活动与加强廉政建设的关系。
张世尧透露，商业部最近对市场形势进行多次分析后提出，市场疲软仍将继续一段时间，但明年市场总的趋势是稳中有旺，稳中偏紧。因此商业部的方针仍然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稳定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一手抓搞活市场，以销促购，以销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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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昨天举行常务会议 通过军事设施保护法草案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国务院今天上午举行第51次常务会议。会议在李鹏总理主持下，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草案）》，决定将这一法律草案进一步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认为，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抵御外来侵略，国家在海防、边防前线及纵深地区修建了军事设施。这些设施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部队完成各项任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军事设施的保护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保护军事设施的专门法律，使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在保护军事设施时有法可依，使所有组织和公民明确对保护军事设施的责任和义务，是非常必要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11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3人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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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中央农业部举行大会
表彰110名乡镇企业青年好当家
新华社苏州12月1日电 （记者韩晓烽）10名全国明星青年乡镇企业家和百名全国优秀青年乡镇企业厂长（经理），今天在江苏省苏州市受到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的表彰。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写来贺信，向受到表彰的同志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使乡镇企业有秩序地、健康地发展，为实现四化作出新贡献”。
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军，以及江苏省、苏州市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今天的大会。冯军和陈耀邦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青年厂长（经理）在我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以“四有”为目标，培养和造就一代新型的青年农民企业家。他们希望广大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在当前国家和企业都遇到困难，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更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积极团结和带领全体职工共渡难关，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受到表彰的110名同志，是从团中央和农业部联合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年乡镇企业厂长（经理）”评选活动中评选出来的，在全国600万乡镇企业青年厂长中具有代表性。他们平均年龄32.8岁，共产党员占84％，大中专文化程度的占76.3％。
10名受到表彰的全国明星青年乡镇企业家是：徐汉林、胡浩、魏光明、杨吉奎、李常友、刘世忠、陈建成、唐庆余、王洪元和张国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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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日本老朋友
同樱内义雄一行亲切友好交谈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邓小平同志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樱内义雄等几位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老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附图片）
邓小平同樱内义雄握手。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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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照人的意愿创造植物新物种
我国首创农作物遗传操纵技术
已获得一批有经济价值的棉花和水稻后代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日电 （记者陆国元）运用生物工程技术操纵植物遗传，按照人的意愿创造植物新物种为人类造福——人类的这一伟大梦想正在中国成为现实。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通力合作，从1978年开始，经过11年的艰难探索，在国际上首创“农作物遗传操纵新技术——授粉后外源DNA导入植物的生物工程育种技术”。DNA即携带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脱氧核糖核酸。在不断重复试验的同时，运用这一新技术进行农作物新物种选育，在棉花和水稻中都已获得一批具有经济价值的后代。其中，兼有供体（即提供外源DNA的植物）海岛棉抗病性和受体（即接受外源DNA的植物）陆地棉高产特征的棉花新品种3118，稳定遗传已达9代，产量比受体棉增产20％至70％；扩大种植12000亩，普遍增产15％以上。将早熟紫玉米的DNA导入水稻而培育出来的水稻新品种829042，具有早熟、耐旱等优异特性，目前正在北京市郊的旱田里扩大试种。在水稻中分别导入稗草、高粱、紫稻等外源DNA，都已获得具有变异特殊的类型或具有供体植物特异性状的子代。
中国科学家首创的这一分子育种新技术，已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瞩目。
此间专家指出，“授粉后外源DNA导入植物的生物工程育种技术”的诞生，不仅为研究外源DNA导入植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系统，而且为扩大植物的变异范围提供了一项新的技术。在农业育种上，这是一个有应用价值的新途径。这一新技术具有方法简便、设备条件要求不复杂、可为一般育种工作者掌握等一系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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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钢11月份超额完成利润计划
职工按承包制规定计发当月奖金
本报讯 首都钢铁公司10月份由于没有完成自己制定的按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20％的月计划，全体职工没有拿到奖金。11月份，广大工作者劳动热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高涨，实现利润达到1.73亿元，不仅完成了当月计划，还弥补了10月份比计划亏欠的1000多万元。
对首钢10月份没有完成月计划，李鹏总理非常重视，在首钢简报上批示：“冠五同志：希望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率领全公司职工继续前进。”职工受到很大鼓舞。
从生产第一线到后勤服务系统，从职工到家属，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了。这期间各厂矿共创出班产、日产新纪录92次。
11月份首钢超额完成了利润计划，将按承包制规定计发当月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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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写
为国货喝彩
——祥云国货精品商场开业小记
本报记者 刘桂莲
1989年12月1日，繁华的北京西单大街，比往日更显热闹。祥云国货精品商场的门前彩旗飘扬，乐声回荡，围满了人群。上午十点钟开业剪彩，人们却早早地聚在这里等待。
装饰一新的商场，今天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既有购物的顾客，也有厂家、政府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和关心国货商店的经济界人士。1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种商品，争鲜耀眼，琳琅满目。这里有人们熟悉的北京、上海的毛毯、化妆品、羊毛衫，有马胜利造纸厂的纸制品，有蓝鸟、卡地亚、美而美牌服装，也有北京人不熟悉的沙市暖瓶、洛阳无开关触摸台灯、包头的印花羊皮领带、广东小榄永利高级运动鞋和香港、台湾的塑料制品……
祥云公司总经理王云飞今天特别高兴，跑前跑后，也特别忙碌。他回答人们“精品”的含意说：国货精品是指在大陆、港澳、台湾生产、使用中国商标、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商品。这里自然有国优、部优产品及一些名牌俏货，但也有人们还不熟知的实际上质量很高的产品。总经理自豪地宣称，发起办这个商店，目的在于展示国货的水平，促成以用国货为荣的时尚，也要起促进国货发展的作用。比如海南岛的力神咖啡，是我国第一家速溶咖啡，“力神”有一流的原料和工艺，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但经济实力雄厚的雀巢、麦士咖啡，在中国已花去200万美元做广告，刚刚诞生的“力神”，如何竞争？祥云国货精品商场就是要把类似力神这样的国货精品，介绍给广大消费者。
穿着整齐、训练有素的售货员，面带微笑，不时向前来的人们轻轻点头。他们是从1000多名报名应聘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告诉记者，非常愿意在国货商场工作，要以高质量的服务为国货精品添彩。两位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一位指着商店的装饰、布局和满货架的国货，高兴地告诉记者：“都是国货，都是国货，这么好的国货，商店布置又有特色，看了心里舒服。”另一位说：“把这么多优质国货集中到一起，让人看了真有一种自豪感，这样的商店办得好。”
商业部长胡平、轻工部副部长肖永定，为商场剪彩后，留连不去。肖副部长从一楼到四楼，常驻足柜台前细细观察。他告诉记者说，祥云公司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开了个好头，轻工部全力支持。当然最好的支持，就是轻工企业要拿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他还说，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这么热闹，说明大家都很关心国货。工商携起手来，让国货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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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私有制宣言》
金建
一个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这份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中，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个半世纪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国无产者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伟大斗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的实践中，中国人民深深懂得，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方向就要改变，人民取得的成果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一天起，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莫不攻击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地平线上出现以后，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又总是图谋撼动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近年来，国际反动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我国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掀起了一股“私有化”的喧嚣，企图把改变公有制为私有制作为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突破口。在这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下称《宣言》）在今年四月动乱之初出笼了。《宣言》炮制者罗织了公有制的十大罪状，胡说我国的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经济上“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惊人的浪费”，“抑制了效率的发挥”，“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造成“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在政治上则成为“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专制的摇篮”，诬蔑“在公有制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最后，《宣言》的炮制者图穷匕首见，声称“不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富强”，公然煽惑人们去“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
至此，《宣言》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嘴脸暴露无遗，它是近年来私有化思潮泛滥的必然产物，集中反映了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主张和策略，道出了今年春夏之交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制造者们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要害。对这个反马克思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宣言》进行批驳，肃清私有化思潮的流毒，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为什么能够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宣言》炮制者列举的公有制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公有制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我国为什么能够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是“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一般是依次更替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什么跳跃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直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是否如《宣言》炮制者所说的那样，是“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呢？只要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和中国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作出这种判断，如果不是思想糊涂，便是别有用心。
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获得廉价劳动力，竞相在我国修港口、建铁路、开工厂、办商业，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使中国萌发了新的生产力。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社会革命成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么，谁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呢？历史证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不是，它除了依附于国际资本势力，便无法生存下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和政治态度的软弱性，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把中国建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这支代表新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肩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够产生壮大，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根据和条件。人民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然而，是否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像《宣言》炮制者断言的那样，我国建国之初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超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从前述理论上说，这样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从实践上说，建国初期中国能够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由当时国内、国际环境所决定的。当时，官僚买办资本占有全国工业资本的66％，全国工矿、交通运输固定资产的80％。如果允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继续把持国家经济命脉，我们就不可能摧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彻底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除了将全部官僚资本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外，我们别无选择。新中国的国营经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凭借着强大的国营经济的支持，我们才能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把能够集中使用的力量集中起来，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维护国家得来不易的统一安全，并且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其积极作用，但如果我们在建国初期不对它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可能根除，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确立和巩固。同样，如果我们不对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就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解放生产力，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也无从谈起。尽管在具体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整个说来，正是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才能够在短短七年间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从而成功地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宣言》炮制者振振有词地说，由于现实中人们的“思想觉悟高度提高”只是“一种虚伪的假设”，即使至今公有制仍然是“建立在错误前提下的”。这种说法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的篡改和歪曲，也是对投身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民群众的诋毁。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是靠凭空设想描绘未来社会，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对于“新世界”的若干原则设想，是严格地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离开客观规律，单纯建立在人们的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的。《宣言》炮制者避口不谈经济基础，只讲思想觉悟，并且谎称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种虚构的假设，不过是为其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而采用的十分卑劣的手法。
我国跳跃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预见到的历史的跳跃性地发展的一个例证。世界历史表明，各国的历史演进极其复杂，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历史的跳跃式发展并不罕见。例如，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希腊、罗马等国都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起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而日耳曼人进入多瑙河流域诸国却没有建立奴隶制国家，直接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又例如，欧洲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美国却跳越封建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
我国在建国后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决不是什么人的主观臆想。《宣言》炮制者宣扬“超前论”，只不过是为他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图谋为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制造理论根据而已。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还是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宣言》炮制者加给公有制的另一条罪状是，“公有制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说，由于“在公有制下，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抑制了效率的发挥”，“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建国40年了，“还民不聊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正确的标准。让我们用社会主义四十年的实践来检验，公有制到底是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还是“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40年中，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建国初期的12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比1949年增长50倍左右，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建国初期的25％上升到61％。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实践证明，新旧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已有天壤之别，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避免1958年那样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能够避免“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忽视甚至破坏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失误，我们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是资本家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种制度使劳动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而劳动生产的动力注定是很有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既注重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又注重个人利益，既有政治动力，又有经济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必定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宣言》炮制者胡说，在公有制下劳动者“都想让别人多干活，自己多拿钱”，“能捞先捞，不捞白不捞”等等，这只能说是炮制者极端利己主义丑恶的心态，对亿万劳动人民的诽谤。
第二，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代表人民的国家能够通过统筹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相对集中资金，进行有重点的建设，促进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众所周知，新中国只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当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只有公有制才能相对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在五年期间顺利建成了约一万个项目（其中大型项目达694个），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也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才得以在40年不长的期间，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初步繁荣昌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通过改革自觉地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加以调节完善，采取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公有制经济中也采取了多种经营方式，在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这样，既可以避免国民经济盲目发展，又可以避免把经济统得过死。在实行改革以来的10年中，国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一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能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不可能具备的。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盲目扩张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的停滞和倒退，甚至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灾难性负担最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又埋下经济危机再爆发的祸根。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虽能被迫作出某些调节，但决不会触动万恶之源的私有制本身。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
《宣言》炮制者闭眼不看40年来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带来的经济巨大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只字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只能说明他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虔诚崇拜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顽固反对者。他们目光短浅，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不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还说：“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不，我认为不能……这个制度成功的本身，将破坏那些保护它的社会机构，并势必会造成这样一些条件，使这个制度不能生存下去，而社会主义很可能取而代之。”在熊彼得的眼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并不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描绘的那么美妙动听。
第三，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下的剥削关系，使社会产品的分配得以逐步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劳动既是衡量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尺度，又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这就大大促进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铲除了私有制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的土壤，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我们并不否认，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很多地方还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某些部门和单位确有生产效率不高、搞短期行为、浪费严重、劳动者个人潜能未能充分发挥等弊病。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必然联系，但也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做法还同公有制不相适应，没有坚持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清除那些不该出现也并非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弊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进一步完善。《宣言》炮制者对公有制的肆意攻击，完全是徒劳的。
民主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宣言》的炮制者诅咒公有制是“集权专制的摇篮”，是“贪污腐败的温床”，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诬蔑在公有制度下，“没有按自己意愿组织和发展的自由”，没有“基本的选择权力”，因此，“不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按照《宣言》炮制者的逻辑，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扼制了他们的民主和自由，那么只能寻求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庇护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了。资本主义国家果真是这样的“伊甸园”吗？绝对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金钱统治，必然是滋生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温床，因此各种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的政治丑闻，以及尔虞我诈、彼此拆台、国家机关运作迟滞的事情自然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维护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本质是少数富人对大多数穷人的专政。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对于富人来说确实是真实的，而对劳动人民来说则是虚伪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论怎样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着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被剥削被压迫的雇佣劳动者哪里有什么“按照自己意愿组织和发展的自由”，哪里有什么“选择权力”。被资本主义国家取缔或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党派团体何止少数，所谓选择权力也只是资本家的专利。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津津乐道资产阶级国家的选举制度，似乎那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其实，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条件下，所谓普选制，不过是保证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挑选自己中意的政治代表来代替自己管理国家。每隔几年一次的竞选，都是地地道道的金钱的竞选，每一届掌权者又无不是为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效劳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终究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大众才有可能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自由权利。
在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使全体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真正当家做主，享有依法管理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广泛权力。这同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必然是不断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
建国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得到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人民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社会各种基层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日趋健全。通过这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我国宪法载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正在社会各个领域实现。《宣言》的炮制者无视这一现实，只能说明他们站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上。
应当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存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消极现象。之所以存在这些消极现象，一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旧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清除。二是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某些环节上不够完善，一些具体的管理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还存在缺陷。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现象，正是我们要坚决加以纠正的，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则是我们纠正这些弊端的重要保障。在私有制的国家里，官员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更为严重。这个事实也证明，腐败与公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哪里？
《宣言》的炮制者在其宣言名称之前赫然冠之以“中国的希望”，借此蛊惑人心，以售其奸。然而，饱尝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欺凌、被剥削之苦的中国人民深深懂得，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当生产资料被剥削阶级占有的时候，中国社会只能长期处在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文化落后的境地，劳动人民只能当牛做马，任人摆布和宰割。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而是像《宣言》炮制者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重新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在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中产阶级”的同时，大多数社会成员必将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私有制决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是中国历史作出的结论。
中国的真正希望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更臻完善。只有这样，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才有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巩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善。但是，也必须看到，任何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从初步确立到最终完善，都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搞了几百年，尽管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但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已几经变化和调整。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建立还不到40年，指望它一下子就完美无缺，是不切实际的。还要看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运行机制不同，私有制主要是依赖固有经济规律自发牵引社会生产，而公有制则是以科学预见性指导社会生产，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要做到预见的科学、准确，难度很大，有些失误是难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确存在过认识上的偏差和工作上的失误，主观地给社会主义公有制附加了许多并非其本质属性的原则。比如，片面强调所有制结构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比如，把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唯一模式，排斥市场机制，否认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些偏差和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活力，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完善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将会增强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信念，避免改革中急于求成、来回折腾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许多重要改革和积极探索。一方面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部门和行业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允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使公有制经济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都促进了生产的大大发展。
10年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适合我国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改革的实践还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多种实现形式，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完全相容的。只要我们采用科学的、合理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更加富有效率，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所有热切期盼祖国繁荣富强的炎黄子孙都知道，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的真正希望。但是，《宣言》的炮制者却说“祖国的儿女”不愿在国内当主人，大家都愿意到海外去，有的甚至愿意做人家的“三等公民”。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因为绝大多数目前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华儿女都是热爱祖国，渴望献身于祖国的建设大业的。一切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爱国者，应当有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使祖国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抱负付诸实现。
总之，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公有制的完善和发展，绝不是要否定或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绝不允许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如果像《宣言》炮制者那样，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祸源”，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终极目标，把那些社会化程度很高、维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安危的国营经济肢解给私人占有，其结果必然摧毁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混乱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社会动荡。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正是《宣言》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们叫嚷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的要害所在。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奋斗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劳动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难道能允许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吗？决不允许。经过血与火洗礼的中国人民，将沿着自己选定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