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二心”说同
辛言
眼下，有些企业的领导者，对所谓“二心说”感到困惑。
《企业法》规定，厂长在企业处于“中心地位”；目前又强调党组织在企业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一些人看出字面上有两个“心”字，一个“中心”，一个“核心”，便下劲地抠起字眼儿，究竟是“中心”领导“核心”，还是“核心”领导“中心”？于是引出来一个所谓“二心说”。
笔者曾就此求教一位国营棉纺厂党委书记。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了他们厂子的实际情况：这几年，他们那里的思想政治工作，虽也受到一些干扰，但一直得到坚持和发展。确立厂长中心地位后，厂长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党委也认为，厂长负责制并没有减弱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厂长在编制上给予政工人员必要的位置，党委也坚持对行政干部进行政治培训。结果，“两张皮”变成一张皮，小政工变成了大政工。
由此看来，对一项制度，一个提法，首要的问题是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而不能离开现实去死抠字眼儿。为什么提出厂长的中心地位？这主要是针对过去企业“人人负责”实际无人负责的状况提出来的，也是适应现代化生产和企业经营需要统一指挥的要求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这是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出来的。这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提出来的说法。如果从实质上加以理解，我们就会看出，这两者不仅不是互相抵触，互相取消，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厂长如果真能发挥中心地位和作用，离得开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支持吗？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不正是为了从思想政治方面保证厂长顺利而正确地领导企业运行吗？由此看，二心实乃同心。
“那——厂长、书记的具体职责总得划分清楚啊！”笔者认为，第一，如果从实质上正确理解“中心”和“核心”的话，它们已经从原则上把两者的职责范围划清楚了。第二，每个企业的具体分工和有关规定，则需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要求中央把每个细节都规定得详详细细，既不可能，也未见得有益。
笔者还认为，如何理解和处理“二心”之间的关系，与企业领导者本人的素质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厂长、书记都是顾全大局、互谅互让而又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责任心的人，那他们决不会去争什么是你这个“心”大，还是我这个“心”大，而会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一对红”、“哥俩好”。如果是过分计较自己的权力、地位，那么即使有再详细的具体规定，两者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得好。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获得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的长岭炼油化工厂这样认识厂长和书记之间的关系：“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这可以作为此篇“二心”说同的精辟总结。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流动的黄金
——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
本报记者 黄彩忠
三千里汉水奔流不息。人们仅在汉江与丹江的汇合处筑起一座30层楼高、武汉长江大桥两倍长的大坝；江还是那条江，水还是那么多水，江的性格却截然改变了，水的身价也提高了百倍。
大坝凌霄，正当而立之年。近水面，千里浩瀚的人造海，蓄水量达200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的一座水库；背水面，装机6台、总容量90万千瓦的水电站蛰伏在大坝脚下，平均年发电38亿千瓦时，是目前我国有数的巨型水电站之一。
自第一台机组1968年投产发电，20个年头过去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综合效益累计达110亿元，为工程投资的13倍多。在我国目前大型水利工程中排队，数它功能最全、效益最好。
在丹江口流动的是碧水，也是黄金！
群星灿烂
首先是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这颗明星的崛起。1958年破土动工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声令下，10万大军昼夜奋战，专门铺设了一条从武汉经襄樊到丹江全长431公里的汉丹铁路。丹江口这个地方早先只是旧均县的一个小村庄，工程建成蓄水后，淹没了县城，移民丹江口，鄂西北从此有了一座不夜城——丹江口市。
襄樊市过去只有一座火力发电厂，年发电量5000万千瓦时。丹江口的强大电流输入襄樊后，这个城市一举跨入了全国重点工业城市行列，轻纺、电子、机械、化工等工业门类齐全；今天一天的工业产值比解放前一年的工业总产值还要多。享有“明星”城市之誉的襄樊，显然是沾了丹江口的“光”。
在鄂西北和豫西南这一大片国土上，新兴的不夜城岂止丹江口市，沾光而突飞发展的又岂止襄樊市。电活了，工业就活了，整个经济也就活了。湖北人引以自豪的“1（武汉1.7米轧机）、2（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3（葛洲坝水力发电站又称330工程）”都和丹江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丹江口的电送到武汉，1.7米轧机就开不动；没有丹江口的施工主力转移到黄龙镇拿下黄龙滩水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哪来的电和水；葛洲坝也一样，当年的丹江口工地，就是后来葛洲坝工地的练兵场，丹江口工程的建设，为筑坝万里长江准备了队伍，提供了经验。
灿烂的群星都离不开水和电，或因水、电而生，或随水、电而长。有水才能浇地，我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水还能发电，水利又何止是农业的命脉，它还是工业的命脉、社会的命脉。从丹江口出发，或沿着纵横交错的引水渠道，或顺着蛛网盘结的高压线路，所到之处，城市繁荣，山区兴旺，平原丰收，都不难得出以上体会。
五利俱全
这是已故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1972年冬，周总理主持一次讨论葛洲坝工程的会议。会上，他意外地给大家出了个题目：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水利建设，哪一个工程能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人们众说不一，议论纷纷。周总理却预见性地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能做到五利俱全。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预见完全正确。
防洪方面：丹江口可控制汉水75％的水量，配合其他防洪措施，基本结束了江汉平原“三年两淹”、“十年九不收”的灾难史。
发电方面：丹江口在华中电网内是容量和电量都很突出的主力电站，有力地保证了华中地区工农业生产。
灌溉方面：丹江口为鄂豫两省引丹灌区360万亩耕地提供自流引水水源，昔日荒凉多难的“水泡子”、“旱岗子”成了旱涝保收的商品粮基地。
航运方面：丹江口水库蓄水后上下游航道起了本质变化，航深增加，浅滩减小，从根本上改善了航道条件，汉水成了一条水上黄金路。
养殖方面：丹江口拥有100万亩水产养殖面积，适于静水或缓流中生活的鱼类逐步形成优势种群，年产500万公斤商品鱼基地即将建成。
同是大型水利工程，人家只有“两利”、“三利”、“四利”，唯独丹江口五利俱全，这样的工程在我们国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它说明只要决策正确，花巨额投资适当搞点大型的效益好的水利工程完全值得。
丹江口正是一个效益相当好的大型水利工程，即使同是发电，它也有独特之处。按装机容量说，刘家峡水电站为120万千瓦，丹江口只有90万千瓦，但是，丹江口建在汉水上，汉水年流量比黄河大，刘家峡的发电量远赶不上丹江口。建在长江上的葛洲坝电厂比丹江口的优势大得多，但它是低水头径流式电站，当长江大洪峰到来时，该厂出力受阻，日发电力、电量锐减，这时电网只好要求丹江口帮忙，多发电力、电量，弥补葛洲坝出力的减少。
廉价水电
五利俱全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经济效益如此好，对社会贡献这么大，自身的经济效益并不高，人均留利水平只有全国水电系统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那里的干部群众告诉我：丹江口流动的虽然是黄金，但这黄金价格太廉。
水，每立方只收取5厘钱，地方水利分走一半，剩下2.5厘，这2.5厘在实际征收中还要打8折，最后能拿到2厘钱就很不错了。
电，每千瓦时收2分8厘，是全国最低电价，比葛洲坝电厂电价还低30％，仅为华中电网各省送网局结算电价的2／3左右。
廉价水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价格严重违背价值，扭曲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理应提到议事日程。目前，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作为一个企业，它又没有企业应有的自主权，既不是完全的企业，也不是事业单位。作为企业，丹江口有许多投入对企业本身不产生直接经济收入，例如，防洪体现全民的社会效益，没有具体的受益对象，为此消耗的物资和资金不能取得补偿。灌溉也存在类似情况，考虑到国家的支农政策以及建库时受益地区农民提供了劳动积累，基本上不能收取水费。因此，丹江口近期要生存、发展，只能主要靠水力发电。
丹江口的发电量既受水量的制约，又受电网内调峰调频和旋转备用的控制，年发电量只能在30—35亿千瓦时，不可能递增。按目前执行电价，发电收入难以保本，亏损得不到补偿，丹江口哪来内部活力？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又从何谈起？这点忧虑，相信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附图片）
丹江口水利枢纽全景。 新华社记者 储为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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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访投资大陆的台胞李京燕小姐
本报记者 王继晟
在北京，一定有人知道崇文门内大街有家台商开的阿里山饼屋，那里专门出售新鲜的面包，为顾客订做可口漂亮的蛋糕，还供应浓香的咖啡和快餐。初冬的一天，记者采访了饼屋主人——台胞李京燕小姐。
话题是从《海南日报》刊登的李小姐和海南英模相聚的彩照开始的。她谈起了投资开发海南的前前后后。早在1983年，海峡两岸的关系刚有些解冻，这位颇有远见的台商就来到海南考察，准备投资开发这富有潜力的岛屿。1984年以来，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李小姐先后在海口、三亚和其它地方，购置了20000多平方米的土地，进行开发经营，共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现已在荒地上建起了办公楼和宿舍楼，铺设了通讯电缆，一座20多层的台湾饭店也将拔地而起，此外，日月潭度假村正在筹建中。作为第一位投资海南房产地的台商，李小姐的果敢和魄力，增强了后来者的投资信心。风险同收益常常结伴而行，李小姐当时以很优惠的条件，选购了开发区位置极佳的地界，令后来者好生羡慕。
敢冒风险，说明投资者具有信心。记者请李小姐谈谈投资大陆的信心从何而来。她笑答：“首先大陆是个极大的市场，很值得投资，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是炎黄子孙，我觉得台商投资大陆比去其它地区投资有更大的安全感和亲近感。我初到大陆时，人生地不熟，可每逢困难，大陆同胞总是热情相助，至今印象很深。尽管生活上有点不习惯，办一些具体的小事效率还不够高，但我确实感到大陆是台商最佳的投资地。就说我这间小小的饼屋吧，去年才开始试营业，因为经营有特色，小有盈余。我准备在城区再开几家分店，扩大生意的地方都买好了，明年将陆续开业。现在，有些台商对来大陆投资还抱观望态度，可我相信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我的投资信心也不会发生动摇。”
李小姐告诉记者，今年夏天她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许多台胞在海外被传言所惑，纷纷打电话到北京，非要她本人接电话不可。李小姐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北京的真实情况。有些想来大陆投资的台胞更是急于打探虚实，听了李小姐的准确“情报”，心里有底了。不久，李京燕小姐在北京做出惊人之举——投资北京房地产业，用事实增强了台商投资大陆的信心。今年，北京市为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需要改造部分城市街道，一时苦于资金短缺。为此，李小姐和北京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了合资开发改造安定门外大街的合同，双方各投资数千万元，第一期改造工程为36000平方米。投资房地产，在国内外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可以说，台湾重燃大陆投资热，李小姐确实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不久前，李小姐又以个人名义向亚运会筹委会捐款10万元。她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亚运会能举办成功，那将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一位生长在台湾的同胞，能讲出如此感人的肺腑之言，不禁使记者顿生敬意。李小姐付出的不仅仅是巨额投资和捐款，更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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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宏观决策要重视土地问题
吉林省土地管理局局长 曾祥熙
我国的土地管理已有法可依。在认真实施法律的同时，还必须从宏观着眼，即在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的整体决策中必须重视土地。
建国40年，我国经济发展有条深刻教训，就是在宏观管理上忽视土地资源管理。这是一种决策短视。远的姑且不论，最近几年，不少地方的领导同志急功近利，在上新项目拍板时，只注重经济建设，很少过问占什么地类，用多大面积；只热衷于扩大基建规模，铺摊子，不研究保护发展粮囤子、菜篮子；只片面强调所谓提高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结果造成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吉林省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耕地面积从1950年到1988年减少1006万亩，平均每年减少27.2万亩；全省人均占有耕地由建国初期的6.7亩下降到2.53亩。耕地减少的原因，除退耕还林、退耕改牧以及水冲沙压自然灾害之外，主要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所造成的。
不容置疑，发展经济，确实需要新建或扩建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上项目占用土地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不需要占地，而在于我们担负宏观决策的领导同志是否在上项目、占地搞基建时注意到了社会、生态效益，以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现在，耕地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几个新项目，它的经济效益二三年可能显现出来；工业也好，农业也罢，一时上不去采取些措施，过一段时间可以补上来；而土地大量被蚕食带来的危机，一时未必看得清楚；待到这种危机爆发再想办法，已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决策者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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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果粮争地两败俱伤
河北省兴隆县 李智慧
最近几年，我们这一带农民栽植果树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家形象地把果树称为“摇钱树”，还说什么“地里栽上摇钱树，吃米吃面不用愁”。有些农民为了早结果，快见效，开始将果树往农田里栽植；一些地方为了使果树“成规模”，广泛号召农民往农田里大面积栽植果树，结果是肥沃的“拿粮地”变成了“无粮地”。
果树一般需经三五年的时间才能结果。在这几年当中，农民得不到利，也就拿不出钱去买大米白面，缺粮问题难免突出地表现出来；再加上有时果品价格回落，农民又不得不在已栽上果树的农田里种庄稼。小果树只能委曲地在庄稼地里藏“猫猫”，摇钱树变成了“受气树”，农民又说：“果树不结果，白搭二斗粮”。
因此，我认为各地在部署粮果规划时，一定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使果粮各得其所，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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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容易忽视的重要问题
“土地大量被蚕食带来的危机，一时未必看得清楚；待到这种危机爆发再想办法，已是船到江心补漏迟。”曾祥熙同志这句话说得有份量，有权决定上项目、搞基建的领导，拍板时的确需要三思。
土地问题是个非常重要而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种树木只想到摘果，办市场只想到赚钱，想得未免太简单，可以说只有“一思”、“二思”，没有想到土地是否被浪费，地力是否被破坏等等，缺乏“三思”。为什么办事情忘了“土地”呢？我国的人口多，土地少，但在一些人眼里土地却那么不值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沿着这样的思路想一想，或许我们讨论又将深入一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将粮田圈为市场得不偿失
山东省青州市 王龙泉
我最近下乡发现有一些乡镇、村庄把粮田圈起来，垒上柜台用做物资交易市场，小的占地十几亩，大的占地几十亩。有的村子里本来五天就是一个大集，可他们又在村外粮田内圈起一个大市场。
据了解，在粮田内圈这样大的市场并非常用，只是在瓜菜收获后用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空闲着，经济效益远不如在地里种庄稼或其他经济作物收效大，更何况有些村子还没有可供大量交易的物产。
有些村子在粮田内圈起市场是想把在街上赶的大集挪出来，这种做法就更不可取。在大街上赶集方便群众，在粮田内圈市场，一来浪费土地，二来给顾客带来麻烦。我市阳河乡阳河村把大集改在新规划的大街上后，赶集的人比原来增加5000多，集日成交额比以前增加五六万元，集市设在街上肯定比在大田里好。
我建议有关部门下大气力刹一刹圈粮田建市场之风，救一救被无辜占用的成片粮田。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据前几年的报道说：这里将建成一个大型工厂。
王志功
（原载《讽刺与幽默》）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咨询之窗
保值储蓄三问
近来，物价上涨幅度减缓，保值贴补率下降，从明年始保值贴补率又由按季公布改为按月公布。有些读者来信问，这些变化会不会影响储蓄户的利益。金融部门的同志就读者关心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问：保值收益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答：某一时期的物价水平通常是用指数表示的，表示这一期的物价比上期是上升还是下降了。那么，用存款到期时的物价指数与存款存入时的物价指数相比，就得出存款期间物价上涨幅度，这就是保值收益率。比如：某储户有一笔100元五年期存款，存款时的物价指数是112.9％，存款到期时物价指数是183.2％，那么，该笔存款总收益率是：183.2％÷112.9％－1＝62.27％；总收益额是：100（元）×62.27％＝62.27（元）。保值贴补率是收益率减掉利率部分。对储户来说，存款到期时除了得到正常的利息外，还要得到物价上涨部分与利息的差数即保值贴补额。今后银行可以在公布保值贴补率的同时，也公布保值收益率，这样就不至于让储户在贴补率的计算上绕来绕去了。
问：最近，人民银行作出决定，从明年1月开始，保值贴补率由按季公布改为按月公布，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保值贴补率由按季改为按月公布主要是为了保护储户的利益，使保值贴补率更加接近实际。首先，按季计算贴补率时，所使用的物价指数是用隔季的物价指数代替的。间隔一季度，这就使物价指数的真实性大大减弱。如果改为按月计算贴补率，就可以使用隔月的物价指数，只间隔1个月，使物价指数更加接近实际。其次，按季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使得同一季度内到期的存款都使用一个贴补率，但这期间物价是不断变化的，这就不能更灵敏地反映存款受物价变动的影响。保值贴补率由按季改为按月公布后，贴补率之间的差距就大大缩短了。
问：前不久刚刚存入一笔三年期保值储蓄存款，如何计算存款到期时能得多少保值贴补额？
答：这笔存款能得到多少保值贴补额，现在无法计算。决定贴补率的是物价指数，也就是说要看存款期间物价上涨了多少。
目前，一些储蓄所为了吸引存款，用现在的保值贴补率计算出存款在几年以后得到的保值贴补额，这无疑是错误的。如果今后物价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年平均物价上涨幅度等于或低于年利率，保值贴补率就会自然消失了。当然，银行要按当时的利率标准付给储户利息。比如当时三年期利率为15.14％，那么，银行要按15.14％的利率付给储户利息。如果物价上涨幅度低于利率，银行不会倒扣利息。
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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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下来了大篷车
汪振望
太原市清徐县清源镇每年要举办两次传统庙会。11月4日举办的这次庙会，由于有60多辆送货下乡的“大篷车队”参加，显得格外热闹。
“大篷车队”是由太原市一商局系统46个基层单位组成的。他们在马路两旁摆上长长的摊位，足有一公里。出售的商品有彩电、洗衣机、自行车、衬衫、棉袜、火柴等，品种达2500多种。“削价处理”、“保退保换”的广告牌一个接一个，使许多农民喜出望外。
在五金摊位上，铁锹头成了抢手货。一位中年农民买了两把，边走边乐呵呵地对同伴说：“这玩艺儿，只是表面有一层锈，三块五一把，真便宜。现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正用得着，以前我买的可要花六七块。”
一位农妇驻足在削价处理的花格衬衣前，售货人员微笑着向她解释：“现在城里人穿戴讲究新款式，这些衬衣式样一般，在城里卖不动。可是降到七块五一件，多便宜，农村干活时穿，很合适。”农妇点头称是，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有不少高档消费品是按批发价出售，电视机、洗衣机、名牌自行车吸引了不少顾客。丰富的商品，热情的服务，着实让一些不出远门的农民大开眼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在摊位前转来转去，对“送货下乡”赞不绝口：“过去我们乡下人害怕店里的‘冷面孔’，现在省城来的售货员这么热情，连削价处理商品都管退管换，真是不多见。”
送货下乡持续了3天，太原市一商局系统的300多名职工冒着寒风，早出晚归，一共推销了价值38.9万元的商品。
随队下乡的太原市一商局副局长朱慕光告诉记者：“针对今年市场状况，一商局系统所属公司纷纷变‘坐商’为‘行商’。到目前为止，光服装批发、纺织品批发、小商品批发三个公司就下乡推销工业品700多万元，从太行山到吕梁山，从雁门关到黄河岸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