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一位大学教师的爱国情怀
——记人大经济系高鸿业教授
李梦超
让我们看一看一位老知识分子，一位大学老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胸臆间，爱国具有多么重的分量。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代西方经济学专家高鸿业教授。
1956年春季，就任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的高鸿业博士，面临着一项严肃的选择：是留在这星条旗飘扬的国度，还是回到那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高鸿业原籍江苏省徐州市，1921年出生于福州。1944年他毕业于交通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改学经济，1945年到美国，先后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从本科学起，直到195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经老师麦克科亚教授推荐，到密苏里大学任教。
这期间，远在另一个半球的祖国地覆天翻，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升起在世界东方。
高鸿业的亲人们时时从祖国传来令人鼓舞的讯息；从美国报纸上，他读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美军人员的文章：志愿军战士拒收战俘钱财物品；战俘生活很苦却没有怨言，原因是中国军人的生活同他们一样苦……他由衷地赞叹：“了不起！”
终于，这位35岁的青年学者归心似箭了。他对朋友们讲，永久地留在美国，在生命结束前会拥有房子、汽车，但是整个生命换来的不过如此。如果不能亲身为养育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那会终生遗憾，不能弥补。“回祖国，不然我会终生遗憾的”他说。
在家信中，高鸿业热烈地倾诉报国之情。他的亲人向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助。高鸿业的名字被列入旅美中国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名单，送到了华沙中美大使的谈判桌上。
1957年3月，高鸿业终于回到了日夜向往的社会主义祖国怀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现代西方经济学”成为“热门”学科。高鸿业的课堂时常出现听众“爆满”的情景。学生踊跃听课是对教师的尊重。高鸿业在理解、欣慰之余，却闪现了一丝的不安：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盲目崇拜西方的情绪在日益滋长。“现代西方”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光环。
高鸿业认为，在涉世不深的学生中产生崇拜西方学说的思想不奇怪，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他们。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全貌，消除神秘感，还其本来面目，进而作出正确判断。
在课堂上，他开宗明义毫不含糊地讲：“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作辩护。我们研究它，一是要知己知彼，针锋相对，二是要分别良莠为我所用。”
高鸿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介西方经济学，却从不简单摘引马克思的原话“贴标签”；他坚持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面知识，深入浅出地讲清来龙去脉、最新发展，从不以偏盖全，夸大其辞；他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部矛盾中，从实际经济生活对这些理论的检验上，层层分析解剖，证明其整个理论体系缺乏科学价值，却并不抹煞其个别论点、概念和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
无论是执教讲学，还是著书立说、翻译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他都时时提醒人们消除盲目崇拜心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学生们很推崇高鸿业的学术风格，无论是博士生、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反映：高老师的论证入情入理，说服力很强。有的同学说：“他是个能钻到里面又能跳出来的人。”
有的学生问本系一位老师：“高鸿业老师在国外生活那么久，他现在讲的是真心话吗？”这位老师不由得笑了，他对学生说：“高鸿业同志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他数学底子厚，外语水平高，学术信息灵，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评介西方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所讲的是他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学术主张。”
事实正是如此。
1979年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出版。在中译本序言中，他是这样讲；在后来所写的评论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十篇文章中，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流派》等诸多著述中，他也是这样讲；在各类重要会议上，在主要由外国学者授课的宏观经济培训中心的课堂上，在同国内外经济学家交换意见时，他还是这样讲；尤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鼓吹西方经济学成为某种时髦风尚，甚至在发生动乱期间，他仍然坚持这样讲。
这样的讲法，是他对西方经济学认真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也反映了他爱国主义的责任感。高鸿业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否则很难团结统一。近些年来有的国家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的混乱或者多元化。高鸿业认为，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选择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就不能容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否则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这才是爱国思想的真谛。社会主义大学教师有责任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教育青年一代热爱自己的祖国。高鸿业教授经常告诫学生：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方法、论点时，首先要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光有爱国热情而不了解国情，就会事与愿违。
他经常讲，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北京的情况与外地就有很多不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把西方国家的工厂原封不动地搬到发展中国家，十有八九会招致失败。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经济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
高鸿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从实际国情出发，对西方经济学如何为我所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他感到西方创立的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我国实际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中去，因而多方呼吁，建议并协助学校和国家教委在人民大学设立了计量经济学研究生班，以便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
前一时期，有人盲目套用凯恩斯主义理论，主张我国实行增加消费、刺激生产的政策。高鸿业认为，凯恩斯的这个理论与中国经济情况根本对不上号。即使在西方这个理论也很难说有多少作用。他撰文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一般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限制，其经济政策是企图通过需求控制经济的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活动往往受处于供给方面的资源的限制。用控制需求的手段解决来自供给方面限制的问题，显然是无用的。
听到经济学界有人公然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论调，高鸿业觉得很成问题。他认为，一切向钱看是西方市场机制下经济生活的准则，照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危害很大。他指出，必须对市场机制作全面的了解，才能利用它却又能避免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不论是讲课还是参加学术会议、著文，高鸿业处处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分析问题。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他的爱国精神是建立在对国情的充分了解之上的，有着坚实的基础。
随着出国潮的涌起，时常有些青年人请高鸿业帮助联系出国，请他参谋确定研究方向，或者请他讲异国风土人情、如何待人接物。
几乎对每个人，高鸿业都请他们注意这样一句英文的成语：“抬起下颏，但不过分。”他指的是，不因黄肤色和国家尚不富裕而自轻自贱，但也不要过于狂妄而失掉中国人谦虚谨慎的美德。
他嘱咐较多的是：要学习对国家确有用的东西，不要捡回一些华而不实的时髦货色。
两位赴美学国际金融的青年前来辞行。高鸿业对他们说，书本上的理论在纽约，在伦敦，在北京都可以学到，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到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实习一个时期，掌握那些书本上没有的业务知识，这样学得的东西可能真正对国家有用。
1987年，高鸿业再次应聘任亚利桑那美国国际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经济。这是一所培养国际贸易人才的学校。教课中间，高鸿业努力使学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建立同中国的联系，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归根结蒂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有利的。他希望这些学生在贸易上与中国长期广泛地交往。后来班上有些学生果然担负了对华贸易工作，并很高兴地到人民大学看望导引他们来中国的高鸿业老师。
他虽然几次出国讲学、考察，但在他的家中，生活用品包括家用电器等都是中国货。问起缘由，这位经济学家感慨地说：“享受很容易，困难的是创造。我们国家过去连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现在能制造火箭、原子弹、核潜艇，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外国朋友来我家作客，我能告诉他们哪些物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那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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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腔热忱满怀情
——100名专家来信扫描
孔介夫
前不久，湖南省人事厅为了加强与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改进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致函部分专家，征求他们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这的确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然而，反响却极为强烈。
卓有成绩的郴州体校无线电测向教练何天亮，刚从外地比赛回郴，就在接到征求意见信的同时，又接到带队参加全国锦标赛的通知，尽管紧锣密鼓，赛事在即，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在回信中详细地谈了他对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高级工程师陈连禹出差青海，其妻接信后随即转寄给他，不料陈又返回长沙，待陈阅完从青海转回来的信再给省人事厅回复时，似乎觉得极为内疚，回信中一再恳切陈词：迟复见谅。冶金工业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副院长刘宝璨已经出国讲学了，其妻接信后又将它转寄了澳大利亚。
也就是这样一封只有一百多个字的征求意见的信，许多专家接到后，还是“深受感动并倍觉亲切，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整个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信任和关怀”；“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这“体现了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使我感到起码在感情上是很亲切的”。
征求意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有哪些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您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是一位由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从高中、大学到读研究生，我都享受助学金。我今年54岁，入党33年，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感谢党和人民。我别无他求，相反地倒是自己应更好地工作，以更多的科研成果来回敬党。”这是一位副研究员的回答。
“我有自己的信念，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认为是对人民有好处的，就会不辞劳苦和风险，不顾个人得失和道路坎坷，去不断努力进取。当然，我渴望得到及时、公正和有效的支持与援助，使事情办得更好、更快些，我别无它求。”这段话摘自一位高级农艺师的来信。
“我因母亲年老多病（已半瘫）而即将调回福州，湖南是哺育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一切跟湖南是分不开的。在这片园地上，我尽力耕耘了二十个春秋，虽然成绩微薄，但却得到过多过高的评价和荣誉。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今后我一如既往，将振兴湖南视为己任，望今后保持联系。”这是一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临别湖南时的要求。
年岁大一些的专家们，看到个别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烟酒牌赌皆成瘾，懒馋贪占样样全”时，无不痛心疾首。高级工程师谢建华在征求意见书中坦率地说：“我觉得现在不仅要关心中老年科技人员，从长远看对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更为重要。目前年青一代中有的只注重学位，而对实际工作有所轻视，主观上不想到实践中去锻炼。客观条件方面，如科研院所由于经费困难，以及着眼经济利益等原因，部分中老年专业技术人员不愿带年青人，使他们失去锻炼机会，这样对年青专业技术人员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党的十三大代表、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航空部608所主任工程师唐德尧大声疾呼：“要像关心党政领导机关的‘梯队建设’一样，关心科技队伍的梯队建设。为此，我建议：从组织上、政策上、经济上、政治思想教育上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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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留学归来
赤子归来显身手
——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教授陈明哲
孙敬尧 王薇薇
1987年5月，陈明哲再次辞别已定居美国的家人，只身回到了曾经工作过20年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出任内科主任。两年来，他与心血管病研究室的同事，对8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介入性心脏医学进行研究，率先将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应用于国内临床。
陈明哲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国际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梅森博士和李国祯博士惊叹不已。
在香港长大的陈明哲，1954年回到内地投考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医三院内科呼吸专业组工作。
1979年，国门大开，陈明哲去美国探望年迈的母亲和两个成为高级工程师的弟弟。这使他有机会考察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医学最新成就和我们的差距。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赶超世界医学科学先进水平的责任感，使他瞄准了那个在世界上只有几家大的医学中心才敢问津的课题——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留美深造。
陈明哲的拚搏之途是从坐落在美国西部的一所医学院起步的。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全部“消化”了700多套英文医学幻灯片，通过了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考试。梅森博士和李国祯博士向陈明哲敞开了自己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他在介入性心脏医学领域一鸣惊人，成为美国西部心脏病研究所研究员、客座教授、屋仑激光研究室副主任，先后在《美国心脏杂志》等世界一流专业杂志上发表过60余篇论文。
“美国的条件很好，但这里毕竟不是我的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学成之后，陈明哲带着母亲、弟弟和妻儿以及朋友们的理解之情，1987年5月，回到了他深深眷恋的华夏大地。
三院心血管病研究室的工作条件极为简陋，没有适用的仪器设备，没有实验动物。陈明哲顾不上洗去旅途的风尘，便一头扎进工作中。回国不到1个月，他便成功地做了我国首例开胸激光冠脉成形术。
1988年11月，陈明哲和他的同事又为一例右冠状动脉完全堵塞的患者，成功地施行了经皮穿刺冠状动脉激光成形术。为了这一国际先进水平的手术成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特意写信向他祝贺。现在，他已成功地施行了21例经皮或开胸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今年7月初，4封情深意切的信件从陈明哲手中发出，飞向正在太平洋彼岸深造的同事们手中。不久，回信来了，“请陈大夫放心，我们一定如期归国！”因为有“使我们凝聚到一起”的“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志向”。这就是4位游子坚定的回声。
担负科研领导责任的陈明哲，倍加珍惜人才。对周围同事，他量才所用，以诚相待，既放手又负责。大家既为共同目标努力，每个人拚搏进取，多出成果，多作贡献的精神又都能得到发挥。
他给郭静萱和毛节明两位医生配备合作人员，提供一切能够给予的支持，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学术论文。韩起德和王宪是陈明哲从外单位招聘来的人才。陈明哲为他们安排了实验室和科研基金，使他们很快开展工作。韩起德不到一年就完成10篇论文。
如今的心血管病研究室，被人称为“工作起来不要命的科室”。仅1988年就完成论文37篇，是前5年论文总数的近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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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目旨进有教训
——沈阳钟厂靠科技人员解难题
新华社记者 姜敏 刘欣欣
沈阳制钟总厂从国外引进的我国第一条全套石英钟生产线，三年多未能正常生产。后来，沈阳市组织技术攻关，仅用两个月就解决了问题，使这个因为盲目引进造成的包袱很快成为成功的项目。
这套生产线是花了316万美元引进的，沈阳制钟总厂对于它寄予了大显身手的愿望。然而，由于轻信外商，设备未按程序认真验收，图纸中的错误也没有发现。结果，生产出的石英钟一半以上不合格，有的甚至“倒着走”。但是这个警钟并没有把制钟总厂唤醒，反而继续追加投资，又花费了28万美元向同一外商购买了第二套模具。结果，仍不符合要求，致使引进的生产线长期“趴窝”。
沈阳制钟总厂是全国三大钟厂之一。本指望引进的这套生产线腾飞，没想到反而因此陷入泥潭。3年来，企业累计欠债2800万元，已到了产不抵债、濒临破产的边缘。今年春天，制钟总厂又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再次追加投资30万美元改造生产线。
这种只迷信外国、又不解决问题的引进，引起了沈阳市委的注意。市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解开这个包袱。
在市委的协调下，来自市内的仪表、塑料、电气等方面的7名专家和厂里的技术人员组成攻关小组，并认真消化有关技术资料，“诊断”出石英钟机芯生产中存在的装配合格率低、秒轴输出力矩小，低温时部分机芯停走等“病因”，并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到10月底，他们安装的39台石英钟经过一个月试走，合格率达百分之百。而后按照新绘制的图纸组装的300台石英钟，24小时走时合格率达到了设计要求。
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深思。一位工程师说，解决这几个技术难题，实际上是手到病除并非困难。引进设备“趴窝”3年，还想靠外汇“治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迷信外国，低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把引进的立足点放在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上，以为花钱买来“洋设备”就大功告成了，这种想法是太天真了。希望沈阳制钟总厂交出的“学费”，能给更多人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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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风医讯
中西医结合克癌药物见效
第一种从微量元素与癌症关系的角度出发，研制出的中西医结合药物——“克癌7851”，经过多年中医临床和近2年大量的现代基础医学实验研究证明，是一种无副作用，对肺癌、肝癌有一定疗效的药物。
十余年来，在北京东方医疗保健中心肿癌科应诊的刘同乐、刘国庆两位民间中医、对晚期癌瘤病人采取补充微量元素
（主要是铜和铁），辅以中草药辨证施治，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研究。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辛盲龄教授研究了刘氏兄弟的临床效果后，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近2年来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在多批动物实验中证实，
“克癌7851”的平均抑瘤率为48％，最高达70.9％，有37.5％的动物肿瘤消失，病理组织学研究也发现，给药动物的肿瘤组织破坏严重，抑制并减少了癌性腹水，降低了肿瘤发病率。
近2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用“克癌7851”收治按国际标准分期确诊的各类癌症患者400余例。其中原发性和转移性肺癌218例，有效和显效148例，占67.9％；原发性和转移性肝癌60例，有效和显效39例，占65％；脑部恶性肿瘤16例，有效和显效12例，占75％；其余为消化道等恶性肿瘤，有效和显效者占65％。大部分患者反映，用药后感觉良好，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
刘燕玲 马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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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风医讯
崔扣狮治晚癌辟蹊径
一个病例：张爱玲，女，25岁，山西运城电业局工人。1981年10月发现左乳有肿块确诊“乳腺纤维瘤”。手术切除后，40余天伤口不愈合病理切片确诊为“乳腺鳞状细胞癌”。乳房根除术后30天原部位又长肿块，作第三次手术。不足半载，又出核桃大肿块，已不能再手术，放疗也效果不佳。1982年8月到山西运城中医医院接受该院院长崔扣狮诊治。崔扣狮给她贴敷A3化淤膏并辨证加服“抗癌大补汤”。28天后伤口愈合出院。1984年国庆结婚，1985年8月生一男孩，她身体健康，正常工作。
崔扣狮以“活血化淤”、“扶正却邪”、“以毒攻毒”、“养阴清热解毒”为基本原则，研制了系列抗癌中药复方药膏和口服剂，近10年来已对7000余例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辨证施治，90％以上有效。
吴文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医风医讯
中药治疗儿童多动症
今年，我国卫生部批准投产了一种目前国际上唯一专门治疗儿童多动症的新药——中药《静灵口服液》。
患儿童多动症（又称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症MBD）的儿童多表现为注意力涣散、冲动任性、自我控制能力差、学习困难或行为障碍。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多发病。西药对这种病用中枢神经兴奋剂如利他灵、匹莫林、苯丙胺等治疗，虽能较快起到抑制作用，但都产生失眠、厌、头痛、胃痛和恶心呕吐等副作用，而且只要中途停药，症状就会复发。
中国中医学会、太原中医研究所会同本溪中药厂历时3年使《静灵口服液》成方，经三次全国性论证确定由北京广安门医院、天津儿童医院等13家医院临床试验，在463例患儿中取得94.1％的总有效率。《静灵口服液》的用药机理是“肾阴精充泽，相火自伏，而阴阳平调，脑髓盈健则‘五神’自调，五神协调则思维完健。”这揭示了中医对诸脑病变从肾着手而治本的思路方法的重要意义。已经引起世界医学界的瞩目。
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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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标准书号与中国标准书号
谢为群
问：我国近一、两年出版的图书上，“全国统一书号”的字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ISBN”字符及几组数字。这是怎么回事。
答：“ISBN”是国际标准书号的缩写，是目前国际通用的图书编码系统。
ISBN是英国人福斯特设计的，1972年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为国际标准。目前，西柏林有一个国际ISBN中心，负责世界范围的ISBN编码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现在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系统，采用ISBN进行图书编码。
国际标准书号以“ISBN”作其标志，后面带有十位数字，分成几组。组号代表出版者所隶属的国家、地区或语种等，由国际ISBN中心根据各国图书出版量等因素颁给。中国为“7”。出版者号由各出版者所隶属的国家或地区的ISBN中心颁给。组号和出版者号共同组成了出版者前缀，它是每个出版者在国际上的唯一识别标记。如我国的人民出版社的标志为“7—01”，书名号由各出版者给定。每种不同的出版物，包括不同版本、不同装帧等，都有不同的书名号。
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ISBN中心，并加入了国际ISBN组织。1986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国标准书号，使用于图书、画片、盲文、缩微、声像、电子类出版物，以及微型计算机的软件等。原中国国家出版局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正式出版社从图书的征订目录到版本记录一律采用ISBN编码，原来使用的全国统一书号停止使用。
例如《中国外交史1949—1979》一书的标准书号为“ISBN 7—215—00090—7／K·27”，其中“7”为组号，代表中国，“215”是河南人民出版社，“00090”是该书书名号，“7”是检验号，“K·27”表示第27种历史类书籍。ISBN国际标准书号科学合理，结构简单、清晰，唯一性强，包容量大，便于计算机检索和处理。
采用ISBN系统，不仅能对图书馆的分编、流通带来便利，尤其用它作为征订目录，可以大大降低重复购书的比率，此外，还可以使人们对非法出版物增强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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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5161部队修理连先后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和为民服务队，并经常到驻地学校、敬老院、街头及部队内部开展学雷锋活动。仅1989年以来就为驻地群众及部队官兵做好事3000余件次。图为校外辅导员王福起给济南市七贤庄小学的同学们辅导电子琴。 高辉礼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