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牢记历史经验 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
薛暮桥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十年改革开放和一年来治理整顿的成就，如实估计了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全会强调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地树立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的错误。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建国之初和六十年代
初期的历史经验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尚未制止，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是我们这一次治理整顿经济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有制止通货膨胀的丰富经验，1950年3月一举结束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但使本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分钦佩，连外国的经济学家也视为奇迹。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而又一次物价上涨，也经过三年调整而顺利克服了。这两次通货膨胀克服的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由于领导者决心大，上下一致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不久就摆脱困境，走上坦途。为着摆脱目前的困境，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经验。
1949—1950年，第一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军费开支浩大。所以，克服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只有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时才能实现。1950年初解放战争基本上胜利结束，3月中央统一全国财政收支，而且达到收支基本平衡，这才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货币发行量，一举稳定物价。
在当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经过12年战争，全国经济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着保证社会安定，不能不把大部分留下的国民党军队和旧政府工作人员接收下来，加上我们自己的干部和战士，政府需要养活脱离生产的人员达到900万人。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胜利的负担”。陈云同志据此制订了财政经济方针，为着稳定物价，首先必须力保财政收支的平衡。为此，我们的经济政策，不但不能开始投资建设，连恢复经济也只能掌握重点，到1951年特别是1952年才提出全面恢复，进而开始进行一些社会急需的小规模的建设。由于领导者头脑清醒，不急于求成，这三年生产迅速发展，财政不但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结余。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但一则比以前好得多了，二是对前途充满希望，相信会愈来愈好。因此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对政府欢声载道，很快就渡过难关。
1953年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目标是为工业化打下初步的基础。限于实力，我们只能主要搞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加上自己的小规模的建设也只有700项。由于三年恢复时期生产发展很快，这时开始产生急于求成的苗头，到1956年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冒进。但由于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总理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有冒进立刻出来制止，所以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货币发行不多，物价基本稳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头脑发热，1958年开始出现了“三年大跃进”的严重错误。重工业连续三年超高速增长。生产上的急于求成，再加上社会主义改造上的急于过渡，1959年农业生产开始大幅度下降，1960年轻工业生产接着大幅度下降，1961、1962年连重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了。1958—1960年这三年出现财政赤字170亿元，货币发行从1957年末到1961年末增长1.4倍。通货膨胀加上生产的下降，物价就更稳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当时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狠狠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压到1961年的123亿元和1962年的67.6亿元，从而消灭财政赤字，到1962年结余8.3亿元。货币发行量从1961年末的125亿元，减至1964年的80亿元，物价迅速回落，如以1957年的物价指数为100％，1962年上升到126％，1965年下降到111％。在这几年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全国人民真是咬紧牙关，依靠得力的调整措施，经过三年就基本上克服了困难。由于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人民的怨言较少。在后三年，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全国人民生活改善，心情比较欢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生产几经曲折，但在建设方针上强调备战，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多数年份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重工业发展过快，又一次破坏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这十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取得的。1976年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文革”前的1965年，也低于“三年大跃进”前的1957年。人民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
这20年经验证明，当我们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坚持正确方针，结果是迅速克服困难，把国民经济纳入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但是，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时候，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使急于求成的情绪滋长起来，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胜利时刻，必须注意防止急于求成情绪的滋长。建设投资的规模，必须同物资供应能力的提高相适应，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一定要坚持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保持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的协调。一旦比例失调，经济发展就会大起大落，带来严重困难。
五年调整和十年改革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用两年时间进行拨乱反正，建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这两年，我们用主要精力来克服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状态，调整农轻重不合理的比例关系。1978年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支配下，又出现了一个“洋跃进”，加剧了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经济调整的迫切性日益显露。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来进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重点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省出钱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职工的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前几年要先调整、后改革。这不仅由于只有调整好经济秩序，才能为改革创造必要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整的蓝图，需要不断创造经验摸索前进。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对的。
我们的调整工作几经曲折。1979、1980年由于许多同志对经济调整的必要性缺乏认识，阻力较大，压缩基本建设任务没有全部完成，而消费基金的增长则超过原订计划，因而发生相当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量稍多一点，物价上升幅度较大，（主要由于提高八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国家给了物价补贴），但因人民收入增加较多，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81年初银行来了一个急刹车，冻结地方和企业的存款，致使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主要是机械制造工业，轻工业还是上升的）；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放松银根，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4.6％，其中农业上升6.4％，轻工业上升14.3％，重工业下降4.6％。这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78亿元，是完成调整计划最好的一年，财政赤字和货币增发显著减少，物价基本稳定。接着1982、1983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控制较严，因此生产资料的供应逐渐缓和，消费品供应增加，有些商品（包括棉布）还出现了“买方市场”。
这几年农业生产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而迅速增长，从而也促进了轻工业的迅速增长。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较慢一些，但除1981年外仍有适当的增长速度，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1981—1983年积累率降到30％以下，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调整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上来，并且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说“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等等”。毫无疑问，全会所指出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施中又发生了一些错误。
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就要在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控制货币发行数量，避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逐步理顺价格，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遗憾的是，在1984年第四季度有关部门作出了1985年的信贷基金以上年的信贷总额作为基数，1985年的工资基金以上年的工资总额作为基数这两个错误的决策，以致银行竞发贷款，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企业也竞提工资、发奖金。结果引起货币发行失控。这年第四季度的货币增发量比上年同季度增加146％，全年合计比上年增加49.5％，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1985年上半年，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工业生产的超高速增长。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国务院曾经召开四次省长会议，要求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但当时全国上下都陶醉于经济超高速增长，采取的措施收效不大。银行继续把信贷基金的绝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许多企业开工后缺乏流动资金，能源、原材料的短缺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降落到4.4％，许多人惊呼“滑坡”，要求放松银根。我在为1986年《中国经济年鉴》写的代序中曾指出：今年第一季度的4.4％，是同去年第一季度的23％超高速相比的，两年合计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3％。去年增长速度逐季下降，今年可能逐季上升，全年合计仍有可能达到8％，同去年的18％合计，全年平均增长13％，仍然是高速度。执行结果，1986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达到8.8％。
在这年的第二季度，国务院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开始动摇，企图继续用通货膨胀来保持工业生产的超高速增长，致使宏观失控愈来愈严重。1987年和1988年，由于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物价涨幅也居高不下，最高决策人就企图抛弃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说“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个正确的论断，想绕过价格改革来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个幻想破灭后，又企图绕过抑制通货膨胀来加速进行价格的改革。1988年8月加快物价改革步伐的消息在报纸上透露出来以后，各地就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抢购各种商品的市场混乱现象。党中央当机立断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英明决策，迅速把这种风潮平息下来。
十年改革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这决不应当否定。前五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逐渐推及城市，在农村中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现在正在进一步完善。在不影响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发展多种经营，创办乡镇企业，鼓励城乡商品交流，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而且丰富了城市的供应。在城市中，我们逐步改变经济管理过分集中的弊病，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它们有能力自我发展，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我们改变城乡商业独家经营的办法，提倡国家、集体、个人多渠道经营，市场日益繁荣，就业人员显著增多。我们又提出我国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为着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更有必要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办好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地区、开放城市，在这些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大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发生急于求成的失误。在还没有建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控制的新体制时候，就过多地削弱了中央在计划、财政、银行、外贸等方面必要的管理权力，从过分集中走向过分分散，使宏观经济环境遭到破坏。并且在新的经济体制还未初步形成的条件下而急于提高增长速度，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产生新的比例失调。这次比例失调与“三年大跃进”以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比例失调不同，前两次是过于突出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落后，其结果是生产发展了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三年大跃进”的后期还出现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依次大幅度下降，那时，我们是在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调整工作的。这一次比例失调，是在生产超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加工工业和高消费服务业发展过快，能源、原材料和铁路运输跟不上，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我们是在工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情况下开始调整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看不到经济过热，只看到物价上升幅度愈来愈大，而不懂得物价上涨正是经济过热所引起的。因此，这次进行治理整顿，难度就更大一点，需要大家更好地理解历史经验，懂得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治理整顿摆脱困境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收到初步的效果；但离摆脱困境，还有相当长一段路程。最近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估计，可能要三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近几个月，从表面看似乎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实际上是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今年9、10、11月，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降到0.9％、－2.1％、0.9％，因此又有许多人惊呼“滑坡”，要求放松银根，促使增长速度回升。实际上目前的速度是同出现抢购风潮的去年同期相比较的，去年9、10、11月，工业生产因抢购而超高速度增长，达到20.2％、20.4％、17.7％，观察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今年1—11月份工业生产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全年合计肯定低于7％，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增长5％左右，与国外相比，这个速度是不低的。
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还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国营工业速度降低），但因能源短缺和原材料价格猛涨，盈利减少，亏损增加，生产效益继续下降。解决办法只能是加速能源、原材料生产的上升（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和加工工业的下降，今年的低速度是前几年的超高速必然要产生的后果。
另外一个问题是产品质量下降。由于财政实行地方包干制度，打乱了生产的地区分工，产棉区竞办小棉纺织厂，产毛区竞办小毛纺织厂，产烟叶地区竞办小烟厂。它们由于技术落后，用高档的原料生产低档的产品。无锡是纺织工业发达的地区，产品大部分出口创汇。但棉花是苏北地区生产的，被苏北的小棉纺织厂用掉了。国营厂生产60——100支的细纱可织高档布；乡镇厂纺32支甚至24支的粗纱，只能织低档布或棉毯，产值相差几倍。这也是今年工业产值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工业增长幅度下降更明显的是市场商品零售额的下降，从去年这时的市场紧俏变为今年的市场疲软。对生产者来说，这比生产增幅下降是更大的困难。但从宏观调控来讲，这将为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前提。去年抢购时有许多多年积压的低质量的产品也被抢购一空，因此，可以不管产品质量和适销对路而盲目生产。现在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建立了竞争性的市场，要比质量，比成本，比适销对路，优胜劣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有了做到的可能。
市场疲软在西方国家是一个灾难，在经济过热的我国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这是当前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关键。只有抓住这一关键，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良性循环。要下功夫，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努力促使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生产稳定增长。同时大力调整加工工业，使加工工业同农业、基础工业的发展相协调，同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在资金、能源、原材料供应上，需要实行倾斜政策，支持优势企业渡过困难。对于乡镇工业，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使之健康发展。
当然，调整产业结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是有许多长期靠吃国家大锅饭而生存的工厂有可能倒闭。过去几年在经济过热中涌现出来的投机性公司，国家已经下决心清理。这是肌肤上的一个赘瘤，不下决心把它割掉是不行的。有许多耗能高，用高档原料生产低档产品的工厂，可以让它们在竞争中淘汰，或者与大工厂挂钩并转。
上述种种必然引起相当大一部分职工的失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除沿海少数地区外，从来没有过充分就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待业青年和农村中许多人处于隐蔽的半失业状态，这样的困难经过十年改革，我们也把它克服了。现在是就业最饱满的时候，出现失业问题，只要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咬紧牙关过几年紧日子，并作好统筹安排的工作，困难是可以很快渡过的。现在的就业门路比过去宽广得多，城乡居民的储蓄急剧增加，对暂时失业有比过去大得多的承受能力。国家的建设规模仍然很大，项目建成后也需要增加一些职工，总之，处理得当是不会长期大量失业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对失业可以不做工作，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减少失业。许多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社会保险基金，对失业人口暂时发救济费。我国过去福利费由企业负担，现在少数城市已经建立社会福利（保险）基金，对失业人口可以施行社会救济等措施。我国由于吃大锅饭制度没有真正打破，国营企业亏损补贴已从1979年的90亿元增至1988年的446.5亿元。可以考虑让实在无法挽救的亏损企业破产，把亏损补贴用于失业救济和重新就业的培训工作。亏损补贴愈补愈多，失业救济可以逐渐安排就业或自找就业门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职工已经增加了2000多万人，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潜力可挖的。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我们已经摸索了10年，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现在很有必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早日制订一个经济发展的近期和远景规划，并制订一个完整的、各方面互相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方向明确、循序渐进，我们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山区经济学》简介
徐国喜
我国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正确地认识山区，开发山区，迅速地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使山区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是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急待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的课题。为了探索这个重要课题，肖克非主编的《中国山区经济学》已由大地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一个特色是内容比较丰富、全面。书中搜集和研究了有关山区的大量资料。例如关于山、山脉、山系、山区的基本概念，以及山区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等。跟以前已经出版过的一些山区经济研究著作比较，该书的内容比较系统。全书共分5篇14章53节，外加绪论和附录，几乎囊括了目前有关山区经济问题的全部内容，如山区经济学的对象，山区特征，山区资源开发，山区交通发展，山区扶贫抗灾，山区规划建设等问题，都作了一定的概括总结。可以说，该书是引导山区经济发展，帮助山区脱贫致富的指南，可使山区的干部和群众开阔眼界，振奋精神，增强开发山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就是对于非山区的人们，也可从中得到山区的知识，认识到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意义。
《中国山区经济学》的研究，坚持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该书从山区具体经济情况出发，确定中国山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指出山区经济学是研究以山为主要特征的山区的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它是一门区域经济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边缘科学。作者根据研究的对象，确定本书的结构体系和任务，并以山区的自然特征和经济特征为依据，寻求山区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山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主要的规律性问题，探讨如何运用客观规律建设好山区。全书对山区经济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具体的分析，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山区在中国是个大的经济区域，而且占全世界山区地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阿富汗、尼泊尔、朝鲜等都为多山国家，山地均占到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本书既着眼本国，又展望世界。借鉴国外开发山区的经验，专门撰写了一篇“国外山区资源开发经验借鉴”，对国外山区资源开发及利用途径，山地水土保持与治理措施，山地研究和山区机械化等问题，都进行了介绍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山区经济，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军事辩证法学会成立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由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和南昌陆军学院联合发起，于1989年10月下旬在江西南昌召开了全军第二次军事辩证法研讨会。军队、地方共有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推动军事辩证法的研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会议还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方协商，成立了中国军事辩证法学会，由军科院院长郑文翰任会长。该学会隶属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并通过了学会章程，建立了学会的组织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