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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爱听相声
萧乾
在曲艺中,我最喜听相声。从小我就是个相声迷。七十年前,京城名相声演员“云里飞”在隆福寺里“说”,我必然去“站脚助威”。他去天桥,我就跟到天桥。可以说,相声是我所受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小时由于听多了相声,在课堂里净跟老师耍贫嘴,我也没少“吃片儿汤”(挨板子)。
相声相当于文学方面的杂文或美术界的漫画,都是短小精悍的社会批评。相声能以流畅自然、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听众逗得笑个不停。在笑声中,勾勒出一个反面教员,呈现出一份警世的生活教材,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及时地并且无情地拿出示众。
五十年代叶圣陶先生提倡祖国语言纯洁性时,我建议他去听听相声。我认为相声的语言不但地道,而且活泼生动,有余味。我曾陪他听过不少场。叶老很富于幽默感,凡他听懂了的哏,必然朗声大笑。然而他是苏州人,而相声是地道的京津产物。听不懂的,他必侧过脸来向我认真地问个仔细。及至听懂了,他就补笑一番。
那时,前门外经常举行“相声大会”,整个下午,一场接一场,都是相声。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相声火爆明朗,有的含蓄深沉。一个下午听上十来段相声,风格各有不同,但大多是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改行》和《关公战秦琼》控诉了旧时军阀的蛮横跋扈,《婚姻与迷信》宣传了刚刚公布的《婚姻法》,《夜行记》配合宣传了交通规则。
小说大多看一遍就够了,可有些相声精品,电台播上多遍,至今听了,哏劲不衰。我床畔放的一套录音磁带《侯宝林相声集》,就大多是五十年代的,今天听起来仍很过瘾。“四人帮”倒台后,姜昆创作并演出的《如此照相》和《霸王别姬》,对于肃清“文革”流毒,起过很大作用。有些相声(如马季的《红眼病》),很像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那个节目:托出一个反面人物,让观众朗笑之余,也各自对照一下。相声善于以笑的手段,针对社会上一些积习流弊,加以嘲弄鞭挞。
相声确实是一门语言的艺术。除了双关语、歇后语以及随机应变的俏皮话之外,它还善于利用汉语的同音字做文章,如《歪批三国》中把“赵子龙老迈年高》说成“卖年糕”,把张飞母亲姓吴诌成“无事生非”。有些相声充满机智和想象,如《吃元宵》中孔子与如来佛之间的对话。
《梦中婚》则反映了贫富悬殊。我特别欣赏那些讽刺文风与舞台风的相声。《戏剧与方言》、《艺术与生活》等都从审美的角度,对诗歌戏剧提出中肯意见。《朱夫子》讽刺了故作玄虚者。这些,对于改进文风不无裨益。
相声又是一门戏剧艺术,而且是现身说法,以反角为主。相声演员学啥人像啥人,随时变换声调、口音、神态,把生活中各种人物,学得惟妙惟肖。
在所有文艺形式中,相声是移风易俗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它轻而易举。不需道具布景,寓教于乐,为群众喜闻乐见。相声的社会讽刺既简短及时又尖锐。在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内,从计划生育到戒烟禁赌,都能正面宣传或旁敲侧击。
相声虽然产于京津,它的听众却远及香港、新加坡和旧金山。相声还能起润滑油的作用。一场“文革”,人际关系受到冲击,很多人心里有解不开的扣子。《啼笑因缘》就冲破了十年浩劫在社会心理上所造成的障碍。不少相声是针对干部作风的。五十年代何迟写的《买猴记》塑造了马大哈这个不朽的形象,在反对马虎作风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此外,《开会迷》、《矿长》、《新局长到来的时候》也都对官僚主义做了有力的抨击。《似曾相识的人》讽刺了干部利用职权在政治上乱给人扣帽子,肆无忌惮地贪污敲诈的恶劣作风。《公费医疗》也是针对不正之风的。至于有关婚姻方面的讽刺,更是不胜枚举。有些相声旨在表扬先进,如塑造模范售货员或邮递员的美好形象。它一方面打击歪的,另一方面也树立正的。
有些相声是知识型的。我就从相声《倭瓜镖》中得到不少武术方面的常识。《挖宝》生动地介绍了猪身上的宝藏。
现在每天中午,我必听北京电台播出的相声。有些相声的确精采,笑料足,包袱抖得响,讽刺深刻。然而不能不承认,有时听了却使我失望。精采的相声,开头既新鲜又自然。但有些段子常用套话开头,例如“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从五十年代以来,不知多少相声都用这句话开头。我也很不喜欢闹剧式的开头。例如一个说或唱,另一个故意起哄捣乱,靠恶作剧来引观众发笑。另外一种廉价的笑料就是靠骂。例如逗方问捧方:“您姓王吧(八)。”近来相声界颇有几位嗓子好的,有的能用日语唱《拉网小调》,有的学京剧的青衣或老生,更多的是唱民歌的。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夹一些唱是可以的,然而我不大喜欢那种从头唱到尾的相声。那就不如请你开个独唱会。贯口是硬功夫,说起来得记性强,口齿清,一口气背上百十来个地名或菜名,确实是重头活,真本事。侯宝林的《卖布头》,赔本赚吆喝,人人爱听。然而有些这类相声,说的人吃力,哏度既不高,由于太机械化了些,有时还缺乏美感。贯口表现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有余,在内容上,作为社会讽刺则不足。
另外,相声是以语言的艺术为性,就不能过多地靠动作,类乎哑剧。如果听电视上的相声,还可以看到,在广播中就只能听到观众的笑声,不免感到茫然。无论如何,靠动作的相声总是低一筹的。它使人想到早年庙会上演的那种文明戏。
五十年代曾有过不少精采的相声,有控诉旧社会的,也有针砭时弊的。“文革”那十年,相声就很不景气。一些歌颂型的相声应运而生,听了枯燥乏味,很不自然,更不哏。那时杂文和漫画也在冬眠。有些名演员如侯宝林,也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受尽折磨。
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欣欣向荣,相声也随之昌盛起来。八十年代初期,相声不但揭露了极左路线的种种丑态,还为大家出了气,也在端正社会风气上起了作用。相声又获得了新生。
当前,在国家狠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之际,相声应大有可为。让相声挥动它那笑的利剑,刺向贪污腐化,刺向不正之风,刺向生活中的一切消极现象。
同时,为了繁荣相声的创作,提高相声的艺术水平,建议曲协为成绩突出的作者或演员开开研讨会,甚至颁给著名相声作者或演员荣誉称号。


第8版(副刊)
专栏:

树王
张路刚
我的故乡,曾有一棵高大的针叶松。它扎根于村口,栉风沐雨,历尽沧桑。有人说,它是我故乡的树中之王。离针叶松不远,曾有一座土坯房,壁影斑驳,然而它仍不失其韵致,是那样的安详、恬静、迷人,这是梅大叔的家。有人说,梅大叔才是真正的树王。梅大叔的土坯房后面,有一棵古老的茶树。梅大叔说,茶树才是树王。
大叔曾向我讲述他与针叶松的往事。大叔出生那年。大叔的父母亲尊行山村古老的风俗,在家门前栽下了一株松苗,虔诚祈祷树苗与大叔一起长大,一生平安无事。他有一个深埋着的憧憬。每当松籽熟的时节,大叔就小心翼翼地打下,收藏,他想,总有一天,自己要将它们亲手种在山上。一年又一年,大叔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县里下达了植树造林的文件。大叔欣喜若狂,他培植了一大片松苗,于那个春天,和山民们一起,种下了满山的希望。
大叔对人热情,我每次从他家门前通过,他总是亲昵地招呼我过去。我便笑笑,走进土坯房。大叔总为我倒一杯酽酽的茶。我总是先大喝一口,然后慢慢地呷,乍苦,凝神细品,却有一丝浸骨润肤的香醇。
“咳,大叔,你咋不在松树下摆个茶摊,赚钱呢?”有一次,我开玩笑说。
“不,不,自家的茶树,只要人勤点,怎好去赚人家的钱呢?”大叔苦笑着摇头。
大叔有一棵老龄的茶树,收摘季节,他总是细心地剪摘,精心地挑选,然后晾干,又小心地烘,细细地捻,细细地揉,弄好,东家送一包,西家捎一袋,剩下的,泡茶细饮,招待路人。一年又一年,陈茶变质了,大叔不得不忍痛将之倾进小河里,河水流走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河水曾流走生活的甘醇,而今又流来了更甘醇的生活。大叔在山里高粱、麦子吃不完的情况下,几经斟酌,一经申请,一座小酒坊建成了。
谁说在大叔手里兴起的只是酒坊呢?谁说大叔只是在酿酒呢?
有一次,大叔眯着眼,望着门前的针叶松,自言自语地说:“酒坊要扩建了,这树正好作梁,只是觉得对不起母亲。”
“不能的,大叔,全村人都看着它呢,它还在一个劲儿地向上窜。”
“嗬嗬,它窜不了多久了,喏,你看——”大叔指着对面山上,接着说:“全村人看的是这满山的树,他们是山里的希望。”
是啊,希望!这满山的树、不仅维持了生态平衡,而且还维持了人们的心理平衡。
针叶松终被大叔锯倒了,土坯房也被换掉了,那针叶松做的屋梁一统到底,够长、够坚!
谁是树王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针叶松曾是村里最高最粗的树,它的种子撒遍了山野,可它被大叔锯倒了;茶树,有悠长的历史,千百年来,静静地掩卧在这里,记载星转斗移,记载自然变更,记载社会兴衰,如今,它依然鹤发童颜,默默奉献,大叔以它为树王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总觉得它只能是一棵“老人树”;我的大叔呢?难道他不是确确实实的树王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新歌妙舞《华清池》
章诒和
帷幕拉开:在《秦王破阵舞》的金戈铁马中,所谓盛世明君李隆基正以全身心陶醉于他的中兴业绩。
大幕渐落:在渔阳鼙鼓的隆隆声中,“风流天子”李三郎,仓皇而艰难地踏上西蜀险途,一步一凄凉。
最近在京演出的川剧《华清池》(陈明星编剧、四川省绵阳川剧团演出)。
《华清池》写的是人所共知李(隆基),杨(玉环)爱情故事。它的独特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艺术构思上对戏剧原型的超越。李杨戏在我国流传久远,但帝妃之情一旦碰击到政治,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女人误国”。关于帝王爱情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绵至今。《华清池》创作的高明在于绕开这个难题,从题材上就跳出了原有模式。在戏里,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都不那么重要,也从根本上重新处理了杨玉环这个人物。全剧的结构中心是唐明皇和他的王朝,从李隆基的爱憎好恶,产生人物的亲疏远近和情节的悲欢离合。杨贵妃的丰姿醉态、安禄山的献宝朝贡,李适之的以死相谏,无不是为着一个皇帝,而皇帝意志又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也只剩下一种简单、冰冷的政治关系。这样,李隆基由雄才大略、励精图治走向耽于声色、刚愎自用的性格转折,就衍化出大唐由盛至衰的社会图景。
如果说,剧本的文学描写仅仅是一付框架,那么舞台演出才是剧作的真正血肉。甚至可以说,作家的创作意图基本上是通过歌舞性来实现的。杨玉环以玉笛击落群花的无声语言,诉说出内心的妒意哀情;妖冶的胡女狂舞,无疑是对安禄山丑恶灵魂的表露;包括那金銮殿上百鸟朝凤式的灿烂场景和长安城外充满肃杀之气的骑兵队列,也分明映衬出安史之乱前后李隆基截然不同的两种心绪情态。诚然,歌舞的强化使观众对人物的精神特征只看到一个粗略的概貌,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也不可能认识得非常深刻细微。但是,强化的歌舞却给今天的观众以强烈的印象、强烈的感受,并满足他们强烈的娱悦欣赏要求。我一向认为,中国戏曲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内蕴,但不应也不可能负担过多,因为那么做,势必会抑制乃至扼杀它“以歌舞演故事”的美学本性。
歌舞川剧《华清池》在成都、绵阳上演已逾百场,青年人极为欢迎。理论界却有争议。有些人说它好,有些人觉得把霹雳舞、紧身衣、管弦乐、电子激光都掺和进来,有点“过分”、“出格”。这里,我只想说一句:当戏曲从危机的警界线跌入死亡谷的时候,有谁能搞出思想性艺术性都有苗头的剧本抓住观众,就得承认谁有点本事。就值得大家关注,去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附图片)
廖雄摄


第8版(副刊)
专栏:

塞外晨曲(中国画)安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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