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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错综复杂的债务链
——对清理企业间拖欠货款的思考(上)
本报记者 潘岗
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于是,企业之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债务链。
说来令人汗颜。眼下,当普通消费者盼望市场供应更加丰富的时候,那些为市场生产、组织商品的工商企业,却正被大量人欠(应收及预付货款)、欠人(应付及预收货款)的巨额债务链所困扰。
据银行部门测算,目前全国工商企业相互拖欠货款总额已达1000多亿元。更有人估计为2000亿元以上。国务院研究室对全国300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发现90%以上的企业相互拖欠货款!
企业生产和经营,哪样离得了资金!
兰州市原材料生产企业较多,仅铝、铁合金,石油化工三项就占全市工业产值40%。原材料供应全国。进入今年以来,各地拖欠货款日趋增多,到6月底,人欠货款达7.4亿元,较年初增加40%,以至影响了原料购进,进而影响正常生产。据统计,目前全市企业原材料储备比年初减少5%,前9个月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仅增长2%。
西安市企业构成与兰州相异,原材料工业仅占7%。原材料从外地进,产成品往外销。然而,这种“两头在外”的格局,更使企业不仅人欠,而且欠人,两头受挤。目前,西安地区预算内工业企业停产、半停产的竟占20%。
商业企业的处境同样不妙。到7月底,仅20个城市的二商系统资金短缺达12亿元。其中,生猪收购资金短5.5亿元,糖进货资金少4.2亿元。目前,国营商业企业的拖欠已有100余亿。有不少批发站陷入“转不动”境地。
面对这冗长的债务链条,厂长、经理们心煎难熬,绞尽脑汁,四处出击讨债。送礼、宴请、陪笑脸,但效果甚微。今年6月至8月,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的西安东方机械厂,为收回2000万元的货款,每月派出四五十人的“催款队”,但只收回了百多万元。天津市一商局有外地欠款6亿多元,局系统先后派出400人,费时一个月,花费差旅费100多万元,只收回货款3000万元,是人欠总额的1/20。
面对这冗长的债务链,各地银行纷纷伸出热情的援救之手,但效果也不甚理想。沈阳市工商银行今年派出22个清欠小组到23个省市帮助当地企业清欠。这些省市欠沈阳5.1亿元,但小组风尘仆仆,历时一个月,花了一万多元费用,也只清回欠款不到一亿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开债务链,今年以来,中央银行已三次发放“启动资金”,累计130亿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武汉钢铁公司人欠货款惊人。当地银行帮助“清”了一亿元,生产有了起色。刚过一个月,又陷入债务圈不能自拔。今年以来,辽宁省将中央银行两次投放的10亿元贷款,全部用于清欠,可前清不及后欠的多。目前,这个省企业拖欠已由年初的2.8亿元,增加到50亿元。
商业企业清欠也是如此。广州市针织站今年一季度欠工厂货款平均达3500万元。二季度,银行贷给1900万元,针织站负债初见减轻。但由于商品调出后不能及时回笼货款,资金被大量占压,一个月后又欠工厂近1900万元。
“真难解的债务链!”一位“老银行”不由感慨。
是啊!银行每次帮企业清欠,企业都有“及时雨”的感激,可每次都是“雨”过“地皮”干。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莫让闹剧再重演
浙江省杭州市 张和平
乍到温州,发现公路两旁的山峦中堆隆着一片片刺眼的白色建筑物。经询问,方知道那是一座座新起的坟墓。这些五花八门的“阴宅”,破坏了南国青山绿水的秀美韵味,占据了大片林地,真让人不舒服。
温州农村过去就有修坟的旧习。但贫穷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余钱去修大坟?一般只堆个筒易的平坟,占地不过3平方米。只有有钱人家,才造得起大坟,因其外型像太师椅,所以又称“椅子坟”。
十年前,温州的“椅子坟”还是很少的。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温州农村群众迅速富裕起来,由于一些地方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讲排场的殡葬旧习很快蔓延开来。特别是1985—1987年,温州农村大刮起了“造坟风”。还流传着“富不富,看坟墓”等顺口溜。一座比一座气派的“椅子坟”在青山绿坡上冒了出来。
为了占据“风水宝地”,一些人不惜大量伐树砍竹。有的建一座坟,就砍掉五六十棵树木。更为严重的是,造坟者竟互相攀比,坟的面积越来越大,占地毁林越来越多。一般“椅子坟”占地六七十平方米,大的竟占地200多平方米。有的人还不惜工本,在坟圈里建造亭台。造一座坟墓要耗资数万元。
除了建新坟外,一些人还修缮、扩建、改建老坟、祖坟,甚至为活人预先造墓。这又占去了大量山地。乐清县慎江镇金光岙村一农户去年上半年耗资3万元,把其父亲的平坟扩建为大型“椅子坟”,占地60多平方米。
“造坟风”造成土地的严重浪费。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中,温州市的青山绿丘间平均每年要冒出1.5万座坟墓,加上大量祖坟修缮、扩建,全市每年约损失100万平方米山地,毁掉6万株以上树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大坟,已成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土地资源的一大“公害”。
令人可喜的是,去年9月,温州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下决心发动群众铲除这一“公害”。各地广泛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坚决实行殡葬改革。
同时,全市开展了大规模清理坟山墓地、征收绿化费、严禁造大坟等工作,刹住了乱建和扩建坟墓的歪风。不少地方采取疏导的办法,教育、发动、支持群众利用荒山瘠地建造公墓。到目前为止,全市各县(市、区)已建造公墓112座。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土地,而且大大减少了殡葬费用。温州的这一做法,已在浙江全省推广。
希望更多尚未富裕的地区,接受温州的教训,及早抓思想教育,防止旧习俗抬头,引导农民珍惜家乡的山山水水,不要再演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闹剧。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珍惜每寸土地?

土地,死者与生者在“争夺”
江苏省徐州市 张成珠
每每来到郊野、乡间,总发现新的坟茔在悄悄增多,出现许多连片的墓地。据徐州市民政局估测,该市的新坟,逐年在以3万多座的巨量递增。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是屡见不鲜的。一年之中,全国要让出100多万亩活人的立足之地,用以为死者营造坟茔。
仍以徐州市为例,去年一年死亡35280人,其中火化的仅有170350人,火化率占48.28%。值得注意的,即便火化了也照旧土葬。自解放初截至去年统计,骨灰堂收存的骨灰匣,只有2500余具,这些也多属暂寄。火化以后的骨灰,大多依旧用大棺套小棺,入土筑坟,不改陋习。目前我国人口11亿,不消百年,这些人也将辞世。倘若继续实行土葬,每坟占地约4平方米,11亿该占地多少?无须多久,子孙后代必将难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
世上没有鬼魂,作祟的不是亡者,而是活人自己。数千年的土葬习俗,铸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殡葬观念,俗话就有“哪里黄土不埋人”之说。大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汉族),都把土葬看得太重了。家族不论大小,总得购置林地(墓地),做人的最大羞耻,似乎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和“挖祖坟”。要是有谁升了官、发了财,捧场的人便说“你家林地风水好”,或是“给祖坟敬过高香的缘故”。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城乡人民曾经几度响应政府号召,平坟深埋遗骨,腾出了大量的土地。可是,一旦管理和教育有所放松,旧观念便沉渣泛起,许多人就凭着印象又在田地上复筑祖坟,重立墓碑,甚至为自己和子孙筹备墓地。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和旧思想的抵制,在农村推行火葬尤其艰难。再以徐州的辖县为例,去年一年,丰县死亡4736人,火化的只有65具,邳县死亡5993人,火化的只有101具,沛县死亡4158人,火化的只有114具。据了解,有的家属之所以同意让死者火化,那是看在“钱”的份上,不过是为了领取丧葬费;火化以后,仍要土葬。
无数事实表明,传统的殡葬观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以往讲究“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东汉名将马援远征边关,他那“马革裹尸,归葬故里”的事迹,虽曾传为千古佳话,但后人终于予以否定:“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周恩来总理的骨灰,没有葬入陵墓,而是遵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在人们心目之中,他的英灵与祖国同存。再如,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先生去世,遵照他的遗嘱,由他的学生将尸体解剖,制成标本,以供教学之用。照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遗体再站一班岗”。
当然,苛求芸芸众生都具备如此高风亮节,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只求人们多为子孙着想,不与后人争夺养生之地,待死后安息于骨灰堂,或将骨灰葬入公墓,或深埋不留坟头而无妨耕作,无损名胜景观,还是办得到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编者的话

数目不小的坟头帐
土葬绵延不绝,死人大量占据我们为子孙留下的养生之地,死人愈发威胁着活人的生存。这是我们探讨怎样珍惜每寸土地时,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目前,土地问题的讨论,像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的稿件还不多。我们希望大家把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引人深思,找出办法,使讨论不断深入。
据国家民政部门透露,前年全国农村造坟占地总计100万亩,这不是一个小数。更为严重的是,相当多的人从不算这个帐,现在不算这个帐,今后似乎也不准备算这笔坟头帐,这样,我们国家每年因造坟减地100万亩的严峻局面将无法扭转。温州市把乱建和扩建坟墓作为一大公害发动群众来铲除,看来各地迟早得下这一决心。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蟹市见闻
本报记者 张振国
季逢秋冬之交,正是蟹肥之时。
盛产螃蟹的安徽省当涂县,一位老农说:去年今日,他起早进城看孙女,忽见河边草丛中横行着两只大螃蟹。他脱帽套住,跑到菜市,两只蟹8两重,卖了28元。这回,他花了50多元,从乡下贩了5斤螃蟹,跑到马鞍山九区菜市,还按老皇历要价,谁知从早到晚,都未卖掉。最后不得不以12元一斤脱手。他一算,连车费、饭钱,分文未赚,还倒贴8角3分。
老农的叙述,引起人们的议论:“过去食客太多,每逢蟹肥时节,五花八门的检查组都下乡来了。他们名曰调查,实为吃蟹。如今白吃的少了,螃蟹的身价自然也就低了……”“我是马鞍山市满园春餐厅的厨师,前年这个时候,每天都要接公家好多次订酒席的电话。铃声一响,准是问:能搞到两种‘爬的’吗(指老鳖和螃蟹)?这几个月来,一个公款订酒席的电话也未接到。办喜酒的还是不少,但上螃蟹的几乎没有。”“吃的人还是有,你看,他们不是在买吗!”
我上前一问:一位上海姑娘,花了54元买了2公斤。她说:下午回家探亲,带给老娘尝鲜。一位小伙子,花了16元,买了4只大母蟹。父亲60岁大寿,前几年想吃,太贵,未吃上,这回买得起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说:蟹价不会再跌,还要上升。他们认为,公款白吃者少了,掏腰包尝鲜者多了。现在螃蟹即将下市,物以稀为贵嘛!而且鲜蟹出口量很大,安徽已成为全国河蟹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发展养蟹事业,还是大有前途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通讯

攀钢精神
陈华 周平
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
湍急的江水,孤零零的山。
25年前,一批拓荒者来到这里。面对崇山峻岭,他们的回答是:弄弄平(坪)。以后,就在这片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人摆下了一个年产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
25年过去了。这个我国唯一的自行设计、安装、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回答了世人的三个疑问:
一、它不是一个试验厂;二、中国人建的钢厂同样能够达到设计水平;三、达到设计水平后,效益仍能继续提高。
如今,攀钢正在建设二期工程,这将使它的生产能力扩大到250万吨钢。那时,攀钢的吨钢占地面积只有1平方米。
面对这座“象牙微雕钢城”,研究中国钢铁工业的外国专家惊叹: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没有一种精神是可怕的、危险的、没有前途的
这是攀钢人从创业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天是罗帐地是床,金沙江边运水忙,三块石头架口锅,酱油盐巴下干粮。”攀钢的青年一代今天已很难从这句顺口溜中遥想到往日创业的情境。可对于攀钢的第一代建设者来说,那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53岁的提钒炼钢厂厂长李志,1967年来到这个叫渡口(今攀枝花市)的地方时还是一个年青人。“那时我们撂下行李就搭席棚,喝黄水”。他操着北方口音细说着往事。这里伏天4个月,出门就爬坡,成昆铁路未修通时,设备、生活用品全靠汽车运。
为了民族自尊,数万建设者撇下父母和妻儿,头顶烈日,脚踏荒原,喊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口号。
攀钢第一代建设者满怀政治热情,抱定要在这片不毛之地谱写自己青春的诗章。
建安公司是攀钢的一个下属单位,负责攀钢的民用生活设施的建筑安装。过去,攀钢同许多大型工程建设一样“先生产,后生活,有生产,没生活”。到了80年代,能否迅速改善生活环境?担子落到建安的头上。为了孔雀不再东南飞,建安职工头顶烈日,脚踏荒原“一砖一抹”,每年奉献5万多平方米的居民楼。看着大楼一幢幢起来,建安工人心里高兴。攀钢第一线工人大都住得较好了,可建安工人住的却不好,没有厂房,流动性大,加之野外工作,艰苦可想而知。省劳动卫生研究所去年在这儿测定,建筑工的劳动强度是最大的。而讲奖金比第一线工人低,难怪有的青工发点牢骚。牢骚归牢骚,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建安人顶着上。今年建安公司接受了攀一中近一万平米校舍的施工任务,不到半年就完成了。按设计,这样短的时间是难以完成的。可工人们为了攀钢的教育,冒着40℃的高温,排除动乱的干扰,奖金没多拿一分钱,硬是干成了。公司经理于庆年感慨地说:“没有‘辛苦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建安精神,没有艰苦奋斗,在这里要想生存和发展是不行的。建安精神正是攀钢精神的具体体现。”
攀钢精神使攀钢迈出了自己坚实的三步,实现了三个第一:从建设到投产,攀钢用了5年时间,这在我国是第一家;从投产到达到设计水平用了10年,是全国第一家;还有效益,1981年至1985年是攀钢腾飞时期,共盈利14亿元,相当于国家对攀钢一期工程的总投资。攀钢从投产到还本用了15年时间,也是全国第一家。
来到攀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攀钢人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攀钢总经理赵忠玉讲了这样一句话:“攀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一位大钢厂的领导同志对此十分感慨:“我看了攀钢后,觉得攀钢人很了不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攀钢人的精神。”
走向世界不能失去自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忘记一个企业的支撑点
攀钢的提钒技术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钒渣产量是全国第一,它不仅结束了我国钒渣进口的历史,而且使中国与苏联、南非一道成为世界3大钒渣生产国。对此,攀钢人很自豪,照赵忠玉总经理的话讲:“不要妄自菲薄,外国的月亮是圆的,中国的月亮也不是方的。”
但攀钢人却不自大。十年改革开放,打开了攀钢人的视野,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意识到只有走向世界,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1986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攀钢二期工程上马了。
为了加快进程,缩短技术差距,攀钢二期工程引进了国外的一批先进技术设备。
1987年5月8日,为建设二期工程,攀钢向国外借资2.1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一家借外资建设工程的企业。对外开放,攀钢的气魄是宏大的!
伴随开放而来的对攀钢精神的冲击和挑战同样是巨大的。
攀钢总经理赵忠玉并不讳言金钱交换观对攀钢人的诱惑。他告诉我们,攀钢不是与世隔绝的真空地带,这里也一度出现过干工作前先问多少奖金,通知干部晚上或星期天来开会要问吃不吃饭,发不发纪念品等现象。这位大企业的领导反思过去,深有感触的说:“如果只靠金钱来调动积极性,代价将越来越高。过去发一张“大团结”就很高兴,如今要“老头儿票”——100元才行,可我们还是很落后的国家啊!所以还要强调艰苦奋斗精神。”
攀钢的二期工程是借外债搞建设,56000攀钢人谁都知道,时间就是效益。为了建4号高炉,公司领导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104个星期日没有休息,没拿一分钱的奖金。一位公司负责人对这样的行为作了注释:“中国的起飞很难,起飞总要一些人作点牺牲。我们现在星期天不休息,正是为了将来人们生活、休息得更好。”
偏远闭塞的环境已不能阻碍攀钢人走向世界的脚步,攀钢人的目标是远大的,但他们知道走向世界不是靠豪言壮语,而是取决于自己每一步努力。
攀钢二期工程引进的瑞士风机是高炉系统的关键设备,技术先进,工艺复杂,自动化程度高。去年10月,瑞士专家来到攀钢断言:没有他们,安装不了。没有他们参与调试,投不了产。攀钢人不信邪,没有花高昂的费用请外国专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攻关,历经半年时间,终于使两台进口风机顺利运转起来。
攀钢的自力更生精神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攀钢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企业要发展,两个基本点,偏废一点都不行。离开了对外开放的自力更生,只能使企业变得封闭自足;离开了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则使企业丧失了存在的支撑点。
走进攀钢,“中国制造”的机器随处可见,令人自豪。但攀钢人很清醒,看到了差距所在。83届昆明工学院毕业生刘南平是志愿来攀钢的,这个了解国外先进科学炼钢技术的大学生想到:“这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钢厂,现在技术水平还不很先进,这正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去干吗?”82届重大毕业生黄碌华补充道:“在攀钢这样的企业干是很荣耀的,有时干得很苦,可看到铁水奔流,觉得很自豪,这是金钱替代不了的。”
攀钢的明天是美好的。攀钢精神已经溶入新一代攀钢人年轻的血液。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把农田水利工程“夯”实
李文学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时,一些人误认为,只要有了好的政策,农业就可稳产高产。但是,粮食生产五年徘徊,人们在洪水、或在干旱面前重新认识到:要农业稳产高产,光靠政策这个“软件”还不行,还须有与大自然抗衡的“硬”措施。于是,一些地方重又开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命脉”上下功夫。
古往今来,我国农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兴修水利,整治土地,提高抗灾能力。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但也有沉痛的教训。记得在“学大寨”的年代里,一些县、乡为迎接上级检查,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有的组织夜间突击队,其实是点着马灯在“窝棚”里睡大觉。我所在的那个县,为能早日跨入“大寨县”的行列,在平地上修梯田,看着黑油油的土层被挖上来的黄土覆盖,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都落个劳民伤财的结果。人们对此深恶痛绝。
现在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干点实事。有这样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要选准项目。就一个县、乡来说,防洪排涝,整治土地,变水害为水利的项目很多。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论证,依据因地制宜,节约资金,注重实效的原则办事,在对已有工程进行改造和配套的同时,上一些对改善生产条件有决定作用的工程。避免盲目蛮干和“瞎”指挥。
二要保证质量。农田水利工程都是动土用石的,闸门、渠道基础如不“夯”实,就会像我国俗语说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三要多方获益,注重经济效益。例如,治水,要组织好“上下游”的衔接,协调处理好“卡脖”段;要统筹安排,注意保护林、路、桥、涵、广播、供电线路等一些地面和地下设施、设备等。
总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件实业,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胡弄,需要严格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实打实地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前不久,安徽省含山县古河镇公安干警与工商管理干部联合行动,拆除一乡干部强占土地建盖的私房,并召开现场会,以弘扬正气。武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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