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错综复杂的债务链
——对清理企业间拖欠货款的思考（上）
本报记者 潘岗
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于是，企业之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债务链。
说来令人汗颜。眼下，当普通消费者盼望市场供应更加丰富的时候，那些为市场生产、组织商品的工商企业，却正被大量人欠（应收及预付货款）、欠人（应付及预收货款）的巨额债务链所困扰。
据银行部门测算，目前全国工商企业相互拖欠货款总额已达1000多亿元。更有人估计为2000亿元以上。国务院研究室对全国300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发现90％以上的企业相互拖欠货款！
企业生产和经营，哪样离得了资金！
兰州市原材料生产企业较多，仅铝、铁合金，石油化工三项就占全市工业产值40％。原材料供应全国。进入今年以来，各地拖欠货款日趋增多，到6月底，人欠货款达7.4亿元，较年初增加40％，以至影响了原料购进，进而影响正常生产。据统计，目前全市企业原材料储备比年初减少5％，前9个月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仅增长2％。
西安市企业构成与兰州相异，原材料工业仅占7％。原材料从外地进，产成品往外销。然而，这种“两头在外”的格局，更使企业不仅人欠，而且欠人，两头受挤。目前，西安地区预算内工业企业停产、半停产的竟占20％。
商业企业的处境同样不妙。到7月底，仅20个城市的二商系统资金短缺达12亿元。其中，生猪收购资金短5.5亿元，糖进货资金少4.2亿元。目前，国营商业企业的拖欠已有100余亿。有不少批发站陷入“转不动”境地。
面对这冗长的债务链条，厂长、经理们心煎难熬，绞尽脑汁，四处出击讨债。送礼、宴请、陪笑脸，但效果甚微。今年6月至8月，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的西安东方机械厂，为收回2000万元的货款，每月派出四五十人的“催款队”，但只收回了百多万元。天津市一商局有外地欠款6亿多元，局系统先后派出400人，费时一个月，花费差旅费100多万元，只收回货款3000万元，是人欠总额的1／20。
面对这冗长的债务链，各地银行纷纷伸出热情的援救之手，但效果也不甚理想。沈阳市工商银行今年派出22个清欠小组到23个省市帮助当地企业清欠。这些省市欠沈阳5.1亿元，但小组风尘仆仆，历时一个月，花了一万多元费用，也只清回欠款不到一亿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开债务链，今年以来，中央银行已三次发放“启动资金”，累计130亿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武汉钢铁公司人欠货款惊人。当地银行帮助“清”了一亿元，生产有了起色。刚过一个月，又陷入债务圈不能自拔。今年以来，辽宁省将中央银行两次投放的10亿元贷款，全部用于清欠，可前清不及后欠的多。目前，这个省企业拖欠已由年初的2.8亿元，增加到50亿元。
商业企业清欠也是如此。广州市针织站今年一季度欠工厂货款平均达3500万元。二季度，银行贷给1900万元，针织站负债初见减轻。但由于商品调出后不能及时回笼货款，资金被大量占压，一个月后又欠工厂近1900万元。
“真难解的债务链！”一位“老银行”不由感慨。
是啊！银行每次帮企业清欠，企业都有“及时雨”的感激，可每次都是“雨”过“地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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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让闹剧再重演
浙江省杭州市 张和平
乍到温州，发现公路两旁的山峦中堆隆着一片片刺眼的白色建筑物。经询问，方知道那是一座座新起的坟墓。这些五花八门的“阴宅”，破坏了南国青山绿水的秀美韵味，占据了大片林地，真让人不舒服。
温州农村过去就有修坟的旧习。但贫穷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余钱去修大坟？一般只堆个筒易的平坟，占地不过3平方米。只有有钱人家，才造得起大坟，因其外型像太师椅，所以又称“椅子坟”。
十年前，温州的“椅子坟”还是很少的。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温州农村群众迅速富裕起来，由于一些地方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讲排场的殡葬旧习很快蔓延开来。特别是1985—1987年，温州农村大刮起了“造坟风”。还流传着“富不富，看坟墓”等顺口溜。一座比一座气派的“椅子坟”在青山绿坡上冒了出来。
为了占据“风水宝地”，一些人不惜大量伐树砍竹。有的建一座坟，就砍掉五六十棵树木。更为严重的是，造坟者竟互相攀比，坟的面积越来越大，占地毁林越来越多。一般“椅子坟”占地六七十平方米，大的竟占地200多平方米。有的人还不惜工本，在坟圈里建造亭台。造一座坟墓要耗资数万元。
除了建新坟外，一些人还修缮、扩建、改建老坟、祖坟，甚至为活人预先造墓。这又占去了大量山地。乐清县慎江镇金光岙村一农户去年上半年耗资3万元，把其父亲的平坟扩建为大型“椅子坟”，占地60多平方米。
“造坟风”造成土地的严重浪费。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中，温州市的青山绿丘间平均每年要冒出1.5万座坟墓，加上大量祖坟修缮、扩建，全市每年约损失100万平方米山地，毁掉6万株以上树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大坟，已成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土地资源的一大“公害”。
令人可喜的是，去年9月，温州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下决心发动群众铲除这一“公害”。各地广泛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坚决实行殡葬改革。
同时，全市开展了大规模清理坟山墓地、征收绿化费、严禁造大坟等工作，刹住了乱建和扩建坟墓的歪风。不少地方采取疏导的办法，教育、发动、支持群众利用荒山瘠地建造公墓。到目前为止，全市各县（市、区）已建造公墓112座。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土地，而且大大减少了殡葬费用。温州的这一做法，已在浙江全省推广。
希望更多尚未富裕的地区，接受温州的教训，及早抓思想教育，防止旧习俗抬头，引导农民珍惜家乡的山山水水，不要再演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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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土地，死者与生者在“争夺”
江苏省徐州市 张成珠
每每来到郊野、乡间，总发现新的坟茔在悄悄增多，出现许多连片的墓地。据徐州市民政局估测，该市的新坟，逐年在以3万多座的巨量递增。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是屡见不鲜的。一年之中，全国要让出100多万亩活人的立足之地，用以为死者营造坟茔。
仍以徐州市为例，去年一年死亡35280人，其中火化的仅有170350人，火化率占48.28％。值得注意的，即便火化了也照旧土葬。自解放初截至去年统计，骨灰堂收存的骨灰匣，只有2500余具，这些也多属暂寄。火化以后的骨灰，大多依旧用大棺套小棺，入土筑坟，不改陋习。目前我国人口11亿，不消百年，这些人也将辞世。倘若继续实行土葬，每坟占地约4平方米，11亿该占地多少？无须多久，子孙后代必将难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
世上没有鬼魂，作祟的不是亡者，而是活人自己。数千年的土葬习俗，铸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殡葬观念，俗话就有“哪里黄土不埋人”之说。大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汉族），都把土葬看得太重了。家族不论大小，总得购置林地（墓地），做人的最大羞耻，似乎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和“挖祖坟”。要是有谁升了官、发了财，捧场的人便说“你家林地风水好”，或是“给祖坟敬过高香的缘故”。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城乡人民曾经几度响应政府号召，平坟深埋遗骨，腾出了大量的土地。可是，一旦管理和教育有所放松，旧观念便沉渣泛起，许多人就凭着印象又在田地上复筑祖坟，重立墓碑，甚至为自己和子孙筹备墓地。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和旧思想的抵制，在农村推行火葬尤其艰难。再以徐州的辖县为例，去年一年，丰县死亡4736人，火化的只有65具，邳县死亡5993人，火化的只有101具，沛县死亡4158人，火化的只有114具。据了解，有的家属之所以同意让死者火化，那是看在“钱”的份上，不过是为了领取丧葬费；火化以后，仍要土葬。
无数事实表明，传统的殡葬观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以往讲究“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东汉名将马援远征边关，他那“马革裹尸，归葬故里”的事迹，虽曾传为千古佳话，但后人终于予以否定：“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周恩来总理的骨灰，没有葬入陵墓，而是遵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在人们心目之中，他的英灵与祖国同存。再如，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先生去世，遵照他的遗嘱，由他的学生将尸体解剖，制成标本，以供教学之用。照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遗体再站一班岗”。
当然，苛求芸芸众生都具备如此高风亮节，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只求人们多为子孙着想，不与后人争夺养生之地，待死后安息于骨灰堂，或将骨灰葬入公墓，或深埋不留坟头而无妨耕作，无损名胜景观，还是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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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数目不小的坟头帐
土葬绵延不绝，死人大量占据我们为子孙留下的养生之地，死人愈发威胁着活人的生存。这是我们探讨怎样珍惜每寸土地时，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目前，土地问题的讨论，像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的稿件还不多。我们希望大家把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引人深思，找出办法，使讨论不断深入。
据国家民政部门透露，前年全国农村造坟占地总计100万亩，这不是一个小数。更为严重的是，相当多的人从不算这个帐，现在不算这个帐，今后似乎也不准备算这笔坟头帐，这样，我们国家每年因造坟减地100万亩的严峻局面将无法扭转。温州市把乱建和扩建坟墓作为一大公害发动群众来铲除，看来各地迟早得下这一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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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蟹市见闻
本报记者 张振国
季逢秋冬之交，正是蟹肥之时。
盛产螃蟹的安徽省当涂县，一位老农说：去年今日，他起早进城看孙女，忽见河边草丛中横行着两只大螃蟹。他脱帽套住，跑到菜市，两只蟹8两重，卖了28元。这回，他花了50多元，从乡下贩了5斤螃蟹，跑到马鞍山九区菜市，还按老皇历要价，谁知从早到晚，都未卖掉。最后不得不以12元一斤脱手。他一算，连车费、饭钱，分文未赚，还倒贴8角3分。
老农的叙述，引起人们的议论：“过去食客太多，每逢蟹肥时节，五花八门的检查组都下乡来了。他们名曰调查，实为吃蟹。如今白吃的少了，螃蟹的身价自然也就低了……”“我是马鞍山市满园春餐厅的厨师，前年这个时候，每天都要接公家好多次订酒席的电话。铃声一响，准是问：能搞到两种‘爬的’吗（指老鳖和螃蟹）？这几个月来，一个公款订酒席的电话也未接到。办喜酒的还是不少，但上螃蟹的几乎没有。”“吃的人还是有，你看，他们不是在买吗！”
我上前一问：一位上海姑娘，花了54元买了2公斤。她说：下午回家探亲，带给老娘尝鲜。一位小伙子，花了16元，买了4只大母蟹。父亲60岁大寿，前几年想吃，太贵，未吃上，这回买得起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说：蟹价不会再跌，还要上升。他们认为，公款白吃者少了，掏腰包尝鲜者多了。现在螃蟹即将下市，物以稀为贵嘛！而且鲜蟹出口量很大，安徽已成为全国河蟹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发展养蟹事业，还是大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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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攀钢精神
陈华 周平
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
湍急的江水，孤零零的山。
25年前，一批拓荒者来到这里。面对崇山峻岭，他们的回答是：弄弄平（坪）。以后，就在这片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人摆下了一个年产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
25年过去了。这个我国唯一的自行设计、安装、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回答了世人的三个疑问：
一、它不是一个试验厂；二、中国人建的钢厂同样能够达到设计水平；三、达到设计水平后，效益仍能继续提高。
如今，攀钢正在建设二期工程，这将使它的生产能力扩大到250万吨钢。那时，攀钢的吨钢占地面积只有1平方米。
面对这座“象牙微雕钢城”，研究中国钢铁工业的外国专家惊叹：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没有一种精神是可怕的、危险的、没有前途的
这是攀钢人从创业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天是罗帐地是床，金沙江边运水忙，三块石头架口锅，酱油盐巴下干粮。”攀钢的青年一代今天已很难从这句顺口溜中遥想到往日创业的情境。可对于攀钢的第一代建设者来说，那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53岁的提钒炼钢厂厂长李志，1967年来到这个叫渡口（今攀枝花市）的地方时还是一个年青人。“那时我们撂下行李就搭席棚，喝黄水”。他操着北方口音细说着往事。这里伏天4个月，出门就爬坡，成昆铁路未修通时，设备、生活用品全靠汽车运。
为了民族自尊，数万建设者撇下父母和妻儿，头顶烈日，脚踏荒原，喊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口号。
攀钢第一代建设者满怀政治热情，抱定要在这片不毛之地谱写自己青春的诗章。
建安公司是攀钢的一个下属单位，负责攀钢的民用生活设施的建筑安装。过去，攀钢同许多大型工程建设一样“先生产，后生活，有生产，没生活”。到了80年代，能否迅速改善生活环境？担子落到建安的头上。为了孔雀不再东南飞，建安职工头顶烈日，脚踏荒原“一砖一抹”，每年奉献5万多平方米的居民楼。看着大楼一幢幢起来，建安工人心里高兴。攀钢第一线工人大都住得较好了，可建安工人住的却不好，没有厂房，流动性大，加之野外工作，艰苦可想而知。省劳动卫生研究所去年在这儿测定，建筑工的劳动强度是最大的。而讲奖金比第一线工人低，难怪有的青工发点牢骚。牢骚归牢骚，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建安人顶着上。今年建安公司接受了攀一中近一万平米校舍的施工任务，不到半年就完成了。按设计，这样短的时间是难以完成的。可工人们为了攀钢的教育，冒着40℃的高温，排除动乱的干扰，奖金没多拿一分钱，硬是干成了。公司经理于庆年感慨地说：“没有‘辛苦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建安精神，没有艰苦奋斗，在这里要想生存和发展是不行的。建安精神正是攀钢精神的具体体现。”
攀钢精神使攀钢迈出了自己坚实的三步，实现了三个第一：从建设到投产，攀钢用了5年时间，这在我国是第一家；从投产到达到设计水平用了10年，是全国第一家；还有效益，1981年至1985年是攀钢腾飞时期，共盈利14亿元，相当于国家对攀钢一期工程的总投资。攀钢从投产到还本用了15年时间，也是全国第一家。
来到攀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攀钢人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攀钢总经理赵忠玉讲了这样一句话：“攀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一位大钢厂的领导同志对此十分感慨：“我看了攀钢后，觉得攀钢人很了不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攀钢人的精神。”
走向世界不能失去自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忘记一个企业的支撑点
攀钢的提钒技术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钒渣产量是全国第一，它不仅结束了我国钒渣进口的历史，而且使中国与苏联、南非一道成为世界3大钒渣生产国。对此，攀钢人很自豪，照赵忠玉总经理的话讲：“不要妄自菲薄，外国的月亮是圆的，中国的月亮也不是方的。”
但攀钢人却不自大。十年改革开放，打开了攀钢人的视野，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意识到只有走向世界，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1986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攀钢二期工程上马了。
为了加快进程，缩短技术差距，攀钢二期工程引进了国外的一批先进技术设备。
1987年5月8日，为建设二期工程，攀钢向国外借资2.1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一家借外资建设工程的企业。对外开放，攀钢的气魄是宏大的！
伴随开放而来的对攀钢精神的冲击和挑战同样是巨大的。
攀钢总经理赵忠玉并不讳言金钱交换观对攀钢人的诱惑。他告诉我们，攀钢不是与世隔绝的真空地带，这里也一度出现过干工作前先问多少奖金，通知干部晚上或星期天来开会要问吃不吃饭，发不发纪念品等现象。这位大企业的领导反思过去，深有感触的说：“如果只靠金钱来调动积极性，代价将越来越高。过去发一张“大团结”就很高兴，如今要“老头儿票”——100元才行，可我们还是很落后的国家啊！所以还要强调艰苦奋斗精神。”
攀钢的二期工程是借外债搞建设，56000攀钢人谁都知道，时间就是效益。为了建4号高炉，公司领导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104个星期日没有休息，没拿一分钱的奖金。一位公司负责人对这样的行为作了注释：“中国的起飞很难，起飞总要一些人作点牺牲。我们现在星期天不休息，正是为了将来人们生活、休息得更好。”
偏远闭塞的环境已不能阻碍攀钢人走向世界的脚步，攀钢人的目标是远大的，但他们知道走向世界不是靠豪言壮语，而是取决于自己每一步努力。
攀钢二期工程引进的瑞士风机是高炉系统的关键设备，技术先进，工艺复杂，自动化程度高。去年10月，瑞士专家来到攀钢断言：没有他们，安装不了。没有他们参与调试，投不了产。攀钢人不信邪，没有花高昂的费用请外国专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攻关，历经半年时间，终于使两台进口风机顺利运转起来。
攀钢的自力更生精神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攀钢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企业要发展，两个基本点，偏废一点都不行。离开了对外开放的自力更生，只能使企业变得封闭自足；离开了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则使企业丧失了存在的支撑点。
走进攀钢，“中国制造”的机器随处可见，令人自豪。但攀钢人很清醒，看到了差距所在。83届昆明工学院毕业生刘南平是志愿来攀钢的，这个了解国外先进科学炼钢技术的大学生想到：“这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钢厂，现在技术水平还不很先进，这正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去干吗？”82届重大毕业生黄碌华补充道：“在攀钢这样的企业干是很荣耀的，有时干得很苦，可看到铁水奔流，觉得很自豪，这是金钱替代不了的。”
攀钢的明天是美好的。攀钢精神已经溶入新一代攀钢人年轻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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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把农田水利工程“夯”实
李文学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时，一些人误认为，只要有了好的政策，农业就可稳产高产。但是，粮食生产五年徘徊，人们在洪水、或在干旱面前重新认识到：要农业稳产高产，光靠政策这个“软件”还不行，还须有与大自然抗衡的“硬”措施。于是，一些地方重又开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命脉”上下功夫。
古往今来，我国农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兴修水利，整治土地，提高抗灾能力。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但也有沉痛的教训。记得在“学大寨”的年代里，一些县、乡为迎接上级检查，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有的组织夜间突击队，其实是点着马灯在“窝棚”里睡大觉。我所在的那个县，为能早日跨入“大寨县”的行列，在平地上修梯田，看着黑油油的土层被挖上来的黄土覆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都落个劳民伤财的结果。人们对此深恶痛绝。
现在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干点实事。有这样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要选准项目。就一个县、乡来说，防洪排涝，整治土地，变水害为水利的项目很多。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论证，依据因地制宜，节约资金，注重实效的原则办事，在对已有工程进行改造和配套的同时，上一些对改善生产条件有决定作用的工程。避免盲目蛮干和“瞎”指挥。
二要保证质量。农田水利工程都是动土用石的，闸门、渠道基础如不“夯”实，就会像我国俗语说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三要多方获益，注重经济效益。例如，治水，要组织好“上下游”的衔接，协调处理好“卡脖”段；要统筹安排，注意保护林、路、桥、涵、广播、供电线路等一些地面和地下设施、设备等。
总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件实业，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胡弄，需要严格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实打实地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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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不久，安徽省含山县古河镇公安干警与工商管理干部联合行动，拆除一乡干部强占土地建盖的私房，并召开现场会，以弘扬正气。武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