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正确借鉴西方现代文艺
胡代炜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艺，应该不断地吸取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养份和文艺理论的科学成果，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这里就有个继承和借鉴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引进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理论。对于活跃文坛，活跃文艺界的学术空气，活跃文艺思想，开阔视野，丰富、提高文艺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使文艺理论家能多视角、多侧面地去思考和探索一些文艺理论问题方面，也还是有益的。但是由于我们有的文艺家和理论家，对借鉴的目的不明确，态度和方法不对头，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作品和西方现代的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理论著作大量地发表和出版，而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却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的作品，不加分析，盲目推崇，丝毫不指出其弊害和对读者的不良影响，这样，当然也就不能具体地正确指出这些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上某些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地方了。我们有些文学艺术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不加分析，顶礼膜拜，刻意摹仿，而一些文艺理论家又对某些“赝品”高度评价，冠以“创新”、“突破”、“力作”等美称。一些文艺理论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超人哲学等学说的哲学观点和美学理论更是吹得天花乱坠，当作什么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不加分析地到处“推销”。这样，西方这些理论便轰动中国文坛，时称“三热”，即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这时，我们有的理论家狂热得头脑冷静不下来，所以对于这些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实质以及其必然产生的消极作用却只字不提。这哪里是什么借鉴呢？这是全盘照搬。在这里，我们的这些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也不是取他山之石的创造者，而是西方文艺的搬运夫。
上述这些照搬西方的哲学、美学、文艺学理论，是裸露在外面的，容易识别。还有一种更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有些文艺理论家，以新的理论的创立者自居，一些观点拼凑在一起，并且把它们组装起来，再以成堆的闪烁其词的新名词、新术语点缀一番，便“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新理论。其基本内容和思想观点都是搬的某些西方理论观点，只是用了一些不同的语言，改变了一些提法，并不断重复地繁琐地阐述和注释，便标榜是独创的“新理论”。其实，这些所谓的新理论并没有多少创见，仍然只是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点搬运工作而已。我认为不论是对西方现代文艺和理论的直接地公开的搬运，还是遮遮掩掩的搬运，都不是真正的借鉴。
在这股对西方文艺和文艺理论的盲目的搬运的影响下，文艺界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和错误的论调。有的理论家和文艺家过分夸大文艺主体性的意义，而忽视文艺家所反映的客观的社会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意义。甚至有的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反映论是机械唯物论，是形而上学，有些文学家和艺术家对时代、对社会生活、对我们汹涌澎湃的改革潮流和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生活都不屑一顾，在作品中淡化时代、淡化现实生活，而热衷于抒发个人的悲欢或苦闷的情绪或奇闻趣事、奇风异俗、花花草草的描写，有的就热衷于远古的或原始荒野地区的原始性的生活的描写。有的理论家还对这些作品给予了许多堂皇的桂冠。在理论上还有人片面地提出“距离论”，为这种创作倾向提供理论根据，说同时代、同生活保持距离才能产生优秀的传之久远的文学艺术作品。有的作家在创作时回避有社会性、教育性的题材，在作品中尽量排除社会性、政治性、教育性，专门着意于生活中的一点小感觉的抒发和描写，只顾追求空灵飘渺，或专在形式、技巧上下工夫，不怕内容空虚，只怕不能花样翻新。有的作品晦涩朦胧，不知所云，类似天书，连名作家、大艺术家也看不懂。有的评论家把这些作品誉之为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很大的审美价值，是永存不朽的文学艺术，反过来却否定一些文学史上受群众所欢迎的优秀作品。有的作家受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结构学”的影响，着意于描写人的自然本能、原始本能、生存意识。有的理论家热衷宣扬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类的爱。在这股搬运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潮流中，有的文学艺术家离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专事摹仿西方现代派的名著，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了一些孤独的人、多余的人、病态的、美丑莫辨的人物形象。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无选择、无分析批判地搬运，虽然还只是文艺工作中的支流，却也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应当做到：首先对于西方的现代派的文艺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肯定其具有科学性的部分和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吸收的部分，同时要注重批判它们那些非科学的和腐朽的本质，批判那些会腐蚀我们人民的灵魂的有害的部分。
对我们文艺界引进西方文艺的情况也要做具体分析，对有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在借鉴西方文艺的正确态度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收获也应该予以肯定。同时要有理有据地批评那种盲目搬运的错误倾向，对于我们文艺界自己的一些错误理论和糊涂观念，也要从认识上给以澄清。我们在分析批判西方现代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消极性的时候，必须要同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先进性及其伟大成就，这是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八十年代农村党支书形象
——话剧《娲皇峪》中的田大娘
曾镇南
六十年代曾以创作和演出话剧《槐树庄》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战友话剧团，最近在首都舞台上演出了他们的新戏《娲皇峪》（魏金虎、翟迎春编剧，魏敏导演）。
《槐树庄》所塑造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农村基层党支书郭大娘的形象，已经进入了我国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人物画廊之中，至今仍葆有着它特有的艺术生命力。从那以后，像这样血肉饱满、真切自然的基层党支书的形象就很少出现了。近年来，由于对革命文艺传统的忽视和对现实生活中先进人物的淡漠，话剧舞台上这一类人物形象几近绝迹了。《娲皇峪》充满深情地塑造了田大娘这个八十年代农村基层党支书的形象，使她真切感人地活在舞台上，表现了编导们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
田大娘所在的村庄娲皇峪是富有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现实特征的：改革与开放给这个太行山老区的村子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也使生活的矛盾复杂化了，使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工作的难度提高了。展现在舞台上的娲皇峪的现实生活形态是美丑杂陈、斑驳陆离的。古老、封闭的生活观念与风俗习惯依然笼罩着村民们的生活，少数人投机暴富所养成的骄横气焰公然冲击着人们固有的社会秩序。什么革命的传统、党的原则、党的形象，在一些党员心目中已成了背时、僵化的东西。生活的潮流裹挟着各种人生悲剧纷至沓来：嫌贫爱富的背约，伤天害理的弃妻，走投无路的卖女和啼笑皆非的纳子，难辨滋味的摔盆和出殡，……这一切生活中阴暗的、沉重的东西毫无讳饰地揭示出来。
而田大娘的形象，作为所有这些生活矛盾交汇的焦点，在这晦暗而混乱的背景上，显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光辉。她像独立支持的大树，临恶风而不弯，行公道而不徇，锋棱足以慑邪，温爱自能回春。在这样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村老大娘身上，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浩然之气激荡胸怀，精神为之一振！
正因为田大娘的形象是依托于坚实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所以，环绕着她而展开的戏剧矛盾和冲突的提炼，就避免了理念化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田大娘既是党支书，又是因办矿而先富起来的几十万元户的实际户主。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在村里和家里，遇到了诸多特殊的矛盾、特殊的心理压力，也铸成了她特殊的内心世界。田大娘，由于她曾是红军夫妇收养的弃婴的特殊身世和几十年党的教育，她具有老区基本群众对共产党纯朴的感情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始终怀着奋进之志，一心想用自己劳动所得的财富为家乡的建设出力，为乡邻的生计排难。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她精神世界的主调。
但是，田大娘又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她的言谈举止，思考和行事的方式，都离不开农村的具体环境和生活习俗，也离不开农村长期剧烈的历史变迁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例如“文革”中铁家与田家和她的关系）。因此，她的很高的“心气儿”和未能脱俗的现实的形影谈吐，就构成了颇有个性化的矛盾统一体。这在她和丈夫田增禄、和没登上记的老党员田顺心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相当生动、丰富的表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田大娘，不是那种满口豪言壮语实则苍白干瘪的“过滤”、“提纯”了的“英雄”，而是负荷着现实的各种压力、内心也不免惶惑和苦恼但仍葆有赤子之心的活生生的人物。
当然，在坚持从生活出发塑造先进人物方面，这个戏的某些场面和细节，也还有些生硬之处。细究这些破绽，大抵是囿于生活原型和某些理念所致。探索八十年代先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表现他们具象的生存形态，这是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被忽略了的艺术课题。《娲皇峪》在实践这一课题时的所得和所失，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称许的是，战友话剧团的演员们为把这个戏立在舞台上作出了可喜的努力。他们的表演风格，是质朴自然的，泼辣火爆的，有一种幽默的韵味，给人满台都是戏的饱满之感。在演出过程中，年青的战士观众非常活跃，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他们显然是被这个戏“抓”住了。这样的剧场效果是无可置疑的，它使在座的很多戏剧专家们陷入了思索。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苏联科学院院士 H·T·费德林
三千年来，中国的语言艺术一直在顽强地发展着，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中国伟大的文学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最深厚的传统，是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文学史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展从未中断，在于它同千年传统的密切关联，在于过去与现代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读过文学研究家杨义两大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从本世纪初以梁启超为首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反封建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书对中国四十年的小说发展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书中探讨了二十多个不同的文学流派，分析了近百名作家的作品，涉及了古今中外六百多位文学家的各个侧面。
这部书以它新颖的见解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主要原因在于视野开阔，它有助于读者对本世纪，对中国小说发展的道路，对不同的流派、作家的倾向，对历史真实的探索以及对把自己的创作同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起来的许多作家，做出他的判断。作者还表明，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与中国的语言艺术有过广泛的交流。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以下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结构新颖。作者采用“学案史”（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的传统形式的某些成分，考察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分化的历史过程，以便来分析作家作品结构上和文体上群体的特殊性，确定每个作家在流派走向中的位置，对文学史中的基本流派作出宏观的评价。
我们还看到，作者运用了中国古代的经验，尤其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奠基人司马迁的《史记》的方法，来追寻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再现他的“全人”和全部文学品格。作者同时还采用了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努力以广阔的视野，在描述小说的不同时期时确定它发展的趋向和主要特征。
第二，丰富的和多层次的研究角度。比如，在分析鲁迅和茅盾这样的大作家的作品时，作者就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审视了他们的作品。对于乡土作家，尤其是老舍和沙汀，作者也考虑到了民间艺术和民间风俗。郁达夫和施蛰存受过现代主义，尤其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作者对他们的作品则从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去剖析。至于对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作家之间，中国小说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古典遗产的关系，作者则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古代的经典、历史上伟大的著作以它们高度的语言技巧，深邃的思想和生动的民间语言吸引着广大读者。遥远的古代写下的文学典籍在后世得到了诠释，每代人对之都有自己的解释，都从中揭开一些奥秘，为自己找到一些新东西。这样，这些书籍及其作者就不能不具有现代意义。我们也看到，古代书籍中许多语汇都成了格言，不仅常见于现代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常用于今天中国人的生动口语之中。因为通过大师们言简而意赅的语言既可领会思想发展之始，亦可了解它本质性的终结。虽然这些语汇已属于遥远的历史，所用的汉字极其简略，听起来也不大习惯，却仍是历代的语言标准，它们具有现代意义，而现代意义是同过去与现在的精神问题和物质问题都密切关联着的。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继承和转化传统问题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还起着奠基石的作用。
第三，资料翔实广博。《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基础，是对中国两千多种现代文学原著的研讨，仅此一点便能说明问题。同时作者还力求客观地对待这些原始材料，考虑到各种倾向和写作风格的独特性，认真评价各个作家的语言艺术。该书不仅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左翼和进步小说家，而且对中间派和右翼作家的政治立场也作了评价，指出他们的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甚至在分析亲国民党派作家的作品时，作者既指出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也没有忽略他们对小说艺术的贡献。杨义同时还花了很多笔墨去分析台湾作家、上海租界的感伤派作家的作品，而从前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对他们是不大放在眼里的。这样，杨义便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读者也能够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个新的认识。
可见，杨义通过博览群书，尽力把所有文学作品都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包括已经得到重新评价和正在重新认识的作品。在这方面应当举出张资平、叶灵凤这样的作家，根据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他们的作品正在被重新估价。现代方法论的应用，使得这部小说史的作者能够以新的视角去更客观地对待那些已经见惯了的具体历史材料，重读那些曾经被划入不革命的和敌对阵营的作家作品。
（理然 摘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题材取向：作家无可回避
蔡桂林
新时期文艺理论开拓和创作探索，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们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呈现这个变革又深具意义的是作家题材选择自由度的拓展。作家对题材选择自由的向往和不断追求，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充分肯定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充分肯定题材选择自由在艺术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强调题材选择的取向性？题材选择取向性有没有崇高的社会—美学的意义？
现在重提题材问题，是深感于文坛在题材选择自由的背景下出现的另一种倾向：事实上存在的题材的单一化，以及一部分作家在题材选择自由条件下选择的惘然和困惑。自1985年以来的文坛，以题材选择自由为先决条件得以萌生的“先锋小说”领着风骚。这批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在人本和文本方面带来了新面貌。但无论这种新质具有多少，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缺陷：无论是《死亡叙述》，还是《追月楼》，是《世事如烟》，还是《迷舟》……所涉及的题材都很相似，呈现明显的单一化趋向。一批作家都写很陈旧、琐屑，远离时代的题材，一批作家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趋同，是不是恰恰是题材选择自由的悲哀？死亡、性是先锋小说家热衷的两大主题，也可看作已被他们衍化成为两大题材，对它的描写已经到了惊人趋同的地步。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一批作家被文坛新潮评论家一再“辩护”和颂扬，这样一批作品被广泛读解和宣传，必然会影响后继的创作者和评论者，势必造成这批作家、作品所关注、铺写的题材就是今日文坛走红的题材的印象。题材选择自由的本来意义在于它导致对题材的多方面撷取、多角度挖掘和多层面拓展，带来艺术创作的繁荣。几年的文学流变，充分显现题材选择自由必要性的先锋小说自身却陷入了题材趋同的局限。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荡一切的环境中，且作家又处于无着的时候，上述的那种导向和可能引出的结果就不能不使我们殷殷关注了。
作家的创作个性应该有自己明确、相对一贯的题材取向。即便在高扬个性、题材择取充分自由的情境中，依然可能因某种心理惯性而丧失自己创作个性和审美特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无法回避时代背景和历史提供的可能，都是那个时代中人的精神回响，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现实投影，这本身已构成题材时代性的取向。这种题材的时代性，正是我要鼓励的取向性，它着重表现为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面对自己生存、挣扎、痛苦、困惑中的现实生活的近距离撷取、逼视、审察、深思和探索。即如先锋小说，它显然受到外来思想影响，但任何一种外来思想的接受，必然有其内在精神的响应，必定与我们生活的内质具有某种同构性。对这种内在精神、生活内质的艺术挖掘，同样可能是切近现实和时代的作品，只要它是严肃的而不是随意的“玩”。别林斯基说得好：文学艺术必须表现世纪的兴趣和时代的精神，最好的作品都要在精神和形式上带有它那个时代的烙印，并满足它那个时代的要求。因此说，强调题材的取向性并不对立于题材选择的自由，而是在这自由之光沐浴下作家自觉地努力探求“怎样写”；它更不对立于现代艺术家在艺术结构上的自由选择，因为这是为了呼唤和容纳现代宏阔的精神。
中外文学史都反复证明，文学从来都是在荆棘中为自己开辟通路。我于上面那种“选择”的背后看见的是弱者人格：对时代题材择取上的无能为力，对现实中人的生存境况探求的力不从心，对时代主题“怎样写”的束手无策，在题材选择自由的口号下掩盖本身的苍白虚弱，没有面对严峻的现实的挑战魄力和勇气，这种文学现象恰恰在消解“题材选择自由”的神圣性。因为，在这个“幌子”下面，无数的现实时代题材被冠冕堂皇地放弃掉了；面对这种文学现象提出批评时，反批评者扯起的又是这面“大旗”。
然而，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规律“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的地位。企图向别方向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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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新书
●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最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对各种新的理论流派做了系统的介绍。全书分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发展论五部分。（辉）
●古远清的《诗歌分类学》，最近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论述了诗歌分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分门别类地论述了数十种诗体的创作规律和艺术特征。（文）
●在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之际，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曹尧德、杨佐仁的《孔子传》。这部长篇传记小说记叙了孔子讲学、周游列国、宣扬“仁政”“德治”政治理想、编纂史书等历史事件，描绘了“圣人”曲折生活场景以及孔子精神。（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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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金曲评选揭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广播金曲四十年听众评歌活动已于近日揭晓。选出《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十五的月亮》、《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梅赞》、《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爱你，中国》等二十八首歌曲荣获“四十年广播金曲”奖。（王惊涛）