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国庆报告文学征文
矿工的妻子
李贺锋
什么，你要写我？别逗了，我可没有什么先进事迹可写。要写，你写写别人吧！像史桂英，写写她准行，她可是你们“秀才”写的大材料，她是咱大陆矿开拓区第一个出席东煤公司家属先进标兵表彰会的。不行？那你再写阎文秀，63岁的老太太了，还和我们年轻媳妇一样到矿井口拆洗被褥，为工人缝补作业服。也不行？那你写写李桂兰、胡桂英、戴月霞她们……怎么，偏偏要写我？因为我过两天参加东煤公司模范家属经验交流会？问我是怎样同子明结合的？怎样帮助子明的？我说免了吧，“秀才”！好，真磨不过你。告诉你，我这可不是先进事迹，你千万不要记，我随随便便给你说两句，你得先放下笔。这是老百姓的话，上不了纸面儿的。
一我和子明是197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子明是谁，你这“小秀才”真逗。子明是我丈夫，你叫大哥。你是问职务？什么职不职、务不务的，工人。咱鹤岗矿务局大陆矿开拓区705队的副队长。他这个副队长吗，一半是我的功劳。怎么，你不信，那你哪天去705队问问你大哥和队里的工人。你看我这个人……咱把话从头来讲起吧。
那年初，经人介绍，我与王子明认识了。当时正是大雪飘飞的隆冬季节，我第一次到子明家的情景一辈子也忘不了。一进子明的家中，我那颗热火火的心便被一盆凉水浇灭了。一进屋，不平的地上摆着地桌，地桌上放着破竹皮的暖瓶，两个掉了漆的瓷缸倒放在桌面上。炕上堆放着两床脱了套的棉被，炕头上躺着身患肺癌正哼哼的子明父亲。小弟、小妹们东一个、西一个偷偷看我，眼神中不时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虽然介绍人在此之前就给我介绍子明的经济条件：家中老少三辈10口人，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这种情形。我的心真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怎么说呢，别人家的姑娘姐妹找对象都找父母当官的，亲戚有钱的，我的心当时真是25只猫抱在怀里——百爪搔心呐！我简单地应酬了几句扭身就往外走，介绍人一看急了，急忙跟了出来，一个劲向我介绍子明这个人心眼如何好，为人如何老实，工作如何能干等等。我脑子昏昏回到了家。父母问我怎么样，我没吭声。父母以为我不同意，就张罗再给我介绍对象。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想心事。论条件，子明家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好，子明是家中的长子，子明父亲患的是晚期肺癌，光住院治疗就借了2000多元，进这样的人家无疑是往火坑里跳。再一则，姐妹们平常找对象互相比，找子明这样条件的，姐妹们背地笑话不说，父母能同意吗？但子明恳切的目光把我吸引住了，尤其是子明父亲躺在炕上的呻吟声把我的心弦震颤了。是啊，我们是青年人，为什么总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事，难道不应当为别人牺牲一些而取得自己的幸福吗？我深深地感到了子明一家需要我。我的思想慢慢地倾向了后一种。我背着父母又同子明见了两面，通过两个人的交谈，我看出了子明诚恳、厚道、朴实。当我把同子明继续处下去的意见告诉父母后，父母，姐妹，兄弟立即炸了营似地，纷纷说我“痴了”“傻子”，你一句，我一句向我打起了“机关枪”，我一捂耳朵，谁的话也不听，铁了心跟子明。1975年初，我与子明结了婚。结婚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没有。结婚花了不到三百元。问我后悔不，不后悔。我这个人认定的事几头老牛也拉不回。好日子不是享受来的，是用汗水和奋斗换来的。这话对吧，“秀才”。
二我和子明结婚了。可谁知道，我们结婚不到两个月，子明的父亲就去世了。在子明父亲有病住院期间，为给老人治病，借了2000多元的外债。我们结婚后，对上孝敬老人，对下照顾弟弟、妹妹，全副担子落在了我和子明的肩上。子明那时一个月开不到90元工资，90元钱，全家10口人，2000元的外债，日子可怎么过呀？子明有些受不了了，他着急，上火，满嘴起了大泡。我是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债都还上，家里也像别人家一样无忧无虑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但当前最主要的是照顾好子明，他是全家的顶梁柱啊。望着子明由于劳累、思虑，身体渐渐消瘦下去，我安慰他、劝他，在照顾好老人的同时，我几乎承担了子明在家的全部活儿。为了让子明下班后休息好，到井下安安全全生产，我这个家庭妇女顶起了半个“男子汉”。劈柴、挑水、买粮不说，甚至扒炕、掏火墙这些爷们儿干的活儿我也干。别的不说，就说挑水。前几年我们那儿挑一担水，往返得走五里多路，路儿沟沟坎坎，高低不平，连大小伙子都犯愁。我在家根本没挑过水，刚挑水时用手巾垫在肩上，咬着牙挑了满满一担，走不了两步，压得肩膀直打晃，好像肩膀要掉下来似的，摇摇晃晃走不了四、五步，水桶的水洒了一多半。我这个气啊，真想好好哭上一场，在家哪遭过这份罪啊。不过，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个犟脾气，别人愈犯愁的事，只要我认准了一定干到底。第一担水用了一个小时，挑到家只剩下了1／3，累得呼哧哧直喘。小叔子要帮我挑，我说什么也不干。挑第二担水，一路上豆粒大的汗珠直滚，我咬着牙，给自己数着数，每一百步歇一歇，到家歇了五十多歇，一担水挑回了2／3。我又去挑第三担，家里的婆婆、小叔子、小姑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了，我硬是又挑了一担。还好，成绩不小，挑回家歇了三十多歇，一担水挑回了4／5。晚上睡觉，身子软绵绵的。子明下班后知道了责怪我，我说：“没事，又不是泥捏的。”子明替我扒开肩头，只见肩上压出了紫红色的淤血，肩膀又酸、又木、又麻，右肩膀像掉下来似的。不过，第二天我又挑了水，第三天，我终于能完完全全把一担水挑回了家。晚上肩膀一片殷红。现在好了，我们那儿安上了自来水，不用挑水了。你别说，挑水真锻炼人的身体和意志，再说，当时小叔子、小姑子都不到十三、四岁，我不挑谁挑。
为了帮子明早还上欠债，我领着小叔子、小姑子上山开了两亩地。早晨天不亮就走，晚上夜深了才回来，一锹锹挖地、刨垄、耕种，种上了土豆、豆角、白菜，这样夏、秋两季不用买菜，冬天也有了过冬的菜。鼻闻眼见自己洒下汗水而成长起来的绿油油的菜，心中真是高兴，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一份辛苦，一份收获”吧。
为了让子明保养身体，我特意养了十几只母鸡。母鸡下的蛋供子明和家里的老人吃，我们娘几个吃窝窝头。矿工的亲人都知道：十个矿工九个有胃病。我把有数的白面、大米都攒起来给子明变样做，在他下班前把饭菜做好，下班晚了饭菜也说不定热上多少次。子明上班那么累，再没有点营养的东西跟着怎么行？宁可我们娘几个吃点苦，让紧日子慢慢松下来就好了。什么，债？现在我们的债早还上了，子明一个月的工资就开200多元，再加上奖金钱，哪个月也开300多元。今年咱矿改革承包，生产形势又好，每个月光得奖就得百八十元。有没有储蓄？有，银行里存了三、五千元。咱现在还不太富裕，富日子也得当紧日子过呀，手头没点积蓄还行。
三子明的进步有我的一份功劳，别这么说，这是组织上信任他，同志们帮助他的结果。但话说回来，我在子明身上也没少费力。矿工的妻子嘛，不和矿工同呼吸共命运还叫矿工的妻子！子明干起活来是没说的，工作吃苦耐劳，像头黄牛似的，脏活，累活，险活他抢着干，就是当了队长这种作风也没改。工人们服他这个劲。子明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升井好登车，这是违反安全规章的。记得1977年12月的一天，子明上大班，都已经晚上8点多钟了，我把饭菜热了好几次，可子明还没回来。你知道，当矿工的妻子不容易，丈夫到了下班时间没回来，这心里就揪紧了，总往坏处想。虽然咱矿安全大见好转，但真的下班时间人不回来，把人急的什么似的。我把孩子哄睡后，披上了大衣，顶着漫天飞雪，一步一滑地去找子明，心像小鼓咚咚响跳个不停。待我一到子明班上一问才明白：子明因登车被队领导留下了。听到登车，我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我三步并作两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队里书记见我来了，笑着把子明交给了我，叫我回去好好开导开导他。到家后我问子明
“领导说你常登车，究竟为啥？”他说：“干活累，有时车里人满，不愿意等。”见我生气了，子明安慰我道：
“别担心，我登车水平高，别人还有十来个呢。”听子明这么一说，气得我眼泪在眼圈里转，想了半晌，我对子明说：“明天下班把你那些登车的‘好朋友’都找来，就说我请他们喝酒。”第二天晚上，子明把几个登车的哥们儿找到了家，我在他们来之前就把酒菜摆上，几名工人见酒就要喝，被我拦住了。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嫂子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嫂子是……”他们哥儿几个不解地望着我，我没好气道：“今天嫂子是给你们登车的英雄庆功的。”他们愣了半晌，我对子明道：“子明，今天你的哥们都来了，我问你一句话，从今往后，能不能不登车？答应不登车，把这杯酒喝了，不答应，咱们……”子明低下了头，我对他们哥几个说：“嫂子说几句知心话给你们听，子明在你们当中是大哥，又是组长，他带头登车，你们跟着他学，你们想到没有，万一有个闪失，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妹怎么办？一人出事全家遭难，全队、全区、全矿跟着遭殃。”哥儿几个一听这话，一边吧嗒嘴一边对子明道：“大哥，嫂子讲得对，今天冲着嫂子这份心思我们哥们儿以后绝不登车了。大哥，你是组长，你带个头，以后咱们哥几个互相监督。”我一听有门，连声叫“好，男子汉一言出口”，哥儿几个接过我的话头“驷马难追”。以后我三天两头去班上打听、查看，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子明没登一次车。一次我到矿上，队里书记紧握我的手连声问：“你用了什么好法子，不光管住了子明，队里的‘登车大王’也学好了。”
1987年，队里改选队长。子明由于工作勤恳又有经验，被大伙选上了副队长。子明文化低，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不论是班前点名还是记工分，或是在家教孩子识字，闹出了许多笑话。有一次，队里的青年工人议论着墨西哥电视剧《卞卡》，一青年工人把这两个字写给子明，问子明这两个字怎么念，子明想了半天，念成了“卡卡”，把屋里的人肚子都笑痛了。我想：子明要想当好队长，首先要帮他闯过“文化关”。虽然我只是初中毕业生，可读个报纸，写个信总比他强。于是每当子明下班、闲班时，我一个字一个字从“人、口、手、刀、木、工”教起，教了大约有六七百个生字，一天一考试，教他读全队人的名字，教他写记工单，还把井下常用字“锹、楔、腿、架、梁”教给他。现在子明达到可以写信的水平。
我是保勤员，每年到矿上保勤不下百十天，既当保安员，又当保勤员。咱矿的工人徐跃发爱人1978年去世了，家里扔下了三个男孩。当时大孩7岁，最小的只有3岁，徐跃发别说上班，就是一天照顾3个孩子也够他受的。我们几个家属为了让他安心上班，主动上他家给他打扫卫生，拆洗被褥、刷墙、糊棚，原来进不去人的屋子让我们收拾得焕然一新。后来，我们主动承包徐跃发家，大家轮流给他看家，看孩子。逢年过节，我们捐款，给他家包饺子；冬天做棉衣、棉被，夏天作单衣；孩子有病抱到医院打针；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我们接送，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了三年级。感动得徐跃发常常热泪盈眶，大年初一把感谢信送到了矿工会和矿党委。
怎么，你又记上了。告诉你，别写我，我太普通了。最后说一句，好好写写别的矿工母亲和妻子。再见了，“小秀才”。
“世界是由普通和平凡所构成的。”于是，我还是写了她。她叫刘金荣，今年36岁。中等个儿，短发，黑里透红的脸庞。鹤岗矿务局大陆煤矿一名矿工的妻子，千千万万个矿工妻子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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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见到父亲
黄璋尊
听母亲说，我祖父二十多岁就到新加坡做工，不到三十便累死，被老板抛下大海喂了鱼。四十五年前，当我呱呱坠地的第三天，父亲也踏上祖辈的后尘。从此，我和母亲就靠他节衣缩食寄回的钱养活了。
从懂事时起，我就天天盼着见到父亲。可是，燕子声声，年复一年，直到我大学毕业还没见他回来。曾记得1966年夏天，母亲从家乡来信告诉我，说父亲“中秋节要回来团圆了”！当时我听了兴奋得几个夜晚没合上眼。谁知好事多磨，月圆人不圆，一场“史无前例”开始了，我也开始接受
“运动的洗礼”被审查，去劳动，连父亲的通信地址也被抄走……一番劫难，我由天真烂漫变得郁郁寡欢，对人生的骨肉情也似乎冰冷了。
正像春天给大地万物以复苏一样，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侨务政策，吹掉了罩在心头的沉郁，温暖了我冰冷、失望的心。我欣然拿起笔来给父亲写信，向他倾吐思念之情。父亲回信了：“即回唐山，×日到广州白云机场相见”，并夹带一张照片——一位精神焕发，显得慈祥的老华侨，赫然在目。
到了机场，我的心倒翻腾起来了：能辨认出父亲吗？侨客又多，怎能逐个去认去问？机场的同志对我这种人世间的离散聚合很感慨，热情地为我找来厚纸板、红墨水，制成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大红字：“泰国华侨×××大人，您的儿子”。我像擎起一面大旗一样，将它高举着站在机场的出口处，另一手拿着相片。
不知等了多久，忽然有一个身着西装，模样有点像父亲的老人，步履蹒跚来到我的跟前站定，目光从我高举的牌子移到我脸上，久久地凝视着我，似乎是在捉摸我这模样是不是他想象中的儿子。我按捺着忐忑跳动的心，赶忙用家乡话探问他。他向我靠近，又看到我亮在他面前的照片，登时他惊喜了，人世间久别久离终于到了穷尽的时刻了。此时，背井离乡近半个世纪的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见他伸出那颤颤抖抖的双手，将我紧紧地搂抱着，脸上纵横着晶莹的老泪。我也格外激动，一时无语，只是像小孩似地偎依在他的身上，任他搂抱，抚摸。在场的服务员也都簇拥过来，用幸福的笑脸围观着我们。
回家的路上，父亲很是感慨，他望着我这又消瘦又早生华发的儿子，深情地说：
“孩子，你受苦了……还是跟我出去吧！”说着他又流下了眼泪。
提起出国，早在二十年前我读大学时，正遇上国家困难时期，父亲也曾委托一位回国探亲的朋友为我办理出国手续。那时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出国”二字。我还在大学生联欢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祖国母亲哺育我，我怎能离开祖国母亲？”这样的诗句，这情景，至今我没有忘怀，虽然这期间我经历了人世间的许多风风雨雨。
父亲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他一个孤寡老人在外面，是多么需要儿女在他身边，需要有个热热闹闹的家以享晚年啊！我含着泪水，向他老人家介绍了如今党的华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我一家过着安定和睦生活的情景。父亲也许感受到我对祖国眷恋之情，也就不再提了。临别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安心在国内吧，我出去后也要想法支援祖国建设四化，为自己的祖国出点力……明年我就80岁了，也该落叶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